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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强 | 上海无人是客

文汇学人 2021-12-26

在城市文化讨论中常说“每一座城市都会寻找一个对标,以此来镜像自己”,对于上海,虽然历史上常被誉为“东方巴黎”,但近些年对举最多的或许是纽约。


记得早年去纽约时,被曼哈顿的摩天高楼景观所震撼,游荡其间,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扑面袭来:那连续的街道界面、小尺度网格街区、店铺林立、市井喧嚣,让从上海来的我毫无违和感;而它的城市运行速度和效率却又前所未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交通和肤色口音各异的人,一切看似混乱却又好像秩序井然,嘈杂中又充满了多样性。当我对纽约赞美有加时,接待我的美国学者却说:“纽约不是美国,纽约就是纽约。”现如今上海也犹如纽约一般成为了世界级的巨型城市(Mega City),意大利著名建筑大师格力高蒂先生,早在1970年代,曾作为左翼青年考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并走访过上海,而21世纪初叶,当他再次伫立于外滩,面对繁华的浦江两岸,他半开玩笑地问道这还是社会主义中国吗?大家笑着回答他,小平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陆杰 《上、下:浦东开发开放前后的陆家嘴外滩对比》,1985


上海的战略抱负从来就是世界级的。自1843年被迫开埠以来,上海在短短几十年间就俨然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改革开放后,上海承担起建设成中国经济、科技、金融、航运、贸易等中心的重要使命,尤其是经历了1986年、2000年、2017年几版总体规划,从金山、宝山“两翼齐飞”的重化工业城市到“东进序曲”的浦东开发开放,今天,已在“上海2035”中宣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更有“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这一版总体规划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转型的议题,如:要建设科创中心、要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更新、要做到减量增长、要有机更新等都具有重大挑战,无疑将考验这个城市的治理能力。


《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Jackal.Pan《虹口区通州路的街头,远处是陆家嘴》,2020

城市的发展有它的规律法则。美国学者柯林·罗(Colin Rowe)在他《拼贴城市》中指出各个时期、各个区段的发展“拼贴”了整体,而这些“拼贴”的印迹也就同等地重要。不连续的、断裂破碎的每一区段,都应思考如何延续城市的历史规律、既有逻辑和组织结构。城市发展不应表现为新与旧的简单二元关系,而是要注重对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各个时代街区的系统维系。它不仅能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还能预示我们到哪里去,这正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话题:城市有机增长与城市有机更新。


《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陆元敏《上海某地拆迁后的旧门窗买卖》,1990s


城市的更新改造,本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从19世纪奥斯曼的巴黎大改造,到20世纪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纽约巨型“城市更新”项目,改造的目的大多都是让城市街区更美观、更干净、更高效。但这种以控制混乱和制造秩序为主导的城市更新,过度追求视觉效应,被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批判为“创造性的破坏”。追求视觉美化的城市改造经常和整治“脏、乱、差”联系在一起,人们会认为,人多的地区,其活动是正规机制难以控制的,所以肯定会“乱”,进而可能带来卫生问题,卫生不好,道德就有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式似乎就是铲平重建。城市的时间记忆与空间场所被抹平,场地变成了一块白布,任由资本肆意地挥洒笔墨。


这种逻辑显然是不成立的。“乱”就一定要被治理么?纽约格林威治村自打艺术家聚集那里后,都是以“乱”而闻名于世的;时代广场充斥着闪烁的霓虹灯广告和各类游荡的游客,虽显得脏,但恰恰充满城市活力。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癫狂的纽约》抓住了这个症结批判了完美有序的现代城市,他把纽约比作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和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巧妙融合——一边是自上而下的规则,一边是超现实主义片段式的狂想——这样的融合使纽约塑造了一种城市类型,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在“乱”中各得其所,并且生长出了新的“乱”。另一方面,铲平后的城市空间在权力和资本的引导下,其空间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快餐式的,这也就导致了空间的同质化。库哈斯认为纽约的摩天楼的表面和内里构成毫无关系,如同对建筑实施了“脑白质切除手术”,直接断绝了任何形式与功能的探讨。


无论是“拥挤文化”,还是“大众文化”,这种奇观其实是与政治、经济和市场高度关联的。城市发展不仅是关乎土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还在于空间所被赋予什么样的象征语言,塑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今天城市文化的意义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文化已经成为城市政治与政策的重要部分,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地方性也日愈被重视,越是全球城市,越是重视地方商街的日常多样性。文化已成为控制城市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记忆与印象的来源,它象征着这个特定的区域“属于谁”。我们的公共文化建立在社会的微观层面上,它是由街道、广场、商店、公园等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所产生的,而对这些场所的使用权利、使用方式,反过来又催生了我们不断变化中的公共文化。 


《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Gerhand Joren 《张国荣与陈凯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风月>》,1995
《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刘香成 《中兴路一号的游泳池边攀谈的人们》,2021


容积率转移和容积率奖励是纽约管理开发的区划法规(Zoning)重要内容。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让渡出公共广场而获得容积率的奖励,那里也成就了市民和游客集聚的活动中心,广受好评。在上海,南京东路永新广场也曾借鉴,把底层架空,释放出给市民穿越,连通南京东路和背后的凤阳路,并由此获得政府容积率奖励,可实施几年后,业主又将底层广场封闭改为商办用途出租给银行,公共权益被忽视。


公共空间使用和公共空间拥有是公共领域的重要议题。在纽约,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设计的电报电话大楼曾经是后现代主义的象征。在它被卖给索尼公司以后,原来对公众开放的区域已经转为索尼体验店外加巨大的广告屏,而索尼宣传这是为了公众的需要。这在纽约全社会引发了 “索尼广场究竟是公共空间还是公司形象”的大讨论。如何确保公共资源不被利润化、公共领域不被私有化,我们还需要在与世界城市的对比中,建设公平正义城市,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有鉴于上述经验和理论,我们应该思考,无论是城市学者,还是艺术家,应该以什么态度去直面、表现这个时代,担负起历史责任?近年来,随着对于公共空间、公共文化的探讨的逐渐深入,上海通过一系列城市微更新项目,提升社区治理,建立起“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社区生活圈,民众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生活范围内的城市公共空间,引发对生活、对空间、对城市的集体性思考,这种讨论是建构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种思考也是建立属于上海独特城市文化的重要的一步。只有人们从深宅内部走向公共,为公共事务共同行动,权利才会生发出来,城市才真正为人们所拥有。对比纽约,上海能否成为卓越,不仅在于GDP产值的追赶、不仅在于干净整洁的街道秩序和城市天际线,还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培育市民精神、鼓励公众参与、呵护城市历史与文化。而今天,刘香成先生的新书《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所呈现的画面恰恰聚焦在这类人文景观方面。


2010年,刘香成先生与凯伦•史密斯女士编著的《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是以“迈向未来”作为收尾的章节。事隔十年之后,当收到刘先生的新书样稿《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我迫切地关心,在一个“十年”之后,他眼中上海的未来是如何迈进的,未来已来了吗?



翻阅一幅幅影像,欣喜地看到书中所展现的不仅有这个城市的雄心崛起与经济发展,更有市井生活和艺术人生,城市影像看似记录着上海当下所发生的城市改造,其实更是折射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从物质上来讲,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但也是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的时代。在影像作品中可以看到超常规发展、高强度开发、资本的话语、观念的对撞;既令我们读到了“文化”和“消费”,也看到“社区”与“冲突”;而影像中的“文化”呐喊,对于这座城市更具有启发意义。书中表达的都市体验,都烙有我们这个时代社会问题的深刻印迹,这些影像其实又何尝不是对上海的一个个城市切片?城市需要自省批判,影像需要问题意识,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文化上的追求”。刘先生编著的这本新书勾勒出上海在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过程中,所面对的“市民与文化”“空间与社会”等方面的成就与矛盾。


《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Dace Tacon《黑天鹅酒会的吧台,顾客正在争领鸡尾酒会免费提供的巴黎玫瑰香槟》,2013


纽约是世界的纽约,但纽约人因为谐音(New Yorker)总被称是客。确实是客,全球各地的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纽约闯荡,人来人往如潮水,匆忙间不知下步去往何方,却鲜少留下扎根。说是客,自然不把自己当做是主人,缺少身份认同感;说是客,人跟城市之间就夹着生分,缺少场所归属感。那城市风景绚烂依旧,看客流淌,俨然上映一出出城市戏剧。


上海是世界的上海,更是中国的上海,望上海无人是客。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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