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世昌 | 从思想-世界到照片-虚构——弗朗索瓦·拉吕埃尔摄影理论研究

从思想-世界到照片-虚构

——弗朗索瓦·拉吕埃尔摄影理论研究

文 / 聂世昌

摘要：在用大量的论著完成了自己“非-哲学”体系的建构后，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拉吕埃尔将其对哲学的批判延伸至摄影理论领域，并试图通过“非-摄影” 理论撤销哲学思想对摄影的主导权。为此，拉吕埃尔不仅质疑了大多数摄影理论所依赖的世界的概念，而且还诉诸所谓的“内在的摄影实践”以消除哲学对摄影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为了增强“非-摄影”理论的严格性，拉吕埃尔沿用了其在《同一性理论》中创造的“广义的分形理论”模型。即便如此，“非-摄影”理论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并非非-摄影理论所独有。在对自己早期的思维模式深入反思后，拉吕埃尔用“广义的量子理论”取代了“广义的分形理论”。前者对“悖论逻辑”的容许，为拉吕埃尔的理论实践开辟出了广阔的“虚构空间”。“照片-虚构”便是其利用“广义的量子力学”模型对早期“非-摄影”修正与扩展的实验性成果。由是观之，拉吕埃尔的摄影理论不仅开辟了一条新的用于思考摄影的方法路径，而且也为深入理解拉吕埃尔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索引。

关键词：弗朗索瓦·拉吕埃尔；思想-世界；非-摄影；照片-虚构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文化艺术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聂世昌，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

目录概览

一 思 想-世 界

二 非-摄影：一种内在的摄影实践

三 摄影的科学：分形与量子化的照片-虚构

结　　论

全  文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弗朗索瓦·拉吕埃尔（François Laruelle）凭借其先后所开创的非-哲学（non-philosophy，引申出一系列命名为“非-X”的理论）以及非-标准哲学（non-standard philosophy，引申出一系列命名为“X-虚构”的理论），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之一。大致而言，非-哲学以及非-标准哲学，正如拉吕埃尔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并不是对哲学的彻底否定，而是在取消哲学自我设定的优先性的前提下，以一种近乎自然科学的方式，将哲学（包括所有的概念与假设）转化为与宗教、艺术有着相同地位的“思想材料”，进而重新激活哲学的创造力与可塑性的“思想实验”。作为这一思想实验的结果，拉吕埃尔以惊人的笔力先后出版了数十部著作，并建构了一系列诸如“非-精神分析”（non-psychoanalysis）、“非-伦理”（non-ethics）、“非-摄影”（non-photography）、“非-马克思主义”（non-marxism）与“基督-虚构”（Christo-fiction）、“照片-虚构”（photo-fiction）等融合了哲学概念与其他区域性材料的理论模型。而在上述稍显冗长的名单中，拉吕埃尔于1992年所提出的非-摄影理论，毫无疑问是值得被深入探究的：一方面，非-摄影是拉吕埃尔非-哲学思想在艺术领域的首个结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拉吕埃尔于2012年以“照片-虚构”之名重构自己的摄影理论之后，“摄影”自然而然就成为理解拉吕埃尔前后期思想之差异的关键线索。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拉吕埃尔的“摄影理论”为线索，先后从思想-世界、非-摄影以及摄影的科学三个面，尝试勾勒出其非-哲学思想的大致轮廓，并在此过程中，对其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予以必要的批判。

一   思想-世界

回顾摄影理论相对短暂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达盖尔在法国科学院的会议上向在场嘉宾展示银版摄影术的那一刻开始，那些为照片的逼真性而欣喜不已的评论者，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在照片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了同构关系：世界只有通过/作为照片，才能够被理解或体验；而照片则相应地成为了“检验、确认和建构有关现实的总体性观点的手段”。但与此同时， “世界只是一系列潜在的照片”的观点，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论。比如，卡夫卡就曾将照片视为“蒙骗-自身”的东西。类似地，鲍德里亚也注意到了照片与所谓的“真实世界”之间的深刻矛盾。面对这两种基本立场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拉吕埃尔并未选择倒向任何一方，而是以一种更为激进的姿态，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世界这一概念中所暗含的哲学的偏见。

按照拉吕埃尔的理解，“世界”说到底不过是哲学在进行宇宙论沉思时所虚构的具有普遍性的对象而已，即哲学要么将世界视为某种原初的维度或者有限封闭且秩序井然的整体，要么把世界看作是与哲学持续交互的场所或者说无限且无定的整体。因此，无论那些建立在照片与世界的二元之上的摄影理论究竟有何分歧，照片的意义始终依赖于其所参照的世界，或者更为宽泛地说，取决于哲学如何构造世界的概念。如此那些根植于哲学概念框架的摄影理论，即便不至于彻底沦为哲学的拥趸，但也很难为我们提供严格意义上的关于摄影的知识。于是，为了获得这种严格的并足以消除上述冲突的摄影知识，拉吕埃尔建议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质疑并拒绝那种先前在摄影理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被其称之为“思想-世界”（pensée-monde）的哲学模型。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不陷入循环论证的前提下开始去思考摄影。

与一般的思想史作者从已有的文献材料中寻找证据，以表明 “世界”这一概念更多是历史的而非自然的做法不同，为了能够在哲学之外为人们提供 “非-哲学/非-标准哲学”的视角，拉吕埃尔并未过多地从传统中寻求支持，而是直接将自己对“世界”的“祛魅计划”建立在如下这一假设之上：“现在让我们假定，我们附加在事物之上的不是作为其条件的特定的哲学，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哲学公设（postulate），而是据说有不变本质的哲学本身。”对于这样一个看上去不太审慎的判断，我们固然可以凭借已有的阅读经验，将其视为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据说二者在从巴门尼德至今的西方哲学史中发现了某种“不变的结构”）的“拙劣模仿”。但与此同时，过于匆忙地将拉吕埃尔的论断归结为某一特定哲学思想谱系的延伸，或多或少也违背了拉吕埃尔提出“非-哲学”计划的初衷。毕竟，在拉吕埃尔的定义中，非-哲学即便不是对哲学的彻底否定，但也确实无法被置于“标准哲学”的标题之下。

根据拉吕埃尔的描述，如果标准哲学的常规做法是将“世界的存在”（being of the world）预先假定为“某种在逻各斯中预先形成且具有谓词结构的东西”，那么非-哲学则从根本上无视了哲学的超越性诉求，并将“世界”揭露为哲学所施加于诸事物之上的区分、定位与概念归摄，亦即哲学化的结果。首先，在材料（matérielle）层面，哲学不仅将那些所谓的经验性对象（有条件者）纳入自身，而且还引入了更高层级的超越性对象（无条件者）。在此基础上，哲学内容的不断扩张催生了作为总体的世界的概念。但问题是，如果哲学始于对有条件者和无条件者的区分，那么在这一被拉吕埃尔称之为“哲学决定”（philosophical decision）的过程之中，哲学实际上也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点（locus）之中：一方面，建基于实际的经验内容的哲学既作为有条件者与无条件者的纽带，内在于这一二分；另一方面，预先行使区分权力的哲学又作为有条件者与无条件者的裁定者，外在于这一二分。于是，为了维持世界与思想之间的连贯性，在形式（form）的层面，哲学不得不诉诸 “循环论证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the vicious cycle）：哲学不仅肯定了世界整体上的“哲学化的可能性”（philosophizability），而且还规定了“世界的概念必须包括哲学思想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哲学结构或某一特定学说的一部分”。因而，就像雷·布拉西耶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的‘我思’形式化了世界，并使得一切都可以被‘哲学化’。这与其说是将哲学总体化，不如说是将哲学与总体化等同了起来”。由此，世界与思想之间，或者说世界与哲学之间便具有了同一性，亦即成为拉吕埃尔所谓的“思想-世界”。

在大致厘清了思想-世界的含义后，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它与摄影之间的关联。关于这一点，拉吕埃尔曾在《非-摄影概念》（The Concept of Non-photography）中向读者解释道：

所有，所有本身，都开始于一道闪电，太一（the One）的闪电球与其说照亮了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世界，不如说它使作为那些事物之外形的世界得以涌现。它的闪光将永远照亮西方世界。这就是哲学关于原初闪光以及世界诞生的传说，就是哲学在摄影精神中诞生的传说。哲学宣称宇宙是一张相片（shot），而自己则是世界的创造性的相片。

在上述文段中，拉吕埃尔不仅为我们简要地描述了西方哲学赫拉克利特主义式的神秘开端，而且也清晰地揭示了哲学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已经为后来的摄影理论定下基调的：哲学不仅假定原初的、具有决定性的闪光，将尚未被区分的实在（the Real）划分为世界的存在与世界的表象的二元（借此，哲学也假定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感知与被感知关联），而且也坚信自己拥有弥合二者，以获得关于实在总体之真相的力量。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储存与回忆的技术手段，哲学无法记录那倏忽即逝的初道闪光，因而只能不停地对原初闪光时刻进行想象性的再现，也就是说，在语词之中通过隐喻的方式，不断地追逐、描述与评论关于起源的神话，以便“验证那闪光，世界，世界的闪光——也就是说，哲学——确实发生了，而不仅仅是感官的把戏”。唯其如此，哲学才能实现其所预设的“存在—闪光—表象—感知—反思—闪光—存在”的逻辑闭环。

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摄影理解为拍摄主体在光学技术的加持下对世界的一次感知，那么哲学不过就是一种被过早实现了的超越性的摄影（transcendental photography）。只不过，作为超越性的“摄影师”，哲学始终幻想着自己能够通过事无巨细地捕获（capture）世界之整体，进而通达存在（或许正是这一充满野心的假设，让哲学的思辨成为跟随在世界永无止境生成与变化之后疲于奔命且徒劳无功的一次又一次的摄影）。因此，正如拉吕埃尔所概括的那样，“哲学不是别的，正是关于事物闪耀的亮光，关于这闪耀的亮光无法被察觉的退场，关于不再-被拍摄（no-longer-photographed）的、奠定了西方摄影中心主义命运的传说”。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由于沉迷于一种无对应技术装置的“摄影术”，或更为准确地说，由于草率地将照片中心主义的思维运用在所有的对象之上，哲学非但没有真正地思考摄影的本质，还凭借其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所建立起的强势地位，将主客体的区分以及再现等概念强加在摄影之上，以至于最终“基于对摄影的这种神话式的误认的哲学，永远无法在不导致恶性循环的情况下思考摄影”。基于以上判断，拉吕埃尔认为，提出一种基于“非-哲学”的“非-摄影”理论将是十分必要的：“（非-摄影）这个词指的并不是某种新的技术，而是关于摄影之本质以及在摄影本质之中所产生的实践的新的描述与新的概念；不再需要通过哲学和他的各种‘立场’来思考；而是寻求一种绝对的非-本体-摄影-逻辑的对本质的思考，以便能够在不陷入难题、循环或者无限隐喻的前提下，去正确思考什么是摄影以及它能做什么。”

总之，在拉吕埃尔看来，只有“非-摄影”才能彻底地对 “摄影理论”做出最严格的限制，才能取消摄影相对于世界的充足性，甚至彻底解除摄影与世界/哲学的关联。然而，提出一种完全与世界概念无关的摄影理论绝非一项简单的工作。因为，如果世界这一概念本身已然包含了一般摄影理论所关心的如身体、感知、对象、技术、艺术风格或者场景等对象，那么拉吕埃尔就需要尽可能规避一切可能的非摄影要素，并将理论的重心转向对摄影本身的描述之上。于是，摆在拉吕埃尔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即他要么时刻在可用的概念资源与摄影实践之间寻求岌岌可危的平衡，要么在一种纯粹凌空蹈虚之中将摄影改造为一种彻底的理论抽象。有鉴于具象的（figurative）摄影可能或多或少地依然裹挟了拉吕埃尔所谓的“实在论的幻觉”，后者“在摄影理论中浸透了它的拜物教，（可以这么说）在明显矛盾的美学中赋予它一个相同的具象的概念”，那么，当拉吕埃尔在接下来的论证中既未从任何摄影实践中汲取证据，也没有谈论摄影的技术细节或者艺术风格，而是试图提出一种彻底抽象的、非世界（nonworldy）的以及不依赖感知的摄影理论时，我们也就无需感到意外了。自始至终，拉吕埃尔所秉承的立场就是，“一个好的关于摄影的描述，必须将其视为一种依据其自身的本质，而不是世界或者哲学的一个事件，或者现代科学与技术相综合后的次生产品”。换言之，非-摄影不仅需要“从那些穿梭于摄影之历史的文字的、决定论的以及解释学的主张之中抽离”，而且还要寓身于照片的本质之中（而非基于一种外在的反思机制）。借此，由哲学所维系的世界与摄影之间的同构关系，才能够在非-摄影所开启的那种非反思的、非包络（non-enveloping）的理论空间之中得到分析与重构。

二   非-摄影：一种内在的摄影实践

为了能够重构摄影与世界的关系，或者在非-摄影的理论框架之内重新审视摄影，拉吕埃尔创造性地发明了“摄影-姿态”（photographic-stance）与“视觉-力量”（vision-force）这两个概念。根据拉吕埃尔的描述，“姿态”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植根于自身，持留于某人自己的内在之中，立于自己的场所，而非立于与某个‘（拍摄）主题（motif）’相对的位置之中。”显然，就“姿态”本身的含义而言，它就已经暗示了非-摄影与一般摄影理论的差异，即非-摄影不再从超越性的外部视角出发，将摄影师安置在某个用于区分摄影主体及其对象的决定性位置之中，而是将论述的重点转移至摄影师本身，并试图在摄影师晦暗不明的内在之中，去触及摄影最为“隐秘”的原初境况。“在眼睛之前，手、躯干被牵连其中，也许摄影行为是从身体最模糊和最不具有反思性的深处开始的”，拉吕埃尔继续解释道，“不是从器官-身体或有器官作为支撑的身体，而是从一个完全没有器官的身体，从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个位置（开始的）。”尽管拉吕埃尔在挪用“无器官的身体”这一概念时，也强调了其内在性的本质，或者作为本质的内在，但与德勒兹与瓜塔里所不同的是，拉吕埃尔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欲望作为生产性的力量提出辩护，而是试图为摄影提供一个能够帮助其返回它尚未被哲学所介入、亦即尚未被决定的内在的、作为承载者的身体基础（corporeal base）。

不过，在刻意与德勒兹、瓜塔里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为了确保摄影不至于成为无能动性的概念残骸，拉吕埃尔又不得不赋予此无感知的、无意向性的身体以某种“动力”：拉吕埃尔将其称之为摄影的身体所固有的“视觉-力量”，后者与德勒兹的欲望有着近似的特征，即它尚未被定型且无法与身体相分离。因此，有别于人们已然在暗室或者数字终端那里看到的实际图像，在无器官的身体之中，被视觉-力量所驱动的摄影-姿态，只能以内在的、抽象的、不及物的摄影活动（它甚至都不能被看作是潜在的图像）作为其最终的产物。不过，即便如此，拉吕埃尔仍愿意将这一看上去极度“贫瘠”的摄影实践视为“终极的活生生的摄影经验”。因为，根据拉吕埃尔的理解（当然，很大程度上，拉吕埃尔也参照了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所提到的“被动的自我”的概念），恰恰是在区分自身（离身）以及客体化自身（将自身投射至对象）方面表现出极端被动以及无力感的视觉-力量，才能在抵抗世界概念对摄影入侵的同时保证摄影的具身化。作为结论，拉吕埃尔在一种近乎反生存论的口吻中总结道：“摄影师的存在（existence）并不先于他的本质；正是它作为力（force）的，无法被区分为器官的身体，先于这个世界存在。”

然而，拉吕埃尔对摄影主体之先验本质的描述，随即引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如果不是以确定的摄影对象作为锚点，我们如何能够将摄影师与其他一切可能的存在物区分开来？拉吕埃尔给出的回答是：试图为摄影寻找对应的客体，以便在摄影主体与照片之间建立起连贯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哲学客观化的思维。借助于客观化的思维，哲学不仅将赋予自身以绝对的超越性和外在性，而且还使世界以神秘的方式形象化。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至于拉吕埃尔将其看作是“希腊-西方”世界的不变量：“它可能被改变，被转换……但一个哲学家很容易被分辨出来，因为他总是假设……这种客观化的预先存在，绝对地就像一个强制性结构或一个必然命运那样。”因此，摄影必须依赖于预先存在的摄影对象的观点，并不是无可辩驳的真相。一旦脱离了哲学的对象化逻辑，人们或许立刻就会发现：摄影如果存在所谓的对象的话，它就只能是“摄影的自我统一体”（proprium of photography）；换言之，当思及摄影时，如果非-客观-外在-超越的视角是可能的，那么思想必然只能内在于摄影，或者寓于摄影之本质，因而，它所能“认识”的就只能是自在且自为的摄影本身。

基于这一结论，我们就能够澄清另外一个与摄影客观化相关的“误解”，即照片是那个被拍摄的对象的再现，或者说，出现在照片之中的“对象”与照片对它的再现有着相同的结构或者客观化形式。根据拉吕埃尔的理解，维持着二者同构性的关键就在于哲学所秉承的如下信念，即“被拍摄的对象超越了其作为被再现对象的地位，因而规定了或者为摄影的再现立下了条件”。但拉吕埃尔却援引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并表明，照片所显示的内容以及照片显示的方式作为“摄影现象”与被拍摄的对象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被拍摄对象的存在始终依赖于外在的、超越性的世界/哲学的概念，而照片本身的存在自始至终则是由在照片“之中”的东西所决定的。为了能够彻底地区分二者，拉吕埃尔采取了一种激进的二分化策略，即将所谓的“摄影的视觉”（photographic vision）与照片从世界之中所获取的“工具”与“事件”分别置于两侧，并宣称自己完美地解决了由哲学的决定机制所制造的照片与世界之间的历史难题：一方面，它可以保证摄影并不对外在于摄影的世界要素作出任何决定；另一方面， “（非-）摄影的视觉，可以说，（它）平行于世界；这是一个摄影的过程，它和世界拥有相同的再现内容，但因为，根据定义，它内在于视觉-力量，因而它有着完全不同的先验地位”。

尽管，拉吕埃尔并未告诉我们，摄影如何既从世界之中获取必要的支持，又能与之保持绝对的平行，但可以确定的是，凭借摄影视觉的先验地位，照片最终得以从哲学客观化逻辑的绑缚之中解脱，并且成为拉吕埃尔所谓的“纯粹的先天图像”（pure a priori image）。于是，“纯粹的先天图像”从根本上将传统摄影理论所假定的摄影与其参照物（世界）之间的那种镜像关系（因而有别于巴赞所谓的图像客观性），转换为一种被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称之为非镜像的“先验自动主义”（transcendental automatism）。后者作为一种激进的现象学变体，无条件地将一切在摄影视觉之中出现的“对象”视为是已然被给予之物，让一切摄影视觉的呈现等同于事物本身。因此，对于拉吕埃尔而言，人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利用主/客体的哲学划分，去辨别摄影者与被拍摄的对象，因为摄影的可能性条件只可能内含于先于一切思辨反思介入（因而先于一切主/客体区分）的内在之中。一旦我们承认摄影所关涉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并不是由“哲学的统一与对立”所预先规定的，那么，摄影也许就能为参与者提供一种近乎“幂等的秩序”（idempotent）：即对象可以在无需哲学提供线索与指导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呈现自身并在一种平等的氛围中被给予内在的视觉-力量。在《非-摄影概念》中，拉吕埃尔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进一步将这一幂等的秩序描述为尚未显影的、非-独断的且具有通用性的“先天的底片”（a priori negative）。在其中，摄影师“可以注视着或者看到世界，但却不为自己而定位它”。于是，以内在的姿态为出发点的摄影，在更为本源的层面上，便改写了哲学对于客观性的定义。就此而言，在拉吕埃尔那里，摄影的重要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艺术所能企及的高度。甚至，恰恰是在摄影之中，思想才实现了与哲学的真正脱节。这既是非-哲学计划的初始意图，也是其梦寐以求的最终目的。

因此，相较于独断且专横的哲学，拉吕埃尔完全不介意让思想接受摄影的指引，尤其是在处理与实在相关的问题时，摄影展现出了比哲学更为谦逊的态度，即便前者没有彻底放弃对实在的追索，但它至少可以在不心存彻底把握实在的幻想的前提下去描述实在：“它结束了经验-超验的双重……（使之）无法在哲学上重新综合……它不再凭借一种超越的方式由哲学的双重化或者对立的统一，不再凭借知觉的交换与再双重化。” 想要做到这一点，拉吕埃尔就需要保证，思想始终能够在一种接近零度的盲目中，去接受作为对象的摄影的填充与塑造。值得注意的是，思想的盲目并不意味着思想就此失去了本应具有的严格性。相反，一种非反思的、非独断的思想事实上早已经被科学证明是可行且可靠的。而这也是拉吕埃尔更愿意将非-哲学称之为“第一科学”（first science），且在摄影理论中引入自然科学概念作为其理论框架的根本原因。

三  摄影的科学：分形与量子化的照片-虚构

无论是在《同一性理论》（Theory of Identities）中，还是在《朝向哲学决定的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Philosophical Decision”）之中，拉吕埃尔都将科学视为哲学的欲望对象：一方面，为了确保科学所生产的知识能够被自己理解以及运用，哲学通过所谓的“智力的分工”，“把某种验证和奠基的理想强加给科学，并以这种方式贬低和批判真正的科学的意义和真理”，以便能够将科学纳入哲学认识论的秩序之中；另一方面，哲学又渴望成为一门关于存在与理性的至高无上的科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哲学象征性地用科学的形式、科学的生成以及科学的目的装点自身（甚至将自己命名为作为科学的哲学）。然而，现实却是，自始至终哲学从未严肃地思考过科学，也从未真正地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之相对，拉吕埃尔不仅承认科学可以思考（只是与哲学的思考方式不同），甚至将科学与哲学在一种幂等的意义上的融合看作非-哲学首次实现。不过，在利用科学为思想的严格性提供保证之前，拉吕埃尔及其所开创的非-哲学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科学而非哲学的立场去理解科学，或者说，在不从事实际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能够从已有的哲学经验出发，秉承科学的态度去思考科学，而不只是报以虚假的同情。

关于这一问题，在《同一性理论》中，拉吕埃尔回答道：“科学态度就是把对其本质的阐述委托给科学本身。”虽然拉吕埃尔的答案，给人以同义反复之感，但或许正是这种冷漠、不介入的姿态，已经为我们筹划了一条将思想引入科学并接受其限制的道路。尤其是考虑到科学在更多的时候会向材料（无论是思想的材料，还是实验的材料）作出无差异开放的承诺，且在实验之前不会对事物作出任何决定，那么，科学显然就能以其彻底的“无决定性”抵制了哲学所构想的那个“太一”之闪光的起源神话，并使得所有尚未被科学所呈现的事物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因此，科学不仅在总体上为非-哲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逃离哲学的契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其开放性的特征为一种基于科学的严肃的摄影思想，甚至是一种摄影的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当然，与一般的科学的实证主义不同，拉吕埃尔从未过多地关注与摄影的技术细节相关的议题，而只是在一种相对宽泛的意义上先后在《非-摄影概念》以及《照片-虚构：一种非-标准美学》（Photo-fiction, A Non-Standard Aesthetics）中引入了作为知识于其中“被生产和被经验”的框架的“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以及“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因此，若要真正理解拉吕埃尔摄影理论，那么我们就不应寻求分形理论或者量子力学与摄影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而应该在分形与量子理论的框架之中去重新审视摄影。

让我们从分形理论开始。根据其创始人曼德布罗特（Benoit Mandelbrot）的定义，分形是不规则且支离破碎的，是无限多且无限复杂的，因而超出了欧几里得几何所能描述的极限的图案。经过必要的拓展与变形，拉吕埃尔将所谓的“广义的分形（generalized fractality）与摄影结合在了一起。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不规则、支离破碎与无限等描述性语汇，在拉吕埃尔那里，成为‘将摄影从所谓的相似性游戏’之中解脱出来，以清除（哲学）的视觉化与固定化”，亦即对抗范化力量（哲学，甚至是一般的几何学）对照片的“围猎”的一种话语策略。接着，拉吕埃尔便可以凭借非欧几何学的严格性，再次确认照片以及摄影相对于哲学的自主性：一方面，就其不规则且支离破碎而言，照片无法被任何的规范所统摄，因而可以将其内在持留于自身深度（depth）之中；另一方面，就其无限多且无限复杂而言，照片占据了一个无限制的作为其广度的平面，且具有为一种普遍的摄影理论作出规定的一切条件。因此，就像拉吕埃尔所总结的那样，分形的照片最终将“由一种占据了表面的作为深度的过度所呈现，因为这种深度既不在空间之中，也不属于空间，更不在表面之后，而是一种极端的平坦的面所特有的深度”。

但问题是，与我们在上一小节中所遇到的“平行且相交”悖论类似，拉吕埃尔在此并未告诉我们，一个平面如何能够避免将“深度”二维化。尽管，拉吕埃尔随即借用德勒兹的“内强”（intensity）概念补充道，“（照片相较于直观、感知以及一般几何图形的）过度是由一些‘内强的’点所构成的……照片的平坦性构成其最原始的，非-几何的深度”，但这并不足以抵消他带给读者的困惑。除非拉吕埃尔可以在概念的原创性上做出让步，用德勒兹的“褶子”（fold）的概念，去统一平面与深度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或者彻底修正非-摄影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逻辑问题，否则，他就必须接受非-摄影理论将在德勒兹（内在）与现象学（呈现）难以调和的分歧中走向自我瓦解的局面。

或许是拉吕埃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08年前后出版的《广义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Aux Sciences Génériques）以及2010年出版的《照片-虚构：一种非-标准美学》中，他果断放弃了耕耘许久的“广义的分形理论”模型，并彻底转向了所谓的“广义的量子理论”。作为另一种科学模型，“广义的”或者“通用的”量子力学理论，在《非-摄影概念》之后，为拉吕埃尔再度思考摄影乃至一般的艺术，提供了一个允许“悖论逻辑”存在的理论框架。借此，那些读者在《非-摄影概念》中所发现的问题，最终也都得到了必要修正（而这或许也是拉吕埃尔将自己的摄影理论重新命名为“照片-虚构”的潜在原因之一）：

1.摄影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平行但偶尔相交的关系，被替换为“共轭”（conjugate）与“叠加”（superposition），并在抽象的矩阵运算中被改写为一种由“虚数”（imaginary number）所构成的代数方程。尽管，如此多的科学概念会给我们理解照片-虚构制造不小的困难，但根据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我们完全可以说，摄影与世界的叠加或者共轭作为新的理论书写形式，仅仅意味着照片-虚构以更为合理的方式完成了对理论及其对象无差异的、无等级的配置：一方面，摄影与世界/哲学都是摄影-虚构的构成性要素，二者共同决定了摄影虚构的走向（这取决于我们加入了更多的哲学的概念还是摄影的实践）；另一方面，在摄影与哲学均被改写为幂等变量的意义上，二者之间将不再具有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正如粒子在微观世界之中可以同时朝向两个方向运动那样。因而，和一般的“织物”（fabric）一样，照片-虚构成功地将哲学与摄影以无冲突的且无等级的方式组织在了一起。而这正是虚构的第一重含义，即“编织”（fabrication）。

2.二维照片的深度与广度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量子的不确定性空间所消除。如果说在提出非-摄影概念时，拉吕埃尔仍然试图以解构主义的方式将思想带入“绝境”的话，那么在所谓的“量子-转向”后，拉吕埃尔则放弃了对照片之本质的思索。正如在被观测的状态下，微观世界必然导向一种坍缩后所形成的确定性那样，拉吕埃尔意识到，思想试图描述照片内在的做法，根本无法保证照片的所有样态可以无冲突地共存。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那些与照片相关的要素处于某种平均的、不确定的状态，以便将思想从概念辨析的苦修中解放出来，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思想能够利用任何材料（概念、艺术、美学等），在叠加的句法支持下，创作出几乎无限的虚构作品。而照片-虚构以及随后的基督-虚构则充分验证了这一写作方式的可行性。虚构由此也获得了另外一种幻想乌托邦的含义。

总之，与非-摄影时刻为了避免一切世界/哲学要素而表现出的紧张感不同，照片-虚构由于自身彻底的开放性，总体上呈现出更为轻盈与喜悦的姿态。在后者之中，拉吕埃尔不再讨论摄影师的先验视觉，不再考虑摄影的技术性要素是否已然预设了世界的概念，进而也放弃了对照片与世界之相似性的批判，而只是将所有这些要素不加反思地叠加在被其称之为“实验装置”的“照片-虚构”之中。在《非-标准哲学》（Philosophie Non-standard）中，拉吕埃尔曾将这一理论装置称之为“广义的矩阵”以及“对撞机”：“在矩阵中，不同的知识领域，如科学和哲学，可以按照非-标准的方法相互交织……‘广义的矩阵就是基础的知识粒子的对撞机’。”而照片-虚构作为其“对撞机实验”的成果之一，在拉吕埃尔分析中，最终呈现出一种彻底的科学化的特征：在类似于双盲实验的意义上，照片-虚构将拍摄者与拍摄对象标记为未知的X；将摄影的反射机制转换为“智力的光学”（intellectually optical），并许诺了有限的取景权利（在主题客观化的认识机制运作之前）；如同实验科学那样，摄影-虚构不预设任何实验目的且严格遵守叠加的非-因果逻辑；最终，拉吕埃尔坚持认为，所有的结论必须以量子力学的代数运算的形式被呈现。

面对拉吕埃尔所建构的怪异的、装置化的摄影理论，人们或许会指责其与日常的拍摄经验相抵触，但考虑到“照片-虚构”的根本的效用并不在于指导拍摄者拍摄更具“ 美感”的照片，而在于提供了一种书写摄影理论乃至美学理论的通用范式，那么我们或许就应该意识到，拉吕埃尔真正想要做的就是从哲学手中夺回艺术理论或者美学的决定权，从而让后者呈现出开放性、多样性以及自主性。正如拉吕埃尔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在照片-虚构中，“艺术保留了自己的自主性与连贯性；它们不再仅仅是哲学的形态之一，而是在与哲学模型的新联系中，拥有自主的模型”。当然，最终，拉吕埃尔也不忘提醒我们，照片-虚构只是一种题材风格，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阅读过的虚构作品一样，它什么也不改变，又或者，它已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结　　论

从非-摄影概念的提出到《照片-虚构：一种非-标准美学》的出版，拉吕埃尔对摄影的持续关注并不源于他对摄影艺术的喜好。事实上，让拉吕埃尔一直耿耿于怀的仅仅是摄影理论所呈现出的贫乏与疲态。而摄影理论的贫乏，归根结底，仍然可以被归咎于哲学本身的“不育”：“哲学家们挥霍无度，过度沉溺于零失业，毫无节制地消费丰富的物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担心他们的生存手段；这些手段的衰退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如果存在和整个本体只是消耗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只是复制自己的不育，那么没有手段，存在和本体又能做什么呢？”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拉吕埃尔选择在于哲学之外，试图在哲学的领地之外开辟一个“非-哲学”以及“哲学-虚构”的乐园。在其中，非-摄影以及照片-虚构可以以开放性的姿态，向所有过去的、现在的乃至于将要到来的与摄影可能产生关联的一切要素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例如，在《在照片中能看到什么？》中，拉吕埃尔就讨论了非-摄影理论与“人工智能”算法之间的相似性：“如果摄影属于那些逻辑学、公理学和人工智能等思维模式的类型，那显然不是因为它的技术或它的一般技巧——在这一点上它与它们并不相似——而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与哲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此外，在《照片-虚构：一种非-标准美学》中，拉吕埃尔也提及了数字媒介对艺术与美学产生的巨大的影响。虽然，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将拉吕埃尔视为对抗“数字化”的思想家，但考虑到非-标准哲学自身的开放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对数字媒介进行必要的限制之后，“数字的照片-虚构”也许能够成为非-标准哲学序列中新的理论分支。就像拉吕埃尔在名为“非-哲学国际组织”（Organisation Non-Philosophique Internationale）网站的首页中所写的那样，“‘非-哲学’这个术语也许引发了很多问题，产生了过多恐慌与嘲笑，而‘非-标准哲学’在有意义且更开放的同时，将始终会明确且坚定地以‘非（Non）’的有限性作为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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