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杰 | 日本学者对西方校勘学的学习与借鉴
1873年， 命运将23岁的张伯伦（左） 带到日本， 就此将西方文献学带到了日本。张伯伦的学生芳贺矢一（中） 结合日本国学与德国文献学， 奠定了日本国文学的基础。芳贺矢一的学生池田龟鉴（右） 结合西方校勘学， 对日本典籍校勘活动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
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中国为学习对象，从文字，到文献，再到文献学，可以说亦步亦趋。随着西学东渐，近代日本调整了方向。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比中国更积极，在很多方面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中转站。有一年复旦“中西古典学的会通”工作坊的讨论中，来自美国的一位学者脱口说道，中国对西方校勘学的了解，是不是来自日本？答案是否定的。不过，日本学习借鉴西方校勘学的历史，倒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一
中国最早提及西方校勘学的是胡适。1910年，胡适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初学农，后转文，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院。研究院期间曾从布尔（G.Lincoln Burr）教授学习 “历史的辅助科学”，内容包括“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高级批判学”。受这门课启发，他读了《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中浦斯格（John P.Postgate）所写的textual criticism条目。1915年至1917年，胡适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在学习杜威“实验主义”的同时,重新思考了中国的“考据学”。1916年12月2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论校勘之学”。胡适在后来出版的《口述自传》中自揭其秘：该文其实是对浦斯格所写textual criticism的节译；只不过，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胡适全部换成中国典籍的例子。胡适说：“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的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1934年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撰序，说：“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不如日本……”希望向西方学习，建立中国的科学的校勘学。然而应者寥寥。该文发表后七十余年间，中文世界几乎看不到关于西方校勘学的讨论。相比之下，日本要热闹许多。
二
这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位东京大学教授说起。
幕末明治初，为了全面向欧美学习，殖产兴业，日本大量雇请外籍顾问，从1868年至1889年，这些所谓“御雇外国人”总计逾两千人，英国人张伯伦是其一。巴西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年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父亲是英国海军少将。张伯伦语言天分极高，除英语外，精通法语、德语。本来希望去牛津学习，却被安排进入伦敦的巴林银行工作，因不适应导致精神崩溃。为休养身心，他乘远洋轮船离开英国，并没有选定目的地。就像麦尔维尔《白鲸》开篇所说：“出去航行一番，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海洋部分。这就是我用来驱除肝火，调剂血液循环的方法。”
就这样，1873年，命运将23岁的张伯伦带到日本，成为“御雇外国人”中的一员，就此也将西方文献学带到了日本。1874年至1882年，张伯伦在东京海军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期间成为颇为知名的日本语、琉球语、日本文学的研究专家。1886年起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日本语学暨博言学（philology）创始教授。西方的philology学科在日本发展出多个学科，包括语言学和文献学。 “文献学”一语就是日本人为对译philology而创造。张伯伦的学生中有日本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上田万年和文献学奠基人芳贺矢一。
芳贺矢一，生于186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1899年赴德国学习文献学，1901年回国任教授，1903年获博士学位。他结合日本国学与德国文献学，奠定了日本国文学的基础。1907年开设“日本文献学”课程，1927年病逝后，故旧门生整理遗文，将相关讲义编定为《日本文献学》。
芳贺矢一在东京大学后期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池田龟鉴。池田龟鉴，1896年生于鸟取县，1922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1926年本科毕业后任教于文学部。1948年52岁时在东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5年59岁时被评为正教授，翌年去世。
池田龟鉴主要研究平安时期的叙事文学，先后校注出版《土佐日记》《紫式部日记》《源氏物语》等平安时期文学典籍，还用笔名在刊物上发表多部连载小说，是一个极为难得、专业的日本文学文献整理者。更为难得的是，他结合西方校勘学，试图对日本典籍校勘活动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这就是1941年出版的《古典の批判的処置に関する研究》。1948年池田龟鉴以这部书向东京大学申请并获得博士学位。
这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是《土佐日记》的具体校勘实践；第二册是在校勘基础上，结合西方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日本古典文本校勘的一般方法展开讨论；第三册是资料、年表和索引。整部书可谓皇皇巨著，是日本校勘学的重要文献。
在第二册《方法论》开头部分，池田龟鉴略述了中国校雠学，认为其方法难称科学。书中对当时中国新出相关著述多有引用，比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蒋元卿《校雠学史》，等等。陈垣的校勘学名著当时虽已问世，但1934年初版题为《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再版时改题《校勘学释例》），其名不彰，池田龟鉴似乎未加留意，从而与胡适那篇提及西方校勘学的序文失之交臂。
就日本对西方校勘学的学习和借鉴而言，如果说张伯伦来教是播种和萌芽，芳贺矢一往学、回国后建立学科是开枝散叶，那么池田龟鉴的本土化就可以说是结出硕果了。相较于胡适在中国的一花独放，日本对西方校勘学的学习已是春色满园。
三
与胡适同时期曾对西方校勘学予以关注的日本学者，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三位。《古典の批判的処置に関する研究》第二册概述了之前山岸德平、雪山俊夫、和辻哲郎等日本学者对西方校勘学的论述。
山岸德平1924年在《国语と国文学》第一卷发表《古典の本文整定》一文，对古典文本校勘方法进行了讨论。该文参考了浦斯格的textual criticism词条，用日本古典文献加以示例。这与胡适节译该词条的同时用中国古典文献的例子替换浦氏例子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谓无独有偶。
雪山俊夫1930年在《独逸文学研究》第三辑发表《〈尼伯龙根之歌〉文本校勘近期研究动态》，1934年又出版专著《〈尼伯龙根之歌〉基础研究》，对米歇尔斯、拉赫曼、巴尔奇等文献学家的工作进行介绍和讨论，同时对这些学者在校勘工作中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多所揭示。
和辻哲郎1934年出版《原典批评の方法について》一书，对维拉莫维兹关于荷马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介绍，包括对原典自身的分析，对创作者动机意图的理解，对诸多文本疑难处进行讨论解决的所谓“高度批判”的方法的揭示。
应当说明的是，三位都毕业于东京大学，雪山俊夫、和辻哲郎在东大毕业后，都曾留学德国，前者学德国文学，后者学哲学，但他们都热情地向日本介绍了德国文献学中关于文本校勘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前述芳贺矢一也是赴德国学习文献学。原因很简单，当时德国是文献学尤其是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最为先进的国家。
四
西方世界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各国，都有大量文本在复制传播，因而也存在异文，需要校勘。不管西方东方，无论古代现代，综观文本讹变，无非衍、讹、舛、脱几类，寻其致误之由，也无非形近而讹、音近而讹、涉上下文而讹以及各种情形的妄改，而校勘的基本任务，也就无非是集齐众本，择善而从。关键问题是，“善”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在异文取舍时避免主观？
西方最基本的校勘方法称为Eclecticism（折衷法）,这个词源于希腊语eklektikos，意思是“采择”。西方学者总结出不少经验法则，其中有些颇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异文有的奇崛难懂，有的通顺易晓；有的长而似完，有的短而疑缺；有的措辞雅饬，有的措辞鄙俗。何者为善？西方校勘学者的经验法则是：“取难不取易，取短不取长，取俗不取雅……”这其实是基于对传抄者心理活动的认知。因为传抄者更有可能是将难懂改为易晓、将短缺补充完整、将粗俗改为雅饬，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只能说，十有八九是这样的。现在看来，这些法则虽不能企及确定性，但仍不失科学性。
在实践中，西方校勘者所面对的异文现象，往往比这要复杂得多。西方用印刷技术复制文本，要比中国晚几百年。故而西方古典文本校勘所要处理的证据，常常是大量的抄本。每一次抄写，都会出现新的讹变，没有两个抄本是完全一样的。不可能在同一层面上比对、衡量所有抄本的所有异文。
西方古典文本校勘所设定的目标是，在现有抄本证据的基础上，重建作者失落的手稿。距离作者原始手稿中间传播环节越少的本子，越接近作者的原文，从而在重建作者原文的过程中越具有权威性。西方学者于是从“相同讹变意味着相同的来源”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对所有抄本进行分组系连，最后厘清其遗传变异的谱系。这种方法叫作“谱系法”。
据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6—1536）已经认识到“难的异文更为可取”。但首次较为准确地总结出这句话的,却是德国从事 《新约》校注的本格尔（1686—1752）。意 大 利 的 波 利 提 安（1454—1494）在文本考据中已经坚持“推测性修正必须在可恢复的最古老的传承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的原则，但是这种先“对校”后“修正”的方法，一直到数百年之后，才由德国的本格尔以及后来的拉赫曼（1793—1851）予以理论化，所以谱系法又被称为“拉赫曼方法”。
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对校勘实践中许多明而未融的经验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从而将文献学进一步推向高峰。与此同时，德国勃然而兴的高等教育使得德国文献学在世界上一时成为显学。
五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胡适和以池田龟鉴为代表的日本学者都曾学习西方校勘学，他们的学习有相似之处，也有重要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忽略西方校勘学中的经验法则，聚焦于谱系法理论。胡适对西方校勘学只是约略谈及，没有提到这些经验法则，不足为怪。但是池田龟鉴对西方校勘学洋洋几十万言的长篇大论，也没有讨论这些经验法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中日学者在最初接触西方校勘学时，不约而同，都将学习目光锁定在风行一时、以“科学性”相标举的谱系法上，显然是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
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学者术语更西化。与中国人在借鉴西方时常说的“中体西用”不同，日本人甚至连名称都全盘西化。比如池田龟鉴将textkritik或者textual criticism直译为“本文批判”，没有用中文同时也是日文里既有的“校雠”或者“校勘”这样现成的术语。直到今天，日文谈到校勘之事，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用“本文批判”，或干脆将text付诸音译，表述为“テクスト批判”。“校勘”“校雠”也偶有见用，不过多是在跟中国文献或者中国文献学相关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颇具日本特色的翻译，比如拉赫曼方法的基本概念recensio和emendatio（拙译“对校”和“修正”），池田龟鉴译为“吟味”（相当于推敲取舍）和“改良”，在我看来，都不大妥帖。
第二，日本学者取资更广泛。池田龟鉴1941年出版的《國文學に於ける文献批判の方法論》，结合西方校勘学，对日本文献校勘方法论进行了系统讨论。在书的前半部分，散见对西方校勘学有关论著的引用，有德文，也有法文和英文，例如：保罗·马斯《校勘学》，保罗·科隆《文本校勘》，赫尔曼·坎托罗维奇《校勘学导论》，亨利·昆汀《圣经拉丁文通行本校勘备忘》，路易·阿韦的《拉丁文本语文考据手册》，奥托·施特林的《文本整理方法》，奥古斯都·贝克《文献学的概念和方法》，贝托尔德·毛伦布雷歇尔《古典文献学基础》，W.W.格雷格《异文的微积分》等。
剑桥大学彼得·科尼基以池田龟鉴为例讨论欧洲学术传统对日本文献学的影 响（Ikeda Kikan and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the Tosa Nikki:European Influence on Japanese Textual Scholarship，Revue d’histoire des textes，2008），也对如此广泛的征引感到惊讶，说不知道池田龟鉴德语、英语和法语的水平究竟如何，且说池田龟鉴在自序致谢名单里有两位因欧洲战争爆发而滞留日本的德国学者约瑟夫·罗根多夫和奥斯卡·本尔，池田龟鉴对西方校勘学的了解，可能得益于他们的帮助。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后来证明，池田龟鉴的书并非独自完成，而是有几位学生协助，其中最重要的第二部《方法论》，就有萩谷朴执笔的部分，最终由池田龟鉴删改定稿。
第三，日本学者对西方校勘学理论进行了本土化。十年前我们在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介绍谱系法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逾淮为枳”的担心的。中国至迟在宋代，雕版印刷就已经成为古典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印刷技术所带来的印本的一致性和权威感，很快就将抄本淘汰出局，以致于中国提到文本考证，大多只能追溯到宋刊元椠，宋版所依据的前代抄本，几乎都已不见踪影。就中国基本上以印本形式存在的古典文本的校勘整理而言，西方为了处理纷繁复杂的抄本体系而形成的拉赫曼方法，大多情况下其实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七十年前池田龟鉴《古典の批判的処置に関する研究》却将西方校勘学理论与日本文献整理实践相结合，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本土化。之所以可以这样，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整理研究的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文献，所要处理的不是为数寥寥的印本，而是几十种上百种甚至几百种写本。这种文本传播技术上的相似性，为池田龟鉴运用拉赫曼方法处理日本文献、将西方校勘学理论本土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六
彼得·科尼基惊讶于池田龟鉴将拉赫曼方法适用于日本文献校勘的“普遍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向日本推广西方校勘学的“传教热忱”，认为他并不能代表当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般日本学者对西方校勘学的观点和态度。这无疑是对的。一直到今天，日本学者对西方校勘学的认知和态度仍然远未达到池田龟鉴所希望的状态，彼得·科尼基所说的“有意识的抵制”也依然存在。
日本的大学因建校历史和所处地域的不同，有时候有着不同的风格和倾向。东京大学比较西化。稍晚创立的京都大学则有意在关西建立一个风格相异的大学，促进学术进步。两个大学训练出来的学者，理论资源和学术风格各有特色，在汉学领域形成所谓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广义上又称“关西学派”）。
东京和关西对于西方文献学传统的不同态度当然不仅体现在汉学研究领域，更体现在日本文学文献整理研究中。1976、1977年，日本学界关于文学批评和文本校勘方法论有过一次大讨论。讨论是由《透谷全集》校勘整理引发的，多个学者就该书的校勘方法发表论文，互相辩难。核心人物有两个，一方是东京大学出身的三好行雄，另一方是关西大学出身的谷泽永一。三好行雄引用池田龟鉴的理论，坚持普遍主义的立场，认为文献校勘应当有系统的方法论。谷泽永一认为，方法受对象限制，不可能有打通关的方法。一定范围内通用的方法，不可能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能适用，常常需要根据批评研究的对象，根据当前的问题，来重新确定方法。谷泽从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方法的一般化只不过是虚幻的梦想”。这固然难免“只见其异，不见其同”之讥，但作为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对普遍主义具有纠偏的意义。
到了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在向西方学习这方面，日本人文学科的地域差异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明显，但是西方校勘学的影响，却似乎不进反退。京都大学池田秀三先生《校勘学的基本原理》一文（收入《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对西方校勘学只字未提。当然，该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课题“中日校勘学发展和相关的复合性研究”的部分成果，讲中国，讲日本，固其宜也。但既然说到原理，最好还是将西方校勘学也囊括进来。东西并观，更能说明问题。
一百年从“西学东渐”到“东西会通”，我们对西方人文学科的认识和了解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就对西方校勘学的认识而言，东向一觇，池田龟鉴七十年前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今天仍未能企及。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渊源，日本学者学习西方校勘学所取得的成绩和所遇到的困难，对于我们都有着特殊的参考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刊“文汇学人”202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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