朱刚丨从桃源流出的江湖 ——苏诗的“江湖”书写

Original 朱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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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从桃源流出的江湖

——苏诗的“江湖”书写

文 / 朱刚

摘要：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但苏轼、苏辙的诗歌则有意识地把“江湖”建构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在宋代作家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把“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有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有高人隐士、民情风俗、人文传承，充满诗意；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安全的避世之处。这种矛盾的认识与宋代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讯、商品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相应。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江湖”跟“桃源”相联结的诗意构思，强调“江湖”之水是从“桃源”流出。由“桃源”而“江湖”，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延伸，正好与权力延伸的方向相反。

关键词:汉轼；苏辙；江湖；桃源

朱刚，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

目录

一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

二 “江湖”可思

三 “江湖”可归

四通向桃源的“江湖”

五余论

苏辙的诗里，经常自比颜子，这颜子很安静地住在他的陋巷里；苏轼则喜欢把自己比为鸿雁，年年岁岁，往返飞翔。如果说陋巷是颜子所处的世界，那么鸿雁来去的世界，又被苏轼以何种诗语加以指称呢？作为诗歌意象的鸿，当然经常是飞在空中的，甚至飞去望不见的天际，所谓“渺渺没孤鸿”，但苏轼似乎也会注意到鸿雁停落或栖宿之处，如“应似飞鸿踏雪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诸如此类。需要说明的是，鸿在某一处雪地或沙洲，都不过是短暂驻留，毕竟它还拥有天空，所以它的世界流动不居，在《武昌西山》诗中，苏轼写出了这个流动不居的世界：

山人帐空猿鹤怨，江湖水生鸿雁来。

往复飞翔的鸿雁的世界被称作“江湖”，与猿鹤长居的北山，一静一动。猿鹤自是隐士的比喻，而鸿雁就指苏轼这样既不隐居山林又不稳居庙堂的人。庙堂之外的世界不光有山林，还有安静的陋巷和更为广阔的江湖。鸿在江湖的比喻，也曾出现在苏辙的诗里：

建元一二间，多士四方至。翩翩下鸿鹄，一一抱经纬……失足青冥中，投命江湖里。

作为鸿鹄起落的空间，“江湖”才能与“青冥”（天空）的辽阔相称。当然，表示环境和主体的词语，搭配使用有历史的习惯，江湖、鸿雁并不是陋巷、颜子那样几乎固定的组合，二苏笔下与“江湖”相配使用的似乎以“鱼鸟”为多：

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

本以鲰生，冒居禁从。顷缘多病，力求颍尾之行；曾未半年，复有广陵之请。盖以鱼鸟之质，老于江湖之间。习与性成，乐居其旧；天从民欲，许择所安。

草野微陋，章句拙疏。十载江湖之间，自群鱼鸟；五迁台省之要，永愧冠裳。

十年流落敢言归，鱼鸟江湖只自知。

幸推江湖心，适我鱼鸟愿。

毕竟字面上的“江湖”乃是水域，所以与之适配的主体还有“鱼”，而同时并举的“鸟”里面，应以鸿雁那样的候鸟为主吧。无论如何，包含鸿雁在内的“鱼鸟”明确为作者的自喻，“江湖”就是其身处的空间。那么，作者赋予这个空间的诗意又是什么，就是本文要加以考察的问题了。

一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

对“江湖”的书写，恐怕是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在白话小说流行之前，主要见于诗歌。本世纪初，丁启阵先生有《中国古代诗歌中“江湖”概念的嬗变》一文，简要地梳理了“江湖”一词的语义变化，认为此词本指适合鱼类生存的环境，始于《庄子》，后来被陶渊明转指隐居的场所，及至杜甫，则扩大为在野（与出仕相对）、不在都城（与在朝廷相对）之义，就此定型，而被后人沿袭。尽管丁先生也已指出，杜甫久在江湖，与这个世界的感情是亲切的；但总体而言，跟极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一样，杜甫毕竟仍希望出仕，向往朝廷，“江湖”并不是实现其人生理想的地方，这个空间的意义基本上是负面的，处在“江湖”的大致是失意之人。

确实，如果我们专看二苏上呈给朝廷的章表，则其中的“江湖”一词，仍是与朝廷相对的世界，而且几乎就是放逐罪人的场所。尤其是贬居黄州以后的苏轼，似乎习惯以寄身“江湖”来表述这段经历：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

臣猥缘末技，获玷清流。早岁数奇，已老江湖之上；余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

前一段是刚获命离开黄州时所作，后一段是元祐初年在朝时的回顾，所谓“江湖之上”主要指向黄州的经历。这大概因为黄州处在长江之滨，过江就是荆湖北路，可谓名副其实的“江湖”之地。在苏轼贬居黄州的同时，苏辙受兄长连累，也贬居江南西路的筠州，他后来也用“江湖”一词指代贬地：

近蒙圣恩，除前件官，仍改赐章服者。谪宦江湖，岁月已久；置身台省，志气未安。

臣家世寒贱，兄弟戆直。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晩逢兴运，联翩禁近以偷安。

这都是元祐在朝时的回顾，与“台省”“禁近”对举的“江湖”，当指其元丰年间的贬地而言。

不过，二苏的生平中，除了在朝、贬谪外，还有一种外任的经历，即离开首都去担任地方官。从语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苏轼章表也有把外任之地称作“江湖”的，其例如下：

臣本缘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余，当二年水潦之厄。

三年翰墨之林，屡遭飞语；再岁江湖之上，粗免烦言。岂此身愚智之殊，盖所居闲剧之致。

臣久缘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北极之光，但罄南山之祝。

臣职守江湖，心驰象魏。

以上皆元祐间所作，与“翰墨之林”或“象魏”对举的“江湖”，指的是杭州等“出守”州郡。地方政府是朝廷的下属，或者说派出机构，但地理上则与朝廷有一定距离，故在“朝廷—江湖”的二元图景中，地方政府属于前者还是后者，道理上本来是两可的，不同的作者可以各自的方式去处理，从中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心态。对于苏轼来说，他当然明白地方政府必须听命于朝廷，但仍愿意将其所在地称为“江湖”，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表明“江湖”并不能拒绝权力的脉络向这个空间延伸，因此虽在“江湖”，仍是“待罪”，而且面对旱涝灾害，还有救治的责任；不过苏轼仍愿意强调这是一个跟权力中枢不同的空间，至少容得“衰病”之人，可以“粗免烦言”，承受的压力比在朝廷要小一些。

二苏章表中使用“江湖”一词最晚的例子，是绍圣二年（1095）再次贬居筠州的苏辙所作《明堂贺表》，此年九月因明堂礼毕而大赦天下，在严厉打击“元祐党人”的时势中，是个难得的宽弛之令，辙读赦书而上表云：

臣顷侍帷幄，稍历岁时。谴责之深，坐甘没齿；江湖之远，犹冀首丘。

在此表中，“帷幄”指向朝廷，“首丘”指向故乡，而所谓“江湖之远”，既远离朝廷，又远离故乡，乃是被“谴责”者的放逐之所。对于这种被放逐的命运，苏辙表述的态度是“坐甘没齿”。仅就章表的范围来看，这样的表述充满悲情，出于无奈，但我们若读二苏的诗歌，则不难看到他们对于“江湖”，也确实有一种“鱼鸟”之思，详下文。

二 “江湖”可思

跟章表中一样，二苏诗中的“江湖”，亦兼指贬所与外任之地。首先，黄州谪居生涯，被苏轼称为“五年江湖”，见其对朋友孙觉的诉说：

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

这里的“坐诗”就指“乌台诗案”，此后便是黄州的五年谪居。被他连累的苏辙，在贬居筠州时期也有“远谪江湖舳尾衔，到来辛苦向谁谈”“门前溪水似渔家，流浪江湖归未涯”等诗句，将贬地称为“江湖”。又，苏轼于“乌台诗案”前赠朋友李常诗已云：

君为三郡守，所至满宾从。江湖常在眼，诗酒事豪纵。

他说李常离开朝廷后，连着做了三处地方官，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江湖”。元丰末从黄州放归，也有赠同年蔡承禧诗云：“三年弭节江湖上，千首放怀风月里。”此谓蔡氏离朝外任已达三年。可见外任之地，在他的笔下亦属“江湖”。这样，苏轼从熙宁间因反对“新法”而离朝，至元祐归朝，其外任和谪居的时间加起来有十余年，这被他自己称为“十载江湖”，如《次韵胡完夫》云：“青山别泪尚斓斑，十载江湖困抱关。”与此相似的说法，是黄庭坚《寄黄几复》诗中的“江湖夜雨十年灯”，大概从二黄相别，到庭坚写诗的时候（元丰末），他们在地方州县转辗任职，已有十年了。

元祐归朝的苏辙，回顾此前的经历，也说“流落江湖东复西，归来未洗足间泥”。不过他的笔下，与“十载江湖”相似的表述是“十年江海”：

十年江海兴不浅，满帆风雨通宵行。投篙椓杙便止宿，买鱼沽酒相逢迎。归来朝中亦何有，包裹观阙围重城。日高困睡心有适，梦中时作东南征。

以“江海”指远离政治权力之地，在六朝以来的诗歌中也自成传统，苏辙未尝出海，他所谓的“江海”实际上跟“江湖”的意思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作于元祐年间的诗中，此前的十几年流落江湖的经历，成了梦里追寻的美好过去。水运交通和市镇的发达，使江湖旅途亦具风雨夜行的兴致，不但可以随处止宿，还能相遇不同的人，吃各种不同的鱼，喝各地自产的酒，颇有温情。与此相比，京都又有什么？无非是内城、外城两重城墙包围着一些宫廷衙门而已，身在其中只想睡觉，而梦魂飞回了东南—好不容易归朝的作者，却成了个思念“江湖”的人。同样，元祐年间的苏轼，也有“江湖前日真成梦”“江湖来梦寐，蓑笠负平生”等相似诗句。

“江湖”有何可思？与固定在一地的都城不同，“江湖”是个流动的空间，苏辙写的“通宵行”“东南征”也富有动感，比起困睡一地，在流动空间中的连续行动，当然更有资格成为真正“人生”的内容。人生本来就常被形容为一个旅程，这旅程理应是在流动的空间中展开的，所谓“君为魏博三年客，日有江湖万里心”，保持对于远方的向往，才是富有诗意的人生。当然，这个空间不能只是一片荒原野水，其中必须有适合于诗人生存的条件，那么，除了舟楫风帆、买鱼沽酒，二苏的“江湖”还有什么呢？

熙宁九年（1076），密州知州苏轼把州城西北潍水边上的一个送客亭改建为“快哉亭”，时在齐州的苏辙寄诗云：

车骑崩腾送客来，奔河断岸首频回。凿成户牖功无几，放出江湖眼一开。景物为公争自致，登临约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赋，更拟兰台诵快哉。

按诗中所云，改建工程并不复杂，主要是多开了几扇门窗，但好处就在“放出江湖”进入亭中之人的视野，使自然风景纷至沓来，引人诗兴。上文引用的苏轼赠李常诗“江湖常在眼，诗酒事豪纵”，也是相同的意思。多年以后，苏轼还有“忆昔江湖一钓舟，无数云山供点笔”的回忆。山水风景，自非行走“江湖”者不能饱览。像后来深居宫廷的艺术家宋徽宗，就只好造些假山来寻取诗情画意，却为此承受千古骂名，也算可怜。

与自然山水相伴的，往往还有历史遗迹，对于二苏这样学者型的诗人，可能更富吸引力。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京赴杭州通判任，途中游历镇江，作《甘露寺》诗，苏辙次韵云：

去国日已远，涉江岁将阑。东南富山水，跬步留清欢。迁延废行迈，忽忘身在官。清晨涉甘露，乘高弃征鞍。超然脱阛阓，穿云抚朱栏。下视万物微，惟觉沧海宽。潮来声汹汹，望极空漫漫。一一渡海舶，冉冉移樯竿。水怪时出没，群嬉类豭羱。幽阴自生火，青荧复谁钻。石头古天险，凭恃分权瞒。疑城曜远目，来骑惊新观。聚散定王业，成毁犹月团。金山百围石，岌岌随涛澜。犹疑汉宫廷，屹立承露盘。狂波恣吞噬，万古嗟独完。凝眸厌滉漾，绕屋行盘跚。此寺历今古，遗迹皆龙鸾。孔明所坐石，牂䍽非人刊。经霜众草短，积雨青苔寒。萧翁嗜佛法，大福将力干。坡陀故镬在，甲错苍龙蟠。卫公秉节制，佛骨埋金棺。长松看百尺，画像留三叹。新诗语何丽，传读纸遂刓。嗟我本渔钓，江湖心所安。方为笼中闭，仰羡天际抟。游观惜不与，赋咏嗟独难。俸禄藉升斗，虀盐嗜咸酸。何时扁舟去，不俟官长弹。

甘露寺在濒临长江的北固山上，苏辙在描写山水风景之后，可能是按苏轼原诗的提示，逐一点到了诸葛亮坐过的狠石、梁武帝造的大铁镬和唐代李德裕画像等历史遗迹，甘露寺拥有的这些遗迹几乎勾连起一部宋前的中国史。最后，苏辙为自己未能同游深表遗憾，希望哪天可以脱离官场，乘上扁舟去“江湖”尽情寻访。因为漫长的中国史把众多的遗迹散布在“江湖”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实际上也到处含蕴着深邃的历史感。

值得注意的，还有苏轼作于元祐后期的下面两诗，都提到了“江湖”：

都城昔倾盖，骏马初服辀。再见江湖间，秋鹰已离鞴。于今三会合，每进不少留……

淮上东来双鲤鱼，巧将诗信渡江湖。细看落墨皆松瘦，想见掀髯正鹤孤。

前一首说他在“江湖”见到了朋友，后一首说朋友的书信远渡“江湖”到达自己手上。北宋时期的交通、通讯当然没有现代那么便利发达，但与唐五代之前相比，显然有巨大的进步。以前的诗人，相聚交流大抵只在京师，分赴“江湖”后便多孤处寂寞之叹，但对于北宋诗人苏轼来说，他的“江湖”既可以是朋友相见之地，也不难收到朋友的书信。客观上，交通、通讯以及商品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使“江湖”的宜居程度不断提高。

这样，我们在二苏言及“江湖”的以上诗句中看到，这“江湖”间有山水风光、有历史遗迹、有朋友人情，在此行旅酒食，无不催发诗兴。对于诗人来说，除了权力压迫、行政束缚，“江湖”已经不缺乏什么。比起京都，“江湖”甚至更多人间烟火，更适合作为归宿之地。

三 “江湖”可归

北宋“新旧党争”局面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跟宋神宗英年早逝有关，比神宗年长十来岁的苏轼、苏辙，在谪居黄州、筠州的时候，是不敢预想皇帝会比他们更早去世的，所以，此后政局翻转使他们成为元祐大臣，毋宁说是个意外，当苏轼在元丰七年（1084）获准离开黄州的时候，他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转机，《别黄州》诗云：

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

他认为自己还会回到黄州来，因为余生肯定要在“江湖”上度过。这并不是刻意对政治前途作低调的估计，以神宗皇帝掌控政局、坚持“新法”为事实前提，苏轼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实际上，他在黄州经营东坡，建造雪堂，自号“东坡居士”，也已经是此种心理准备的体现：有意认同黄州，认同“江湖”。

对“江湖”的心理认同，当然不至于使苏轼放弃元祐入朝的机会，毕竟儒家教养赋予士人的政治理想主要须在朝廷才能实现。但元祐年间也有党争，而且局面更为杂乱，官职的升迁并不意味着苏轼的政治诉求都能如愿以偿，当他对京师的官场感到厌倦的时候，“江湖”就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元祐四年（1089）的苏轼回想黄州云：

东坡先生未归时，自种来禽与青李。五年不踏江头路，梦逐东风泛蘋芷。江梅山杏为谁容，独笑依依临野水。此间风物君未识，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复在江湖，知君对花三叹息。

此时苏轼正想申请离京，去担任地方官，所以预计“明年我复在江湖”，而事实上他当年就再莅杭州。此后，在“江湖”与朝廷之间来来去去，真如鸿雁一般。据其诗语，他更为认同的乃是“江湖”：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时一顷。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黄门殿中奏事罢，诏许来迎先出省。已飞青盖在河梁，定饷黄封兼赐茗。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

这是元祐七年（1092）从扬州还朝的时候所作，漫长的行旅显然令他感到疲倦。朝廷对这位名臣表示了礼遇，知其行近都城，特许门下侍郎苏辙暂停公务，出城迎接兄长，还赐茶慰劳。不过苏轼表示他没有礼物可以回赠，只能把一路上听到的丰收消息告诉担任执政官的弟弟，而对于自己这一次还朝任职，则遗憾地表示“归老江湖”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归”字的指向，一般是故乡，也经常是京师，但在苏轼这里却是“江湖”。

确实，翰林学士苏轼的“江湖”之志，屡见诗中，如“今年我欲江湖去，暮雨连山宰树春”“逝将江湖去，浮我五石尊”“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等等，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也说：“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有佳思也。”这样反复表示，并非违心之语，因为就仕宦常情而论，随着苏辙担任的职务愈趋显要，其嫡亲兄长似乎也以申请外任为宜。就此而言，将外任之地纳入“江湖”，对苏轼来说几乎是必要的，否则除了贬谪，他就与“江湖”无缘了。相对来说，苏辙的政治地位更高，卷入元祐政争更深，尽管也有“万里还朝径归去，江湖浩荡一轻鸥”等类似表述，但元祐时期的他除了一度出使契丹外，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朝廷。当然，他对兄长的“江湖”之志是完全了解的，还曾寄诗“提醒”苏轼：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辙在契丹见闻了苏轼及其作品在当地的影响，觉得如此声名远播，恐怕会妨碍其“江湖”之志的实现。

既然“江湖”是一个“朝廷”之外的空间，而“朝廷”才是儒家政治理想、人生价值的实现地，那么“归”去“江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政争、休歇身心，则归隐“山林”更符合诗歌的表现传统。逃避的空间，只需要一丘一壑，用不着“江湖”那么辽阔。但苏轼向往的，确是辽阔的空间，而且他的诗歌对此有异常杰出的把握：

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付童仆，自看雪汤生玑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

此诗以“江”起，以“湖”结，笔者以为是苏诗“江湖”书写的巅峰之作。“江夏无双”指黄庭坚，他把家乡的双井茶送给苏轼，并赠诗，苏轼次韵答之，却由长江流域的黄庭坚联想到了汝阴（颍州）的六一居士欧阳修，后者曾在自己的著作中盛赞双井茶。然而，当“江夏无双种奇茗”的时候，其实“汝阴六一”墓木已拱，首二句所写的事并不发生于同一时间，作者以对仗之法加以并置，是把时间间隔转化成了“江夏—汝阴”的空间距离。接下来，两句写黄庭坚精心制茶，两句写欧阳修生前“病渴”，正需要好茶，这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也被抽去。“病渴”就是糖尿病，同样患有此病的，还有汉朝的司马相如，其在当代文坛首屈一指的地位，正与欧阳修相同。这司马相如被带出，使被抽去的时间间隔更大。最后两句，苏轼自己出场，“明年”二字把时间因素稍稍放出，但立刻又被转化成空间距离：他想把自己安置到东南的太湖上。使用了真正堪称“空间诗学”的高超手段，苏轼把漫长的时间都折叠到空间之中。太湖之思绝对不是逃避行为，而是有意在开拓空间：“汝阴”一名自与汝水相关，而北宋颍州实因流入淮河的颍水得名，当时已有大运河沟通淮河、长江，从长江再往南，才连到太湖。很显然，苏轼通过自己的水运交通经验，达成了对“江湖”流动空间的宏观把握，而由双井茶所象征的文人风雅生活，就在此空间中传递。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诗中被作者有意压扁的时间轴释放开来，则在种茶的弟子和著书的老师之间，东坡画舫的驶入，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三代师弟由此得以连贯，而向上追溯，还能望见司马相如的身影。这样的一个世界，令人神往，苏轼赋予它的文化意义，非一处“山林”可以承担，必须是“江湖”。

一种风雅的生活充盈在“江湖”，一缕亘古的诗意延绵在“江湖”，一个伟大的文明崛起在这个辽阔的空间。苏诗对“江湖”的书写，至少在建构其人文景观的方面，是远远超越杜甫，超越前人的。“江湖”的意义不再是负面的，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是文化人真正的归宿。

四通向桃源的“江湖”

苏轼有“我家江水初发源”之句，认为自己的家乡是长江的源头，后来两度任职杭州，歌咏西湖并成功地治理西湖，他对于“江湖”的好感，很可能跟这样的经历相关。不过，既然“江湖”可以泛指朝廷之外的所有地方，那么为这个空间赋予意义的时候，诗歌传统中借“山林”意象来表现的隐逸文化，其实也被包含其中。早在熙宁初年，苏轼诗中想象的“江湖”就是有不少隐士的：

江湖隐沦士，岂无适时资。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娱嬉。从之恐莫见，况肯从我为。

他说“江湖”上的这些隐士，或许也不乏为国家出力的才干，却愿意逍遥自在，空度一生，“我们”既找不到他们，他们也不肯来找“我们”—此时出仕不久的苏轼对“江湖”尚有陌生之感，但由此不难看到，隐逸文化是宋人“江湖”想象的底色，这是由文化传统决定的。

当然，由于把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也纳入了“江湖”的范围，隐逸文化就不能覆盖这个空间的全部了。实际上，随着水陆交通和信息传播的发展，政治控制力的加强，再加上北宋统治的疆域比汉唐狭小等因素，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已经遍布“江湖”空间。这方面，苏辙曾有明确的表述，在他替朝廷起草的命令中说：

敕具官某等：朕惟古之圣王，不泄迩，不忘远，虽在江湖万里之外，视之如畿甸之间，是以并择才能，以察犴狱……

虽托言“古之圣王”，其实基于作者在当代的切身感受，所以他告诫新任的地方官说：即使你们跑到了“江湖万里之外”，朝廷仍能看到你们的所作所为。事实确乎如此，就像苏轼在杭州、密州写一些诗抒发不满的情绪，就会引来一起“乌台诗案”。所以，“江湖”并非安全的避世之处，其与隐逸文化将构成何种关系，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苏轼用诗歌表达了他的思考结果。在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谪居以后，元丰八年（1085）赴登州途中，重访离别十年的密州，自和旧诗云：

伛偻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梦幻躯，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谁相亲。却寻泉源去，桃花应避秦。

诗中的伛偻老人，看来曾是苏轼的旧识，但似乎已经不能认出苏轼了。一别十年，经历了这么多事，确实改变很大。“江湖久放浪”大概指黄州谪居，以及离开黄州以来的长途漂泊，按今天的政区，苏轼从湖北出发，走过了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四省，又到达了山东。比起“朝市”，他已经习惯于这样流动的“江湖”生涯。虽然此时的苏轼是走在复起为官的途中，但诗末表示了他的愿望，并不是从“江湖”走向“朝市”，而是想掉转方向，去寻找“泉源”。毕竟“江湖”在字面上是个水域，所以必然有个源头，而他想象中的这个“泉源”，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东坡先生为他的“江湖”找到了一个源头，就是桃源！苏诗“江湖”书写的又一个点睛之笔出现了。

我们知道，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标志，在诗歌批评史上，也是苏轼把陶渊明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和陶诗”更享盛名。至于苏轼对“桃源”的具体认识，则有明确的论述性文字，就在《和陶桃花源》诗的引言：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亦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思天壤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予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畤德麟者，曰：“公何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他首先否定了“桃源”为神仙世界的说法，然后举出南阳菊水、蜀地青城山老人村两个例子，认为这样保持自然生态与淳朴民俗的偏远区域，不与外界相通，就是现实中的“桃源”了。天下之大，类似的地方应该不少，陶渊明只是偶然到访了一处而已。引言的后半篇讲了苏轼梦至“仇池”的事，经过一番考问，最后确定“仇池”其实就是相对隔世的一处“桃源”。这个“仇池”之梦对苏轼影响不小，笔下多次道及，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仇池”看作苏轼心中的“桃源”。另外，在《和陶桃花源》诗中，苏轼还提到了“蒲涧安期境，罗浮稚川界”，即广州城外的菖蒲涧和惠州的罗浮山，相传都是仙人的居所，但在苏轼看来，也跟“桃源”类似。总之，“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这浊世之中，原本也有不少“桃源”与我们同在，随时可以前往小憩。陶渊明赋予“桃源”的隐逸文化被继承下来，但其神秘感消失，大抵就是处于僻远之地，不易受外界影响，人情风俗比较淳古的自然村而已，当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拥有水源。这其实是生命存在所必需的条件，但妙处在于，既然拥有水源，便可与“江湖”相通。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诗歌史上颇具象征性的一幕：从陶渊明的“桃源”，流出了苏轼的“江湖”，东坡“和陶诗”就是“江湖”向其源头“桃源”致敬。

当然，我们只能从苏轼的诗里看到他以“桃源”为“江湖”之源的构思，其论述性文字没有直接把两者相联结的说法。但诗人灵光一闪，联想及此，正是其真实心态的展露，极堪珍视。而且，在山的泉源，流出为江水，这原是传统的山水画经常表现的内容，苏轼就曾看到一幅这样的《烟江叠嶂图》，为之题诗云：

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呑天。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昼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此诗前半部分就再现了画中内容，苍崖绝谷之间的泉水，流出谷口而为平川，然后江面越来越宽阔，乃至“吞天”。“君不见”以下描写了黄州的四季之景，我们知道黄州经历便是苏轼念念不忘的“五年江湖”。接下来“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正同于《和陶桃花源》中的说法，意谓世间流水，必可上溯到一个现实的“桃源”，只看你有没有决心去寻这条归路。

苏轼当然知道，他的“江湖”已是来自朝廷的权力延伸之地，但他仍坚持这“江湖”之水是从“桃源”流出来的。由“桃源”而“江湖”，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延伸，与权力延伸的方向正好相反，但必须有来自“桃源”的一脉，才能保证这“江湖”是个诗意空间。

五余论

以上汇集了苏轼、苏辙书写“江湖”的许多文本，按其语脉，结合作者的经历，求索其表达的含义，认为他们笔下的“江湖”已被建构成崭新的诗意空间。基本上，本文还未涉及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他们其实也有不少相关的书写，而论及宋人的“江湖”观念，出现于南宋的一个被称为“江湖诗人”的群体，也是不能忽视的。学界对“江湖诗人”或所谓“江湖诗派”已有许多考论乃至争议(56)，从梳理历史现象的角度看，以“江湖”与“庙堂”之对举来确定这里的“江湖”含义，从而据诗人的非士大夫（或高级士大夫）身份来确定“江湖诗人”的范围，是比较简捷、容易操作的方法，笔者本人也曾如此主张。不过，个体的社会身份，与其精神认同、审美倾向，毕竟不能完全对应，而彼此划分畛域。鉴于苏诗的巨大影响力，我相信经他们书写的“江湖”，已经不专属一部分“江湖游士”，而是所有诗人共享的一个诗意空间。而且，这个空间以隐逸文化为底色，但不能拒绝政治权力的延伸，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民情风俗乃至高雅的人文传承，毕集于此，与后世白话小说描写的“江湖”相比，明显缺少的是粗暴的市井、草莽之气，所以基本上仍属于士大夫文化。这就意味着，“江湖”书写本来就是士大夫文化发展出来的一个部分，如果一位高级士大夫，愿意一心一意书写他的“江湖”生活、“江湖”情思，那就没有人可以规定他不能做个“江湖诗人”，如果他仅存的作品显示出与别的“江湖诗人”高度认同，那我们仅据身份而把他逐出这个群体之外，就毫无必要。总之，对于诗人来说，“江湖”既意味着一种身份，也意味着一个诗意空间，这两方面都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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