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 ｜数字工作、压缩的个体与情感

数字劳动

与数字化治理

数字工作、压缩的个体与情感

文

｜[法] 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 

摘要：在过去40年里，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化、重新配置化和外包化。一种匿名资本主义即“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数字工作意味着一种“新的工薪精神”，它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相一致，都加剧了地方和全球工作制度的霸权主义强度。新的社会不平等在赛博无产阶级、赛博中产阶级和赛博上层阶级的生产中形成。在情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个体在工作中陷入异质性和自主性的双重困境。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个体内化了面对经济约束的指令，并在全球社会中生产了自我优化和表演自我的叙事。这种压缩的个体在国际数字经济中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关键词：数字工作 ; 劳动体制 ; 情感资本主义 ; 表演自我 ; 压缩的个体

作者简介：罗兰（LaurenceRoulleau-Berg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目录

概览

一 匿名资本主义与数字劳动

二 数字世界和新的不平等

三 数字经济与种族化

四 年轻工作者、集体幻灭与数字工作

五 压缩的个体、表演自我与情感

结　　语

在过去40年里，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化、重新配置化和外包化。一种匿名资本主义（a faceless capitalism）—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数字经济在全球市场的生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亚洲市场中。数字工作意味着一种“新的工薪精神”（new spirit of wage-earning），它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相一致，都加剧了地方和全球工作制度的霸权主义强度。在数字工作中，灵活性和流动性成为构建富足经济的主要行动准则，同时有助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到来。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赛博无产阶级（cybertariat）、赛博中产阶级（cyber middle classes）和赛博上层阶级（cyber upper-classes）的生产中出现。个体在工作中陷入异质性和自主性之间的双重困境。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现代性在情感资本主义相关的劳动体制中转变成了一个将情感转化为情感商品（emodities）的超级营销。从数字工人的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压缩的现代性产生了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压缩的个体，他们被迫优化自己，在数字经济中内化了面对经济约束的指令，并在全球社会中生产了自我优化和表演自我的叙事。

一 匿名资本主义与数字劳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洲，劳动力外包运动和“特殊就业形式”的出现与倍增（如临时工作、定期合同、间歇性工作；远程工作、自由职业、居家工作等），不仅促进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平台的出现，而且为全球资本主义中新的外包机制提供了支持。工厂工作正趋于消失，基于数字化和资源汇集的众包工作正在劳动法和社会保护系统之外发展，不仅模糊了诞生于与雇佣劳动相关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的定义，而且模糊了活动和工作之间的界限。自主创业者的形象成为这种数字资本主义所形塑的象征，并与工人的形象相重合。

在过去的40年里，在欧洲，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与不稳定和霸权劳工制度有关的工作。由于“灰色”或“黑色”就业领域中过渡性工作和特殊工作形式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不稳定的就业进程导致了劳动合同条件的瓦解。多样的非典型工作合同之间出现了新的等级：固定期限合同、兼职工作、临时工作、季节性工作，甚至是每日工作和临时制工作......在有机会获得合同的情况下，教育水平越低的工人就越容易接触到不合法的合同。文化背景、社会出身、性别和代际地位，在界定差异性和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准入形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处于底层位置的个体经常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工作，其工作条件是基于不体面的原则和对劳动者的轻视，他们被迫进入高度生产和竞争，以及高度道德异化的处境中。

在这种经济不安全的背景下，美国网络巨头亚马逊发起了微任务众包，现在由中国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进行广泛的实践。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网吧、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家中，在没有雇佣合同和没有经济稳定性的条件下，参与每次点击可获得几美分的人工智能工作。

例如，2009年，中国只有三个淘宝村，截至2019年，中国共有4310个淘宝村、1118个淘宝镇和95个淘宝村集体，销售额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683万个就业机会和244万个活跃销售点。除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增长，还应该考虑到销售规模、在线商店和农民自办网店的数量。年轻人凭借其互联网文化、独立的思维方式以及在网络商务中组织代际家庭劳动分工的能力，已经成为电子商务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农村电商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回乡创业。2003年，淘宝网的推出刺激了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由于进入成本低，对技术资质的要求不高，淘宝网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和农村精英，使得“互联网+乡村经济”模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力量。阿里巴巴公布数据称，2020年淘宝有四分之一的网店都来自淘宝村。《2020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显示，过去一个财年，阿里创造了一万亿美元的交易额，其中淘宝村贡献了一万亿人民币。在国家支持下，“农村+电商”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各地得到了宣传和推广，进而成为转变农业发展体制和减少贫困的有效方法。

随着劳动力的外包和分散，全球资本主义催生了数字劳动，即“用于驱动自动化系统的以任务为导向和数据化的劳动”。不断涌现的平台通过聚合不同的活动、商品、服务和经济产品扰乱了传统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由算法设备组织的不同平台可以区分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例如：“按需”服务平台，如Uber、Airbnb和Deliveroo；产品或电商平台，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社交平台，如Facebook和Tik Tok。在平台经济中，工作的非物质化和工作空间的虚拟化打乱了过去“公司”的秩序，员工主动或被动地被置于去个性化的职业关系中，显得原子化、孤立，与工作集体没有联系。一些员工拥有自营职业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出现在居家工作平台、运输服务、独立的专业人士和通用数字工作中。在国家和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薪酬模式特有的合同雇佣关系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工人、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于临时工作中。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公司越来越有去地域化和虚拟化的趋势，不同时刻和环节的生产过程是多区位的和分离的。

数字工作者过度暴露在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中，他们不隶属于传统薪酬体系的雇佣关系，而是被置于模糊的灰色经济区，由一种有组织的数字生产无政府状态管理。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低技能青年工人在电子商务、快递、团购、食品配送和出租车服务等发展迅速的数字平台上工作，“点击工人”通过执行非技术性的任务获得低廉的工资。计件式工作正在通过微型就业平台重新出现，并且最先涉及移民工人的参与。数字工人、众工和自雇者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可见的威权工作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加强生产紧张和严苛的工作节奏与条件，在不体面的工作中制造强烈的自主性禁令规范。

二 数字世界和新的不平等

如果在数字世界中出现了去国家化的赛博无产阶级，那么赛博中产阶级和赛博上层阶级也正在形成。压缩的现代性刺激了由于社会分化原则和赛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数字经济的多样化。

平台是生产赛博无产阶级的商品化和底层性新空间。泰勒主义的工人来自农业世界，他们通常是移民，在进入工厂之前曾从事过建筑工作或者季节性工作。如今，亚马逊的工人是承包商、技术人员、电工......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他们是难民和学生。

在从工厂工作向平台工作的过渡过程中，霸权主义的劳工制度通过强化对平台的依赖而重组，通过强化“准时制”的做法，使用隐藏系统来评估、控制和施加绩效压力，并结合不达标和不稳定的薪酬来提高工作率。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工厂工作和服务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例如，在中国，外卖行业的外卖员是新生代年轻农民工渴望从事的工作形式的代表；80%的外卖员以前是体力劳动者、公司雇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相信转向外卖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中的自由。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工成为外卖行业中的配送员。低薪工人正在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困难：被压缩的时间、任务执行被低估的所需时间、无报酬的任务和技术工作，以及不被遵守的最低工资标准。许多中国年轻人在没有就业身份的情况下加入微型工作平台，成为“点击工人”，在家里从事非技术性的工作和赚取微薄的工资。微型工作平台反映了多重压缩现代性所固有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

在欧洲和中国，配送、外卖、送货上门和出租车行业的工人都在一种虚假的自主意识、自由生活和独立行动的体制下工作，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数字控制之下”，受到雇用他们的公司和遵循指示评估他们服务的消费者的双重监视。数字控制作为一种强大且顽强的力量出现，由算法创造，并与物理和虚拟空间中的霸权工作制度相关联。送货员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通过移动设备被监控和控制。例如，优步司机和配送员受到持续性的监视，而且在工作空间中的自由度非常小。他们在被消费者评价的基础上接受平台的奖励或惩罚。预计的交付期限、送货行程计划和执行任务的限制都表明了用于捕获工人身体的监视策略。新的工作场所暴力现在发生在送货工人和用户之间，而不再是雇员和雇主之间。这些工人被赋予了一种服务关系，迫使他们调动强大的情感资源来应对评估，特别是在投诉或冲突的情况下。

年轻的数字工人梦想着“为自己而活”，与他们内在的自我意识相联系，能够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而不总是“打卡”。然而，与之相反的现实是，他们成了平台资本主义体系中新的底层工人。他们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按时交货）或受到用户的攻击，他们受制于极端的最后期限和工作量，这些都会造成有限自主性。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工作生产了新形式的底层性，这种底层性隐藏在有限自主性（restricted autonomy）的背后。由于被剥夺了所有的保护，年轻工人参与了“新的工薪精神”的产生，这种精神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相一致，都加剧了霸权主义工作制度的强度，促进了组织的自主性而不是个体的自主性，也就是说，自主性是为公司的业绩服务的。情感资本主义通过实体的、虚拟的和政治的系统运作，侵占年轻工人的身体，并采用不正当手段使年轻工人在工作中产生虚假的独立感。

在地方世界主义的基础上，年轻的博主通过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电脑、互联网、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创造虚拟工作和开发新的跨国经济领域。例如，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中活跃的非中国国籍的跨国博主是连接受众和商品的重要枢纽，是中国新资本空间中独异性的数字工作者。这些年轻的博主可以被定义为自由职业者。数字经济形态在数字无人区（digital no man's land）中迅速发展。新型工作诞生于协作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制造商和消费者、雇员和同事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中国年轻人在开放式外包工作（众包工作）和建立小商品流通的在线全球贸易中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赛博中产阶级中，年轻人正在参与数字经济，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和网店成为“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或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流动的工人（mobile workers）。电子商务在数字平台上运行，成为互动、建立情感纽带和创造创新社会和商业实践的场所。正如Béatrice Zani（2020）所表明的，年轻的中国内地妇女迁移到中国台湾，利用微信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在新的虚拟市场上提供一系列小产品。她们在中国中部省份的家乡、中国沿海大城市和中国台湾之间交易大量的商品，如鸡爪、奶粉、五香肉、调料、胸罩、衣服、内衣和化妆品。电子商务受到新冠疫情的部分影响，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年轻创业者而言。一些创业者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着许多困难，他们原本就在激烈的竞争中很脆弱，并且由于无力重建由疫情造成损失的经济资本而变得更加脆弱。

因此，在数字世界主义中我们可以区分：（1）上层的数字跨国主义，培养属于新的国际“赛博上层阶级”的年轻人。（2）中间的数字跨国主义，存在于电子商务和数字企业家精神中，伴随着新的赛博中产阶级的形成。（3）底层的数字跨国主义，伴随着新数字小资本主义中赛博无产阶级的出现。

三 数字经济与种族化

在欧洲，社会隔离的过程被认为嵌入了经济和社会不安全、贫困、劳动力市场的种族化和种族歧视的过程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大规模的失业、劳动和就业关系的不稳定化、工作的迁移和去工业化，使得来自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移民后代，在欧洲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些对“最弱势群体”的疏远和边缘化甚至排斥的形式，揭示了“富人”与“穷人”之间，“融入者”和“被抛弃者”，“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社会和道德界限。在这种经济不安全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由于被分配到“非场所”（non-places），被禁锢在卑微的工作中而变得高度种族化。一个双重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以就业不足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其核心是受到全球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移民。除了劳动力市场的微观细分，种族和多种族利基（multi-ethnic niches）、种族和多种族飞地正在出现。

获得工作合同对移民的处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所有欧盟国家，大多数移民没有在农业、建筑、旅游、餐饮、家政服务和清洁行业中登记，但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在欧洲，我们可以说是不安全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过程共同造成移民和移民子女面临的失业情况。欧洲劳动力市场上移民工人的失业和隔离造成了一个“就业不足”的市场。在欧盟的大多数国家，种族歧视、不安全和不稳定就业形式的泛滥在今天促成了或多或少正式的特定工作形式。

在欧盟国家，不安全和民族歧视的双重过程清楚地反映了就业不足市场的发展，同时浮现出了数字移民工人的形象。在欧洲，第二代移民和新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隔离过程意味着种族分割，也就是“种族利基”的等级扩散。现在，后殖民移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的子女在数字种族和多种族利基中工作。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过程可以按照移民的国家和地理来源来定义和区分。从移民工人的在场来看，经济部门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细分和产生强烈的隔离。后殖民移民和移民的低技能子女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种族数字经济中工作，在服务平台、产品平台或电子商务平台上被组织起来。

数字劳动关系种族化的基础是后殖民移民和移民工人的子女被剥夺资格，他们获得工作的过程是基于系统性和情景性的歧视，标志着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有时候他们在教育、资格和经验方面与非移民相当，甚至优于非移民，但在工作中还是会出现降级和种族主义的情况。数字工作者通常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被雇用的，包括不稳定的合同、有限的晋升和专业流动机会、艰苦的工作条件。一些相对更有资格和资质的数字移民在有各种隐形歧视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当他们遇到玻璃天花板时，等级提升的职业生涯被无形的障碍所阻止，这些障碍是潜在的和非常活跃的种族主义。

四 年轻工作者、集体幻灭与数字工作

在欧洲过去的四十年里，在中国过去的十年里，见证了竞争加剧、学校表现下降和劳动力市场贬值，与此同时，年轻人对尊严和社会认可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结构性丧失资格的现象不仅影响了中产阶级青年，也削弱了来自农村或工人阶级的青年，特别是低技能的年轻农民工，他们遭受社会歧视和污名化。经济不安全和专业经验得不到承认的情况，在寻找尊重的年轻人中产生了集体幻灭的现象。

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对学历头衔的激烈竞争，这加剧了他们的志向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分层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差异将随着学历膨胀现象的出现而日益显著。学历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形，导致文凭的名义价值和在劳动力市场中实际交易价值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对于年轻的高技能水平工人来说，工作场所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失望和幻灭的地方。幻灭感产生了不同的主观和客观影响，反映了一种共同的不公正和羞耻感，这种现象逐渐影响到技能水平较低的年轻移民。对所有类型的“令人厌烦的工作”（dirty work）的排斥，实际上导致了移民及其子女的志向与他们在就业市场中可获得机会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他们感到被剥削和被排斥，并且越来越担心未来就业的不稳定、职业发展机会的渺茫、社会流动前景的不确定。因此，许多年轻人正在转向数字工作，他们相信在那里可以获得道德自主和社会创造力。

结构性丧失资格的现象对年轻人的志向起到了抑制作用。今天和昨天的年轻一代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整合了不同的工作模式。今天的几代人表达了对认可、创造力、参与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离开工作岗位。最不合格的人通常注定成为非熟练工人，因此他们拒绝从事使他们丧失资格的工作，并将自己置于与工厂工作疏远的关系中，决定参与数字工作。这种觉醒在客观上和主观上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且逐渐影响到学业条件较高的年轻人。

在一个被压缩的现代性背景下，年轻的数字人部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因为他们被要求做自己。他们面临着强烈的“社会化障碍，或者说，上一代人传递的价值观、表征和身份认同与新一代所经历的条件和情况之间存在激烈矛盾”。在一个集体焦虑的环境中，年轻的数字人参与了一个矛盾的社会化过程，围绕着令人疲惫的身份工作，管理着“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指令和难以进入强大的合法性空间之间的双重困境。捕捉自我的社会和道德机构导致了新的异化形式，并被压缩的现代性所控制。

五 压缩的个体、表演自我与情感

在数字工作中，个体生活在将情感转换为情感商品的超级商品化进程中。这个过程发生在与“情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威权结构所创造的霸权劳动制度中，而且年轻的毕业生和低技能工人对此有不同的经历。压缩的现代性通过使亲密关系和经济领域正常化，以及通过去人格化技术没收底层年轻人的情感而获得支配地位。压缩的现代性激发了渴望自我实现的年轻毕业生的强烈情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了追求卓越的指令，这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当在工作中寻求认可和快乐成为情感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时，一部分年轻的毕业生对这些指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高技能的工作者通过参与情感劳动来符合这些社会期望，并可能由于内化竞争规范而过度消耗自己。广泛的工作环境稍微改变了他们建立在过度投资、追求卓越和自我实现基础上的劳动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所经历的情感与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情感之间的差距催生了紧张的情感劳动。

低技能工人必须适应不同专业领域所特有的情感亚文化。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文化通过对同意指令（the injunction to consent）的强烈内化，以及通过虚假同意或拒绝强迫沉默来加固沉默和谴责情感。这种制度剥夺了底层群体对其工作的任何形式的自反性，以及在工作场所获得自我实现和自由的可能性。年轻的低技能工人被迫从事情感工作，在霸权主义的劳动制度中，这代表着通过愤怒的抗议和拒绝羞辱来接受、适应或抵制他们的情感被没收。

因此，压缩的个体被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强制性自治所约束。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个体既受到更多的限制，但也有有限的自主性。然而，年轻的毕业生必须不断地与新形式的有限自主性打交道，这迫使他们去获得强大的适应能力，而且对做自己产生疲劳感。

在压缩现代性的背景下，有限自主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使秩序和进步发生冲突的戏剧性，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逃离某种形式的政治威权主义的愿望。虽然自主性意味着民主背景下的独立，但在威权环境下，它永远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尽管从作为愿望的自主性过渡到作为条件或限制的自主性似乎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的一个运动特征，但这种转变在“追求卓越”（cult of excellence）巅峰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得非常迅速。自主性既是竞争的条件，现在也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条件。

在数字工作中寻求认可和快乐成为情感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要素，年轻的毕业生对这些指令作出“积极”的回应。例如，有“成功”抱负的年轻中国毕业生对自己成为中国社会“英雄”的愿望已经商品化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符合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参与消费主义文化。但是，恐惧产生于“成为英雄”的不可能，他们无法利用自己的社会、家庭和文化遗产在未来成为自己，也无法利用在过往社会化中形成的网络。这些恐惧助长了失败、失望和幻灭的感觉，这些感觉随后被内化，他们强大的行动和动员能力必须首先用于社会和经济竞争。

如果按照阿克塞尔·霍内斯（Axel Honneth）的说法，自我实现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项制度要求，那么在中国，它突然成为了建立在自我不完整基础上的压缩现代性背景下的一项要求。在威权主义的环境中，一些年轻的移民参与了“幸福行业”（industry of happiness）。它根据个人的情感理性来塑造个体：他们有控制自己情感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压缩现代性的标准；他们有采用反思性和战略性选择的能力；他们有掌握自己情感的能力，以便接近他们的内在自我。很明显，压缩的现代性产生了关于创造永远无法自我实现的自造之才（self-made men）的可能性的信念。

在数字工作中，有技能的年轻移民在虚拟的、空间和时间的加速中发展社会生活，并在无限制的斗争中不断接近自我。这种斗争造成了道德和身体上的疲劳，可能会激起身体和精神疾病。年轻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化模式是由“做自己”的社会能力、经济能力和道德能力决定的。这种缺乏限制的情况扰乱了年轻人与环境和身份的互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空间和时间性中受到挑战。数字经验表明，在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加速的背景下，年轻人可能会失去对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意识。它还呈现了年轻人如何进入无休止的自我斗争，忘记了手里具备能够将自己的愿望和生活目标变成现实的有形的和可用的资源。对自我的征服似乎与加速和重叠的社会和经济时间性有关，这种时间性被数字空间中高度压缩的现代性所强化。年轻的数字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最有资格的人，可以部分地、暂时地为自己重新获得一段被强制劳动所占据的时间。但是，如果数字能力是一种对新的情感资本主义指令的回应，那么它也可以让人们暂时逃离占领身体的装置，并在所谓的弱者和社会群体的经验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开辟出通向自我的视野。

在数字工作中，另一类厌倦了做自己的年轻人批评将成功和卓越准则内化的指令，认为这阻碍了他们的自我实现。在这里，经历的情感和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情感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了，产生了不那么紧张的情感工作。他们与工作保持距离，不再希望为了成功而将自己的职业兴趣置于情感生活之上，也不想在工作环境中过度暴露和参与消费主义文化。年轻的毕业生选择不参与“幸福行业”，这一行业造就了以情感理性为特征的自造之才，即他们有能力做出反思性和战略性选择，并在个人层面上发展。

因此，一些有技能的年轻人发展了抵制战略，通过拒绝在平台资本主义和情感资本主义中成为英雄的指令来对抗压缩的现代性。今天，由年轻人、社区活动家、年轻艺术家和生态学家组成的跨国少数群体聚集在一起，制定确认身份的策略，并在中间数字空间（intermediate digital spaces）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层面的数字微型组织。他们聚集在这里，生产“替代性”（alternative）数字经济，并划定相互认可发展形式的空间边界。年轻人的小团体利用数字资源发展非正式的抗议网络，从而使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年轻人在中间空间发展数字抵制战略，揭示了活跃的少数群体采取行动的力量。跨国的少数群体需要社会能力，以便将自己建设为个体和集体的行动者，并重新收回他们的主体性。

结　　语

四十年前，工作社会学的主题涉及就业关系、工作组织、职业资格、冲突和集体行动、年轻人的职业融入、工作中的性别关系、薪酬模式。欧洲经济社会学从只关注企业、市场和经济科学对它们的理论化，到关注社会和经济网络、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工人或消费者的行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和民族企业家的形象、商业机构等。社交网络的重要性成为分析培训以及市场和/或组织出现的核心，这些市场和/或组织被纳入了竞技场的制度安排中。总之，共同的观点出现在经济社会学和工作社会学的交叉点上，比如活动的民族志、工作中互动的观察、服务关系，等等。

随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泰勒主义受到强烈挑战，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出现了：将劳动密集型生产外包给外国。我们关注的是产业和职业关系的变化，这反映在工会力量的削弱、需要灵活性的工作组织形式的传播、新的规章模式和更灵活的管理形式、员工参与和生产结构的分散化。在欧洲，传统的薪酬关系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这是由于波动且持续的失业、易受竞争影响的部门的工作变得更加脆弱以及非典型就业形式的发展。近二十年来，工作的间歇性和不连续性已经渗透到所有的生产模式中，从而标志着所谓的福特式固定薪资模式的弱化。在法国，我们提出了“précariat”（岌岌可危阶级）制度化的问题，涉及诸如歧视、不稳定、网络、能力、认可、平等等重要概念。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新市场的建立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因素。市场必须具有竞争性，以确保有效的交易。“不稳定的工人”（travailleur précaire）的形象在工作社会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自90年代以来，工作更多的是从流动性、移民和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从归属和融入一个专业团体的角度来理解的。社会学家们分析了由移民人口贸易和民族创业建立在流通领域上的市场、郊区工薪阶级的城市经济和跨国经济。随后出现了一项社会分化原则，不仅解释了移民经验的不连续性，而且反映了全球和地方的个体化与国际移民中“部分去民族化阶级”（partially denationalized classes）的形成。在庞大且异质的建构主义空间中，主体被定义为一个自主性和反思性的行动者，能够建构自己的经验，同时也具有情感和感情。认知社会学是对工作社会学的一种新贡献，它处理了当代社会中关于尊重、羞耻、蔑视、体面和下流的社会结构。最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情感资本主义和情感场域理论被用来分析虚拟和多极空间，在这些空间里，合格和不合格的人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处理漂浮和模糊的身份，并促使数字和全球压缩的个体出现。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五期 #数字劳动与数字化治理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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