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 | 西医来华与华人社会
医药治病、印刷出版和学校教育向来是近代中西交流中的三个重要面向。近代西方医学来华已有两百多年，传教医生是在华传播近代西方医学人数最多、作用也最大的群体。面对他们带来的西式医学卫生知识、诊疗手段、医院诊所与西医教育，华人的真实反应如何，接受程度如何，则是近代医学史上学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档案中的西医来华
从1990年代开始，苏精教授陆续抄录了伦敦会（LMS）档案中260余万字伦敦会传教士书信手稿，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BFMPC）档案中45万字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书信手稿，以及美部会（ABCFM）档案、圣公会（CMS）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EIC）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NA）中的相关史料。例如伦敦会档案中大量的仁济医院的史料，按照伦敦会的组织结构和仁济医院有关的档案，分为候选传教士文件(Candidates Papers)、 华中来件(Central China Incoming Letters)、中国去件(China/General/Outging Letters)、理事会纪录(Board Minutes)、委员会纪录Committee Minutes）等五部分。这些档案主要包括传教士当年撰写或印制的与医药治病相关的书信、日志、各种报告和统计等文献，显示了传教士的观念、做法、面临的困难、解决的方式与获得的成果，以及传教士记载的来自华人的种种反应与双方互动的体验等内容。
朱维铮先生曾经说过：“鉴于由西方传教士作为主要媒介的那三百年的交流情形的复杂，双方遗存的官私文献又极其矛盾，因而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基本的历史事实，显然是排除任何成见或模式，如实考察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关系的初步。”苏精教授正是利用来华西医所在教会留存完整的书信档案以及仁济、博爱等医院年报，同时参照《遐迩贯珍》《申报》《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中西文报纸，讨论了以仁济医院的发展历史为核心的，从18世纪中后期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医、商馆医生，直至20世纪上半叶仁济医院的再度腾飞的一个西医入华的过程。作者不仅记载了来华医生在上海、澳门、台湾、广州等地的医学实践，还记载了19世纪学习西医的中国人，包括到爱丁堡求学的黄宽、在上海担任学徒的黄春甫，以及一些学徒出身的中国西医，了解他们习医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各种难题。
来自中国人的捐款与赠匾
自从西医入华，靠各界捐款维持医院诊所的运转乃为常态。前行研究多认为华人对待西式医院、诊所并无太多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传教士的档案中却记载了很多华商买办、清朝各级官员、普通百姓对西式医院、诊所的捐款，可证明华人对西医的认可。例如郭雷枢在澳门的眼科医院历年共获得捐款6,890.5银元。1830年就有五名华人行商：东兴行谢有仁（Gowqua）、怡和行伍绍荣（Howqua）、天宝行梁纶枢（Kinqua）、广利行卢继光（Mowqua）及同孚行潘绍光（Punkequa），合计共捐1,400银元，其中以伍绍荣捐500银元为最多。而上海仁济医院建立初期就有中国人热心捐款，最早的是1848年一位称为“二如”的人捐款5元，此后他连年捐到1852年，每年都是10元。1849年起捐款的中国人陆续增加，宝顺洋行的徐荣、旗昌洋行的唐炳佑与黄恒山等三名买办相当积极，经常呼朋引伴捐款。到1853年时中国人的捐款达到高峰，有二十二人共捐了185元，超过这年仁济收到捐款总数（885元）的五分之一。1855年的捐款名单上有位很特殊的“赵大人”，原来是上海道台赵德辙（官至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捐了100元。在20世纪初笪达文任期内，至少有1906与1916这两年中国人捐款是超过外国人的。1906年中国人的一般捐款虽然只有199.38两银，但另外又捐了2741两给医院的建筑基金，两者合计2,940.38两，超过了外国人所捐的2,873.07两。1916年，中国人捐款合计达到9,764两银，超越了外国人所捐的8,913.36两。虽然华人社会对仁济医院捐款相当被动而不稳定，但是却未曾中断，上海华人对仁济医院提供的西式医疗服务的认可是不容否认的。
中国古代的匾额除为建筑命名外，多用于贺颂、达谢、旌表、自勉之途，并通过题赠、送迎等方式构建和谐关系，来表达更为深层次的感情。匾额高悬于受匾者建筑的视觉中心，使得这种情感外化于公众，起到广告作用。向医术高明者赠送谢匾就是患者对医生仁心仁术表达真挚谢意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传教士的档案中保留了一则向华人西医赠送匾额的故事。清军武官马天魁被枪弹击碎胫骨，经中医治疗无效，由沪上著名华人西医黄春甫医治，住院两个月后已能行走如常，另一处深可见骨的大腿枪伤也告痊愈。马天魁致送题有“功赞耶稣”及受伤与治疗经过的一方匾额，高挂在仁济医馆的大厅。来华西医韩雅各特地在年报中仿制了匾额的内容文字和写法格式，可见来华医生也认为收到匾额是在中国行医成功、获得华人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
档案中出现更多的是华人向来华西医赠送匾额的故事。例如1849年，一位杭州官员之子在仁济医院成功戒绝鸦片烟瘾后，将一方谢匾悬挂在医院大厅中，此后也陆续有痊愈的病人致赠匾额，至少有“道宗基督”“神医妙手”“德泽万州”“春暖江城”及“杏林春暖”等五方。雒颉在信函及书中分别向伦敦会秘书和英国的一般读者翻译并描述了长卷和这些匾额的意涵、形式、制作和内容，可见他相当了解并乐于接受中国人这种铭谢医生的传统文化。北京施医院开张一年内，雒颉已经收到六方谢匾，都是动过手术后痊愈的病人送的。最热闹的一次送匾行动发生在1862年10月21日，多达五十名康复的病人联名赠匾，一大群人带着匾额先在北京城里游行一圈，还雇了乐队沿途吹吹打打，又请人拿着旗帜随队助阵，最后将匾送到施医院张挂，雒颉也乐得接受这种能引起更多人瞩目的公开致谢方式。通过赠送匾额表达对传教医生医术和道德行为的认可，表明在华人患者的心中，西医已经等同于中医，甚至高于中医的地位。
从接受免费治疗到参与医学传播
来华医生不管是以传播福音为主，还是以医疗诊治为先，必须以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为前提。免费诊疗是西医吸引华人之法宝。由于西医入华之初大多采用免费的策略，而生活较为穷困的现实使得很多华人很快涌向了西医诊所。郭雷枢于澳门设立眼科医院，五年中共有大约四千名以眼疾为主的患者在中就诊。伯驾在新加坡开设华人眼科医院与药局，八个月期间诊治的病患合计已超过1000人，约占全部华人的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若再加上这些病患的家人、亲友、邻居等，则受过或知道有伯驾治病的人数比例当更数倍于此。当然，伯驾高明的医术和“视病如亲”的态度更是赢得了华人对西医的好感与信任。档案中记载了伯驾将一名染患严重肺炎的潮州贸易船的船工接到家中就近照料，虽然船工十天后不幸死亡，但临终前夕伯驾陪在他身旁连续看顾达数小时，更帮忙料理丧葬事宜，还提议由自己写信，请船长带回慰问死者在中国的妻子、儿女。这足见伯驾的医者仁心。相较于对基督教教义的抵触，免费的诊疗和高超的医术使得华人对西医的接受毫无违和之感。
早在19世纪中期，华人已经开始积极参与西方医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生产、传播。19世纪初年牛痘疫苗接种技术的传入，是近代西方医学来华的开始，同时也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力。早自1845年雒颉到上海以后，便教导黄春甫和愿意来学的中国医生种痘的技术。1855年冬天，一名苏州的中医主动到上海请求雒颉教导牛痘接种技术，学会后回苏州于1856年春季接种了800多名孩童。雒颉培养出的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在道台应宝时支持下开设牛痘局，从1868年起，黄春甫每星期一、三、五、六到局为上海及邻近地区的孩童种牛痘，到1897年将近三十年间，为大约十五万名上海的孩童接种牛痘。
雒颉刻印《新种痘奇法》（1845—1846）
1851年，合信在广州出版了《全体新论》，华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本在启迪近代中国医学知识上有重大作用和意义的著作的编撰。合信在《全体新论》中文序中表示，自己是与华人陈修堂“商确定论、删烦撮要”才能成书；在英文序中也表示，如果不是这位聪明才智的华人，本书不可能写成优美流畅的中文。《全体新论》中文说明文字亦是中国助手所写。几年后，合信在上海雇用华人管茂材协助《内科新说》等书的编译。更重要的是，《全体新论》初版问世后的两年半内就出现三种翻刻本，都是广州当地知名的士人所为，包括官至浙江盐运使的潘仕成、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父亲叶遂翁。传教士杨格非于1858年10月间到江苏丹阳地方，以合信数种医书赠予地方官，结果对方大为满意，还回赠以茶叶、糕饼等物。
伴随着西方教士活动的越发深入和洋务运动、维新思想的影响，西医学说真正触动了传统医学的“中枢神经”。晚清士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从研究生理结构、探明病因病理、以脑为人体中枢、医疗器具精细、用药精当等五个方面比较中西医的优劣，认为西医“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1879年2月，郭嵩焘在韩雅各陪同下参观仁济医院，看到医院使用的治疗疮毒的新式药水“布斯垒”具有奇效，大加赞叹“实为外科第一圣药”。晚清上海滩著名的《点石斋画报》中亦有“西国扁卢”“瞽目复明”“妙手割瘤”“西医治病”等多幅描绘西医诊治的图画，可见生病看西医亦是寻常之事。熊月之教授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经普遍被接受。到了九十年代，尽管在内地某些地方，西医仍然受到抵制，但从总体上说，西医已经在中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林美玫教授曾经做过统计，20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各团体在华的医疗事业规模相当可观，例如在1905年，在华共有医院160所、诊疗所236所，住院病人33396人，门诊病人1026880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1914年第8版）中登记有笪达文、葛彬（Culpin）等近40位在上海行医的西人医生的姓名、分科、国籍、行医地址，再加上登记的同等数量的华人西医，此时上海西医的数量相当可观。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不论是普通华人还是与来华医生共事的华人医生、护士、护工，都切身感受到了西医的巨大功效，对来华医生的医术、人品都有较高的评价。
合信《全体新论》封面（1851）
《西医入华十记》从档案视角下发微抉隐，勾勒出华人对西医的态度与行为，为读者描绘出如毛细血管一样西医入华的微观历史，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为学术界打开了一扇深邃的档案文献的大门，也为普通读者了解近代西医来华的历史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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