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丽 | 散在日记中的读书笔记，是李慈铭重要的学术批评成果
李慈铭评论近千个学者的著作，纵横捭阖，凸显了他尊崇汉学、追踪乾嘉诸儒的学术追求。
李慈铭的学术批评
文 | 张桂丽
李慈铭（1830-1894）原名李模，字爱伯，号越缦，生于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著有《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越缦堂文集》《越缦堂日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李氏早年醉心于诗文词章，中年后专心治学，独尊乾嘉汉儒实事求是之治学传统，至老不辍，成就显著。他以读书为终生职志，以日记为学术笔记文体，读书多，识力厚，品鉴精。其读书笔记，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史料价值与学术批评价值，值得重视。关于李慈铭身后入儒林、文苑之争以及他本人的经学、史学研究孰为所长，仍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而其本色当行乃学术批评，则毋庸置疑。广为流传的《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是其学术代表作，已经奠定了他在晚清学术史中的地位。
荀学斋日记手稿
李慈铭本人的学者“人设”
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二十七日，李慈铭出生于绍兴李氏台门的耕读世家，远祖是南宋名臣李光，六世祖李登瀛，著有《梅溪诗钞》。李慈铭祖父亦能诗，常带他游历浙中名贤古迹，亲与觞咏集会，拜访隐逸能文之士。受益于家族文化熏染，以及擅长作诗词、研经史的天赋，李慈铭幼年即开始较高水平的精英阅读活动。
李慈铭的读书活动包括访书、购书、钤印、题签、借书、校注、钞补，精力极佳之际，校勘批注，条分缕析，再书写于日记中。他以读书治学为立身之本，“古今无学问外之人才，天下无读书外之事业”（《冬暄草堂师友笺存·李慈铭》之第三十一通，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1966年），“以予自论之，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越缦堂日记补》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二日，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他虽然较早确立了诗人的身份与地位，但有著强烈的学者身份的自我设定，反复重申学术追求的目标，虽然热衷于宦途，但读书治学是其立世的终极目标，始终保持文人本色。出身于耕读之家，在晚清时局失序之际，潜心治学，此举不失为乱世保全之良策。
对于李慈铭而言，读书不仅仅在于参加科考、获得功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解读经典，以著述来彰显、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对成长于道咸之际的学人而言，李慈铭的思想首先源自阅读本朝考据著作而获得的经验，一则因为乾嘉诸儒取得的学术成就，令后世学人敬仰不已；一则因为乾嘉诸儒著述广为刊刻、抄录、传播，是李慈铭所能接触到的最广泛的阅读资源。无论是绍兴味经书屋还是京师琉璃厂，以及友朋间私自传观的著述，考据学著作均高居热门畅销之榜。传统经史，经过乾嘉汉儒的钩稽考校，更接近经典原貌，李慈铭的阅读文本即是本朝大儒的硕果，在接受、再确认、修正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道光时，汉学积弊之势日显，为宋学家所嘲讽，李慈铭向学之始，为汉学的流风余韵所浸染，矢志力学，为汉学除弊雪诬。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读《经世文编》，叹其不收名物考订之作，欲救汉学之蔽，“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汉学虽有弊，或失于误断，或失于文献难征，或失于繁琐，然而博涉群籍，追求字字有来历，决不空谈臆造，为追求实证研究的学者所推崇。
李慈铭尊崇汉儒，亦不菲薄宋儒。宋学重推阐，汉学重考证，汉宋学的治学目的不同，表现在学术独立去功利化、道德化、客观化与传统一元论上有本质的区别，治学方法不过是其皮相而已。攻击汉学或攻击宋学，都是极端的学术批评行为。李慈铭曾说：“予尝谓自程朱生后，天下气象为之一变，束髪之儒，耻事两姓，曳柴之女，羞蘸二夫，尤其明效大验。故虽雅不喜读宋儒经说，尤厌其语录，而从不敢非毁之。盖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也。”《日记补》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分析，可以认为，他是在汉学的衰退中逐渐有了这种深刻的认识，若在乾嘉汉学鼎盛之际，断不可能作此检讨。
但从他的治学方法、品评持论来看，他尊崇汉学，尤其维护郑玄，凡与郑为难者，皆视为不足，如评俞樾云：“至喜驳郑注，亦其一短。”（《日记》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李慈铭站在汉学传人的立场，也检讨汉学流弊，“盖汉学诸家爱博之过，往往以多为贵，不肯割弃，有宁令人讥其杂，不可令人议其漏者。”批评汉学家别裁之短。“盖汉之经学为禄利之路，其从师传业者无异今之举业，而国朝诸儒之学，则实与时背，宜其愈上而愈困也。”汉学家缺乏经世之追求。（《越缦堂日记》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李慈铭极具批判精神，他素秉儒家名教正统，极为反感儒学内部的荒诞不经之说，他批判的文人如王肃、啖助、郑樵、王柏、陈亮、程敏政、陆陇其、沈德潜、袁枚、赵翼、程晋芳、程廷祚、朱仕琇、翁方纲、方东树诞妄不经，又称南宋以后书，不可不读者仅四十五种，此说过于严苛，反映了他取舍严苛——读书当取第一等著作的高标准，但也体现出高自标置的文人习气。而汉学家内部之孙星衍、刘逢禄、庄述祖，以与郑玄为难而遭到他严厉的批判。
治学伊始，李慈铭必须面对的是“汉宋之争”。汉学已然衰颓，嘉庆十年以后，逐渐推重宋学，尊宋淡汉，学风一转，但他毅然以汉学嫡传自居，积极捍卫逐渐式微的汉学传统，试图恢复乾嘉汉学时代的古文经学传统。所有挑战汉学权威的学说，他都批判之。他认为康乾盛世正是得益于朝廷“大阐群经”“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那些将道光以来的世乱归结为儒者埋首考据、不讲理学之论，乃无知之妄言。他编纂《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即以汉学家及其经学著作为主，是为淡汉、反汉学风的有力反击。
李慈铭一生城居，绍兴乃大郡，文献渊薮，书籍流通甚为便利，而京师荟萃一流学者，他见闻广博，交相问难，又刻意为学，终有所成。李慈铭治学成果散在日记、藏书上，零散且晚出，诚为遗憾。散在日记中的读书笔记，正是李慈铭重要的学术批评成果。王重民先生据李慈铭手批正史各书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学界誉为足继《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而起，是有学术依据。本人辑录整理的《越缦堂读书记全编》，将李慈铭全部日记中的读书笔记以编年体例一并辑出，将进一步体现他本人的学者“人设”。
通过考察个人阅读史，可以凸显其知识体系与思想世界，并藉此窥见其在历史脉络里的总体意义，而日记正是精确细致观察作者思想世界的最值得信赖的私人著述。之所以能细致考察李慈铭的阅读世界及思想旅程，得益于其《越缦堂日记》，不仅详记读书心得，还十分细致记录游历古迹、看戏、读邸报、读画、读碑、读时文课卷、读友朋书信、逛琉璃厂、参加名贤祭祀活动，这些在广泛的阅读史视野内同书籍一样重要、可获取知识的阅读资源，是我们追寻他阅读史的最可靠文献。
长时段历史的审视，更有利于评判在数十年学术风气变化中的个人学术成长历程。李慈铭散在四十余年日记中的读书笔记，即其读书生活史，所呈现出李慈铭本人的学术成长历程及思想变化，蕴藏着他的学术追求。
如读书笔记第一条是读谭献早年诗，接著大量摘录《俨山集》《升庵集》 《楹联丛话》 《七修类稿》等，这些书并非治学之首选，他曾遗憾没有生逢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少时独学无友，“余少时甚钝，又多惑于俗学，人无良师友，耳目锢蔽，所见书籍大率时文讲章，不特弃古鼎而宝康瓠，舍人参而求桔梗也。”（《荀学斋日记后集》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版）为向学之晚而懊悔，此时之积累，乃日后钻研经史之准备。
咸丰九年，李慈铭北上捐官，琉璃厂阅书、访书，见闻日广，为浓厚的学术氛围浸染。他在礼部尚书周祖培家坐馆，以文士的身份受到潘祖荫及其父叔潘曾绶、潘曾莹赏识提携。稍后他接触到桂文灿的经学著作，又与平景荪、张星鉴、黄以周商榷经史，遂专心向学，专心致志阅读本朝学术著述，夜以继日，手不释卷，而他特有的批判精神，逐渐彰显于学术批评。
致潘祖荫手札
彼时他官事龃龉，而食贫力学，学问积累，正在此时，并开始作札记、杂录、杂考。他素无师承，乃自学成才，决心守护汉学，勤于阐幽发微，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李慈铭措意于南朝、南宋、晚明及本朝学术，随著阅读的积累，他将感性的理解逐渐系统化。从钞撮编纂如《历代谥法考》、《崇祯五十相考》、《古今南人宰相表》等，到撰写《国朝儒林论》《国朝儒林经籍小志》、评论戴震、姚鼐、翁方纲，考证《说文》，学术蜕变渐露端倪。清儒对周秦古籍的考订对他影响极大，每论及之，皆不胜仰慕。
同治至光绪十五年，乃其学之精进期，以史部居多，又多杂考、杂记之书。自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为其晚年读书从容、识力最佳期，阅读之书约一百五十种，多宋朝史事及本朝诗文学术。降至同光，汉学势力日微，京师盛行的是以倭仁为核心的宋学，他坚持维护汉学，与时趣迥异，以不合时宜之学孤立京师，寂寞可想。
乾隆四十六年，举儒林之力成《四库全书》七千九百余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谓读书纲领，后之学人咸以此为问学途径。嘉庆以降，因文献材料的新发现、研究方法的新探讨，修订旧说，形成新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考据学著作，大量涌现。李慈铭凭借个人之收藏、借钞、阅读，以一己之力完成先秦至光绪一千三百余部著作的考订与评论，自出胸臆，成一家之言，是晚清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清人学术批评成果（《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于乾嘉之后所出书，多处直接引用李慈铭评语。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多处参照李慈铭读书笔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职是之故，见重学林。
李慈铭分析辩证各家学问渊源、优劣，给后学以启发。他总是反复阅读后撰写读书心得，故能独出己见。如论明及本朝诗歌：“予谓明诗过于宋，季迪惜不永年，倘逞其所至，岂仅及东坡哉。中叶之空同、大复，末季之大樽、松圆，皆宋人所未有。宋人自苏、黄、陆三家外，绝无能自立者。明人若青田、西涯、子业、君采、昌谷、子安、子循、沧溟、弇州、梦山、茂秦、子相、石仓、牧斋，皆卓然成家。即孟载之风华，亦高于昆体；中郎之隽趣，尚永于江湖。后代平情，无难取断，贵远贱近，徒以自欺。”（《日记》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他予以明诗前所未有的成就，绝非标新立异，从今日的明诗明文研究来看，极为有识，若非博览综观，难以出此论断。他对本朝沈德潜格调诗派、袁枚性灵诗派，桐城文派末流评价很低，不苟同于流俗，立论有据，为学者所重。
李慈铭不但实现了由文士到学者的学术追求，且其评论历朝诸家学术得时驾轻就熟，笔锋犀利，极为自信，所展示的不仅是阅读之勤奋，涉猎之广博，识见之精微，其批评天赋也超出时辈，此后学术批评遂成为他读书治学之终极目标。其学术灵魂是独尊乾嘉汉学，尤以郑玄为经师楷模，频繁追忆汉学的盛世时光，致敬乾嘉诸儒。
虽然如钱大昕等学者也撰写治学日记，但唯独李慈铭的读书日记提供了长达四十年的具有长时段研究优势的范本。《越缦堂读书记全编》以编年体例所展现的日常读书生活，呈现了他追步乾嘉汉学的学术实践。通观李慈铭四十余年的读书生活史，走进其读书生活现场，考察其阅读历史、学术视野、传承与创造能力，追踪其学术思想演变过程，对于晚清学术史的考察，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李氏读书笔记来自于长达四十余年的批校题跋，积累而成，独有心得，不似官修书目解题之中规中矩，也不似私家目录之陈陈相因。他的学术核心是守护汉学，故在其学术批评中，侧重版本校勘、文献考訂、见闻广博、家法谨严等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贯穿于始终。其读书笔记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学术批评价值、史料价值，评论的总体特征约有四端。
（一）李慈铭在学术批评中，尤其重视文献著作的版本源流、校勘优劣。清代刻书业之发达，尤其是丛书刻印之蓬勃，李慈铭能读之书相当多，因而版本亦复杂，尤其是增修重订本、稿抄校本及仅为赠送印数极少之本，他详细记录版本、卷数分合、目录、序跋及附录等信息，著录方式较为严谨。如《复古编》，“晡后步至厂阅市，以钱十四千购得张谦中《复古编》，末附张子野《安陆集》一卷，以谦中为子野之孙也。乾隆庚子安邑葛鸣阳刻本，丁小雅诸公所校，极称精密。此本又从葛本翻刻，颇有误字。”（《日记》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二日）次日即读毕，详细记录版本源流、校勘优劣，所得虽是翻刻，且有误字，然求之二十年方得，其快意可想。他经常流连京师琉璃厂，遇到心仪之书，虽无力购买，仍记录其版本以备忘。在著录某书版本时，将寓目之本信息亦记之，后人可据以覆按，见闻之广博令人兴叹。
作为学者，丰富的藏书是标配。李慈铭亦嗜藏书，毕生蓄书近千种。但他是为了治学目的而购书、抄书、求书，并不措意于收藏，不惟版本论，但所记各书版本信息极为丰富。刘喜海《金石苑》，李慈铭记到两次，一为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五日：“阅《金石苑》……书无序目，其有考证者，惟《唐张祎南龛题名记》、《重修化城龛记》、《宋赐龙昌期敕》、《寿山福海铁器》、《巴州知府县令劝农事实》、《紫府飞霞洞记》六种。”此乃“未成之编”，购自京师三槐堂书肆，无卷数、序跋，与后来目录学著作所著录均不同，或为另一初刊本，未为可知。李慈铭爱其“雕刻精绝，所录亦多前人未见之迹”。光绪十四年他又买得足本《金石苑》，为道光中刘氏来凤阁原刻精刊本，五册，价值十四金，李慈铭喜其为足本，故不惜重金购置。
又如记述购置《两汉金石记》的三次经历（《日记》光绪八年正月初十日），初购初印本，应是乾隆五十四年南昌使院本，丢失；复购装潢精绝本，大概仍是初印本，不喜其中有评语，托书贾转卖；八年后颇思之，再购则为南昌使院彚刻《苏斋丛书》本。三次反复，盖以翁方纲之金石碑帖专门绝学，研治金石此书不可或阙。
（二）在学术传承评价方面，李慈铭重视家学、重视师承，特别重视明清两朝的学术渊源。学派最能体现学者之学术谱系，尤其是经学，家学师承最为重要，如绩溪胡氏、吴县惠氏、常州庄氏、宝应刘氏，皆经学世家，绵延数代，影响深远：“阅胡竹村氏说经诸文。绩溪胡氏五世传经，与吴门惠氏相匹。国朝经学极盛，两家尤为眉目。”（《日记补》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六日）“阅《炳烛编》。许斋笃守其师钱竹汀家法，随事考订，皆实求其是，不为高远惊俗之谈……盖吴门之学，自惠、江、王、钱递传，皆以平实切近为主。拾遗补阙，虽所就有小大之殊，而为功于古人，不误于来学，其致一也。嘉定小邑，经儒独多，皆私淑钱氏之教。自常州 庄氏说经，恃其高识雄力，好为荒渺之论，自托于西京微言，而不知实为南宋余唾。数十年来，吴门颇为所染，而嘉定独不稍变，此亦论学术者所当知也。”（《日记》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对乾嘉汉学的批评，总以赞扬居多，即使微有不足甚至谬误，也系以维护、同情之语，绝少挑剔。作为汉学阵营内的异调，常州公羊学崛起，与郑玄异帜，体现了学术内部的彼消此长的规律。而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李慈铭，对常州学派“好为荒渺之论”相当反感， “微言大义”之风逐渐扩张至汉学正统重镇吴中，让他极为愤慨，稍感安慰的是嘉定钱氏独不为所动，汉学一脉在焉。他的朋友谭献有信微讽刺他的弟子陶方琦潜心汉学，不如稍微改变治学方向以求“微言大义”，李慈铭认为学问当以求是为宗旨，而不必分汉宋，实则更坚定守护汉学之心。
对于清代第一大文派桐城派，李慈铭明确分为桐城古文、桐城学术，客观分析不同时期的学风及成就。李慈铭极为尊重方苞及姚范，肯定姚鼐能讲求经术，惟反感其批评汉儒，过尊宋儒，开桐城学术空疏谬妄之风。桐城学术发展至姚莹、方东树、陈用光、梅曾亮等人，好攻击乾嘉考据学家，李慈铭则大力批判。姚莹《覆黄又园书》称：“窃叹海内学术之敝久矣。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二十六，清刻本）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力攻汉学，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李慈铭极为痛心，斥为“谬种遗患”。汉学固然有弊，但被宋学派人委以导致“风俗人心日坏”、国运日衰的社会伦理责任，是尊经崇圣的汉学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绍兴图书馆藏李慈铭手批寸阴丛录卷
作为批评家，李慈铭总是积极预流，对过往及当前的学术大势、各家各派治学得失大体把握全面，持论允当。他评论清代学术时，称吴中之学、山左之学、浙东之学、浙西之学、湖湘之学、毗陵之学、桐城之学、常州之学、嘉定之学，等等，通观地域、家学，纲举目张，溯本源流，批评方法可称得当。
（三）李慈铭在学术批评中，尤其重博识，重考订，重文笔。著者读书多寡、才识高下、文词雅俗，是其批评标准之一。“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学者，他推赏学者之文，“要之学人之文，虽工拙不侔，自与杜撰浅陋者异矣。”（《日记补》同治二年十月三十日）
正因为此，他的学术批评带有浓重的文人色彩。学者之文，读书多，根底厚，识见高，行文不必引经据典，而书卷气自在其中，故为李慈铭所看重。他最关注文集中之碑传墓志、论学论人。不少著者因见闻寡陋，或识见迂腐，被他嘲讽为“学究气”，如著《书契原指》之陈致瑛“读书寡陋，又锢于学究之识”，著《吴门补乘》之钱思元“闻见陋狭，拙于考订”，著《五代史补》之陶岳“识趣卑陋”“文笔拙俗”，著《衣讔山房诗集》之林昌彝“卑冗鄙陋”， 《玉井山房笔记》之许宗衡“见闻荒陋，出语蠢俗”，辑《国朝文录》之李祖陶“盖识趣既卑，见闻又狭，其序文评语多浅陋迂拙，全是三家村学究批抹时文习气，固不足与于选政。”（《日记》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可知其注重多闻博见，考订详密。钱泰吉、胡鸣玉长于考证，为其所取，沈复粲仅钞撮史料而不能考订，被讥为“书贾伎俩”。
李慈铭是清代重智识主义影响下的成长起来的学人，力求博极群书，重视积累。他推崇顾炎武、钱大昕、全祖望、王鸣盛、汪中、阮元、戴震、凌廷堪、刘逢禄、顾广圻、严可均、张文虎、陈澧、桂文灿等人著作考证精密，叹其博识而精审。著者能否进行考订，其书是否有资于后人考证，是为李慈铭相当措意之处，凸显其考据家本色。
上虞图书馆藏李慈铭手批日知录
（四）李慈铭的学术观念与态度极为严谨，未知或不解，姑阙疑存异，不强以为知，或武断下结论。受限于文献材料、个人识力，部分未能确论之问题则予以存疑。
金石碑拓，或有脱衍，或形近而误，对于漫漶或不解之字，阙疑存异，尤其需要虚怀谨慎。学者博考金石、碑版以证经史，确有文献之功。晚清金石学兴起，奔竞取名之学人偶得一模糊之旧椠、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游谈废务，是为学术风气之一变。当日京师以潘祖荫、盛昱、王懿荣、沈增植、袁昶、李文田、缪荃孙等为核心，时常交流探讨，李慈铭有所见闻，题跋金石著作甚多。李慈铭认为不可因史而疑碑，亦不可据碑而疑史。王欣夫先生辑有《越缦堂金石题跋》，肯定了李慈铭的金石识鉴水平。
李慈铭的严谨还表现在，读书心得前后矛盾，立即调整，不自掩饰。如朱仕琇的古文，同治初读时喜之，后再阅则觉可厌，“其文卑冗，全不识古文义法”。前后观点之大相径庭，又皆直书而不讳，想见其为学日有所进。而一些经典书籍，常读常新，他咸丰中读方望溪集文集，并不喜之，同治六年又读，越十年三读，则赞为“宋儒以后，诚不多见”，评价极高。(《日记》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不必讳言，李慈铭嗜博，其学略显杂而不专，高明有余，沉潜不足。即兴式、印象式批评偶亦有之，这也与他日记体式的学术批评文体有关，有所感悟，立即笔之日记，未必深加思索。他在批评中有意求异，似乎为文而文的思维多于学术思维，因此，批评中的片面深刻之处自有其价值，而目无余子时则难免失准。且始终未能脱去文人习气，恃才傲物，如讽刺王闿运为“江湖佹客”、赵之谦为“天水妄生”；又时信传闻，如赵翼非《廿二史札记》作者、林昌彝非《三礼通释》作者、《玉函山房辑佚书》乃章宗源所辑，不免失于偏信或想当然的臆测。
李慈铭与赵翼、王鸣盛、钱大昕三家处于汉学鼎盛之期不同，彼时朝中有朱筠、朱珪、阮元等支持汉学的大臣主持风教，百家争鸣，各有建树，广为流播。而嘉庆十年以来，朝廷逐渐尊宋，有意绌汉，以汉儒家法治学的学者不仅要应对汉学内无的分歧、宋学家的挑战危机，还要逐渐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此时选择汉学，意味着逆流、孤立、落寞。道咸以来，史学界的热点是西北史地、西洋史地，古典史学的校订工作鲜有其人（京师中仅王先谦、周寿昌与李慈铭同时校勘《汉书》）。李慈铭居京三十年，绍继乾嘉遗风，甘于孤寂，阐幽发微，其于学术史衰变史中的意义更值得重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最具有导读性的书目当属《郑堂读书记》与《书目答问》，这两部书目与李慈铭日积月累的日记体读书笔记显然不同。李慈铭评论近千个学者的著作，纵横捭阖，凸显了他尊崇汉学、追踪乾嘉诸儒的学术追求。他对宋朝、明朝、本朝学人著作的批评，以严肃的独立思考精神为世人推重。
李慈铭通过学术批评，阐发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以乾嘉学术作为治学典型，以此来衡量学术得失，即使自身被孤立，即使汉学盛世难重现，仍孜孜不倦、持之不悔，始终充满温情与敬意，但也正是在此治学过程中，确立了乾嘉汉学正统派传人的位置，《清儒学案》专立越缦学案，即是明证。从校勘到评论，从饾饤考据到学术批评，李慈铭所坚持的治学方法、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值得重视，值得深入考察。
（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所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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