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滋 |《嘉树堂藏善本碑帖丛刊》考
新冠疫情已经绵延两年，至今未见收束之势。然而邻国中国的活动中偶尔却有令人瞩目的事情。譬如碑帖出版颇为盛行，不但公藏机构的善本刊印的越来越多，而且潮流所及，连收藏家最近也着手出版所藏名品。借此机会，我想要介绍的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嘉树堂善本碑帖丛刊》的名义出版的五种彩色精印碑帖。一是传世最旧拓《孔宙碑》，二是经过清代王澍、吴云、吴让之等名家递藏题记的明拓本《天发神谶碑》，三是传世最佳水前本《瘗鹤铭》（此铭号称南朝大字之祖），四是清朝早期的最旧拓本《郑文公下碑》，五是有“天下第一本”美誉的北宋拓《麓山寺碑》。这五种碑帖采用了比B4略小的开本和折帖的形式，全部彩色精印。印数仅限一千部。本文是我对于收藏者陈郁先生五种碑帖的个人见解的简单记录。
五六年前，在中国的碑帖拍卖中我首次听闻了上海陈郁先生的大名。初次见面则是2016年在上海博古斋的办公室内。第二年春天，我便拜访了陈郁先生在上海的书斋，那次他向我展示了好几件碑帖。下面以已经见诸报道的内容为基础介绍陈先生其人。
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年龄，但是从见面时的印象判断大约六十岁上下。我整理了经济杂志和收藏类著作介绍的他的事迹。他从一名经济学者转变成为收藏家，收藏的兴趣从文人气质浓厚的传统书画转向金石碑帖。他27岁便成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到80年代末为止已经撰写和翻译了多部经济学著作。从80年代起受到友人的影响而收藏刺绣织物为开端，他在90年代中期辞去了公职，将目光转向了关心已久的拍卖的世界，尤其关注明代书画中的文人世界的艺术价值，重点收集文征明、董其昌、祝枝山、吴宽、沈周等人的扇面作品。2013年，他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了“嘉树堂藏明人扇面画展”，共展出扇面199件，从而公开了十余年书画收藏成果的一角。2007年以后，他的收藏热情逐渐从明代书画转移到金石碑帖。201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了由陈郁自己编著的《嘉树堂碑帖录》，其中罗列了从《明拓石鼓文》到《安刻孙过庭书谱》在内的八十五件金石名家旧藏的善本碑帖。最近，他对金石类著作和碑帖学研究十分关注，常常将自己独特的碑学研究的部分成果向文物出版社的《书法丛刊》投稿发表。此次的《嘉树堂藏善本碑帖丛刊》又将他十余年研究收集碑帖的部分成果公之于众。“嘉树堂”的斋号来自他所收藏的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所书的同名作品。
① 传世最旧拓《孔宙碑》
孔宙碑是现藏于曲阜孔林内的汉隶名品，字体是舒缓大方的八分隶。这部拓本是孔宙碑的传世最旧拓本。在被陈郁先生收入囊中以前，这部拓本出现于2014年北京嘉德公司在春、秋两场拍卖以外举办的第37期嘉德“四季”小型拍卖会上。我对这场拍卖的图录卷首的《范式碑》《孔宙碑》《石门颂》《中岳嵩高灵庙碑》《郑文公下碑》《东方画赞碑》等六件碑帖深感兴趣。拍卖必须标注拍品的预估价格，而这六件碑帖的预估价格都是“无底价”。从图片上看，它们恐怕出自同一藏家，而且全部遭到严重虫蛀。无底价的缘故也许正在于此吧。不过，再仔细一看，它们都是民国时期的金石名家丁念先（念圣楼）的旧藏，《孔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郑文公下碑》更是经过清末王孝禹、姚华、罗振玉等金石家的题记和鉴藏。我对这三件碑帖尤其兴趣浓厚，十分关注。七年前的《孔宙碑》成交价格就超过百万，着实让我惊叹不已。几年后，当我在北京唐君专营金石碑帖的店中再次见到这部《孔宙碑》时，它已经被装裱一新。唐君得到这部碑帖以后，经过精巧地扫描，用画笺纸印刷了精美的复制件，我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尔后，原本从唐君归于陈郁嘉树堂。
2017年访问陈郁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这部《孔宙碑》。影印本的解说已经在先贤关于拓本新旧的考证的基础上，根据“少习家训”的“训”字，“以文修之”的“以”字，“凡百邛高”的“高”字，“殁垂令名”的“殁”字的保持状态，证明嘉树堂本是《孔宙碑》的最旧拓本。在此不妨就目前日本和中国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将“训”“以”“高”三字加以比较。我制作了各本比较的图版。B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本（安徽美术出版社本），C是上海博物馆本（上海书画出版社本），D是同朋舍出版《书学大系》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师古斋旧所藏本），E是三省堂的《书菀》本（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本，虽然此本虫蛀较多，但作为《孔宙碑》的旧拓本早享盛名，因此特取以参考）。《书菀》本的“训”字“川”下的石花不明显，“以”字“几”的部分没有中央的破损，“高”字下边的“口”的右端没有破损。与图中标注★号的部分比较的话，A嘉树堂本的“训”字“川”下连细小的石花都没有，“几”的部分没有中央的破损，“高”字下边的“口”也基本完整。还有“殁”字右上部分的笔画也清晰可见。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并且参照前人的金石著录，已经足以证明嘉树堂本是《孔宙碑》拓本中最古老的一部，何况还有金石名家罗振玉、郑孝胥、王崇烈、胡澍、王戟门、吴乃琛等人的题签、跋文、鉴藏印的锦上添花。
将A、B、C、D、E五件拓本同家藏本参考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嘉树堂本与经过民国时期著名金石家蒋祖诒旧藏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本B和文明书局的俞复藏本的拓法非常接近。同上海博物馆的戚叔玉旧藏赵之谦题签本C比较之后可知，虽然从字口的缺损状况来看C本的时代靠后，但是C本充满擦拓的厚重意味，而且拓法也非常整洁，碑文的线条质感被完美地拓印了出来。此外，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师古斋旧所藏本虽然时代比C本稍晚，但是经过吴云、沈树镛、褚德彝、王秉恩、黄文宽的递藏，而且字口清晰，散发出光泽鲜活的气息。到底是选择这部保存字画稍多的最旧拓本，还是选择时代靠后但拓法精良的旧拓，让我感到十分迷茫。
② 清名家递藏明拓《天发神谶碑》
这部《天发神谶碑》的封面使用了色彩柔和的宋锦花纹布料，四周用细长的红木镶边，散发出艳丽而古雅的气息。前述《孔宙碑》在几年前重装的是红木封面，这部《天发神谶碑》的封面与之大异其趣。封面左端的题签上写着“吴天发神谶文 悫斋藏明拓本 庚午冬日 德彝题”。翻开封面，里面贴着两张旧题签，一张是篆书，另一张是隶书。篆书题签与正文《天发神谶碑》的书法风格相同。
其后是民国时期秦淦、陈景陶的篆书和行草题记。再往后一开则是褚德彝的行书题记。此下便是碑帖正文。正文剪裱成每行三字，一开十二字的形式。拓法淡雅细致。虽然大部分《天发神谶碑》用的是淡墨扑拓法，但是我也见过少数使用擦拓法上墨的拓本，字口十分清晰。如果比较起来，两种拓本给人的印象是稍有不同的。在这部拓本中，因石花而留下的空白上钤盖着许许多多大小、样式不一的鉴藏印。其中一处空白足有一个字大小，上面写着“同治癸亥三月既望仪征吴让之获观于焦山”的题记，十分醒目。碑帖正文的末尾有嘉庆九年和二十一年的观款，其后依次是杨龙石、吴志恭于道光十三年，张祖翼于宣统二年，钱步文于咸丰七年，张祖翼于光绪二十九年书写的长跋。天发神谶碑于三国吴天玺元年树立，原石于嘉庆十年（1805）年毁于火灾，因此原石拓片非常珍贵。日本国内有京都的藤井有邻馆、奈良的宁乐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师古斋旧所藏本）、三井纪念美术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等处收藏着优良的善本。嘉树堂本与之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清末民国时期的金石名家的鉴藏印和题跋使这部拓本更加惹人喜爱。
③ 传世最佳水前拓本《瘗鹤铭》
《瘗鹤铭》据传是南朝梁天监十三年由陶弘景所书，号称大字之祖。本来刻在镇江焦山的山壁上，宋代遭遇雷击，山崖崩坏，碑石也随之落入江中。清朝后期，陈鹏年从江底打捞出五块碑石，嵌入山麓的定慧寺的墙壁中，至今仍在。因此，瘗鹤铭的拓本自古以来就被分为碑石落水以后，在枯水期从江面露出时拓制的初期拓本（水前拓本）和碑石打捞出水以后的拓本（水后拓本）两类。
2019年秋，北京的中国书店拍卖会上拍了许多碑刻法帖，印制了两册图录。一册图录收录了北京的碑刻法帖收藏家孟宪章先生所藏的善本碑帖。其中的许多碑帖附有北京的著名书法家启功的题签和题跋。孟宪章先生是京城有名的收藏家，我曾经拜托移居美国的中国人H氏一道访问过他。当时他只给我展示了两件碑帖，所以我并没有见到那样众多的善本。中国书店的图录中收录了一百多件孟氏过世后散出的藏品，虽然里面有正文、封面、跋文的图片和详细的解说，已经足以看出原帖的状态，但是我个人当时对那批藏品并不太感兴趣。然而，这回要说的《瘗鹤铭》却是在这本图录中卖出的孟宪章旧藏本。
这部拓本有着麻制的套子和楠木的封面，题跋则是活跃于清末民国时期的金石家张祖翼的手笔。虽然已有“传世最佳本”的赞美之言，但是当我看了彩色精印的图版后却并不这么认为。扉页的题签上写着“旧拓瘗鹤铭 水拓精本 磊堪”，是张祖翼的笔迹。旧藏者的“妙鉴斋孟宪章”的鉴藏印被盖了很多。从精印图版拓本的拓墨的浓淡如实看出来了，一般的撲拓法和擦拓法上墨的时候，不会产生的浓淡可以被看到，这样的不同的拓墨字画塑造的部分也可多处看到。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字画线质量的味道有微妙的不同。作为参考，我用家藏的清朝中期左右的五张组成的淡拓整本进行了比较。对整体进行详细比较，看起来还是拓调不太好的问题是第一位的。然而在这种情况的拓调为什么会被评为最佳本，我个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有机会，我想听听陈郁先生关于拓调的理解和看法。
④ 最旧拓本《郑文公下碑》
《郑文公下碑》是云峰山全套摩崖碑刻的精华。虽然此碑在日本颇受欢迎，已经出版了各种拓本的影印本，但是至今未见初拓或者早期拓本。在战前的三省堂《书菀》杂志上被介绍过的上田桑鸠先生所藏（沈树镛旧藏）的浓墨拓本很有名。原帖现在收藏在春敬纪念文库。由于拓墨过于浓重，摩崖刻石的石面的趣味已经基本难觅踪影。嘉树堂本的拓法与《书菀》本正好相反，在淡淡的墨色中连笔画周围的凹凸细节也鲜明可见。摩崖石刻的石面状态被精细地拓印了出来。与清朝后期的精拓本相比，两者的文字笔画是相同的。只不过精拓本虽然将字口完整拓出，但是显得平面化。嘉树堂本因为拓纸薄，而且使用轻轻地在碑面上着墨的淡墨拓法的缘故，细致地拓出了摩崖石面上的凹凸。其字口纤毫毕现，是精拓本所达不到的。据推测这部拓本是在碑面尚未多经椎拓，也未经拓工擦洗的状态下拓制的。拥有这种风味的下碑淡墨拓本十分稀见。
嘉树堂本与①的《孔宙碑》出现在同一期嘉德四季拍卖会上。当时与《孔宙碑》一样受到严重虫蛀，现在已经重装一新。封面的内侧附有旧藏者清末民国时期的金石家姚华的隶书题签“旧拓未洗本郑文公下碑 庚申五月收得重装六月成菉猗堂对烛题签茫父”，其后是姚华的“旧拓郑文公下碑草篆未损本莲花盦藏”篆书题记。正文剪裱为每行五字的形式。卷末的姚华题跋使用了“精浑淡雅旧本之至佳者”“旧拓未洗本”等评语来说明这部旧拓的精彩难得。影印这种“传初拓”的淡墨拓本应该尚属首次。虽然日本也从战前开始就出版了各种影印本，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拓本。因此对于郑书研究，这应该是贵重的拓本。
近年，又出现了一部与姚华旧藏本几乎同样精彩的旧拓本。这部拓本与③ 的《瘗鹤铭》出现在同一期中国书店拍卖会上，是另一册图录的封面拍品。在嘉树堂本影印以前，我一直以为它就是嘉树堂本。因为是同样精彩的淡墨精拓本，不妨在此加以简单介绍。这部拓本有着褐色的布套，在其楠木封面上有陆九和的题签，封面内侧有吴让之的“旧拓郑文公下碑”行书题签。同嘉树堂本一样，这部拓本也是单面三行，每行五字的剪裱本。或许是照片的缘故，其墨色比嘉树堂本还要稍浅。这部同样是在摩崖刻石的碑面未经剔洗时拓制的拓本，散发着光泽鲜活的气息。其拓法与嘉树堂本出奇的相似，不禁让人产生这两部拓本该不会是同时代，由同一人所拓的疑问。卷末还有民国时期的金石家朱文钧的跋。陈郁先生是何时得到姚华旧藏本的呢？如果是重装以后，那么价格应该跟中国书店本接近吧。
⑤ 天下第一本北宋拓《麓山寺碑》
《麓山寺碑》是唐代李邕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在日本的书道界，这个《麓山寺碑》学习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此碑是唐代著名的行书碑。民国时期的有正书局出版过这部拓本的珂罗版影印本。在清末民国时期，这部拓本是著名金石家赵世骏（？—1927，字声伯，擅长金石碑帖的鉴赏和收藏）的藏品，素有《麓山寺碑》“天下第一本”的美誉。在战前的大正、昭和之际，这部拓本被带到日本，归日本第一的金石碑帖收藏家三井听冰阁所有。
对于拓本本身已毋庸我过多评论，不如来关注它从战前到战后的流传吧。翻开此次的彩色精印本，封面和封底的内侧分别有三井高坚翁用朱笔所写的“表 北宋最初未洗拓本麓山寺碑天下第一本 搜字未凿本 赵声伯旧藏 昭和六年十月初三日外装 三井家听冰阁藏”和“裏 三井家听冰阁藏帖 昭和六年辛未年七月三日所得 北宋初拓麓山寺碑天下第一本 赵声伯旧藏 汉东罗原觉持来 昭和六年七月中旬方纱生外裱制作”两段题识，正文的卷首和卷末的余白处典雅地钤盖着“三井高坚之印”“三井高坚印信”“高坚子子孙孙永宝”“三井听冰鉴藏宋拓本”“十鼓室”“辛田六十岁以后所得”“高坚”“听冰”等鉴藏印，以及旧藏者赵声伯、周季木等人的印章。在过去调查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碑帖的时候，我曾经获得许可对其中一部封面经过改装的剪裱本的朱笔题记进行过仔细的确认，当时看到的题记与这部拓本的类似。从这些朱笔题记可知三井氏于昭和六年经罗原觉之手获得了这部拓本。战后，随着二玄社出版《原色法帖选》，三井听冰阁所藏的天下闻名的碑帖也由二玄社刊行于世。这部《麓山寺碑》正是那时从三井家的库房里出来的。在那之前的流传过程可以从这次的彩色精印本中得到补充。
我对这部拓本的绿底金色花纹的封面感到似曾相识。二玄社原色复制的三井藏本中有好几种使用了相同封面，恐怕是高坚翁特别定制的布料吧。在封面的题签上，有擅长书画碑帖鉴别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书写的“宋拓麓山寺碑 高岛义彦先生宝藏 乙亥暮春启功题签”。另外，卷末有赵声伯的长跋和罗振玉仅有三行的跋文，两跋之后还有题签书写者启功的长跋。启功的题签和题跋书写于一九九五年（平成7年）。启功的跋文提到三井家的地下仓库因为大雨而浸水，一部分善本遭到浸泡。虽然可以想见天下第一本的《麓山寺碑》经过封面的改装后，应该同众多名品一道被收纳于书帙和书箱中，但还是遭受水害，导致拓本部分变得板结而不能打开。这部拓本由高岛义彦带到北京，先交给启功先生过目，最后经名工之手而起死回生。根据跋文，知道事情经过之后的三井家将《麓山寺碑》赠送给了高岛义彦，从此这部拓本成为了高岛的宝藏。近几年来，这部名品从未在日本展出。前年，陈郁先生在网上的记事中宣告这部拓本已经归他所有。我由此得知“天下第一本”终于流传到了上海。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大量的书画精品通过拍卖等方式流向中国，民间收藏的碑帖名品大概也会遭遇三井旧藏《麓山寺碑》那样的命运吧。
本文转载自：日本匠出版社出版書道雑誌『書21』（2021年8月26日，總73號）
译者：金菊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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