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绍元 | “大众科学”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催眠术
催眠术，一种与语言暗示相结合、能使正常人暂时进入类似睡眠状态的行为技术。18世纪法国是现代催眠术的发迹地，从维也纳医师梅斯梅尔宣称能通过“磁性催眠术”让病人恢复健康开始，很快地从法国传播到其他国家，成为席卷19世纪欧洲大陆的风尚，英人查尔斯·麦凯将之记录为《人类愚昧疯狂趣史》（朱品凡等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的重要一章。19世纪80年代后期，催眠术开始在“脱亚入欧”的日本风行，成为庶民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娱乐，接着马上经留学生传入中国，为数众多的民众受到“欧洲催眠术和动力心理学说”的吸引，投身其中，蔚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热潮。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又成为涂建华著《中国伪科学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的开篇，作者感叹其规模之大，只有60年后的伪气功、特异功能方可比拟。其后涂小琼著《灵魂控制；催眠术的前世今生》（东方出版社2012年），也将之作为“中国灵学运动”的基本内容，谥作“民国前期的新式迷信”。于是这段史事当与迷信、灵学、伪科学等融汇齐观，似已成为定谳。
1957.6.16《文汇报》刊载的“施行催眠术可发挥更大天才”
然而最近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张邦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一书试图刷新这个认知。作者是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生，受过医学专业训练并曾为住院医师，然后考研，从事科技史、心理科学史及科技与社会方向的研究。这本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著作，把科技史研究与写作的目光从上层精英转向中下层社会民众，通过催眠术在近代中国从掀起浪潮到走向衰落，或者说是从日常生活中大众对催眠术的好奇与恐惧，到民间自组学会从事催眠术活动，勾勒出一幅近代中国的“大众科学”图像，让读者通过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如何带着不同的旨趣、心态、眼光，去促成（或压抑）催眠术在中国的发展，直观地了解催眠术在当时所引发的热烈回响与争议，感受中国社会对科学的理解、想象与期待其实存在着很大差异。作者认为，实际上这一百多年来华人社会对心理知识的热切探索，几乎广及各个阶层，远远超出学院活动的范围。因此清末民初时期的人们对催眠术所感受到的“不可思议”，以及所进行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也替往后华人社会的心理学、心理治疗、动力精神医学的发展，埋下了历史、语言、制度、知识的种子。
笔者无意也无能对这本有趣可读的书作专业上的评价，但认为它的确有一个最显著的新意，就是在足够丰富的历史文献基础上，把“大众科学”意义上的催眠术活动从所谓“灵学”活动中剥离出来，重新构建了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史实。大致线索是，维新运动带动了时人对启蒙人心的重视，在此期间新式报刊、学堂、学会大量产生，催眠术也被作为西方心理学知识的一条支系陆陆续续透过不同媒介传入中国。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报纸《知新报》把催眠术与植物学、化工学等一起放在“格致”栏目里。其后《东方杂志》《科学画报》《知识画报》等主流媒体都热心向国人介绍催眠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重要推手寰球中国学生会还数度举办催眠术表演会。该进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是旅日华侨鲍芳洲等人于清末在神户组织的“华侨催眠术研究社”，不久更名为“中国精神研究会”。另一个是留日学生余萍客等人在横滨创立的“中国心灵俱乐部”，其后更名“中国心灵研究会”。这两个学会都在民国初年迁至上海，积极推动中国的催眠术与精神科学活动。根据一份统计，光是上海的主要催眠术教学机构就至少包括八个学会、两个社团（李欣《中国灵学活动中的催眠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8卷第1期，2009）。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心灵研究会总计发行3000余种出版物，1931时会员超过8万人，孙中山曾致赠该研究会题词：“革心为本”。中国精神研究会的声势也不小，据称在1937年时人数达到十几万。
大众化的催眠术活动方式，主要是学会向会员提供函授学习，会员修业期满后提供实验成功的报告，经学会考核获得毕业文凭。然后可继续进行通讯笔试，成绩优等者授予“催眠术得业士”，更优者授予“催眠医学士”。作者将隐藏在这些方式里的逻辑概括为“商业交易”和“互惠交换”， 许多中下阶层庶民不是透过有系统地阅读西学书籍，而是透过散落在生活中各种片断的活动，来接收或展现他们对新观念新事物的态度。民间催眠学会实际上统合了“大众科学”的两个面向：专家既传播知识也组织大众，大众既学习知识也参与创造科学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民初的催眠术活动和组织形态又是复杂多元的，无论在欧美或东亚，催眠术都与被批判为鬼神迷信的“灵学”研究纠缠在一起。除了中国心灵研究会、中国精神研究会等团体，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上海灵学会、上海心灵研究会、神州灵学会等相当多的“灵学”研究团体，它们的活动既取法日本的催眠术与灵术，也受到西方灵魂摄影的影响，同时掺进传统信仰中的扶乩实作。由是催眠术在参与塑造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经验之际，也引发了交织希望与疑惧的两极化的情感，笼罩上重重争议，显示出“科学”在不同行动者视角下的复杂性和歧异性。在既往的有关这段历史的书写中，催眠术与颅相术、请神术都被一起打包进“灵学”，比如《中国伪科学史》说催眠术是“灵学”的一大发现，它的心理学因素使伪科学更具迷惑性。《灵魂控制；催眠术的前世今生》则把成为五四知识人箭垛的“上海灵学会”当作“个中翘楚”。两书在书写“伪科学”或“迷妄史”的时候，把中国精神研究会、中国心灵研究会和上海灵学会、盛德坛等都一概归为混一色的“灵学”社团，甚至说上海灵学会 “其前身是1916年几个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在神户组织的中国精神学会”。但这个说法大概有误，据本书考述，鲍芳洲等人在神户组织 “华侨催眠术研究会”的时间是1909年，扩大改组为“中国精神研究会”的时间是1912年，无论在人事或组织上都与俞复、丁福保、陆费逵等人在1917创立的上海灵学会没有联系。
进一步说，本书能够重建近代中国催眠术史实的关键之一便是明确地区别了“催眠学会”与“灵学”团体两个不同的阵营。并以催眠学会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它们如何透过划界工作促成催眠术的正当化、合法化使用，努力让自身同江湖术士、迷信群众、犯罪分子相区隔，进而从思想性、经验性、历史性三个层面探讨了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人看待催眠术的态度。同时描绘出催眠术与灵学、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纠缠与动态发展样貌，对催眠学会、上海灵学会、学院心理学家三方在灵学争议中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作者写道，在方法上采取扶乩的上海灵学会几乎集中了知识界的炮火，包括鲁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五四知识分子都严厉批判其中充斥的鬼神色彩。相对看来，中国精神研究会、中国心灵研究会等催眠学会就甚少被人直接点名攻击，即使它们的规模可能更庞大。总之这里确实存在两条路线的分岔，存在不同派别在科学与宗教、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寸拿捏、糅合与拒斥。救亡图存的急迫感让人们对“科学救国”“科学的人生观”怀抱高度期待，催眠术在中国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受这类科学话语所推动的，但是又因为催眠术所动员的历史行动者并不止于学院科学家，更多的是学院体制外的催眠师、留学生、自学者、政商人士，以及数以万计无名的中下层民众，他们超越了知识接受者的被动位置，展现了他们建构科学事实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并提出有别于学院派的另一类关于科学的现代想象，所以催眠术也一直深陷在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的争议中。
“大众科学”应该如何界定，吸引数万乃至十几万人投身其中的近代催眠术热潮是否可定义为“大众科学”，也许都需要继续探讨。但作者有一个观点大约切近事实，就是虽然20世纪初的中国人很容易被动地接触到五花八门的催眠术讯息，不过真正吸引人们主动投入学习催眠术的动机，可能医疗需求占了大部分，因此一直以来都是催眠学会或讲习所广告的重心。
本书打捞了不少与催眠术捆绑在一起的名人轶闻，比如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905年赴日本时约陈大齐在东京学习催眠术，以为立会联络之信用。清朝通缉他的罪名便是“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陶成章回国后，在上海教育会通学所开设催眠术课程，讲授并示范催眠术。为了增加催眠术的成功几率，一度考虑借助药物的帮助。鲁迅对这件事有记载：“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催眠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
还有一个故事是孙中山也接受了催眠术治疗。1925年2月最后几天，肝癌晚期的中山先生进入危急存亡之秋。此时出现两名来自上海的医师，由国民党推荐进入孙中山医疗团队。其中有位留学德国的精神治疗师葛心慈擅长催眠术，在病榻前为孙中山施行了催眠治疗。只见他按住孙中山的胸口，来回轻轻抚摩约20分钟，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动作，却成功地让饱受痛苦的病人安然入睡直至天明，当场折服孙中山的家属与友人。翌日，《晨报》与《大公报》不约而同地以“神技”来形容这场治疗。2月27日，医疗团队在中央饭店举行的治疗讨论会上，正式决定让孙中山接受精神治疗法。当时孙中山因药物副作用而停服中药，西医也以久病为由不再注射针剂。报纸描述他“仅靠体力以与苦痛相抵抗耳”，葛心慈的催眠术仿佛成为最后一线寄托。据报道起初几天确实获得不错的效果，施术 “经过甚佳”，虽然终究在中西医都已束手的情况下无法扭转实际病情，但精神疗法则已成为媒体密切报道的亮点。就在《晨报》连日报道孙中山病势的隔壁版面，“国民精神养成会”不失时机地做起了募集会员的广告：“不用药物，不用针灸，凡医药不能治之症，精神治疗皆能治之。”作者认为这是能够凸显催眠术医疗价值在人们心中分量的事例。
颇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与催眠术缠绕一起、又已经作为“迷信”盖棺论定的“灵学”，也有论者认为它最初也是被视为科学而引入的（严复曾写信支持上海灵学会，伍廷芳曾对“灵魂摄影”甚感着迷），这段曲折历程体现了中西新旧之间多重因素互为纠结和重新组合的一个侧面，展示了知识分子在西学面前力图重建或论证既往信仰世界合理性的一种努力，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切面（郑国：《变动社会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不过这是本书之外的闲话了，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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