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百亮｜欧盟：难民危机中的政治共同体
1849年，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发表演讲，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宏伟蓝图。雨果的有些愿景已经变成现实。2005年，在欧盟正式接受10个中东欧国家之际，第一个泛欧思想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执行主任马克·伦纳德的《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一书出版。伦纳德乐观地认为21世纪将成为一个“新的欧洲世纪”，因为“欧洲模式代表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富有吸引力的途径：在保护其安全的同时增进繁荣”。而短短几年后，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欧盟核心国家法德英的经济状况堪忧，新加入的中东欧国家更是势如累卵。
之后，金融危机、欧元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此起彼伏，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欧盟的定义性特征。曾为促进欧盟扩大立下汗马功劳的英国，通过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退出欧盟。如果雨果在天有灵，英国脱欧一定像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一样让他痛苦万分。随着欧洲大陆上疑欧派政党的崛起，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怀疑欧盟是否注定会像哈布斯堡帝国那样分崩离析。
2017年，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纽约书评》发表题为“欧洲在解体吗？”的文章。他说：
要是我在2005年1月被低温冷冻起来，我会作为一个快乐的欧洲人进入休眠。……如果在2017年1月进行低温复活，我可能会立即再次休克而死。眼下，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危机和崩溃：欧元区长期运转不良，阳光灿烂的雅典陷入悲惨境地，拥有博士学位的西班牙年轻人沦落到在伦敦或柏林当服务员，葡萄牙朋友的孩子在巴西和安哥拉找工作，欧洲外围国家正在脱离其核心国家……
在此背景之下，同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耶夫写下《欧洲的黄昏》一书。他通过分析难民危机和东欧国家的命运来剖析当今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弥漫全书的焦虑感、危机感和悲剧意识与“领跑21世纪”形成鲜明对比。
真正威胁欧盟未来生存的是伴随难民危机而重新出现的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分歧，以及全球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大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分歧。克拉斯特耶夫援引匈牙利哲学家加斯帕·米克洛斯·塔马斯的观点，强调了欧洲计划及其全民公民权的理想中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即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普遍权利与继续分裂人类的无可辩驳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差距。
在欧盟这样一个有着5.1亿人口、生活水平差异巨大的共同体，人口的自由流动历来存在争议。克拉斯特耶夫对移民和难民进行了区分，但他故意选择互换使用二者，因为在欧洲人（无论是民粹主义者还是社会主流）的想象和政治话语中，移民、难民都意味着“他者”。对于许多东欧人来说，迁移、改变自己所处的国家是一场个人层面的革命。由此汇聚而成浩浩荡荡的移民浪潮激发了移民接受国受到威胁的多数派作为欧洲主要政治力量的崛起。如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科利尔在《大迁移：移民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人口迁移对于移民本人和东道国都有益，但会影响东道国的社会下层，尤其影响其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把欧洲当前的危机归咎于具有世界意识的精英阶层和具有部落意识的移民之间的阴谋。
今天的欧洲由一群脱离社会现实的精英统治，在移民等问题上尤其不听取普通人的意见。克拉斯特耶夫认为，建立在绩优制基础之上的精英政治将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置于领导地位，然而这“将创造一个由自私傲慢的成功者和愤怒绝望的失败者组成的社会。这将不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根据成就的差异来证明不平等是合理的社会”。
欧盟解体的火车已经驶离布鲁塞尔火车站，目的地仍然未知。然而事实上，欧盟的各种危机——欧元危机、难民问题和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比布鲁塞尔的任何“凝聚力政策”都更让欧洲人觉得他们同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就像克拉斯特耶夫所说的那样，生存就像是写诗，就连诗人本人也不知道它将如何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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