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荣 | 近代早期欧洲乡村的“女性治疗者”

治疗一些头痛脑热的小病也是当时合格家庭主妇必备的一项技能，就像是做肥皂、酿啤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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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欧洲乡村的“女性治疗者”

赵秀荣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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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人生病后并不会第一时间直接去找医生看病，一是由于正规医生人数有限，他们主要居于首都或其他大城市，为国王、贵族服务；二是正规医生诊费不菲，非一般百姓可以负担。因此下层民众生病后经常“自我治疗”，人们会在家里常备一些药物，以备不时之需。同样，能治疗一些头痛脑热的小病也是当时合格家庭主妇必备的一项技能，就像是做肥皂、酿啤酒一样。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们认为自己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医生手中。

只有出现了不能处理的情况，人们才会选择去求助那些掌握一些治疗技能的人，可能是自己的邻居，也可能是村里的“女巫”（wise women）。艾诺的小苏打（Eno’s Fruit Salts）和比赤姆药片（Beechams）都是欧洲治疗感冒的常见药。1662年英国剑桥郡德莱德雷顿的村民说：“邻里之间总是友善地互助。”

当时在乡下，大多数女性承担了治疗的任务。她们属于“边缘医者” （irregular healers），她们有人是全职的，有人只是一段时间行医；有些人是以盈利为目的，也有人是助人为乐；少部分人遭到迫害，大多数人可以明哲保身。虽然她们没有行医执照，但被默许行医。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许多时候有经验的女性治疗者要比那些正规的、博学的医生的治疗更有效。欧洲各地都可见这些人的身影。那么为何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承担了基本的治疗职责？为何有时她们被指控为“女巫”？她们在教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挖掘尘封的历史，还原一段女性的“从医”之路。

一

女性与医学的联系有千年之久。首先，由于女性具有类似大自然中繁衍功能的生殖能力，所以人们常把她们与大自然类比。人们也经常把大自然誉为母亲。自远古，对自然的崇拜就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母亲盖亚（Gaia）是诸神的母亲，丰收女神德梅塔拉（Demeter）、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都是女性。在其他民族的神话中也是一样，埃及的丰饶女神伊西斯（Isis）、巴比伦神话中的伊斯塔（Ishtar,司爱情、生育），都与怀孕、丰收及生殖有关；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女娲也是女性。

在中世纪，女性没有被排除在医学之外。在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女性可以学习和实践医学，特别是产科和妇科，如12世纪萨勒诺的医生特图拉（Trotula，又被称为Trola of Salern）， 据说她留下三部关于女性的医学著作：《关于女性的状况》《关于女性的治疗》《关于女性的化妆品》，由之受人尊重。但随着13世纪学院派医学的衰落，女性医者消失，大多数大学都排斥女性从医，她们只被允许从事助产。因此自中世纪晚期直至近代晚期，女性医者一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她们获得医学知识的途径是口口相传，特别是关于助产的知识，一般都是由母亲传给女儿，有时是姑母或姨母传给侄女或外甥女。

其次，因为女性负责烹饪，熟悉植物的属性及药用价值。因此在欧洲各国有许多“草药女士”（ladies of the herbs），尽管她们没有大学学历，但由于擅长烹饪，她们非常熟悉各种草药（香料）的药用价值，例如圣约翰草、鼠尾草、芸香（herb of grace）、茴香和蕨类植物的草药。她们还知道采集草药的最佳时间，例如她们认为6月24日晚上收集的草药治疗效果特别好。这些草药有时单独制作，有时与面粉混合，或在酒中煮沸，或在油中浸泡以制成汤剂和药膏，施用于患者。她们自制的这些草药都具有消炎、镇痛、祛痰和退烧的功效。这些知识都是她们通过经验获得。来自意大利摩德纳的女医生卡塔瑞娜·伯格诺娜（Caterina Borgognona）将黄油和捣烂的草药混合在一起涂抹在一个残疾孩子的四肢上，据说可以达到治疗的功效。还有迪亚曼特·阿斯卡利（Diamante Ascari）把在核桃油中浸泡过的一些鼠尾草和芸香制成药膏，她认为这种药膏可以治疗瘸腿的孩子。在意大利的费拉拉——这座拥有多种蔬菜和花卉的地中海城市，“草药女士”享有很高的声誉。更为不寻常的是意大利摩德纳的情况，在那里，城市街道和广场上经常挤满了人，有很多女性的身影，她们习惯性地交换食谱和治病的药方；牧师，香料商有时也参加这些人潮拥挤的聚会。

最后，那时女性生存手段有限。因此，女性经常从亲戚或其他人那里学习关于草药和治疗的独特技能，特别是如果她们是寡妇或单身妇女，这些妇女在没有丈夫或家人提供支持的情况下，为他人提供基本的治疗或助产是她们不多的谋生手段。加之，当时正规内科医生以及外科医生人数有限，医疗水平不高，因此这些妇女在当时的社会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填补了缺医少药的医疗市场，为村民们提供原始的、基本的治疗。

二

虽然女性填补了缺失的医生角色，大部分人对她们心存感激，但也有很多人对女性治疗者充满了恐惧。人们经常怀疑这些女性治疗者是“巫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女性掌握治愈的能力也意味着她们掌握伤害的能力。如果治愈有效，人们感激涕零，但如果治疗无效，女性治疗者常常被怀疑施巫术导致患者死亡。通常的情况是一旦发生治愈失败的事情，人们便开始追溯这位女性治疗者失败的过往，因此我们可以说“致死事件”是一个“突破点”，这意味着女性治疗者可以和平地生活在她们的社会中，直到负面事件引起各种指责。有时甚至追溯到十多年前的情节，完全忘记了其治愈成功的事例。

一个案例是意大利陶蒂（Todi）的“女巫”马蒂乌西亚·弗朗西斯科（Matteuccia Francisci），她精通民间药方，并可以配置避孕药，于1428年被宗教裁判所指控行巫术。她被指控从事各种各样的巫术，包括“爱情巫术”，涉及向女性提供由草药制成的“爱情药水”，据说这种药水会唤起男人对女人的感情。她通过一些神秘的仪式、祈祷和其他方法治病。有趣的是，她的祈祷本质上都是基督徒式的，包括呼求三位一体、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徒。她发明了由各种草药配制而成的民间药方，据说她还可以破除诅咒、摧毁咒语，并将疾病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很多妇女，其中包括牧师的情妇，都找她讨要避孕饮料——一种由酒和雌性骡子的蹄子粉混合制成的饮料。马蒂乌西亚因其治愈方法而远近闻名，许多人远道慕名而来。在审判的最初，马蒂乌西亚被控施行各种形式的巫术，主要是爱情魔法、咒语，也包括白色巫术（历史上的巫术有两种，一是有害的、黑巫术或邪恶的巫术，通过超常的、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和超自然的力量进行恶意行为；二是白巫术或善良的巫术，通常利用超自然力量为人类提供帮助）。最后，她被控“施行邪恶巫术和杀害儿童”的罪名被判处火刑。

另一个案例是来自意大利北部摩德纳，被指控者是戴昂蒙特·德·比萨（Diamente de Bisa）。她被一名患者的家长指控“行巫术”，她未能成功治愈此人两岁的孩子，在这个指控者笔下，戴昂蒙特被描述为“身材高大、又老又丑的女人”，但其实她在村庄一直受人尊敬。宗教法庭没有起诉她为女巫，而是将她归为“迷信的治疗者”，她被迫进行忏悔，并受到轻微的处罚，包括在弥撒期间站在在教堂的最前面、在某些圣日仅吃面包和水，并诵经。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看到，两位女性治疗者的治疗方法、最后的结局都不一样，这取决于当地的法律执行情况及文化氛围。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猎巫狂潮的影响，并且波及到俄国和美国。对巫术的迫害主要集中在1560—1630年，讲德语的地方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方，例如奥地利、瑞士、西班牙和尼德兰。这些国家一些城镇和地区发生过许多迫害巫术的运动。并且法国的很多地方也受到影响，特别是东部和普锐尼（Pyrennean）边界地区。英格兰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大陆一样的猎巫狂潮，这主要与英国的司法体系相关（参加拙作《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研究》第九章）。

三

除治疗外，妇女参与接生也是她们经常被指控为“女巫”的原因，特别是如果在生产时发生婴儿或产妇死亡，女性就会被怀疑行巫术。直到17世纪中叶之前，男人完全被排除在分娩之外，正规医生对妇科的关注并不多，产房是女性活动的场域，女性帮助女性生产，这一传统历时千年之久。助产士查看宫颈的扩张程度以及胎儿的位置，然后用油脂润滑生殖器以利于分娩。婴儿出生后，她们清除婴儿呼吸道的粘液，将婴儿洗净并包裹。她们只有在面对臀位之类难产的情况才会求助于外科医生进行V形切割或解剖胎儿的颅骨，以确保母亲能存活。从17世纪中叶起，男性产科医生开始出现在分娩的场合，特别是在张伯伦的产钳发明之后，男性产科医生最初服务于英国和法国的贵族，但普通民众仍然倾向于求助于女性助产士。除助产士外，社区中的其他妇女也会来帮忙。婴儿的分娩对整个社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一方面，这意味着那位即将临盆的妇女将履行生子（女）的职责，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家庭和社区要应对婴儿或母亲死亡，有时甚至是两者的死亡。在没有抗生素和消毒措施的年代，1/10的妇女会在生产时死亡，1/3的婴儿未满1岁夭折。在婴儿死亡的情况下，助产士容易遭受指控——她们会被指控用巫术杀死婴儿，以将其供给魔鬼（通常与胎盘和脐带一起）。内疚自己无法生出健康婴儿的母亲通常是指控助产士的第一人——尽管有时指控可能来自外界。在新教国家中，敌视非婚生子女，导致法官认真研究每例婴儿死亡。他们认为，在非婚生产的情况下，母亲和助产士有可能合谋杀死婴儿。

海因里希·克雷默（Heinrich Kramer）1487年撰写的臭名昭著的《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一书使人相信助产士与邪恶法术之间的联系是牢固的。他断言“没有人比助产士更能破坏天主教信仰”。1587年，德国助产士沃尔珀加·豪斯曼宁（Walpurga Hausmannin）就以杀婴、巫术的罪名被处以死刑，行刑方法极其残酷。

四

众所周知，近代早期欧洲，女性治疗者遍及在英格兰和整个欧洲大陆的乡村。正如一位医疗史专家所说，在乡下“每隔5英里一定会有一位女性治疗者。”她们使用草药治病，这种治疗措施与有执照医师所采用的疗法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也大都相信上帝，认为自己在使用来自上帝赐予的力量为他人治病。传统的女性治疗者通常使用被认为是神奇的配方，将她们采集的草药制成各种药物、药水和软膏，当然这在很多人看来是魔法的配方。她们也采用神奇的方法治病，例如“将疾病从患者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或给患者带护身符等等——这些护身符专门用作预防疾病的目的。后者是她们经常被指控为“女巫”的主要原因。

即使有时女性治疗者被指控为是“女巫”，但百姓普遍相信她们，认为她们是白色巫师。尽管自中世纪起教会就谴责白巫术，但其一直存在，没有人认为白巫术是邪恶的。相反，人们认为这是“防止不幸的盾牌……”其实，宗教与巫术之间的差别很难区分。这些所谓的白巫师尚未发明出自己的巫术：其规则和仪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天主教教义的衍生品，因为当时除官方支持的祷告外，尚存许多秘密的半基督教符咒，而这些符咒基本上都套用了基督教的程式。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雷金纳德·斯科特（Reginald Scot）曾讽刺地写道：“教宗把富人封作圣徒，却把穷人贬作妖巫”。

因此，尽管没有大学学历，尽管被怀疑施行巫术，但绝大多数妇女仍然希望在分娩时有这些被称为治疗者的女性为她们提供帮助，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在这一领域的经验被认为值得信赖，而且因为这些妇女是社区的基本成员，经常与产妇相熟，可以为产妇带来安慰。女性治疗者为乡下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救助，帮助女性生产，她们是当地的接生婆，发挥了“赤脚医生”的作用，也赢得村民的尊重。她们承担了很多今天“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 的工作。正如马克·吐温回忆起他在19世纪中期的童年时代说，“每个妇女都是医生，她从林子里自己采药，还知道怎么配出一副药，让梆硬的死狗吃了都能冒出活气儿”。 

《文汇报·文汇学人》
赵秀荣 | 近代早期欧洲乡村的“”女性治疗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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