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超 |《兹山鱼谱》中的丁若镛诗歌
李濬益导演的新作《兹山鱼谱》在韩国上映以来广获好评。这部电影根据同名著作的序言改编而成，讲述朝鲜时代后期士大夫丁若铨（1758—1816）被流放到黑山岛后写作鱼类博物书的真实故事。电影通过描写丁若铨与当地人张昌大如父如子、亦师亦友的交往，展现了性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南人与老论的党争，更呈现了对理想社会图景的向往。主人公丁若铨的弟弟丁若镛（1762—1836）作为朝鲜时代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生前身后的名气都高于其兄，在这部电影中，他退居其次，成为若有若无的存在。然而，影片中数处使用了丁若镛的诗歌，有力地推动了重要故事情节的展开。这些诗歌或许为国内读者所未详，因此本文希望在借诗谈影的同时，也由影读诗。
电影开篇便是正祖驾崩、纯祖即位，抓捕审问丁氏三兄弟若铨、若钟、若镛，而后若钟被处死，若铨、若镛被流放至全罗道。两人在罗州城北五里的栗亭作别，丁若镛以七言歌行《栗亭别》记之。电影中丁若镛吟咏了此诗最前面的六句：“茅店晓灯青欲灭，起视明星惨将别。脉脉嘿嘿两无言，强欲转喉成呜咽。黑山超超海连空，君胡为乎入此中？”（《与犹堂全书·诗文集》卷四）生离亦成死别，丁若铨最终病死于海上孤岛，丁若镛则在十八年后获得赦免回到故乡京畿道马岘。电影里直接引用此诗来表现兄弟两人惜别之情。在到达流放地之后，丁若镛用苏轼、苏辙兄弟唱和诗韵写过一首《奉简巽庵》。巽庵就是丁若铨的号，这首诗即丁若镛在接到兄长来信后所作。诗云：“北风驱我来，行行遇海止。我兄风力猛，乃入沧溟里。留妻作寡妇，别儿为孤子。方其入海时，旷然若自喜。杰气在胸中，百压犹百起。日月照房屋，至公嗟天理。何来两盂饭，欻然来养己。皇帝虽巨富，如斯而已矣。赤县本绝岛，目短迷涯涘。豪门尽颠覆，其间仅五祀。”（《与犹堂全书·诗文集》卷五）此时，两人已流放五年，一人在陆地的尽头康津，一人在大海的尽头黑山岛。丁若镛以诗代简，又以苏轼、苏辙兄弟唱和作为效仿对象，倾诉心中的不平与期许。这首诗虽然是丁若镛所写，但在电影中，安排兄弟两人一人吟诵两句，便更显出二人间的深情厚谊。以上两首诗都是电影中直接加以引用，并由诗人亲自吟诵的，比较容易发现。
另外还有两首诗，则由编剧将诗中的情节内容改编而融入电影表演之中，相对而言不容易发现。
第一处是在丁若铨刚到达流配地黑山岛后，寄宿于寡妇可居嫂家中。一日，善良朴实的可居嫂在山上拔松树幼苗，丁若铨见状后充满了疑惑。可居嫂回答道：由于松树太多以至于长到家门口而影响出行，随即请求丁若铨上疏国家解决这个问题。这段情节涉及的是朝鲜时代国策之一的“禁松”制度，松树可以建房、造船，国家划定保护区域，禁止砍伐松树。对于这一情节，我们自然会联系到后来丁若铨写作《松政私议》的场景。顾名思义，该书的主要内容便是探讨“禁松”问题，记载松树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寻求解决方案。较之于丁若镛在流放期间留下数百卷的著作，丁若铨只留下了《兹山鱼谱》和《松政私议》两本书。其实《松政私议》也一直未见流传，直到2002年首尔一位高中生物教师在黑山岛文某家藏书中发现，后由成均馆大学安大会教授进行考证与释读，才重新为人知晓。
不过，电影中可居嫂还提及：“这些松树长大后，我的财产都会被抢走。”这句台词又如何理解？其中的问题并不是松树挡道这样简单，而是财产被抢走使得黑山岛百姓深受其苦。实际上，可居嫂拔松苗的情节与丁若镛七古长篇《僧拔松行》（《与犹堂全书·诗文集》卷五）有着密切的关系。诗一开头即是一位僧人在拔山林中的松树：“白莲寺西石廩峰，有僧彳亍行拔松。稚松出地才数寸，嫩干柔叶何丰茸。婴孩直须深爱护，老大况复成虬龙。胡为触目皆拔去，绝其萌櫱湛其宗。”如此嫩干柔叶的松苗，仿佛婴儿，应该受到爱护，为什么僧人却要将它们拔掉？接着连用四个比喻来形容僧人行为的反常与动作的迅猛。诗人又招呼询问拔松的缘由，僧人泪如雨下地回答道：“此山养松昔勤苦，阇梨苾蒭遵约恭。惜薪有时餐冷饭，巡山直至鸣晨钟。邑中之樵不敢近，况乃村斧淬其锋。水营小校闻将令，入门下马气如蜂。枉捉前年风折木，谓僧犯法撞其胸。僧呼苍天怒不息，行钱一万才弥缝。”原来僧人们严格执行国家的“禁松”政策，保护松树，夙兴夜寐，不遗余力，却反而遭到了官吏的敲诈勒索，将因风吹折的松树诬陷为僧人所砍伐，最后只得交纳钱财疏通方得以免除刑罚。在诗的最后，僧人无奈地总结说：“此松虽稚留则大，拔出祸根那得慵。”虽然是幼小的松苗，唯有拔掉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祸患。一株松苗，不仅影响到可居嫂等百姓的出行，连与世无争的僧人竟然也被卷入其中，简直成为苛政的根源。如此一来，对可居嫂拔松的理解，也不会局限于丁若铨的一册书了。
另一处是在电影的尾声，张昌大通过科举考试出仕，在罗州官衙里亲眼目睹一名男子因无法交纳赋税而自宫，成为其理想破灭的最后一击。我们可能觉得如此惊骇的场面出于编剧的夸张，以此来表现情节的戏剧性冲突。其实，这也是改编自丁若镛名篇《哀绝阳》中的真实故事。对于此诗，丁若镛讲述其写作缘起云：
朝鲜时代后期的制度弊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政”紊乱，即田政、军政和还谷。这首诗写的就是丁若镛在康津亲身经历的军政制度给百姓造成的直接苦难。具体而言，“军布”是指以缴纳麻布来代替壮丁服兵役的制度。与“禁松”制度一样，在实际的征缴过程中也充斥着官吏对百姓的欺骗与压榨。列入征缴对象的壮丁原本应当是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成年男子，后来逐渐发展到“黄口签丁”、“白骨征布”。也就是说，“婴孩落地，呱声一发，红帖已到”，呱呱坠地的婴儿以及死亡的老人都被纳入征收之列。如若逃跑，则采取由亲戚代替的“族征”和乡邻代替的“邻征”。更有甚者，“狗儿之名，或载军案，非是人名，所指者真狗也。杵臼之名，或出官帖，非是人名，所指者真杵也。”（以上皆出《牧民心书·兵典·签丁》）完全混淆狗儿、杵臼一类的贱名与实物，草木皆兵，可谓是阿猫阿狗都要征缴，也无怪乎会发生自宫的骇人行为了。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一书中讨论什么样的事件具有可述性时，曾引用过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 Bruner）的看法：“一个故事要值得说，就必须是关于某个隐含的常规脚本（canonical script）是如何被打破的，被违反的，或被背离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认为：“违反常规的程度，就是情节精彩的标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因为苛政而自宫，这种偏离常规的程度不得不说是罕见，这样的情节也异常地精彩。令人痛心的是，这竟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丁若镛诗歌学习杜诗，就其长篇歌行而言，有直接次韵“三吏”而写成的《龙山吏》《池波吏》《海南吏》，更多的是上文所提及的源自杜甫“新乐府”讽世一类的作品。同时，也有源自元白体的《道康瞽家妇词》，全诗达1800字之多，是诗人在康津亲眼目睹后写成，详细完整地叙述一名女子在父母的强制下不情愿地嫁给一个残疾盲人，出逃沦为尼姑，后被押送至官府，再次沦为尼姑，又被押送。女子每次命运的转折，辅之以适当的换韵，词藻富丽，声调流转，是标准的“梅村体”作品。应当指出的是，丁若镛的长篇歌行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洞悉民瘼，书写百姓疾苦。这样的主题内容也是朝鲜时代叙事诗的主流。韩国学者林荧泽教授的《李朝时代叙事诗》（创作与批评社，2013）一书编选朝鲜时代叙事诗122首，分为四类主题：制度的矛盾与生活的苦难、国难与爱国形象、爱情与女性、艺人与市井生活，第一类主题毋庸置疑地占据半数以上。
要而言之，电影《兹山鱼谱》充分利用了丁若镛的诗歌来丰富情节内容，反过来又对理解其诗歌起到了侧面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使用的丁若镛诗歌多是七古歌行，因其篇幅较长，十分便于叙事，电影剧本往往能从中汲取力量，激发创作灵感。民生疾苦在朝鲜时代诗歌中被反复书写，优秀之作又通过电影改编进入现代大众的视野，实现了古典的再生。这也是电影《兹山鱼谱》获得成功的一个方面。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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