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现在，我们可以为爱做大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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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未来之前，我们首先回到过去。
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伦敦陷入一种对杜松子酒的消费狂潮，不仅销量领先于啤酒和葡萄酒，围绕杜松子酒的生意链条同样丰富。同时受杜松子酒影响也带来很多卫生与安全问题，所以英国议会力图通过法律禁止杜松子酒普及。
为什么会如此迷恋呢？一个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杜松子酒是工业革命早期发展的“关键性技术”。
什么叫关键性技术？如果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动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某种社会润滑剂，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润滑剂，社会可能不再运转。而杜松子酒恰好为英国工业革命时那批从农村到城市，却无法适应城市压力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新的应对机制。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泳
倒回来讨论这个话题，杜松子酒其实是更大问题的反映。
新的社会制度建构者，不应把聚集起来的人群一味看作是缺乏理性的乌合之众，他们应该意识到，聚集起来的人群可能是一项资产，资产如果善加利用会给城市带来崭新面貌，工业革命的机制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日后城市人群所赖以生存的众多机制也是由此开始的。
进一步讨论20世纪新的发展，我们发现变化场地从英国来到了美国。在此过程当中，再去寻找所谓的“社会润滑剂”，我们发现杜松子酒变成了电视肥皂剧。
20世纪美国随着人均GDP的增高，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女性在家做全职主妇，出现大把的空闲时间和自由时间。随后社会发展出一项用来填补自由时间的关键性技术——电视娱乐节目以及肥皂剧。它消耗了社会中最多的自由时间，还挤压了其他娱乐、社交、睡觉等各种时间。
杜松子酒也好，肥皂剧也好，我们批评它们的负面影响，并非它们具有内在的邪恶性，只是说明了人们有很多自由时间需要被消费，直到今天新的社会润滑剂的出现，我们才发现几百年以来，人们都把所有的精力用来消费在单一媒介上，而新的社会润滑剂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快手日活用户1.6亿，人均使用时长超过70分钟，计算下来快手用户日均使用时长高达2.1万年。用户在快手上花这么多时间干什么？他们每天上传超过1000万条视频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叫生活场景，一个叫才艺表演，以前社会上最边缘的最看不见的群体，得以显现自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克莱·舍基（Clay Shirky）有一个著名的短语叫认知盈余。
什么是认知盈余？可以将其理解为在时间、智慧、创造力以及慷慨之心等所有方面的集合体。认知盈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由时间。今天40亿人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全球网民的平均上网时间已达6小时/天，如果把全世界上网人口的上网时间加在一起，2018年全球网虫们在网上的时间相当于10亿年。
第二集体智慧。由于当下人们之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连接机会，你会发现无论任何事情或者任何理念，都会有人以创造性的想法创造出来并且以合作的手段进行实施，集体智慧给全社会提供了大范围合作的可能性。
其次伴随着集体智慧产生的便是共同创造。共同创造的核心原点，是每个人都希望自身所生活的社会变得更美好，因此为了美好生活的目标，每个参与者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动用集体智慧共同创造。
最后一个特别要强调的是，认知盈余最关键的东西叫做慷慨之心。网络建立在人类的慷慨精神之上，没有慷慨就没有互联网。
比如，网上经常使用的维基百科，所有维基百科的词条撰写者，都是由具有某些主题知识、并希望为这一全球免费信息来源做出贡献的人们合作开发的。他们没有拿到任何一分钱，但是他们有志愿者的精神，有创造的热情，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慷慨之心，并且愿意把慷慨之心贡献出来让其他人得益。
因此，慷慨之心构成了社会运转赖以平稳运行的最核心关键润滑剂。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润滑剂，发动机的燃料烧干之后，就会过热、着火。
在慷慨的基础上，我们在实行一种东西叫做利他主义。尤其是当人类在使用新的社会工具，把利他主义精神普及到社会之中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形式，就是数字利他主义。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前段时间，一则“女车主哭诉奔驰漏油”的视频在各大渠道流散开来，本来是一场简单的维权服务上升到全民关注，24小时内就被5600万人浏览关注，不到3天浏览量飙升至2.6亿人次；同样，近期被热议的“996”话题，有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集结在GitHub上，利用他们的程序能力抗议996加班，通过空间和社会场景进行反抗。
这些事情如果在以前互动的工具、互联的工具、合作的工具，没有交到大众手里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人类社会第一次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就是普通人可以获得极其便宜的让人们走到一起合作的工具及技术。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仅是认知盈余的来源，我们还必须成为认知盈余的设计者。我们要找出方法，把认知盈余用在有益的事情上，让它去产生四种如今看来非常清晰可见的价值。
第一种是个人价值。个人价值非常简单，如果你决定接下来一小时不再消费什么，而要去创造什么，你其实就在创造个人价值。所有愿意做一些创造性活动的人，都在创造认知盈余的个人价值，但个人价值通常对个人受益最大，对群体意义相对较少。
第二种是群体价值。群体价值更多是为群体服务，群体之内的参与性更强。例如很多孕妇生产后会得产后抑郁症，成立应对产后忧郁症的小组，为小组成员的合作利益服务，就会产生群体价值。
第三种价值甚至溢出群体的范围，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群体，是为了给更多群体创造一种公共价值。像那些有理想主义的人一直在做开源软件，这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目的是帮助群体之外公共社会的人。
在这之上还有一种价值叫公民价值，只要你从事或者发起任何能够改变社会上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的行动，你就在产生公民价值。
以上每一种价值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共同构成了社会往前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更多地把价值从个人手里，释放到公共层面，释放到改变社会的层面。
当然，在认清认知盈余的价值类型之后，我们还应该努力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方法，把拥有的自由时间进行两种活动：一叫创造，二叫分享。
每一个使用新技术的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即设计新的参与和分享方式，也就是来利用我们手里所拥有的认知盈余，这里的盈余不仅是时间的盈余，也是智慧也是创造也是慷慨之心的盈余。
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我们终于有机会为爱来做大事情。以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通常为爱做小的事情，做大事则是为了钱。但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为了爱来做大事情。
当我们把分享工具、合作工具交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时候，这些普通人拥有了创造力和智慧，足以使他们设计出有关分享技术和合作技术被应用的辽阔空间。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一个个财富和社会奇迹将会被创造出来，全世界工作、玩乐、生活和思考的方式都将会被改变，现在我们需要学习用互联网来释放善意和创造普惠。
附：第十三届虎啸国际高峰论坛胡泳现场采访视频
在第十三届虎啸国际高峰论坛现场，胡泳老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以往做营销的一个简单出发点，就是把产品、把服务交付到用户手里，营销人从中获得一定利润，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营销人主要考量的是产品的经济效应，而非社会效应或者帮助人们进行生活改善的相关作用。而在今天，社会属性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产品的核心属性，当营销人不再把产品社会属性当作营销的附属品，你的数字营销就会变成具有社会性的营销。”
本文整理自胡泳教授
在第十三届虎啸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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