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春 | 非典与疫病研究：对五个关键视角的回溯

非典与疫病研究：对五个关键视角的回溯

文 / 汪春春

摘要：非典（非典型肺炎，SARS）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国际流行病引发了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持续关注，相关研究与社会记忆仍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当下的疫病叙述与个体日常经验。在综观社会科学领域内有关非典讨论的基础上，可以从理论对话的视角将这些研究归纳为以下五个面向：现代性与治理及日常抵抗、污名化与日常生活、疫病作为事件、疫病作为经验与记忆源泉，以及作为行动的社会科学，这些视角共同构筑了社会科学领域内关于疫病研究的叙事。此外，将非典研究视为梳理疫病研究脉络的切入口，可以构筑社会科学领域内疫病研究的理论与经验平台。

关键词：非典；疫病研究；现代性反思；日常经验；行动社会科学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人类学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汪春春，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目录概览

一 现代性与治理及日常抵抗

二 作为一种社会苦难的污名化与日常生活

三 流行病作为事件

四 流行病作为社会记忆源泉

五 作为行动的社会科学

结　　语

全  文

疫病与防疫是医疗与科技、社会管理与资源整合、个人生活与社会整体目标协调与纠葛的综合历程。疫病持续挑战了对科技的美好畅想，促使人们反思社会协作能力，拓展了关于身体与知识的边界，疾病对人类生物性与社会性（即身体与个体经验）的影响也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历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疫病既具有生物性，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与跨文化差异；对疫病的研究也大体从病理与社会影响两方面展开，反映在学科领域即是以医学为主导的生物科学与探讨社会文化现象的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而视角差异使得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的研究各有侧重。

非典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国际流行病，借助全球化高流动性的特征给世界留下了迅即且深刻的影响，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健康、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等须反复探讨的议题。尽管新冠疫情（COVID-19）对世界及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早已超越非典，但二者在流行病学与社会效应上仍表现出许多共性：二者在起源地（我国南方省份）、病毒溯源（冠状病毒）与传播路径（人与病毒的野生动物宿主接触、呼吸道传播、粪口传播）等流行病学特征上极为相似，防疫则以生物医学（biomedicine）为主的多元治疗与隔离等物理阻断传播链的方式同步进行。将两次疫情置于我国防疫脉络中，它们的共性表现在均是全国动员、责任层级划分的防疫实践，中医中药与生物医学共同缓解了感染者的病症，防疫一线人员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新冠疫情也促发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们的影响力则有待历史的检验与深入挖掘。因此，为了将历史的视角与当下经验结合，以检视疫情对社会与个体经验的影响，对非典研究的梳理便成为纵观疫病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非典与新冠这两个国际流行病前，我国先后应对了全国性与地区性的疫病，包括但不限于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snail fever）、麻风病（leprosy）、“2号病”（霍乱，cholera），以及近期受到关注的1988年上海甲肝（hepatitis）疫情。它们组成了一个清晰的防疫历史图景，可由此见证科学、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演变，也可洞悉防疫策略与逻辑的延续。非典在我国防疫脉络中似乎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与新中国成立后至非典前的疫病相较，它发生在科技发展与人员流动增强的时代，这些特征在新冠时期进一步加强。人类学家项飚从社会结构与人口流动的角度分析两次疫情历史脉络的差异性，他将新冠时期人口的高速流动与在主要城市聚集的现象称为“流动性聚集”，将社会经济依赖连接与高速运转的内卷式发展模式形象地概括为“陀螺式增长”。将非典置于这种流动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它恰巧处在一个相对固化的结构与高速自转的社会之间；进而，分析非典疫情及其历史情境，不仅是梳理疫情历史的一环，更可反映时代的变化以及变迁的意义；因此，非典承前启后的疫情脉络与时代特征赋予了它独特的视角与能力。

以非典为切入口回顾疫病研究，可按照理论对话的视角分为以下五个方向：现代性与治理及日常抵抗、污名化与日常生活、疫病作为事件、疫病作为经验与记忆源泉，以及作为行动的社会科学。这些研究从多元的角度（历史、人类学、医药、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等）出发，共同展现了对流行病与公卫事件的认识与思考；“作为行动的社会科学”更在于强调社会科学在记录、反思社会现象外，更深刻地感知到对事件的参与感与紧迫性，并促成相应的社会实践。

一   现代性与治理及日常抵抗

现代性与治理是20世纪以来反思疫病的重要面向，疫病既给现代化思潮带来冲击，却又反向强化了对它的认可。首先，科技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疫病的流行反向证明了科技的有限性，进而疫病挑战了以生物科技为代表的科学畅想，呈现出科学破碎、无力与无序的一面；其次，以快速的物资与人口联动为代表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成果，却也是促成疫病由地区性流行病转变为全球大流行的现实条件，于是，疫病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全球化的进程与后果，包括以全球化为前提的学术研究，新冠疫情再次引发了对流动的反思。然而，由于生物医学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公卫体系在应对疫病时相对高效，进而这一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被普遍效仿的机制，而若极端地追寻西方医学知识与现代性话语则无异于进入一种后殖民陷阱，这在我国早期麻风病防治与非典后的公卫体系建设中均有所体现。疫病与治理的关系也由这种对权力的依赖与越界展现——疫病防治需要公权力的介入，然而公权力也可借助防疫不断延伸、进入私人领域，压缩个体空间。因此，现代性与治理视角对疫病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们以事件中的个体经验为基础，呈现了反思权力的历程。

就我国的情境而言，非典揭露了二十一世界初期公共卫生防疫的弊端，进而从实践与话语层面强化了公共卫生知识与科学化防疫体系的价值；我国在非典后投入了大量精力建设一个新的公卫体系，一面基于现实的需求，另一面则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对生物医学主导的科学知识的规训。梅其芸（Katherine Mason）反映我国非典后公卫体系改革的民族志便展现了对现代医学与知识体系的追寻及其困境。梅其芸将公卫体系内从业人员结构的调整（吸纳了大量高学历人才）作为审视公卫变革的出发点，发现新旧从业者面临着从事科学研究与利用人情网络的研究伦理分歧，高学历研究者也陷入了服务（本地精英、全球公卫社群）与管理（流动人口等可能威胁公卫的群体）的职业伦理拉扯，以及在全球知识生产中沦为西方学术社群的资料提供者，遭遇现代性反噬带来的后殖民困境。这种对现代性的追索与迫切感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刘绍华在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麻风病防治时指出，西方话语体系内麻风病与华人群体的污名化是中国政府着力进行麻风病防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场利用科学手段消除历史遗留疾病的现代性自证。因此，科学不仅是获取现代性的方式，也是治理的手段，于是防疫也成为一种治理实践。

科学在防疫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防疫政策必定有其科学化动因，防疫实践有其科学化依据，科学的解释力与实施防疫的权力主体相捆绑，并随防疫实践弥散于社会各层面，意即，在科学的加持下，国家权威通过防疫得以强化。对我国建国初期流行病的历史人类学与历史学考察，便再现了科学进入国家政策实践与日常经验的历程。米里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对我国1950年代后期的血吸虫病防治研究便展现了科学经由生物医学治疗、科学数据展示、显微镜观察寄生虫等大众化方式进入基层防疫的历程，展现了科学化对国家政策的巩固意义。同样基于血吸虫病防治经验，余成普与罗惠指出“群众科学”在确立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性上的政治意义。方小平考察了1961至1965年间浙江温州地区“2号病”（霍乱）防治历史，指出隔离、限制流动、疫苗接种等措施的实施及防疫体系的完善与国家行政层级的建立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最终带来了医疗系统的体系化与行政体系的医疗化。这种对科学技术与科学话语进入个体日常生活与国家决策的研究在我国其他政策领域均有所体现，比如人口与计划生育，对科学与科学话语政治性的强调最终演变成“科学主义”（scientism），成为制定与执行政策的一项基本准则，随后再以教育、书写及日常表达等形式作用于个体的生活经验。由于科学具备的政治影响力、对政策的主导、对日常经验的改写，使得长期关注科学与治理研究的人类学家葛苏珊将科学称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然而在我国的历史脉络中，科学与治理并非简单的双向互动，而更似一种层级化的关系——科学本身服从于治理，科学是一种高效的治理工具。

治理是基于权力作用于个体的表述，而个体对权力也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回应的方式多样且立体，日常化的抵抗便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而言，在流行病与公卫事件中，国家权力借助疫病防治进入私人领地，这可视为防疫的一个政治效应，也是权力主体须自我反思、个体须警醒权力流失的地方。然而，普通个体也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与权力的拉锯。有时个体的努力迂回曲折，时而也直接强烈。例如，张红收集了非典期间流行于互联网的笑话，这些笑话有的以戏谑的方式反映了人们对病毒的认知，部分以防疫政策的戏剧化变动为笑料，另一些以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中心制造讽刺与荒诞的效果；它们与官方对事件的阐释形成强烈的对照。喜剧与讽刺的背后是一种话语再生产实践。与张红的研究类似，纽曼（Abbey Newman）通过观察非典期间的互联网博物馆，认为技术与新兴的互动方式创造了一个记录非典足迹的公共空间，也向观看的人传达了关于事件的信息与想象。艾克霍姆（Erik Eckholm）同样对非典期间的新兴话语空间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互联网民意或许可能对未来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非典期间对网络社群与网络力量的关注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对这个虚拟空间的乐观，网络世界的确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未受政治规训前，它所展现的力量似乎也足以参与政治、影响决策。

除了讨论新兴话语空间的政治潜力外，一些扎根于生活的经验书写，也从日常的视角展现了普通人对政治的态度——它超越了治理与反抗的对立叙述，以近乎“无知”的态度将权力拒之门外。胡宗泽讲述了非典期间一个华北农村社会对非典的多元认知及透视出的对“国家”与政治的思考，村民对传染病复杂且多样化的阐释与官方解释形成拉锯，通过“天灾人祸”等传统观念展现出对政治有道或无道以及政治人物是否作为的评判。与这种日常中的松弛和弹性相对的便是直接的表达和控诉，李德诚与荣润国持续关注非典期间香港民众心理状态的变化，非典期间的一些集体性、公共化的表达（如游行）演变为后期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渠道，促成了政治心理状态的演变。

在现代性与治理及反抗的研究路径下，除了时刻警醒权力的扩张外，也应警惕坠入对抗的漩涡。首先，权力本身具有多面性，虽然它意在加强自我的控制，但也会被实施控制的方式约束，即它在努力维持与控制的时候也可能削弱自身的决策能力与影响力，正如陆恭惠的批判所展示的那般，信息控制的代价便是权力主体也可能进入无充分信息进行有效决策的境地。其次，权力虽然具有扩张的本质属性，但它在集中力量与资源后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建设性，这一面向也需要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认可。

二   作为一种社会苦难的污名化与日常生活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与华琛从公共卫生防疫与私人领域的权力消长角度指出，防疫中收集个体的健康状况、流动轨迹等生活数据似乎是必要的手段，然而即便基于防疫的目的将这些材料公之于众，却极有可能给感染者带来污名化。随后，凯博文与李星聚焦香港在非典时期的污名化问题，并将它纳入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范畴，因为污名化并不仅源于对疾病与死亡的恐惧，更在于促成这些连带式恐惧的文化与社会机制，包括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思想以及权威机构对疾病的回应。面子使得家人回避、排斥那些原本需要支持的患病亲属，而权威机构在非典中却对污名化问题采取忽视或不作为的态度，因此在疫情防控中政府须一面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一面尽可能地减少污名，其他中间机构也须积极干预类似的问题。萧婉文对香港非典感染者污名化的追踪研究表明，非典感染者面临的不仅是日常生活中他人的区别对待，更是一种体制化的污名化，例如部分医院开设了前非典感染者通道，医护在接待前感染者时也会格外小心，也就是说这些前感染者被正规化与默许地区别对待。

回顾传染病研究脉络，污名化展现了传染病的跨时空影响力，以及社会观念对个体造成的身心创伤。传染病与污名化的连接在许多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均有所体现，表现为对特定人群的排斥与丑化等。这些污名与患病的身体特征相关，更重要的是疾病影射的道德伦理污秽，而且通常与性相关。梁其姿梳理明清麻风病观念与防疫实践时分析了当时流传甚广的“过癞”习俗，即女性麻风病患者通过性交将疾病传染给男性而后获得痊愈的过程，对这个观念绘声绘色的描绘透露着对麻风病患者的性别、身体与伦理道德想象。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疾病隐喻的描述虽然更强调疾病作为一种病态在以健康与活力价值为上的社会文化体系内遭遇的歧视，然而她对艾滋病的性污名化描绘与麻风病带来的性想象有类似之处。

污名化本身也具有传播性，对个人的污名化极可能影响亲密互动的群体，而当一个疾病长期在特定经济与阶层的群体中流行时，便极可能形成群体性污名。梁其姿从历史的维度梳理我国麻风病文化，并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工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社会，由于长期生存在资源匮乏、医疗受限的环境内，致使大量传染病流行，进而形成了华人群体与疾病的污名，麻风病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这种群体性的污名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介入防治麻风病的原因之一。就麻风病的治疗而言，除药物治疗外，隔离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干预方法，为规避传播风险，麻风村、麻风病院便多建立在偏远、闭塞之处，加之麻风病长期的负面历史传说、社会大众对麻风病隔离的想象、医患一同隔绝的生活状态、麻风的传染性等固有观念，致使医患共处模式下的麻风病医生也遭受污名，带来了麻风病救过程中额外的情绪劳动与道德压力。

对传染病患者的污名化无疑是身体创伤后的又一沉重打击。虽然我们可以解构造成污名化的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但是却难以在滞后的研究中缓解经历者的痛苦，因此加强传染病知识普及并促成可能的观念改变，这些或许是现下应对污名化的一种可行方式。

三   流行病作为事件

“事件”常常打破日常的经验与惯习，且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因此，无论从日常经验抑或叙事逻辑而言，流行病都可界定为事件，许多以非典为对象的研究也将它作为事件讨论。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集中讨论传染病研究与防控，另一些将非典作为一个影响其他社会因素的突发变量，以此衡量它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关于非典的研究在成果发表上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时间段，分别为2003及之后的一两年，以及2020年至今。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多讨论非典防治并总结防疫经验。非典防疫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将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视为防疫的对象。项飚将人口流动的差异性作为解释非典与新冠防疫政策差异性的一个因素，新冠疫情期间全社会高速流动，防疫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力增强；非典时期流动者多为进城务工的低收入群体，相较而言，疫情的限制与压力在这部分群体中的体现便更突出。2003年非典期间发表的知识与普及性文章也将民工作为目标读者，文章注重阅读性、用语平实，还出现了“知识歌”等简单明快的形式。2003年《农家生活》杂志一次性发表了三篇宣传非典知识的文章，分别为《“非典”知识歌》、《民工如何防非典》以及《防治“非典”应该吃哪些水果》。知识歌采用七言顺口溜的形式讲述非典的症状、处理方式、个人与家庭预防等重要信息。其中《民工如何防非典》针对务工者在岗、旅途、到家三种状态分别提出感染自查与预防建议。另外，江西省科技厅农社处、办公室、体改处制定了一份非典防治办法，将预防的群体划分为返乡民工与城镇集中居住的人口，村镇干部负责劝说民工不返乡，同时做好回乡民工的筛查与防疫。可见，民工的确是非典疫情期间重要的流动群体，也是防疫的重点关注对象。当然，这可能也与当时关于流动人口的话语相关，即将所谓的“低素质”人口的流动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于是民工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另一些公共卫生领域的文章则更注重知识传播与具体的防疫实践，包括梳理非典病理，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非典防疫中的促进作用。另一些防疫的研究主要来自各地的非典医院，医护人员总结护理的要素、注意事项、护理管理经验等。在这些研究中，许多文章发表于2003年5月中旬，正值非典防疫的高峰，具有一定的及时性。在生物医学之外，中医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例如将非典症状与中医瘟疫治疗历史结合，分析非典病因，并给出相应的治疗建议。这首先展现了多元治疗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意义，不同医疗脉络下的病因辨析与治疗方案反映了对寻找病因及有效治疗方式的迫切性，也从侧面反映了非典所引发的医学挑战。

非典时期的防疫管理也是公卫领域探讨的重要话题，部分设想在新冠疫情中成为现实，反映了人们对防疫的思考以及公卫管理的革新。其中，李光琳、薛义正、马光辉、卢永、李鸿光以2003年4月3日至11日陕西科技大学一起疑似非典案例引发的连带效应，提出传染病防治建议。在此次疫情排查中，对无疫区生活史、未接触非典患者且随后未确诊的疑似病例及其接触者实施隔离，研究者认为这些人力与资源浪费反映了当时防疫环节中的诸多漏洞。于是，针对反映的问题，研究者提出首先应当划分传染病流行区与非流行区，再制定符合当地状况的防疫措施；其次，将采集感染者生物样本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获取必要的传染病信息；最后，发展病毒检测技术，培养实验人员，以积极有效地确诊并排除非感染者。

另一些研究将非典作为引发其他社会文化效应的变量，由于非典的影响既针对个体也波及社会各层面，因此这部分的研究宛若一个丰富庞杂的拼盘。例如，李德诚与荣润国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分析香港非典患者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压力；他们发现疾病严重影响了非典患者的精神健康，然而一些受访者表示非典时的精神压力也促进了个人的成长。就社会经济的影响而言，托马斯·罗夫斯基（Thomas G. Rawski）检视2003年非典后中国各季度的官方数据，认为官方简单地将经济拆分为不同的产业，并分别计算疫情可能造成的影响，而未将产业之间的连带效应纳入分析框架，因此结果难免过于乐观。此外，人文学科视角下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例如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化为“非典”的历程，研究者认为简化受语言使用的便捷性、音节、大众传媒版面安排与数字化时代检索便捷性的影响。这些讨论共同佐证了非典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对经济、科技与发展带来的恐慌与震荡。

四   流行病作为社会记忆源泉

突如其来的非典让人措手不及，却也相对快速地平息，但它造就的社会与身体记忆总会在适当的契机下被唤起，实现一种社会意义的再现。非典十年之际，不少媒体以影像或文字报道等多种形式发起了回溯性与纪念性的讨论，主要包括以时间节点梳理事件经过、再现多方参与的防疫场景。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报道中加入了对非典后遗症患者（骨质疏松、肺部纤维化等）生活的描绘，主要聚焦于身体损害、经济状况与社会接纳度。这些报道从个体经验的角度呈现了疫情后的一种生活世界。同时，部分观点批评这些节点式与井喷式的报道，认为它们营造了一场纸面上的狂欢，而未能触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2020年初新冠疫情之际，非典作为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可资参考的防疫经验、一段集体记忆、若隐若现的个体生命历程，接受着经验对比与情感缅怀，非典疫情的发展阶段、治疗方式、患者症状等得到关注与讨论，并最终指向对新冠疫情结束的期盼。于是，2020年至今的疫病研究中，“非典”再次成为一个关键词。然而它不再是主角，而成为一个背景、一个参照事件、一个已经战胜的疫病与被唤起的社会记忆。在新冠疫情并不明朗的前提下，研究者更多地将疫情视为影响社会的一个变量，从不同角度对比非典与新冠两次疫情的差异与影响。包括对货运行业的影响力对比分析、对地区经济的预测、对国家石油战略的效应等。两次疫情也激发了公共医疗体系内应对突发事件的讨论，其他与风险评估、风险承担的相关的行业也被纳入了讨论的范围。对语言使用的讨论也再次浮现，此次讨论主要针对新冠疫情初期西方媒体中出现的“武汉病毒”等称谓，批判了在所谓“科学”话语下显见且根深蒂固的歧视。另外，疫病似乎也为其他工作带来了挑战，如档案管理等。

在这些以非典为记忆对象的研究中，龙彦儒与于德山梳理了新冠疫情新闻报道中的非典记忆，他们将对非典记忆的唤起纳入舒德森（Schudson）的“非纪念性记忆”范畴，随后梳理出新冠与非典的四类关系，分别为“对比衬托”（用记忆内容对比当下变化）、“传承延续”（当年报道的行为或对象与记忆内容一脉相承）、“经验借鉴”（对照过往记忆内容吸取经验）、“无明显联系”。他们将内容类型与关系类型交叉，形成“优良得到延续”“我们更加强大”“情况更加棘手”“未来值得期待”等叙述框架。同时，不同类型媒体的记忆塑造存在差异，中央党媒与地方媒体更加强调主流价值观，这反映出二者通过舆论阵地、主流喉舌等定位建构自身职业权威；而市场化媒体则倾向于从非典记忆中吸取经验教训，多提及彼时暴露出的弊端；尽管不同类型媒体在疫病叙述中有所差异，但它们通过共享记忆资源、以及对部分记忆内容的集体阐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话语共同体。

五   作为行动的社会科学

新冠疫情的紧迫性与作为研究者的责任感使得一批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投身于疫情的记录、反思与对策研究之中。除上述已提及的关于非典与新冠的对比研究外，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也值得格外注意，按照切入点的差异可大致分为三类：对疫病传播与流行模式的社会文化分析、人类学应对公卫事件的视角与方法论，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传染病研究的可能贡献。在第一类研究中，景军、高良敏强调传染病的社会文化特征，指出新型传染病传播的社会特征由传染病流行区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格局展现，随后提出应当建立多样化的监测预警机制，以应对可能的威胁。彭兆荣反思流动的双面性，高速的流动既是现代社会繁荣的标志之一，也在流行病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加速的流动与自然节律逐渐脱离，经济文化繁荣的背后是极高的疫病风险。此外，也许非典与新冠均与食用野生动物有着某种难以厘清的关系，于是彭兆荣也从饮食的角度对“野食”展开讨论。基于疫情脉络的演变，景军与何明以已有乡村防疫研究为基础材料，结合扁鹊定律所展现的显性与隐性的辩证互动关系，指出乡村防疫实践常常关注显性的问题并采用强力的手段，而忽视那些基于历史发展与日常经验的逻辑；同时，他们也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显隐之道，即须更加重视关注日常经验的研究。

第二类研究展现了公卫事件中的人类学视角与方法论意义。景军、何明以新冠肺炎为契机，提出了一些实际的研究策略，包括：1）在结合生物文化视角与生物社会视角的情境下，将传染病的流行视为契机，快速参与研究，2）计划式的研究，3）考古学视角的介入梳理疾病传播路径，4）介入式的研究，以促成实践与改变。此外，两位研究者认为传染病研究应以关注连接与变动的缘起论与整体论为基本前提，关注事件之间的变动，并将超越人类世界之间的连接纳入讨论的范畴。景军与何明的总结为人类学视角下的传染病研究提供一种可即时参与的参考。与上述视角类似，何明提出人类学研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方法论，包括从民族志、跨学科、多种方法角度关注疫情中的疾病、防控，以及与不同群体和社会的互动。此外，部分学者加入了社会科学的跨文化视野，秦红增认为人类学界应当以社会需求与人类共同的命运为基础，从跨学科、跨视角、跨地域的角度进行合作人类学研究，加强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另一些学者则注意到公卫事件中可能忽视个体的经验，于是提出在应对疫病时应当兼顾统计数据与个体生命，关注疫情边缘人群，并凝聚中国问题意识，提出中国方案。

第三类研究意在提供一种超越社会文化脉络的跨文化视角，“中国经验”是该视角的关键词。正如上文提及的中国问题意识与中国经验，彭兆荣在反思流动双面性的基础上，提出“乡土城市”概念，即将农耕社会的优点植入城市发展；随后，他指出“乡土城市”从传统的“井田”“城-郊-野”中汲取灵感，在城市建设中创造时空的缓冲区域与通道。彭兆荣希望这种“中式”的城邦建设可以如“中医”一般，为防疫提供灵感。在“共疫时代”基础上，彭兆荣反思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联动，提供了一种关注生物多样性的视野。上述研究在展现跨文化互动意愿的同时，部分观点似乎仍然有待商榷（如将病毒传播归咎为流动、以及将我国相对成功的防疫经验与乡土性关联等），更重要的是未将疫病中的生物面向与社会文化结合，而仅着重强调文化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景军、杨斐、法翠雯提出了中国经验的实践思路，即以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形式为灵感，建立资源与文化的互动平台，实现中国经验的跨文化意义。

在已经形成的研究之外，仍有许多持续进行的项目，包括以云南大学为依托的课题组对新冠疫情的民族志关注，以及南方科技大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意在梳理我国1980年代末至今的一系列公卫事件中的经验与记忆。这些研究与已有讨论可作为管窥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角，展现了一种行动的社会科学视野。

结　　语

非典与新冠在全球化的加持下，轻松地跨越地域的疆界，造成大范围的传播，它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科技等面向的影响有待多学科多视角的检视。在宏大的历史与社会叙事之外，疫情直观地呈现了全球流动背景之下个体生命之间的连接与因连接而带来的脆弱性，以及疫病对个体经验与生命历程的改写。因此，疫病的社会效应与个体经验构成了疫病研究的两类基础性材料。

就我国的历史情境而言，非典的确为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尚在建设中的公共健康体系蒙上了阴影，因此本文中提及的学术与大众共构的讨论既形成了关于非典的意义叙述，又展现了疫病所激发的社会情绪。于是，在我国防疫历史脉络中讨论非典的影响，可成为审视我国医疗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通道，也可分析我国防疫的历史政治与社会文化基础。文中讨论的五大视角以较为饱满的形象展现了已有的成果与思辨，在努力构建社会科学内疫病研究的基础上，更期待参与新的理论与经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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