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明 | 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与法国民族国家建构

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与法国民族国家建构

文 / 朱明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强化了西欧国家的民族意识，促成了英、法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是，勃艮第国家的建构却表明这时期同质性的法兰西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瓦卢瓦王朝国家也并没有完成国家建构。位于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公国通过联姻、扩张，不仅从法兰西王国独立出来，还通过制度建设和首都营建加强地域性的国家建构，几乎成为一个包括法国北部、东部，以及比利时等区域的独立王国。勃艮第公爵努力拓展和整合其封建领地，为国家建构奠定了基础，也留下长时段的影响。在中世纪晚期，从封建领地衍生出来的领地国家促成了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变革，体现出西方从封建时代向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中世纪晚期；法国；勃艮第公国；领地国家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历史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目录概览

一 作为领地国家的勃艮第公国

二 勃艮第公国与瓦卢瓦王朝在巴黎的空间争夺

三 勃艮第公国的领地国家建构

四 结　语

全  文

近年来，学界兴起了对现代国家建构的讨论。在现代国家兴起之前，欧洲出现过封建领地、领地国家（territory state）、王朝国家、帝国等政治组织形式。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是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百年战争促进了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形成，国家治理机构的完善、民族意识的形成等都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这时期形成的王朝国家虽然比此前的封建领地有了更大的发展，但还没有达到现代国家的程度。当下法国史的书写，往往以巴黎为中心，以王权的统一为主线，并未注意到法国不同地域的多样性。法国的国家建构不仅靠王权推动，还与众多领地国家的参与密不可分。这些领地国家在今天看来是法国的大区或行省，但在当时是有可能独立为一个王朝国家的政治体，介于封建领地和王朝国家之间，有成熟的政治架构和文化认同，到了近代才被整合进法国的以巴黎为中心的王朝国家。实际上，王权扩张和领地国家整合是法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两个重要基础。

勃艮第（Bourgogne）公国在法国国家建构的复杂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中世纪晚期，在法国的东部出现的这个领地国家，是直到近代早期才被并入法国的王朝国家。由于所处地缘的重要性，勃艮第在欧洲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几乎独立于法国王朝国家，并与其他领地国家展开激烈竞争，这一阶段是法国从封建时代向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早期国家形态，以及它的城市在欧洲现代国家整合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试图以勃艮第公国为中心，以其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和表征，考察其权力运行和国家建构。

一 作为领地国家的勃艮第公国

现代省份意义上的勃艮第位于今法国东部，其历史可追溯至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建立的勃艮第王国。中世纪的勃艮第被夹在法、德之间，属于加洛林王朝分裂之后形成的中法兰克王国，这个王国北起下洛林（比利时）、上洛林（阿尔萨斯、洛林），南至上勃艮第（勃艮第、弗朗什－孔泰）、下勃艮第（普罗旺斯），还包括意大利北部。法、德一直在争夺这个狭长形的中法兰克王国的遗产。9世纪末的封建化时代，勃艮第成为公国，并在其后不断向周边扩张。法国在瓦卢瓦王朝时期将勃艮第并入，由王室宗族担任勃艮第公爵，这就形成了由法兰西王室旁支统治的勃艮第公国。然而，这个公国自建立伊始，就不断向外扩张，逐渐建立起独立的领地国家，并且谋求法国王位，与瓦卢瓦王朝的法国分离并相互抗衡。

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实行诸子析产制，均造成分裂和内战。从卡佩王朝开始，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出现了宗亲分封制度（apanage，或同族分封，该词源自中古拉丁语“ad panem”，字面意为给予面包，亦可译为赏赐地）。王权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往往设置代理人。领有封地者为王公（prince），封地称为王公领地（principauté）。王公由国王赐封，有的选自王室同族，有的来自地方豪强。这些王公在受封后会变得愈加独立，他们将爵位传给后代。因此，平行的分封制逐渐发展为垂直的继承制。随着王公领地迅速扩大和发展，公共权力逐渐从国王转至王公手中，有些王公甚至独立称王，无视国王的主权和权威。卡佩家族便是从加洛林王朝分封的王公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成功案例。12、13世纪，卡佩朝国王以法兰西岛为根据地，也将宗亲分封制作为统治的辅助手段，使封建君主制在13世纪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宗亲分封制的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瓦卢瓦王朝继承了这种分封制度。其国王通过分封王室宗亲的方式扩大统治力量，王公也作为国王与臣民的中介，将王室文化和等级观念传播到边疆地区。约翰二世（1350—1364年在位）和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时，分封了贝里公爵、安茹公爵、勃艮第公爵，其均为瓦卢瓦王室的宗亲，因此也被称作“百合花王公”（les princes des fleurs de lis）。他们在财政上极度依赖国王，国王则控制王公领地上的教堂、市场，享有铸币权、征兵权、废黜贵族权等，王公的臣属也可以到巴黎的最高法院直接向国王上诉。当国王强大时，王公一般都会臣服于其威权之下，宗亲分封有利于其统治，然而当王权衰微时，这种制度则会起到阻碍作用。14世纪时，便出现了王公权力的扩张和僭越，其领地内的臣民大多都对王公而非国王产生认同。王公也于领地内建立起独立的财政和司法体制，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卡佩王朝末期，国王曾给诸多王公领地颁发王室特许状，予以其特权。然而，之后因英法战争、国王患病而无法正常理政等因素，导致国王权力式微，使得国王与王公、王公与王公之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法国由此进入“王公领地时代”，有些王公领地甚至形成独立君主国，对国王的权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勃艮第公国便是典型。

在勃艮第公国的发展历程中，四任勃艮第公爵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前两任和后两任公爵的统治方针并不一样，分别体现了14和15世纪两个时期的差异。第一任勃艮第公爵“勇敢的”菲利普（Philippe le Hardi，1363—1404年在位）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约翰二世的四子，他通过联姻获得富裕的弗兰德尔地区。然而勃艮第公爵这时期还是以法国作为其主要政治活动场所，将重心仍然放在巴黎，积极参与了巴黎的内战。在其兄长查理五世逝世后，勃艮第公爵与其他兄弟（安茹公爵、贝里公爵）一起辅佐侄子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直到查理六世20岁时才将权力归还于他。在此期间，查理六世封兄弟路易为奥尔良公爵（1392—1407年在位），欲借助兄弟之力来巩固王权。但是，1392年开始，查理六世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无法正常履行国王职责，奥尔良公爵由此代国王处理政事。1404年，“无畏的”约翰（Jean sans Peur，1404—1419年在位）继位第二任勃艮第公爵，为争夺国王查理六世的监护权，与奥尔良公爵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两派在财政方面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奥尔良公爵路易的许多领地都受赠于国王，而且日常支出也由王室为其支付。15世纪初开始，国王每年都支付给他20万法郎，而勃艮第公爵的年金仅为10万法郎。这种财政分配不均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此外，两派在政治观念上亦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无畏的”约翰遵循其父提出的“善治”（bon gouvernement）理念， 认为王国行政机构臃肿，财政支出过多，税收入不敷出，尤其批评奥尔良公爵的庞大支出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奥尔良公爵则认为，要推动国家进步，就必须改进行政和税收，从严执法，听从民意。从此，两方各自结盟，形成两股力量，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奥尔良公爵一方强调国家主权和国土完整，推崇理性和效率，大量提拔有能力的官员，以及增加税收；勃艮第公爵一方则要求限制国家的膨胀发展，推崇圣路易时期王国政府的模式，鼓吹改革，以达到复古目的。改革与进步两种政治口号的对立是两派对立的重要方面。由此，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水火不容，奥尔良公爵于1407年在巴黎被刺杀，最终导致内战爆发，又称勃艮第派与阿马尼亚克派的内战（1407—1435年）。奥尔良公爵路易的儿子查理得到岳父阿马尼亚克公爵的支持，成立了一个与“无畏的”约翰相对抗的同盟，网罗了贝里、波旁、布列塔尼等公爵势力，称为“阿马尼亚克派”。此后，两派均获得过巴黎市民的支持，先后占领了巴黎。“无畏的”约翰于1419年与法国王太子查理（未来的查理七世）谈判时被对手阿马尼亚克派暗杀。到第三任公爵“好人”菲利普（Philippe le Bon, 1419—1467年在位）时，开始并推动了勃艮第公国独立化的进程。他在百年战争中被迫退出巴黎，投靠英国，站在了法国王室的对立面，其支持英国王子亨利继任法国王位，从而导致1429年前后出现了两个法国国王。国王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领导阿马尼亚克派同勃艮第公爵继续进行斗争，直到1435年同“好人”菲利普在阿拉斯（Arras）签订和约，承认勃艮第公国独立，方才结束了这场内战。勃艮第公爵与法国王室达成和解，也有助于结束英法百年战争。

此后，勃艮第公国利用联姻、战争等手段大肆扩张领地，获得了法国北部皮卡第地区和低地地区的大部分。为了打造一个独立的勃艮第公国，公爵将低地的弗兰德尔、布拉班特、埃诺、荷兰－西兰、卢森堡等并入，然后再同其勃艮第领地连起来。经过几任公爵的辛苦经营，勃艮第公国不断向实体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囊括今法国东部和东北部的领地国家。在勃艮第公国的发展历程中，低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到15世纪，勃艮第公国的政治重心逐渐从勃艮第本土转向低地地区。究其原因，1422年法王查理六世和英王亨利五世去世后，法国王室开始采取反攻策略，不断赢得胜利。尤其是1430年前后圣女贞德的不断胜利，勃艮第在法国内部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同时，勃艮第东边的德意志皇帝的实力也开始增强，对勃艮第不断侵吞帝国在低地的利益感到不满。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勃艮第公爵更努力地建造一个独立的中间王国，与法国王室斩断联系。如果说前两任公爵还将法国视作祖国的话，第三任公爵就不再对法国有归属感，而是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勃艮第国家，并且打造出勃艮第的身份认同。同时，中世纪晚期的低地地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这也是勃艮第公爵高度重视低地的原因。除此以外，勃艮第公爵的大战略还要将洛林和瑞士吞并，重新恢复历史上的中法兰克王国。

正是由于这种阻力，到15世纪末，虽然法国国王通过百年战争收复了英国在欧陆的领地，但勃艮第却走向独立，日益脱离法国王室控制，并且建立“公益同盟”与法国国王对峙。直到桀骜不驯的第四任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67—1477年在位）在1477年的南锡之战中被法国国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击败后，勃艮第公国的部分领土才被整合进法国。但勃艮第伯国（今弗朗什－孔泰）、低地等仍处于独立状态，并与哈布斯堡帝国结合，依然与法国王室进行不屈的斗争。勃艮第的遗产导致了法、德之间长达数百年的争夺。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勃艮第一直试图建构一个国家，这个大战略通过巴黎和领地两个层次进行。

二 勃艮第公国与瓦卢瓦王朝在巴黎的空间争夺

巴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场所，凡是想要获得法国最高权力的君主，都要在巴黎扩大其影响，对巴黎的城市空间施加其印记。权力所有者们在城市建筑等方面竞相攀比，将空间作为竞争的一种方式，他们在空间中铸造权力场所。勃艮第公爵雄心勃勃地在巴黎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巴黎的城市空间中打造自己的符号和景观。尤其是在勃艮第公国初期，勃艮第公爵与巴黎的王室还有着密切的联系，想要通过在巴黎和宫廷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

卡佩王朝时期，法国贵族向巴黎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在巴黎的城市空间中，呈现出贵族宅邸向国王的居住区域不断集中的趋势。贵族们纷纷在王室居住地附近购买地产，建造豪宅或交易房产，显示出王国首都的强大吸附力。国王早期住所在西岱岛，13世纪迁移到塞纳河右岸，此后越来越多的贵族也随之搬到右岸居住。瓦卢瓦王朝建立初期，国王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空间，其新建的大型宫殿便体现出威严壮观的特点。强权国王查理五世在位时期，在塞纳河右岸修建新的城墙，并建造新的宫殿。原先的西岱岛王宫被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城堡所取代，成为国王的主要居所，该城堡失去了最初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变成了纯粹的王宫和权力的象征。因此，靠近卢浮宫的地方形成了王公集中住宅区，如奈斯勒宫（Nesle）、波旁宫（Bourbon）、波西米亚宫（Boheme）、阿图瓦宫（Artois）。王权影响了巴黎宅邸的空间分布。1380年，查理五世的去世导致王权在巴黎城市空间中的扩张出现停滞。尤其是查理六世患病后孱弱无能，导致1392年之后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王权的空间范围大大收缩，王公们趁机大肆扩张势力范围。他们在巴黎购买或转售住宅，以此彰显权力。

勃艮第公爵趁此机会在巴黎建造豪华的私邸。“无畏的”约翰想要对王国进行改革，他寻求中下层的支持，尤其是在工商界寻求支持，因此将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市场（Les Halles）附近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里也是其宅邸阿图瓦宫所在地。阿图瓦宫是13世纪末由阿图瓦伯爵在其地产上几经扩建形成的，位于腓力二世城墙之内，靠近厄斯塔什教堂。“勇敢的”菲利普于1369年与阿图瓦伯爵女继承人弗兰德尔的玛格丽特结婚，获得这处宅邸。“无畏的”约翰为了提防奥尔良家族，在阿图瓦宫建了一座21米之高的塔楼用于防御，这座塔楼成为勃艮第家族权力的重要象征。即使半个世纪后，这座宫殿依然豪华耀眼。根据勃艮第公国的宫廷史家查斯特林（Georges Chastelain, 1405—1475）的记载，1461年8月29日，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进入巴黎，参加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加冕典礼时，阿图瓦宫装饰得宏伟豪华。“人们从未见过如此气派奢华的王公宅邸，以及气势恢宏的房间和绚丽贵重的挂毯，巴黎各个阶层的人都慕名前来，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一直持续到9月底公爵离开巴黎。”他还在服装和马车上镶满了各种贵重的宝石，在巴黎举行的宴会上也大量使用金银餐具，包括刻有勃艮第家族徽章的纯金盘子，法国国王则在勃艮第公爵耀眼的光芒下显得尤为黯淡。在巴黎的一个月中，勃艮第公爵竭尽所能地向巴黎炫耀他的艺术与权力。

在巴黎缔造权力空间时，勃艮第公爵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路易拥有的宅邸并不多，最初的是1388年末购置的波西米亚宫。为获得辅佐和帮助，查理六世希望奥尔良公爵的宅邸靠近卢浮宫，因此路易购买了这处位于卢浮宫东北方向紧靠城墙的住宅，并斥资2000法郎，委托王室建筑师艾姆约（Jean Amyot）大规模改造宅邸。奥尔良公爵还花费500法郎在城墙上建造了一座塔楼，使城墙穿过宅邸，成为宅邸的屏障。1390年，完成首批改造工程后，公爵举行了盛大庆祝会，波西米亚宫便成为奥尔良公爵的主要居所。到1395年，为了靠近国王新居——圣保尔宫，奥尔良公爵路易又搬到巴黎城东的圣保罗区。他首先花费3000里弗购买了圣安托万路上两座带有花园和葡萄园的宅邸，3年后他卖掉了这两处房产以购买波特恩宫（Poterne），花费了11000里弗，还聘请建筑师雷蒙德（Raymond du Temple）对波特恩宫进行大规模改造，建造螺旋式楼梯、长廊、图书馆等。他还利用国王的赠金购买了查理五世城墙周围的大片土地，使自己的宅邸位于新旧两座城墙之间。为了彰显权力，他在城墙上建造了比利塔楼（tour de Billy）。1404年，奥尔良公爵又卖掉波特恩宫，购买了邻近的图尔奈勒宫（Tournelles），这处宅邸正好面向国王居住的圣保尔宫。次年他又获得查理六世赠予的另一处宅邸，面向圣安托万路，花园面对塞莱斯定（Celestins）修道院。这个位置正好连接起图尔奈勒宫和比利塔楼，使公爵控制的区域更加宽广，构成了国王宅邸的东部屏障。奥尔良公爵在圣保罗区实力也非常强，他有很多亲信住在这个区域，而瓦卢瓦王朝的其他王公基本上没有居住在此的。奥尔良公爵拥有的仆从人数也远超其他王公，1406年其宅邸有300多名仆从，而勃艮第公爵和贝里公爵都只有250人，甚至还有说法认为奥尔良公爵有600多名骑士随从。

除了私人空间外，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也在公共空间展开竞争。勃艮第公爵在巴黎要求其支持者和派系成员佩戴徽章符号，象征其力量占据了公共空间，也暗示对那些不服从于己的人的威胁。据当时人记载，1411年在巴黎有10万之众佩戴圣安德烈十字和百合花盾形纹章，在半个月当中，不佩戴这个标志的人就不被允许出城。1418年5月29日，当勃艮第派再次回到巴黎掌权时，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和各个阶层都佩戴上了圣安德烈十字徽章，不算儿童的话多达20万人。除了巴黎，那些支持勃艮第派的城市如兰斯、夏龙、特鲁瓦、欧塞尔等也都亮出圣安德烈十字，并高呼勃艮第万岁。然而，奥尔良公爵不甘示弱，他也将其徽章标志印刻在城市空间中，扩大影响力。如在波西米亚宫和波特恩宫，彩色玻璃上绘有公爵徽章，尤其是豪猪和狼这两种形象，被当作公爵的符号。在螺旋楼梯处、卧室中也装上绘有国王和公爵的徽章的双面彩色玻璃。奥尔良公爵通过这种方式彰显其在城市中的权力和地位，以及他与国王的立场的一致性。

此外，宗教空间也是权力展现的重要方面，两派通过教堂进行宣传战。勃艮第公爵在厄斯塔什教堂中建有圣安德烈（St André）礼拜堂，祭拜家族保护神圣安德烈，也经常去西岱岛王宫的圣礼拜堂、卢浮宫的礼拜堂、圣保罗教堂，尤其是在天主教节日时要拜访巴黎圣母院。奥尔良公爵在厄斯塔什教堂和圣保罗教堂中也有礼拜堂，但是对塞莱斯定修道院更加重视，他资助塞莱斯定修会，并在不同的塞莱斯定修道院中建立礼拜堂。这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个修会从建立之初就受到法国王室的偏爱，所以奥尔良公爵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将自己的印记明显地留在这个修会。建筑师雷蒙德负责塞莱斯定修道院中礼拜堂的装饰，1394年竣工后，公爵赠予了仪式用的金银器，室内装饰有公爵的徽章和金百合花的盾形徽章，还有国王查理五世、奥尔良公爵路易及其妻子的画像。路易有意仿照法国国王将圣德尼修道院作为王室修道院的做法，想要将塞莱斯定修道院打造成自己的“王室修道院”。他的父亲葬在这里，他自己的两个夭折的孩子也葬在这里，除了将其作为家族墓地，他也将忠实于己的亲信葬在这里，并为其举行盛大葬礼，以此体现他的权力和影响。

王公们对巴黎空间的竞相争夺对国王在巴黎的权威构成了威胁。虽然法国国王一直将巴黎作为首都，却对巴黎不再有信心。这一方面是由于王公们在巴黎拉帮结派、好狠斗勇，还抢占和控制巴黎城市的大量空间，风头都盖过国王，另一方面是由于英法战争中法国失利，在勃艮第公爵的斡旋下，查理六世被迫于1420年签订条约，宣布英国国王为其合法继承人。因此，此后的十几年里，巴黎都处在英国的控制之下，直到1437年查理七世才重获巴黎。但收复巴黎后，国王已经选择将巴黎以外的地方作为王室驻地，尤其是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图尔成为法国实际上的都城。虽然查理六世在患病之前，从1380到1392年几乎每年约有200天居住在巴黎，但从1392年起，尤其是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在位时期，法国国王基本上都居住在图尔。直到16世纪，巴黎实际上都不是法国的都城，或者说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没有国王的首都。

作为法国都城的巴黎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更是一个王权符号，王公贵族们都会逐王宫而寻居所。但是，当国王势力不断减弱时，巴黎的权力空间立即被王公们所填补，他们在此竞相斗争，将自己获取的权力投射到城市空间中，在建筑等景观上留下印记。正是这时期巴黎空间中国王权力的缺失，才使勃艮第公爵有机会利用和占领巴黎的空间，通过巴黎施加其政治影响，并与政敌奥尔良公爵激烈争夺。勃艮第公爵曾经占过上风，差些取代王室正宗，但其最终没能绝对控制巴黎，这是其战略失误的结果，也是其另建领地国家的原因。从此，勃艮第对法国的离心倾向愈来愈强，最终独立。

三 勃艮第公国的领地国家建构

除了在巴黎进行竞争，勃艮第公爵等王公也在各自领地经营、打造类似君主国的领地国家，发展有效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并建造首府城市和各自的宫廷。这时期以中心城市为首府的领地国家大量涌现，构成欧洲的普遍现象。勃艮第公爵的领地主要包括勃艮第本土和低地地区，这两个地区被连结起来，构成了一个以第戎、布鲁塞尔为中心的领地国家。这也是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和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将比利时民族国家的源头追溯至勃艮第公国的原因所在。

最初的勃艮第公爵很重视巴黎，但随着其领地国家的发展，后来的勃艮第公爵越来越致力于经营自己的领地国家。“勇敢的”菲利普从父亲约翰二世处得到勃艮第公国以后，就在第戎和巴黎之间穿梭。当他在1384年因联姻而获得弗兰德尔后，巴黎则成为勃艮第与弗兰德尔南北两处庞大领地之间的中转站。据统计，在四任勃艮第公爵的行程中，约有4200次是以巴黎作为驻跸地，共计3840天，其中“勇敢的”菲利普停留了2320天（570次），“无畏的”约翰有1320天（42次），“好人”菲利普则为200天（16次）。勃艮第公爵在巴黎近郊的圣德尼（Saint-Denis）、圣日耳曼（Saint-Germain-en-Laye）、文森（Vincennes）、贡弗朗（Conflans）、科尔贝伊（Corbeil）、蓬图瓦兹（Pontoise）、蒙特鲁（Montereau）等处也有宅邸。前两任公爵在这些地方驻留的时间相当长，但从“好人”菲利普开始则大幅缩短了在巴黎的逗留时间，更多是在自己的领地上，最后一任公爵“勇士”查理则几乎没有在巴黎停留过，他主要致力于自己领地的事务，渐与法国王室分道扬镳。

在勃艮第公爵的领地国家中，低地与勃艮第相连，形成庞大的勃艮第公国。它的财政中心先后设在第戎和里尔，议会分别设在第戎和根特。这一时期，王公们模仿国王，在各自的领地吸引小贵族和资产者前来，并聘用同国王宫廷类似的专业行政管理者，朝着现代国家的方向发展。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财政署（chambres des comptes）的设立。王室的财政署是13世纪中叶圣路易创建的，14世纪初固定在巴黎西岱岛王宫。1370年左右布列塔尼公国设立财政署，随后波旁公国和贝里公国设立了这一机构，1386年勃艮第公爵在第戎和里尔也设立了两处财政署。王公们还建造了法院等专门机构，由公爵的顾问主管。王公在各自的领地攫取了本属于国王的权力，他们封授爵位、设立集市和市场、铸币、组织军队，创立各种行政管理机构。这些举措使王公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君主，其头衔也发生变化，如1420年布列塔尼公爵就自称“蒙受主恩的公爵”，独立的野心昭然若揭。

勃艮第公爵在其领地国家中努力建设首府城市，以之作为独立国家的象征。1419年，“无畏的”约翰被刺杀后，继任勃艮第公爵的“好人”菲利普很少再到巴黎，其在巴黎的阿图瓦宫就处于半荒废状态，勃艮第公爵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建造宫殿。1435年《阿拉斯和约》签署后，巴黎已然不再是勃艮第公爵的宫廷所在地和权力中心，勃艮第公爵更加全力以赴地经营勃艮第公国，致力于将其宫廷打造成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而公国的首府第戎就是这个中心的所在地。在第戎，城市中最核心的地方是公爵府。这里最早是3世纪罗马城墙的一处堡垒，9世纪建成城堡，15世纪50年代建起公爵府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府外有着豪华的立面，府内则辟有规模很大的客厅和餐厅，公爵府的建筑上还建造起一座塔楼（Tour Philippe le Bon），有316级的螺旋式楼梯通往方形的顶部。这显然也是模仿了巴黎的王宫，螺旋式楼梯在当时多为国王和王公们所青睐，是王权空间的重要表现，也逐渐成为勃艮第公爵和勃艮第领地国家的权力标志。勃艮第公爵也在第戎的宗教空间中彰显其权力。“勇敢的”菲利普为第戎圣礼拜堂增建了拱顶和大门，到“好人”菲利普时又增添了彩绘玻璃窗，这座圣礼拜堂很可能是在有意模仿巴黎西岱岛王宫的圣礼拜堂。“勇敢的”菲利普还在第戎近郊建立查尔特勒修会的尚莫尔修道院（Chartreuse de Champmol），并将其作为家族的墓地。从1383年开始施工，到1388年教堂落成并被祝圣，整个工程花费了75000法郎，由专门人员负责。公爵延请了参与建造查理五世的卢浮宫的王室工程师德鲁埃（Drouet de Dammartin）和雷蒙德负责工程实施，表现出向王室看齐的决心。公爵还从低地地区延请许多艺术家到第戎，为修道院打造大量引人入胜的艺术品。早在1372年他就邀请马尔维勒（Jean de Marville）担任其宫廷艺术家，负责公爵家族墓地的早期修建工作，并设计了查尔特勒修道院入口处的雕塑，将公爵夫妇的雕塑放在圣母、施洗约翰和圣凯瑟琳雕像的中间，以此增强勃艮第家族的神圣性。1389年马尔维勒死后，他的学生斯鲁特（Claus Sluter）接替老师担任宫廷艺术家，负责公爵家族墓地的雕塑工作。尚莫尔修道院内有“勇敢的”菲利普和“无畏的”约翰夫妇的雕像，脚部和头部位置分别用大理石雕刻了精美绝伦的狮子和天使，在石棺的周边还雕刻有悲恸哭泣的人，做工极其细致。赫伊津哈将其称作“艺术中所知的最深刻的哀悼表情，是一曲石头葬礼进行曲”。对于勃艮第公爵而言，第戎就相当于法国的巴黎，是勃艮第国家的心脏。

在原本不属于法国王公统治的低地地区，勃艮第公爵也加强了文化的建构。他们在此经营时留下大量城市建筑，如斯勒伊斯（Sluis）的城堡、阿图瓦的艾斯丹（Hesdin）城堡、布鲁日的王公宫殿（Prinsenhof）、布鲁塞尔的公爵宫（Coudenberg），以及大量教堂和市政厅建筑。对城市空间的改造体现了公爵的政治意图。

布鲁日本来是一座工商业城市，13世纪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自治，其城市中心处是市政厅和市集广场，但14世纪被勃艮第公国并入后转变成一座宫廷城市。勃艮第公爵在城市西部边缘处建有一座豪华的宫殿，经常居住于此，并参与城市的公共庆典活动。宫殿不断被扩建，尤其是从14世纪末起开启了长期的增建工程。14世纪90年代末，起居间增加了一间大厅和走廊，还增加了一间礼拜堂。到“好人”菲利普时，宫殿被更大规模地改造和扩建，增加了更多的房屋、一间侧翼建筑、双走廊、一间礼拜堂以及一座钟楼。到“勇士”查理时又增建了一座网球场。勃艮第公爵还经常举行盛大的进城仪式。这种仪式在中世纪中后期经常被一些君主所使用，而勃艮第公爵也希望利用这种仪式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和国家权力。在进城仪式中，市民要为公爵和公爵夫人准备厚重的礼物，主要是葡萄酒和布匹。这种进城仪式举行得颇为频繁，尤其是在15世纪，而礼物的厚重程度也随之增加。此外，还会有一些表演，如马戏、决斗、鼓号、场景剧等，城市在这方面的花费也逐年增加。更重要的是，公爵希望通过进城仪式，将自己权力的信息传达给市民，以彰显公爵对这座城市以及低地地区的控制。譬如，在1440年12月11日的一次进城仪式中，“好人”菲利普就将自己装扮成基督弥赛亚的角色，在城门处由扮演施洗者约翰的人引领进入城市，城市也将自己扮成了耶路撒冷。在这种角色扮演中，公爵强化了自己作为城市保护人的身份，将自己的权威表现给了市民，国家与城市的从属关系得以确立。

在根特，勃艮第公爵也努力将自己的权力和意志施加到城市空间当中。根特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其市民自治传统非常强烈。城市中心以富商和贵族宅邸为主，劳工居住在城市边缘，自治城市基本上是以城市中心的钟楼和市政厅为代表，勃艮第公爵的宫殿位于距离城市中心不远处的北边。在这里，勃艮第公爵将宫殿建设得非常宏伟，有三进大门，还有一个养了很多狮子的动物园，以此作为公爵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印记。勃艮第公爵也经常在根特举行进城仪式。此外，为了拉拢根特的精英阶层，第一任公爵“勇敢的”菲利普还加入城市定期举办的射击仪式，甚至还成为射击兄弟会的其中一员，亲自参与对城市精英文化的缔造，拉近公爵与城市民众的关系，使市民产生对公爵的认同感。

除了弗兰德尔地区，勃艮第公爵还大力开发东边毗邻的布拉班特地区。1430年，布拉班特归勃艮第公爵所有。1441年，“好人”菲利普将公爵府搬到了布鲁塞尔，将这里作为勃艮第公爵的主要驻跸地。他将布鲁塞尔的公爵宫打造得极其豪华，修建了大厅，还装修了花园。勃艮第公爵在任时期，市政广场和市政厅也得到了修缮，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此外，里尔、阿拉斯等城市也是勃艮第公爵努力打造的空间。勃艮第国家形成了以这批城市为中心连结成的网络，其重心位于低地地区。

勃艮第公爵还大力发掘低地地区的艺术家，通过建设宫廷和资助艺术努力提高勃艮第的名声。“勇敢的”菲利普赞助了博美茨（Jean de Beaumetz）、马鲁埃（Jean Malouel）、贝勒休斯（Henri Bellechose）等画家。到“好人”菲利普时，更是大力赞助艺术家为其粉饰权力，显示公爵的慷慨、权力和荣耀。尤其是他于1425年邀请凡艾克（Jan van Eyck）担任其宫廷画师。凡艾克所开创的画派确实有助于勃艮第公爵名声的传播。他还派凡艾克作为大使出使国外，开展艺术家外交，打开勃艮第在国际上的新局面。勃艮第公爵的赞助使低地地区的艺术家群体和艺术流派脱颖而出，更使弗兰德尔画派成为文艺复兴初期全欧洲模仿的对象。其通过艺术奠定政治地位的做法也被意大利、德国的统治者竞相效仿。勃艮第公爵还建立骑士团，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笼络小贵族，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同其他王公竞逐权力。1430年，“好人”菲利普在布鲁日创建“金羊毛骑士团”（Ordre de la Toison d’or），寓意古希腊英雄伊阿宋率领阿尔戈号取金羊毛的传说，以此宣传勃艮第家族的特洛伊英雄始祖的“神话”。骑士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勃艮第公国各处的贵族，最初主要是来自勃艮第和法国北部，但是之后来自荷兰、西兰的越来越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公国的重心越来越移往低地地区。当然，这也是公爵增强个人对贵族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尤其是那些新征服的地区，通过建立荣誉体制，激发上层精英对公爵的认同。

通过这些手段，勃艮第公爵努力建构一个领地国家。尤其是当统治重心转移到低地地区时，其独立于法国王室的倾向更强。同时，勃艮第公爵也面临着与其他王公甚至法国国王的竞争。奥尔良公爵路易早年从兄长查理六世获得图雷纳（Touraine），1392年受封奥尔良公爵后又依次购得阿斯蒂（Asti）、布鲁瓦（Blois）、昂古莱姆（Angoulême）等领地，但其领地不像勃艮第公国那样集中，难以形成统一的领地，也不能集中建造宫殿和礼拜堂等纪念性建筑，因而阻碍了领地国家的建构。他没有巴黎、第戎那样的首府城市，只能借用巴黎的空间进行建设，将其宅邸和机构设在巴黎，借助国王的权威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奥尔良公爵仍努力在巴黎的西南和东北方向进行经营，兼并或购买了不少领地，他也曾试图在这些领地里建造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如在巴黎北部近郊建造米隆堡（Château de La Ferté-Milon）、皮耶枫城堡、库西城堡，在卢瓦尔河流域建造新堡（Châteauneuf-sur-Loire），其他则分散在瓦兹河谷、夏特敦、奥尔良、苏瓦松等处。这些城堡的建造是为了保卫其领地，可以看出奥尔良公爵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所做出的努力，但明显逊于勃艮第公爵。

对领地国家同样重视的还有贝里公爵。除了1360年获得的贝里公国，他的领地还有普瓦图（Poitou）伯国、奥弗涅（Auvergne）公国、埃当普（Étampe）伯国、布洛涅（Boulogne）伯国等，面积总共达到45万平方公里，占整个王国的八分之一。贝里公爵作为极其重要的艺术赞助人，也被称作“豪华者约翰”（Jean le Magnifique, 1340—1416）。虽然他在巴黎也有宅邸，但更多的经营还是在其领地。贝里公国的首府城市布尔日是贝里公爵的重要驻地。倚靠古罗马时代的城墙处所建造的豪华的公爵宫是其权力的象征。公爵宫由建筑师居依（Guy de Dammartin）负责建造，耗时长久，有宽敞的大厅、礼拜堂和装饰豪华的房间，还有图书馆和塔楼，在大厅和卧室之间还有时兴的螺旋式楼梯，突出公爵的崇高地位。布尔日的礼拜堂也被贝里公爵当作家族的墓地，模仿的是巴黎西岱岛王宫的圣礼拜堂。贝里公爵还将布尔日作为其财政中心，在此设置审计院，以管理内务收支。在布尔日附近建造的默恩城堡被当时史家富瓦萨（Froissart）誉为最美丽的城堡，他估计贝里公爵为此花费多达30万法郎。该城堡的特点是有高耸的、开窗的塔楼，顶层有多边形的观景平台，达到极其豪华的程度，连勃艮第公爵都派人来此学习经验。为了将他精心建造的宫殿传播于世，贝里公爵在定制的宗教时祷书中将这些宫殿绘制成精美绝伦的插图。1410—1416年由林堡兄弟制作的《豪华时祷书》（Les Tre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中，有多幅彩图描绘了贝里公爵领地上的建筑，包括吕西尼昂城堡、普瓦图伯爵宫、杜尔当城堡、埃当普城堡，此外还有巴黎的奈斯勒宫、西岱岛王宫、卢浮宫、文森城堡。贝里公爵将受自己权力影响的城市通过艺术表现出来，通过这种政治宣传增强自己的权威和声望，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广泛模仿和借鉴。

这时期法国国王也尝试在巴黎以外的图尔建造首府城市，整合国家空间。查理七世、路易十一在图尔打造了豪华的宫殿。位于图尔西郊的城堡成为王室驻地，国王在此居住了50多年。这里有国王的一套行政班子，包括大主教、王室法院、铸币厂。1448年，查理七世还派遣了著名商人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来这里经营，使这里成为王国的主要兵工厂之一，而且还使丝绸业在这里扎根。雅克·科尔依靠东方香料的垄断贸易和丝绸等奢侈品的生产，使图尔成为重要的商业和经济中心，超过了之前在法国中部占据商业中心地位的城市布尔日。国王除了极力打造新的都城图尔之外，还处心积虑地打压王公们的首府城市。贝里公爵1416年死后无嗣，他的领地普瓦图和布尔日随后都被国王查理七世侵占。也正是由于此前王公的影响深入城市，因此国王需要采取与当地精英互惠合作的策略才能很好地控制这两个城市，逐渐地将其身份从王公的城市改为国王的城市。

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国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领地国家纷纷出现并相互竞争。勃艮第公爵作为其中之一，努力缔造一个“中法兰克王国”。勃艮第在领地国家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几乎脱离法国王权，建立起一个与其并行发展的“国家”。历任公爵试图通过建设首府城市来加强国家管理，通过参与城市中的仪式、改造城市景观和控制城市空间塑造国家认同，甚至打造共同记忆，缔造“民族”神话。这个领地国家既有实体的宫廷与制度，也有象征性的符号，无异于一个“民族国家”。

四   结　语

勃艮第国家从封建领地发展为领地国家，是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此后法国和德国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一直到20世纪，对法、德之间的地方认同和区域建构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不同的历史叙事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从长时段和大视野来看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就要追溯至中世纪晚期，彼时的欧洲普遍出现了封建领地没落和领地国家增强的趋势。

勃艮第领地国家的建构最终失败，除了以上所述法国国王的国土整合以外，还有一些原因。首先，从地缘上来看，勃艮第没有将其本土与低地地区之间的洛林完全降服。洛林公爵虽然也参加了“勇士”查理的公益同盟，但始终站在神圣罗马帝国一边审时度势。因此，勃艮第就无法在地域上实现统一，进而无法建立起一个中心城市。尽管阿拉斯、里尔、根特、布鲁塞尔、布鲁日都先后成为中心，公爵也经常在这些主要城市之间巡游，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阻碍了勃艮第作为国家的发展，使其缺乏凝聚力。其次，勃艮第公爵的扩张策略也导致其覆亡，其在法国北部皮卡第地区的扩张已经严重威胁到巴黎，在洛林的扩张则直接导致了南锡之战。由于地缘的原因，重建一个从北海延伸到地中海的国家的尝试归于失败，“中法兰克王国”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政治遗产和合法性借口，但是当时法、德在进行领地整合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它们对相互之间的区域进行扩张和空间挤压，勃艮第很难在这个夹缝中生存。再次，还有偶然的因素，那就是勃艮第公爵几代单传，四代以后只剩下一位女继承人，领地最终被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纵观当时的欧洲，旁支取代正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如英国的兰开斯特家族、卡斯蒂利亚的特拉斯塔马拉家族，因此勃艮第的国家建构也有成功的可能。但是，特定的空间特点和地缘政治，使勃艮第的国家建构最终不得不走向失败，从而奠定了法、德国家建构的成功。

在法国的民族国家和王朝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勃艮第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5世纪中后期，法国王权逐渐强大，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开始打造一个统一国家，将封建时代的领地转变为现代国家的领土。尤其是“蜘蛛国王”路易十一时期，将独立倾向日益加强的领地国家整合进他的王国，并对各领地国家的首府城市进行征服和改造，削弱其特权，监督其活动。国王对城市颁布特许状，使城市效忠于国王，以此架空王公，并建立新的建筑和地标，改变城市景观。曾经叱咤风云、几近独立的王公领地基本上都被纳入国王的统治之下，勃艮第公国也是在这时最终失败的。勃艮第公爵在巴黎的宅邸逐渐荒芜。1461年“好人”菲利普返回时曾希冀重修阿图瓦宫，但路易十一没有应允，使其希望破灭，布鲁塞尔由此成为勃艮第唯一的首府城市。勃艮第最后一任公爵“勇士”查理在巴黎的空间更为局促，阿图瓦宫被弗朗索瓦一世拆得只剩下塔楼，并于1477年当“勇士”查理在南锡战役中战死后立即将这里据为己有。1482年，“勇士”查理的女儿兼继承人去世，法国国王兼并了勃艮第公国的本土。公国曾经的首府第戎的公爵府也被改造成国王大厅，从此被当作行省政府所在地，国王经过勃艮第时也会在这里停驻。从巴黎到第戎，勃艮第公国的城市空间都经历了重组，被改造成代表王权的空间，其余领地则被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接收并改造，乃至于皇帝查理五世就对勃艮第的低地地区有很强烈的认同，此后德意志与法兰西之间依然围绕着历史上的“勃艮第”展开争夺。从路易十四时期到一战，再从二战到欧共体的诞生，众多历史纷争都与这个地区密切相关。可见，这个“边疆”地带在被赋予法兰西民族身份的同时，也与其他邻国有着历史关联。同时，勃艮第也有着很强的地方认同，几代勃艮第公爵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完善，使勃艮第公国产生了长时段的影响。亨利·皮朗和约翰·赫伊津哈在进行历史阐释时，就强调了勃艮第和低地地区的密切联系与整体性，他们的历史观构成了19、20世纪比利时和荷兰史学家的国家主义立场，对比利时和荷兰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影响。

19世纪，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勒南（Ernest Renan ）分别以德、法为依据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20世纪上半叶，又有学者提出德、法的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到20世纪后期，民族主义理论中比较流行的当属以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派，认为是工业化催生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缔造了民族国家。就法国的民族国家而言，一般认为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王朝国家和旧制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生主义”（premordialism）则强调西欧在中世纪就已存在民族和民族情感，多为中世纪史家如博纳（Colette Beaune）、吉内（Bernard Guenee）、哈斯丁斯（Adrian Hastings）所坚持。然而，这些论断往往忽视空间维度，将历史上法国的疆域先验地设定为与当下一致，在此基础上进行回溯式的国族史叙述。这也是民族国家和王朝国家的叙事都面临的问题。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就构成了一个反例，它并没有建立起对“法国”或“瓦卢瓦王朝”的认同，而是以特定的地域为中心进行国家建构。因为“法国”的形成过程很漫长，其在空间上也存在着多样性，即使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者强调的“自然疆界”在长时段中也是不断变化的。近年有史家提出“勃艮第化”的概念，就是试图从空间角度界定勃艮第的历史特性。霍布斯鲍姆提到符号、象征在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其实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也存在这些打造共同身份和归属的做法。这也是为何安东尼·史密斯针对现代主义提出“族群－象征主义”，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以前现代时期族群共同体的形成作为基础的，这些族群有着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地域。皮埃尔·诺拉也指出：“民族本身完全是一种象征，它所有的表达构成了民族的框架和基础。” 中世纪晚期勃艮第的建构恰好符合这种理论上的预设，这也是它产生长时段影响的原因，至于它后来又是如何被纳入法国、经历“法兰西化”的，则又是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总之，勃艮第的案例可以使我们从历史的维度反思理论，也使我们深入思考法国历史错综复杂的时空特性，并加深我们对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的认识，重新思考其必然性和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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