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全：全球化4.0 —— 创新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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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贸易战只是一个幌子，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其实是科技战。所以科技创新值得我们更加重视，今天我们也试图解释科技创新生态背后的发展规律。

全球科技创新产业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

今年1月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施瓦布提了一个观点叫做全球化4.0，谈4.0之前首先要回顾一下前面三个阶段。

1.0是贸易的全球化。一战以前历史悠久的全球化贸易，当时很多贸易是谈不拢的，国家之间为了实现贸易往往会采用强制手段，而战争通常是当时促成贸易的主要手段之一。

2.0是国家的全球化。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等一系列世界组织拟定了一系列的全球化贸易协议，我们把它称之为全球化2.0，这个阶段全球化的贸易可以采用协议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得到解决。

3.0是产业的全球化。当世界停止战争，跨国企业之间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他们逐渐发现在一个地方生产、在另一个地方销售的不便之处，所以企业开始在其他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随之进入产业全球化时代。

从产业全球化的大范围来看，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全球化变得更加繁荣，因为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的目的不是慈善，是跨国企业更合理地分配利润，以便更容易赚取更多的钱。但中国为什么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一点我们暂且在后面解释。

如今进入4.0阶段，施瓦布说4.0是服务业的全球化。个人并不认同，因为服务业全球化在十年之前就做了，并且没有成功。尤其是如今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服务业不是全球化，而是全面的人工智能化。所以，全球化4.0其实是创新的全球化，因为科技创新实现了全球化分工。

创新全球化的创新主力

那么，创新全球化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科技创新的主力，是科技企业家。虽然大多数先进的科技产品，都是由扎实的科学研究做基础，但是没有科技企业家把它变成产品，这个科学发明就会束之高阁。所以，真正推动社会效率提升、推动人类整体进步的其实是科技企业家。

科技企业家，离不开科技企业，科技企业也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迭代演变的，从1.0、2.0到今天的科技企业3.0，不断实现端到端的科技创新生态。

所谓的科技企业1.0，是以福特为代表汽车、钢铁、石油、运输等在内的一批企业。上世纪初美国之所以迅速实现经济振兴，正是因为出了这样一批科技企业家，他们的目标非常一致，不管哪个行业都首先低价引入科技，然后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生产建设实现科技广泛覆盖，实现全社会效率提升，这个阶段通常以量产为标志。

到了五六十年代，全球慢慢进入IT时代，科技企业的特征也随之改变。科技研发第一次进入到企业体内，也就是企业成立以后先做研发。尤其在IT业有一个著名的1955年现象，很多IT行业大企业家是1955年生的，他们正好是跟随IT产业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他们接触到的信息恰好处于全球最前沿，所以那个时期科技企业的创业密度迅速增加。

但当时的年轻人创业，并没有和高校学术机构进行研究对接。这也是为什么回看今天，科技创新虽然出现井喷式发展，但是1955年现象却消失了。因为今天科学研究会直接做产品转化，年轻反而没有优势，这也是科技企业2.0发展的独特特征。

如今一切都变了。改变的转折点来自于美国1980年提出的《拜杜法案》。《拜杜法案》的提出直接引发了科技企业3.0的科技革命浪潮，它第一次实现了端到端的科技创新生态，打通了科技创新全链条。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拜杜法案》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私人企业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由此加快了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从而产生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自此开始，科学家专攻科研，专门把科研变成产品化的企业家负责产业化，产业效率极大提升，才导致今天科技产业的井喷格局出现。

科技浪潮叠加之下，任何一个人不用担心在这个时代没有机会，但反过来讲，如果今天机会都找不着，可见你对科技多不了解。

创意、融合、协作

——不可动摇的主旋律

刚刚在讲全球化进程的时候，我们提到中国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

在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全球化3.0阶段，发生了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外迁。当时的中国劳动力很便宜，而且刚刚打开大门，是一个完全未经训练的市场，特别符合西方跨国企业的体系要求。但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的误导，反倒让这些企业产生了对中国制造的最大误解，因为一般在微笑曲线中，研发、销售值钱，制造不值钱，但这一前提是产业稳定且被大公司控制的时候才得以成立。

庆幸的是我们迎来了全球化4.0时代，科技端到端的创新导致产业主角变了，主角不是大公司，而是小公司。这是一个小公司迅速成长为大公司的时代，而不是大公司继续盘踞的时代，无数小公司正在逼近、挑战甚至超越大公司。    

这时候，中国的制造业的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因为当全世界创新的主流变成小公司，我们发现小公司遇到一个跨不过去的坎，那就是实现量产，而中国不仅有经验也有能力制造，而且在大规模、复杂性、开放制造三个维度上，中国不仅世界第一，而且是唯一。

说到这里，其实科技对社会发展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科技对社会的三重影响集中在行为、环境、思想。

行为上，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对手机的使用，现在人们除了睡觉，几乎无时无刻不使用手机；环境上，科技发展促使人类连接愈发紧密，社交孤独等问题由科技带来，也应由科技解决，甚至从更深的地方去解决；另外一个思想上，科技激励了很多人，美国今天的富强来自于六七十年代的登月计划激励了一大批人思想上的转变。

顺着思想的话题进一步延展开来，其实思想是永恒与流变的。

美国70年代的极左思潮当时不被社会接受，今天不光接受而且成了主流，因为这个主流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更包容、更宽容、更能促成更大规模的协作。

“古怪”在人们印象中一直不是一个正面色彩的词汇，但在美国奥斯汀，城市宣传语就是保持奥斯汀的古怪，同时奥斯汀的西南偏南大会还是思想极客的盛会，“古怪”在西方主流思想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古怪”成为创新的代名词。

中国也是一样，今天定义的和谐社会与未来定义的和谐社会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以前倡导勤劳致富，但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再勤劳比不过机器的生产效率。我们需要借助科技，更高效的参与创新，学会使用机器，学会更加智慧的工作、生活。

总的来说，整个社会必然是越来越开放的，越来越创新的。最后借用唐宣宗李忱的一首诗：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过去中国的发展目标大多是物质上的，未来我们要做的超越更多应该是思想上的。当别人做了错误的选择，反对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更要大张旗鼓地全球化，真正融进世界的大海当中去，要知道创意、融合、协作才是这个时代不可动摇的主旋律。

附：第十三届虎啸国际高峰论坛王煜全现场采访视频

除了全球化的深度解读，在第十三届虎啸国际高峰论坛的采访间，王煜全老师也谈到科技创新对营销层面的影响：“科技创新之于营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求营销人必须要懂技术并且对技术深刻理解，另一方面，数据本身可能没有意义，但是从数据中提炼出的洞察，从数据中体现出的消费者行为模式，才应该是营销人最关注的东西。以前有产品就强势，未来有创意才强势，我们相信未来会进入营销人直接改变产业的时代，但前提是掌握科技并驾驭科技。

本文整理自王煜全先生

在第十三届虎啸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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