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 | 近代上海的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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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的契约意识萌发于企业层面，行业管理和社会共建使之提升为城市精神。它解释了这座城市曾经繁荣的原因，也给出了未来追求公正、包容、责任、诚信价值取向的理由。

契约的现代内涵

在现代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不断扩大和加速，交易和博弈的次数与频率明显增多，没有规范的诚信体系、有效的组织管理、广泛的舆论参与，契约精神无从培育，经济运行难免受阻，城市发展可能滞缓。

谈到上海的文化特点，离不开对上海人观念行为的考察。上海人办事比较守规矩，讲信用。如果说上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自然形成五方杂处的人口格局，那么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成为东亚金融中心，就必定有其自身的制度强项和文化优势。作为一个工商业大都市，上海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由无数个贸易合同构成的，合同就是契约。以契约为切入点，追溯其在近代上海的培育和养成，有益于我们对上海未来发展作进一步的文化思考。

英语中的契约一词系由拉丁语发展而来，基本意思是指交易。有意思的是，与英语“契约”（Contract）最相近的一个词是“矛盾”（Contradiction）。在经济学上，这两个词的靠近是有道理的，因为交易就是把原先禀赋不同、需求不同的行为主体用特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契约是其中具有法律效用的一种联系方式。作为法律术语，契约是两个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或者有一个以上的当事人做出的一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允诺。如同美国经济学家诺斯给制度所下的定义一样，契约也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前者限定于法律、法规、合同、规则、准则等约束性文本；后者则包括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发形成、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因此，契约是制度，也是文化。

广义的契约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和演进。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契约的含义必须加以区别。任何社会都需要法律来维持秩序，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力的契约不可或缺。例如在中国古代，除了朝廷的刑律，田契、典约、分关书等契约文本名目繁多，虽然就形式而言，契约总是经双方同意签订的，但签约双方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很值得探究。在专制集权的封建社会，法律是强者的统治工具，它偏重于强制性和惩罚性，却无视公平性和对个人基本权益的必要保护，在这种制度环境中，常常有签约的一方处于弱势和被迫的状态，契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便荡然无存。严格意义上的契约，是指与现代商业精神和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法律制度，这里讨论的就是这种契约。它不仅具有约束性，而且具有合意性，契约之所以有效和正当，盖源于平等自愿的基础。如此看来，《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黄世仁强制按下手印的喜儿的卖身契，沪剧《星星之火》中杨桂英受骗与张老四签下的小珍子的包身文契，乃至时下的暴力强迁、霸王条款，都算不上真正的契约。在西方，古罗马的民法体系已有民主政治和法制观念的萌芽，到了启蒙时代，契约及其所蕴涵的平等、自由理念进一步从私法领域扩大到公法领域，出现了社会契约论思想，按照这种理论，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国家和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民承认国家，是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目的是通过国家实施的法治来保障并增进自己的权益。这种契约极大地促进了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契约的文化属性较多地体现在非正式契约中。传统文化在维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教化人们的道德观念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诚信，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敬事而信”，是针对统治者的，“文，行，忠，信”、“谨而信”、“言忠信，行笃敬”，是告诫学生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是要求常人的。《孟子》强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些倡导都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但把道德准则转变为社会契约，还需要具备操作性和扩展性。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人们的交往有限，生活的圈子不大，检验人们的行为和道德通过熟人和感情就够了。而在现代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不断扩大和加速，交易和博弈的次数和频率明显增多，没有规范的诚信体系、有效的组织管理、广泛的舆论参与，契约精神无从培育，经济运行难免受阻，城市发展可能滞缓。

契约意识的微观培育

契约的主体是人，现代契约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首先是因为它解放了人，给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契约社会的建立是一个由意识、行为、精神到文化的发展过程。契约的主体是人，现代契约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首先是因为它解放了人，给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在近代上海，随着新兴工商业经济的产生，契约意识率先在民族企业家中间萌发。

为了发展民族经济，郑观应要求晚清政府切实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凡有能讲求商务独出心裁者，准其领照自做，官为保护，他人不得挠夺；有能与外国人斗智角力，期杜外来之货者，官为晓谕，或轻其税以助之；若能代国家购办军械、制造等物，实系克己奉公者，礼以待之，信以任之”；“商贾中如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这种企业家的独立意识符合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在力求获得经济权益保障的同时，经济行为主体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遵守必要的职业道德，因此，陆费逵较早对企业家素质提出了要求。他在1914年出版的《实业家之修养》一书中提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勤俭、正直、和易、安定、进取、常识、技术、经验、节嗜欲、培精力，“人苟能是十者，虽天资稍逊，未有不成功者也，十者缺一，虽天才卓绝而能成功者，鲜矣”。

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在穆藕初的笔下，当时商人素质低下，行为失范：1、傲慢，“一意孤行，习非成是，虽有忠言不能纳，虽受挫折不能悟，视司事如奴隶，待工人如驴马”；2、疏忽，“购货不问其优劣，只求其低廉；出品不究其良窳，但望其脱手。事前无预算，事后无察觉。对于事物，可以谓之为无管理；叩其身心，可以谓之为无精神”；3、舞弊，“或则以侵蚀为能事，或则以豪奢为阔手，既大局之不顾，惟私便之是图。股东血本，视若粪土；自家责任，弃如弁髦。买卖出入，惟意所为；结党营私，毫无顾忌”；4、幸求，“不从实际上立脚，专向幻空中捉摸，望赢余之数于气运，托去取之权于神鬼，视贸易如赌博，作孤注之一掷，信用未立，不知抱惭，挪移术穷，终至歇业”。据《藕初五十自述》记载，早年的浦东棉花行，有人为了增加重量，在出口的棉花包里放进砖头，不料歪打正着，夹带砖块的棉花由于吸潮，货船运输历时数月也未发霉，洋商还以为这是中国人的技术创新，等到他前来寻人致谢，心虚的棉花行老板已溜之大吉。这些陋习不改，何以树立商业信誉？何以发达民族经济？

契约社会的全体成员应该具有平等的身份地位，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的贵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之上。近代上海承袭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惯性，阶级差别明显存在，但在民族企业中，劳资关系逐渐出现变化。如穆藕初在践行科学管理理论时，果断废除了封建工头制，转而实行工程师管理体制，这是劳资双方身份关系的重新约定，这一改革加上复试簿记和技术标准等措施的推行，使德大纱厂产品畅销，名声鹊起。后来实行管理改革的企业，都把改善劳资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康元制罐厂的管理理念是“发展业务，增进劳资福利”；美亚织绸厂的厂训是“和衷共济”；三星棉织厂管理者认为：“采用科学管理，必先促成劳资合作，使劳资双方咸知处境之难，彼此谅解，互相携手，然后工厂方有改进之希望”；华生电器制造厂主事人也说：“科学管理之基本，为厂方（管理者）与工方（即工友）之思想革命，此项基础不具，则科学管理永无实现之日”。

新的人际关系也体现在企业内部处理重大问题的方式上。1930年9月，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提出改革设想，次年1月陆续宣布各项改革计划，其中关于重新制定工作报酬标准的方案遭到全馆职工的一致反对，使王云五不得不宣布撤消改革计划，后来经过协商调整，新制才得以推开。后来他总结经验说：“科学管理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雇主与劳工双方心理上的改革，使双方能了解他们的责任，明白他们的地位，力戒主观的和因袭的方法，采取客观的和合理的方法。”

契约行为的行业管理

缺乏对契约的执行和管理，经济人的逐利本能不会达到增进个人利益和满足他人需求的目的，有限的个人理性可能沦为唯利是图的集体非理性。

亚当·斯密说：“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又说：“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他赞许的重诺言、守时间、自立能力，是契约社会的行为规范，它们在交易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经过社会管理和舆论参与得到完善。1910年，由于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经营失范，投机盛行，酿成沪上半数钱庄倒闭的“橡皮股票风潮”。后来尽管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规，但监管不力，形同虚设，1921年再次爆发了“信交风潮”。由此可见，缺乏对契约的执行和管理，经济人的逐利本能不会达到增进个人利益和满足他人需求的目的，有限的个人理性可能沦为唯利是图的集体非理性。

近代上海的商业规范有两种。一种是成文法，如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章程中规定：“本公所随时邀集各同行会议，务使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利如何兴，害如何去。在市上售价，或公评其价值，不准滥售；其地头土货见新，或公订其进价，不准彼此抢夺。由公所刻发传单，划一遵守”；“本公所有关商务大局者，不能不秉公与闻，以除积弊。如有亏资倒欠等案事，可曲谅其短，即邀请商董会议了结，固可省事息事。万一奸猾之徒难以理喻，立即详请商宪严饬地方官按律严办。”另一种是习惯法，在金融界，虽有《上海钱业营业规则》，但许多做法是约定俗成的，如进外国银行当买办，必须有“大面子”的人担保，并交付巨额押金；每日银两、银元、铜元三者的比价，以及拆借利率，由钱业公会决定；外汇牌价，由汇丰银行挂牌；买办凭个人信用开出的支付凭证，俗称“竖番纸”，也能被银钱业所接受等等。习惯法不仅节约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在实践中培植信用，提升从业者职业素质。

行业管理的权威有效来自于自身的公正和职责对称。晚清有识之士认为：“夫会馆、公所之设，原为团结商人、保全信义之一大关键。故有会馆、公所，则凡受国家法律有不完全之处，或贪婪官吏对于人民有苛酷之事件，则会馆、公所对于此皆有保全生命财产、判断曲直之权利，得以主张公平而裁判之。”1924年3月，在沪日商铃木商店起诉天厨味精厂商标侵权，上海总商会被商标局委托据实审查，他们对照当时我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据理力争，为驳回日商诉讼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也增强了民族企业的商标意识。有学者在研究近代上海的注册会计师时发现，当时的相关行业组织除了明确要求会计师不兼职、主动整顿会员风纪、惩处违规行为，还为会员信誉对外交涉，保护会员合法权益。1935年10月，潘序伦会计事务所办理芜湖裕中纱厂清算一案，委派律师在依法办理过程中遭到该厂员工拘禁，失去自由达两旬之久，为此，上海会计师公会立即与全国会计师协会“会衔电请该行政官厅派警营救”。

契约精神的社会共建

契约精神是契约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契约社会的充分条件是法治健全。

如果把文化分为器具、制度、行为和精神观念四个层面，那么道德无疑属于最高层面的核心部分。就契约文化的演进而言，从意识萌芽到行为规范再到道德精神，又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微观（企业）到中观（行业）进而到宏观（社会）的扩展和深化。史料表明，在近代上海的企业管理和行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商业道德虽然也被提及，但收效不大，所以上世纪20年代初就有人呼吁：现代工商业发展仅仅依靠管理进步和行规约束还不够，“健全之商业”应该是商业技术和商业道德“二者交相为用”，“以技术为经，道德为纬”，使“商人为文明之传播者”，“舍一切旧习，脱一切羁束，而日就月将”。这就把如何提升商业道德的问题摆在了全社会面前。

社会对商业道德的重视是多方面的。在实业界，一批行业组织的出版物纷纷展开讨论，如《上海总商会月报》相继发表《论好誉》《商人之服务精神》《对于近今商业竞争之评议》等文。在新闻界，舆论开始关注职业规范等问题，如1930年10月25日的《上海报》刊登《会计师之怪现状》一文，公开质疑沪上会计师执业的公正性，提及的人包括业内名流。在教育界，当时开办的商业补习学校强调以培养商业道德为宗旨，其主持者主张学校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不仅要“使青年于公余之暇补习世界商业之知识与技能，且以增长商人之道德而稔知商业之习惯，俾他日肆应有余”。正是基于这样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有关商业道德的系统论述得以形成。

1930年以后，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盛在珦编《商业道德》、陈维藩著《商业道德论》等书，显示出学术界参与到商业道德的理论探讨。他们的阐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商业道德的意义、宗旨、范围及其与法律的关系；2、商人的个人道德修养；3、商人与商人、商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商人与社会的道德维系。论者强调，提倡和遵守商业道德，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当务之急。盛在珦分析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认为法律是末，道德是本，法律因其正当而具有权威，而善良的法律常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是一般的，法律是特殊的；道德是经，人生须臾不可离开，法律是权，仅在纷争之际以供救济；道德是动力，法律犹舟车，总结起来看，“商业道德，实为商事法规之根据”。关于商人的道德标准，盛在珦列举了爱国、立志、良心、品格、勇气、节制、恒心、通达、公正、诚实、博爱、勤俭、守分、恭敬、和婉、自重等16条；陈维藩认为商人要有国家观念、道德修养、立身要素、持躬要诀，其中立身要素的内容是耐劳、有恒、端品、守志、勇敢、节俭；持躬要诀的内容是公正、明达、屈抑、诚实、恭敬、和悦。关于商业同行间的道德规范，陈维藩总结为四条，即遵守行规、维护公共团体、避免阴险竞争、提倡互助互让。关于商家与顾客的关系，盛在珦告诫不可违背道德，“苟不如是，则信用不能确立，感情不能维系，即就金钱上言，虽或可以图一时之微利，而历时既久，其所失亦不止倍蓰也。”他们都强调经商者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和自律能力，不从事危害社会的经营活动，抵制那些虽不犯法却有损于自身素质和社会公益的活动。

讨论商业道德体现了近代上海契约精神的提升。契约精神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由于责权清晰，制度规范，预期稳定，机遇良多，各方面高素质人才和稀缺资源汇聚于此，使上海成为创新者的乐园。对重塑上海城市文化而言，近代的契约精神是一份家底，一笔财富，它解释了这座城市曾经繁荣的原因，也给出了未来追求公正、包容、责任、诚信价值取向的理由。

（本文原刊《文汇报·每周讲演》，2012年3月5日）

编辑：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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