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 虚潜诗学：艺术语言发生新解

虚潜诗学：艺术语言发生新解

文 / 刘阳

摘要：艺术在符号区分中形成意义，这使尚无后续区分项的第一个符号的来历成为理论难题。对此的两种现有阐释，分别是无意识理论的“从有到有”和存在论的“从无到有”。前者有关艺术中第一个符号是“意识转化而来的无意识”的阐释，暗含理性的权力规训。后者设置了有无之间的界限，同样未能根除关联性立场及其总体性实质。虚潜论超越上述两种阐释而“从虚到有”，让主体在场内虚化自身，通过潜能运动中的差异因素揭示出存在于重复形态中的独异。这一过程将差异的幽灵包含在内，才以其事件性思维方式实现了客观性。艺术中看似独异的第一个符号因而是虚潜符号，它在潜重复的姿势中由实入虚，克服理性的权力规训与总体性惯习，提供了虚潜诗学的论证起点。

关键词：虚潜诗学；艺术语言；发生；独异；重复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文化艺术研究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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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录概览

一 区分之谜：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来历

二 从有到有、从无到有、从虚到有

三 虚潜的客观性：潜重复中的独异

四 运用虚潜诗学解题

参考文献

全  文

虚潜诗学（Virtual Poetics），是从学理上还原出“虚”的“潜在”含义、吸收当代潜能思想阐释艺术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践行事件性思维方式的诗学新形态。它的这一性质，使它首先有助于澄清艺术发生机制研究，比如艺术语言发生学中的某些难题，从而将艺术保持为始终正在发生的事件。本文将先讨论艺术语言发生之谜以及无意识理论（从有到有）、存在论（从无到有）这两种现有的阐释，分析两者的阐释局限而引出第三种虚潜论（从虚到有）阐释，论证虚潜在事件性思维方式中的客观性，从艺术语言的发生上确立虚潜诗学的方向。

一   区分之谜：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来历

语言是符号的区分。皮尔士将符号界定为替代他物的某种东西，索绪尔在同样的方向上证明，意义在符号区分中实现。符号的区分是指一个符号在所有不是自己的其他符号关系中才有意义，无论那是横向句段连接关系还是纵向联想对应关系。于是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第一个符号在还没有其他符号出现、和它构成区分关系前，是如何让自己获得意义的？

把这一问缩小至艺术领域，尤其显示出解谜的迫切性。任何一门艺术都建立在各自独特语言的基础上。如此，艺术家朝纸面落下的第一笔，在尚无第二笔跟进前，仅仅是虚晃一枪吗？以文学为例，为什么国外作家表示小说中“第一句话很可能是成书各种因素的实验场所，它决定着全书的风格、结构，甚至篇幅”？另一些国外作家也抱怨任何小说的开篇都极其困难，这种困难一直延续到小说中的人物立起来为止。在国内作家中，有表示当开头一句话还没有浮现出来时，无法开始一部小说创作的，也有积个人创作经验认为小说中第一句话“决定了后面的许多东西”的。缘于此，已有学者伸张“开端叙事学”，集中探讨文学作品的开头问题。他们中的有心人进而把类似的心得推广至其他艺术，相信像历史上著名的“一画”法不过是强调，第一笔点染功夫可以令潜在的画面世界如一道闪电般呼之欲出，为整轴丘壑奠基。上述经验单独看来不难理解，如今却遭遇一个矛盾的挑战：若认为第一个符号奠定了后续符号的格局，岂非说它自身无须经由其他符号的区分而存在，成了区分原则的例外？

当这样提出问题时，不知不觉支配着我们的思考角度首先是无意识。第一个符号在艺术中的发生，既然作为动作还暂无依傍，每每显示为破空而至的神来之笔，它就不是纯自觉的行为，而是带有某种灵感成分，来自非自觉状态中的无意识驱力。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种无意识驱力的成因。对此的代表性阐释，是认定这种无意识归根结底来自意识的转化，乃主体动作达到相当的熟练程度后所不自觉打开的化境。这种阐释吸收了苏联学界对“无意识”的有关理解，认为无意识并非如精神分析学所说的那样一概处于心理最低水平，或仅限于动物性层面的生理性质，而是“也包括由意识活动的不断重复转化而来的自动化了的熟练动作（如‘动力定型’）和心理状态（如‘意向’‘定势’）等”，正是这种“转化”促使艺术家“信笔写来”，其中显然便包含了艺术中看似突如其来的第一笔。这种阐释是否已科学地解开了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发生奥秘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种阐释的疑点在于，被如此构造的“无意识从意识中转化出来”的阐释思路，暗含着理性的权力规训风险。有论者列举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论界那种认为“艺术直觉的非自觉性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的观点，针对这些观点所臆造的理由——“长期的逻辑、理性训练会改变人的心理结构，理性积淀为本能，自觉的有意识实践造成了在非自觉精神状态中的信息处理现象，因而人们会不假思索地直觉地应用理性心理结构”，针锋相对地批评指出，这样的想法默许了“可以在理性的名义下，蓄意将一种荒谬的观念通过训练而沉潜到人们的心底深处，让它以直觉的形式起作用，这样它就可以冒名为理性了”，它对理性与直觉的谈论,与普罗提诺以来的学理背景没有关系，其思路来源于自己所设想的生理-心理学路线。上述对无意识的阐释，和此处对直觉的阐释有相通之处，也是着眼于理性长期训练后积淀为非理性的无意识这一角度，同样埋伏下了话语权力：一种荒谬的观念，可以依托于一条以训练为名义、“从意识（理性）转化而来”并以无意识形式起作用的路径而合法地存在。这正是福柯所呼吁警惕的规训。既不便否认无意识在人类反映活动中的客观存在，又先占据了一个批判精神分析学说的牢固立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泛性论），便很自然地想到求助马克思主义（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示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分开来”）以及受其影响的苏联有关心理学说对意识/无意识关系的论述，而在找不到马克思对这种关系的正面论述的情况下硬要交出答卷，便容易产生“无意识由意识转化而来”的阐释路径。这条路径和无意识理论得到公认的学理并无关系，却在自创中不知不觉落入了权力规训的窠臼，并未科学地阐释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发生奥秘，而在某种程度上把艺术同一化了。

上述无意识理论阐释，是“从有到有”地思考问题。既然这一角度暗含理性规训的风险，考虑“从无到有”地解谜，便成为进一步的选择。这就是存在论思考的角度：追问第一个符号作为“有”，如何从“无”的汪洋大海中被唤醒并发生出来，并唯一地暂时面对接下来的“无”。从表面上看，存在论立场与无意识理论立场有某种相似处，也强调上手的东西在“抽身而去”之际才本真地上手，对存在的寻视操劳，使存在与此在出现客观距离，但此在对这一距离的“知”却是“盲的”，此在作为被抛的根据而存在，却“绝不能控制这根据”，此在的本真绽露是为“一向实际上必要的回收而保持其自由”，此在的操劳活动对本真生存“无所谓”，这里的“抽身而去”“盲的”“绝不能控制”“回收”与“无所谓”，都表明此在在非知状态中才能领会本真存在，似乎很接近无意识。但这种非觉知状态与无意识有着本质不同：无意识属于非理性范畴，前于和外于意识；非觉知状态属于从狭义理性（Rationality）中解放出来的广义理性（Reason）——意义（诗思）范畴，内在于和深化着意识。后者对于世界的理解，是在作为先见的整体因缘结构这一前提下展开的，世界的开端由此获得了方向性估计。

正是从这样的存在论立场出发，一些研究者从隐/显语言（即无/有）角度，将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发生，阐释为“艺术语言的出现是突然的，它不是艺术家寻找过程的按部就班的逻辑的结果，它是一道闪电，骤然出现，又迅即熄灭，但世界却因此被照亮过了。关于这道闪电，能够断定的东西也许很少，但它是整个作品的精神发源地，尽管短促，它也仍然有摄入和延伸，就是说，它还是有过程的”，其过程被描述为“隐语言的生成—隐语言—显语言”，作为第一阶段的隐语言的生成，在意识中“对于语词、句式、语法特征和意义生成方式，以及其中任何一项的改变引起其他项类相应变化的机制，已是极有把握”⑭。这为艺术中的第一笔，设想了一条从“无”向“有”生成的现象学路径，用一照即逝的闪电比喻先见在语言阐释中的本体性地位。从这一存在论角度是否已得出解谜的正确方向呢？

二   从有到有、从无到有、从虚到有

把存在论的主题抽绎成哲学模型来看，即观看的两重性：一个人无法既在现场，又反思这个现场的意义，因为反思（反过来思）是一个回头的动作，回头反思，就对自己在现场中的位置进行了二重化，便失去原先的立足点而移身场外了。这是现代“测不准原理”宣示的真理——位置与动量不可兼得，对电子位置的测定，必然以该电子已跳离原先位置为前提。这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人文心结所系。鉴于符号作为替代物（表征），行使的正是离场功能，因而故事的发生与对故事的讲述，在存在论视野中无法成为同一件事：前者需要不隔，后者却不得不隔。上述哲学模型便从根本上体现了存在论与语言论的关联。

但由此也可见，这个哲学模型，揭示的是有（在场）总伴随着无（无法同时看到场内的自己）这一生存本体，“总伴随着”表明了一种稳定持久的团块效应，因此是建立在“让意义内收为团块”这一存在论基础上的。这种团块效应，可以从基础存在论倚重的因缘结构见出。所谓因缘，指主体在场内的观看是随缘的、听任的，他随机地占据了一个观看的视点位置而发出观看，看到的内容是被这个视点位置所关联到的视野，因而是有倾向（先见作用下的方向估计）的。在以关联性（关联即随缘）为实质的这种因缘结构中，核心与周际消弭了拼接痕迹而整合为一体，内外部天衣无缝地接榫。有/无在这一因缘结构中始终伴随着，才有了烦、畏、死等一系列诗思以及自由的信念：因为会遭遇无（死），才需珍惜与眷顾有（生）。思考艺术中第一个符号如何发生，相当于思考无中如何生有，实为这种存在论惯性在起作用。

惯性的形成是由于始源的存在。始源规定了方向估计范围内的可视（因缘）范围，但也把无法被始源所关联到的虚空排除在外，体现出显著的关联性（correlationism）立场。关联性用始源同化异质并使之变得可能，实际上没有走出总体性窠臼。能否转换思路考虑来挣脱这种存在论惯性，用更具说服力的自由证明它其实还不自由？

仍然抽绎到哲学模型上来考量。一个人可以既在场，又同时观看到场内的自己，方法是让自己由实入虚，获得主体的虚化。此时，主体既扎根于场内，又不会由于在场内的立足点而陷入观看自己的盲区，因为这个立足点被虚化，使主体通过它完整地看到了对象和自己。对此形象的描述，就是主体“在场内退场”：仍在一个场内占据观看的视点，但把自己所处的位置用虚线框起来，仿佛和场内除了主体之外的一切浑然化为了一体。主体发出观看对象的视线，在这一视线的折返中反观自身，而不再付出失去原先立足重心的代价。

那么，什么是上面所说的“虚化”？由实入虚的关键在于，当说实的反义词是虚时，不朝虚假或虚妄方向理解“虚”，而承认“虚”是“潜在”的意思。因为上述虚化进程是通过潜在能量——潜能的运动实现的。

这是当代文论正在深描的景观。在当代文论看来，潜能与虚拟有关，指事物的真相不受任何先验力量的支配与控制，而维系于虚拟活动。这种虚拟活动植根于以“有限而真实的发生中的无限性流动”为特征的内在性。“内在性”就是一种富含差异（而非筹划好了全局）的潜在虚拟过程。思想中没有规则与永恒之物，它只向由混乱因子发起的、非成形的构成物开放，把自己交给一系列活跃的事件的多样性，也就被事件赋予了独异的新意，“事件作为出于不断变化中的非实体性存在，其根本属性即生成”，而事件的生成来自独异性要素的持续重新配置，“艺术完全可以和应当成为使惯性不安、并不断改变既定关系的事件”。当关于存在的确认源自多样性的无限力量，其蕴含的事件及其独异性，才能脱离一切强加于它之上的分类秩序而变得不可预见，并不断创建新的感觉体系。虚拟因此离不开潜能的细微运动：

德勒兹的“虚拟”（virtual）对应于怀特海的“纯粹潜能”（pure potential）。

后者将潜能性的进入过程视为经验的契机，在动态的经验形式（即事件的融合）中合作。最终得到的图像，是在虚拟叠加（virtual superposition）状态下不断区分连续性原子所形成的。意识在事件上述虚拟叠加的连续性中减弱，替代它的意识上升之后，会发生一小部分的中断，导致缝隙中发生的微小事件不会被自觉地记录下来，但会对发生的事情作出一种定位。“彼此陌生的两个过程，可以在构成两者的问题中紧密重叠，而不必以任何形式相互模仿甚至共享内容”，两者最终都将以其自身有问题的方式吸收对方并“形成潜能”。在此，虚拟被清晰地与潜能联系起来思考，证明“虚”的含义是“潜在”。

上述“内在性”是否即意味着潜在性，从而能形成事件，引起了某些学者的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基于平面性的“褶子”概念“极具抗扩展性，仿佛迷宫般直接且定性，以至于他根本无法解释事件或破裂的独异之处”，仍然忽视了“事件是连续性中的一种无法理解的断裂”。这种看法没有注意到，事件并非只有断裂与破裂这一种意义，它也可以发自潜能与极限的搏斗。晚近学者们吸收“内在性”理论，从对语言限度的逼近角度阐释事件的成因：恢复物自体在语言中的位置，同时恢复书写的困难，那开启了潜能与经验性语言在极限边缘上的搏击；因此，不能用规则的现成性遮蔽作为原初赤裸生命状态的“语言事件”“纯粹语言事件”，以免陷入经验的贫乏。沿此得到探讨的潜能，正是在这一趋向语言限度的过程中，将人的语言经验的意义移至经验之外，让语言潜在地置身于它所必须消除的那个东西中，抵达“仅仅同虚空的和无决定的整体相关”的外部，简言之，“虚”即“潜在”。

从“潜在”角度这样理解“虚”，才在对比中超越了存在论的关联性立场。如前所述，存在论在关联性立场作用下凸显可能性，形成团块式的整体因缘结构，照亮了无与有之间的界限。潜能运动却证明，并不存在一种事先去对“无”进行塑形、形成向心牵引力的“有”状态；相反，“有”面对的是不断流露出新的匮乏，因而总是显得不可能的虚空状态，“无”因此和“有”失去界限，不再呈现为两者，而形成潜能的极限性挤迫。鉴于虚拟与潜能的这份内在联系，笔者建议将当代文论关键词virtual中译为“虚潜”，将虚拟论相应地表述为虚潜论。这一译法可以同时将中国古代相关智慧吸收与涵容在内，比较起来更具学理上的准确性。

三   虚潜的客观性：潜重复中的独异

主体这样置入虚潜状态后，与现场在关联性意义上的因缘结构被打破，团块效应被无限推迟而取消，这会不会用虚潜的不确定性，冲击在场的客观性呢？消除这层顾虑的关键在于看到，现场固然无法作为原物被抵达，却也未必就得在叙述中被替代，它恰恰在主体的虚潜状态中才呈现为独异的。因为独异在潜重复过程中，将差异的幽灵性溢出也包含在内，包含了原先被忽略的虚拟因素，这些相对不可见的因素，和可见因素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世界，独异性由此获得了并未被关联性所穷尽的客观性。这在学理上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得到证明。

首先，独异性只有从重复性角度才能得到理解。人们很容易认为，独异的（singular）必然是不可重复的，独异之物从而是与众不同的个体（individual），独异性由此被等同为个体性。这种成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中文语境的影响，把独异理解成了从外部加给事物的成分。但其实独异性内在于事物，是一样事物区别于别的事物的独特性质所在。作为独异性的事件并非现象的一种特例情形，相反，任何现象本质上都具有事件性，是自身给出的事件，只是后来这种事件性逐渐弱化，才令现象沦为对象，比起现象来，我们以为恒定不变的那个对象才属于“事件的阴影”。把独异理解为外加的成分，会显得相对肤浅，就像“陌生化”理论意在从外部加给语言一种拉伸、扭曲的变化，容易使语言问题局限于修辞技术层面一样。将独异理解为内在于事物的一种性质，则要深刻得多。因为把独异性理解为外加因素，是将独异性看成不可重复的个体，是在造神；把独异性理解为内在因素，才把独异性从神还原到对一般现场的描述中，赋予了它历史存在的依据与意义。

对这个道理的进一步深化，来自对重复的重新发现。判断一样东西是否独异，必须把它与它所不是的其他东西进行比较，然而被分离出来作比较时的它，已经不再是原初的它，而在重复中被置换了。从普遍中分离出来的独异，因而始终达不到实体性起源——纯个体化的自身，却“只是表示它可能是什么与它不可能是什么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独异性自然就不等于个体性。“重复”构成了独异的关键，这是晚近学者们在吸收本雅明有关历史起源的思想后作出的总结性阐释。独异性只能通过一个与其本身直接矛盾的过程——重复来达成，“重复”在此不仅由相似性组成，而且由不可化约的差异组成。他视独异性的这种不可还原的特征为历史的起源，坚持认为“起源并不会从事实性检验中突显出来，它涉及的是事实性检验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以至于“在所有的本质性之物中，一次性与重复性是互为条件的。起源的范畴因而并不是科恩所说的纯粹逻辑性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性范畴”，起源必须被从历史而非逻辑的角度，理解为“不可还原的独异”，即“它涉及不断地努力恢复无法以相同方式复制的东西，因此不得不重复和改造自己”，从未封闭于直接的存在中，相反，是通过排演被看到的。独异由此存在于重复中，避免了定于一尊的个体化倾向。

其次，重复性在差异的幽灵性溢出中形成了虚潜性。在重复中形成独异的过程，即基于幽灵性差异溢出的虚潜运动。“重复”在英语中，有iterability与repetition两个词与之对应，肯定前者而反对后者的理由，在于“德里达在此的‘可能’不仅仅是本雅明的。尽管如此，他对‘潜重复性’（iterability）与‘重复性’（iteration）、‘可重复性’（repeatability）与‘重复性’（repetition）、经验上可观察的事实与结构可能性之间的区分，可以告诉我们本雅明对关键概念的偏好，即根据它们的可能而非它们作为事实的现实性来形成它们”。从此处研究者对iterability/iteration与repeatability/repetition这两对词的刻意对举和使用看，他们分别肯定每组的前者，而否定每组的后者，即特意选用iterability以区别于repetition，若把这两个词都笼统中译为“重复”，便容易混淆这种区别。

这种区别在于，iterability是“重复（repetition）的残余或者说幽灵性的余波”，作为“潜在的交流行为”（potential act of communication）溢出回归个体性的轨迹，消弭了可能性意义上原物与重复物的界限，需注意的却是“‘重复性’通常是削弱可能性本身的定义，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被理解的现状或实现方式，从而定义了反对它的否定，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排除”。重复也因而是积极涵容了潜在性的重复，“它的现实将与它的潜在实施（potential implementation）、它的实现一致”。质言之，两者的区别在于：iterability是可分割的、潜在的，属于不可能性意义上的重复，原物与重复物在潜能的无限逼近中失去了界限；repetition则是不可分割的、现实的，属于可能性意义上的重复，原物与重复物之间已被决定好界限。基于上述理据，笔者主张将iterability译成“潜重复性”，以体现潜能运动的差异特征，与之比照，将repetition译成“可重复性”。后一译法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两者在中文语境中的学理区别问题，而且用一“可”字，自然地带出了repetition在“可能”而非“潜在”（“不可能性”）意义上的特殊含义。

再次，虚潜性导出了被关联性所遮蔽的客观性。虚潜与重复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上述贯通，贯穿着强调动变与差异的事件（event）思想。虚潜所置身于其中的广义背景，实即隐伏于当代文论中的、基于事件的虚空思想。当代学者挑明，虚空消除了存在于事件发生之前的主体性，因为“正是在这一虚空基础上，主体才将自己构成真理过程的一个片段”，事件在主体趋于虚空状态（即趋向于语言限度，并反过来否定经验性语言）的过程中即时生成，这一过程成为“构成真理”（即构成客观性）的环节，使人“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主体性的定义（主体形成对事件的回应，而并不在事件发生之前）”，才开启了主体虚化（即在场内退场）以发起事件的客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潜而非实在，才恰恰保证了现场的客观性——独异性。独异是在潜重复性中实现差异化的自己。差异已不是仍残留下任何同一性关系的“从正到反”，而是呈现拓扑式的分叉和褶皱，幽灵性地始终跃出着可能的估计。

事件的发生才开启了客观性，这本身可以联系整个事件思想谱系来证明，也非本文所能尽情展开的论题，但最简洁地承认“事件才是客观的”，也并无难理解之处。虚空反转出的外部，是主体退场以发动事件的结果，这巩固了当代理论所说的“不在场”状态：主体性愈是这般退场，显然便愈增强了客观性。但这又不同于柏拉图理念说对主体性的限制。因为就像布朗肖批评海德格尔用“无”规定了主体所能“有”的内聚力，理念同样用“有”规定了主体所应“有”的内聚力，这两种内聚力都由于被规定和塑造好了方向，而显得同质，以至于都不具备主体向外侵蚀这一充满了异质与风险的事件——客观性却也只来自这一事件。建立于事件思想基础上的虚潜的根本意义，就在这里。

   四   运用虚潜诗学解题

至此可以发现，艺术中第一个符号，在尚未有后续符号出来和它构成区分关系前，看似破空而至，实则为虚潜符号。应搁置“从意识中转化出无意识”这种从有到有的阐释，以及存在论这种从无到有的阐释，换以从虚到有的虚潜论阐释来揭开艺术语言发生之谜。这条新的阐释思路是“在重复中‘产生’不可重复的独异性”并由此形成“姿势”（gestures）。“姿势”接近上述已有阐释中涉及的长期动作训练形成的定势，但它摒弃了“长期动作训练”这个阐释方案中的理性权力规训和以存在论为名、却仍趋向于团块效应的因缘结构背景，揭示出了“长期动作训练”的潜重复性实质。

具体地说，艺术创造中第一个符号在临界点上的发生，不来自灵感突发的无意识，也不来自对可能世界的筹划与领悟，而来自虚潜机制。它诚然是艺术家在意念中反复试探了无数次后才被写上纸面的第一笔，这却不表示一个接下来的可能世界开始被艺术家看到和看清了，因为它从被写出起，就是与那些没被写出的意念中试探之笔的比较。这种试探和比较，有别于将之处理为有惊无险的整体安全愿景的存在论。存在论认定“显现就是逐渐地现，它表明了一个过程——由不清晰，到逐渐清晰起来”，总之“这个过程是由整体的朦胧到整体的明朗”。真实情况是否总这样从朦胧到明朗，最终实现为云开日出的可能性呢？无法在上述乐观的、团块内聚性的理论预设和客观结果之间建立必然的逻辑联系。事实是，艺术家平时也有长期训练的积累，在展开创作之际潜在地调动起自己的类似经验，但这种调动并非按部就班、向某个确定目标筹划。他有搜寻目标的冲动，但与此过程更多地伴随着的因素，却是与各种意想不到的差异因素进行搏斗的紧张，充满了临近深渊和黑暗的身体惊颤。这个试探过程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在经过多次试探后终于找到了所谓语感而让世界如愿显现出来。若如此，无与有之间便仍被插入了生硬的界限，而背离了潜能运动的宗旨。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被这样拿出来和意念中的试笔进行比较的“第一个符号”，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它，而是处于重复形态中的它。艺术语言发生的独异性，就存在于这种重复及其所伴随着的差异因素中。其深层理据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证明：人产生愿望，是想让体验得到满足，但这个得到满足的过程总是在感知的同一性中重复记忆中的体验，因此愿望是一种不断基于重复的幻觉，既令我们正在追逐的愿望从根本上说重复着旧有秩序，又通过重复与重复之间的距离，打开了梦（即独异）的空间。

这意味着，尽管艺术中第一个符号重复着旧有秩序，是对意念中某种构思尝试进行定型的重复，但当它落笔在纸上后，这个符号又同时迅速溢出了自身的面貌，形成了重复的幽灵——始终与新生成的差异性因素共生的再重复。如前所述，人们据此对iterability与repetition进行区分，证明repetition仅强调差异的个体性，仍维持住了旧秩序，iterability才是不止步于个体性的幽灵性重复。既然这个符号同时在差异中潜在地重复（iterability而非repetition）着自己，包含着在事件的独异性冲击中溢出常规的倾向，它就具有超语言的性质，属于事件哲学所说的“在语言表面‘钻孔’，以找出‘背后隐藏着什么’”。换言之，第一个符号的发生不能被从语言论角度理解，属于另一种机制，是超出语言论视野、体现为事件性独异力量的虚潜符号。这个虚潜符号不受常规意义上符号区分的影响，自然便不与语言论的区分原则矛盾。

但当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确立并逐渐推出后续符号时，超出语言论的事件性独异力量，又逐渐开始进入常规意义上的符号区分进程，在符号之间的互容抑或互斥等灵活区分关系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意义创造路向。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独异性冲击，作为在语言上所钻之孔，始终与后续逐渐平稳展开的符号区分关系构成张力，使后者在展开区分的同时，内含有超越区分原则、趋向独异的潜能，正是这种潜能，赋予了艺术创造的整个过程，包括作为成果的艺术作品一种独特的味道。本文开头艺术家们有关作品第一句话具有笼罩全篇的力量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被开端赋予并贯穿全篇的味道。它从另一角度弥补了语言论区分原则所不及道出之物。

虚潜论的如上阐释，是否走出了理性的权力规训？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虚潜论的事件性思维方式，防止重蹈理性的权力规训。“事件性”思想的初衷，即批判话语权力在监狱制度等看似文明的现象中的规训力量，对其中的实践体系复杂性进行分析。事件理论主张“在一种激发历史常态的诱惑之处或一种具有直接的人类学特征之处，以及一种将自身影响显而易见地、一致性地加给全体之处，使独异性变得明显可见”，这种独异性，即在看似常态的现象中发现“连接、遭遇、支持、阻塞、力量与策略等在某个特定时刻建立了随后被视作自明、普遍与必要之物的情形”，由此使“对过程的内部分析，与分析出的‘突出部分’的增加齐头并进”，因此，被事件性思维方式肯定的“不是被认作病理学恒量的理性”，而是“将这个词的用法限制在一种工具性的与相对的意义上”，即在此意义上“检审理性形式如何将自己铭刻入实践或实践体系中，以及它们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通过它“看看人们如何通过真理的生产来掌控（自己与他人）”。建立在事件性思维方式之上的虚潜论，对自身发生性（独异性）的这种不断保持与更新，使它有效地擦除各种试图将它定型化的权力企图，较之于上述“意识转化出无意识”却仍暗含权力规训的阐释思路，在对理性的非本质主义重构中根除了权力规训——至少现在我们尚找不到反过来的明证。

这样，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区分之谜得到了最终的解题。艺术在符号区分中形成意义，这使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发生成为待解之谜。对此的两种现有解法，分别是无意识理论的“从有到有”和存在论的“从无到有”。前者有关艺术中第一个符号是“意识转化而来的无意识”的解释，暗含着理性的权力规训。后者因设置了有无之间的界限，同样未能根除关联性立场及其总体性实质：基础存在论对因缘结构的信任，使它相信主体在场内的视点具有随缘（关联）性，即无法同时看到对象与自身，一反观自身，便离开了现场。虚潜论超越存在论立场，让主体在潜能趋向语言限度的运动中积极敞开虚空，从而在场内虚化自身，同时看到对象与自身。这意味着，现场既不能作为原物被抵达，也不必在叙述中被替代，它在主体的虚潜状态中呈现为独异的。独异并非作为个体与众不同，而指在潜重复中将差异的幽灵性溢出包含在内，因此独异性比起关联性来才是客观性。艺术中第一个符号的发生看似独异，实即来自潜重复性作用下的姿势，姿势转化为看似无意识的动作，克服了理性的权力规训与总体性惯习而成为虚潜符号。

“虚潜诗学”由此成为当代文论研究的新生长点。这一诗学建构可以沿循以下学理步骤展开：（1）深度反思无意识理论在“意识转化出无意识”这一持论中的理性权力规训与存在论的关联性立场；（2）引出虚拟论对存在论的超越；（3）证明虚拟之“虚”的“潜在”本义，贯通当代理论有关潜能的学理逻辑，从而确认虚拟论的更为准确的表述为虚潜论；（4）澄清虚潜过程中独异的生成原理，还原出独异在潜重复性姿势中存在的真相；（5）进一步从词源和学理上辨明重复的不同形态，尤其是重复在差异中幽灵性地溢出的关键理据，确立重复在虚潜诗学中的核心位置；（6）分析主体在虚潜过程中得到重构的具体机制，如与“泰然任之”等近似的虚化形态的实质区别；（7）合乎逻辑地调动中国古代文论中与虚潜思想相关的资源，充实虚潜诗学的内涵；（8）将虚潜诗学运用于文艺研究，为今天的文论注入生机。艺术语言发生的上述虚潜机制，为虚潜诗学提供了论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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