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往事 | “一国两制”提出40周年
撒切尔访华与邓小平谈香港，会面“生硬粗暴”，出门跌了一跤，港股一周跌了25%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 1982年6月份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于9月22日抵达北京。这次胜利使她变得过于自信，这让她的顾问爱德华·尤德（Edward Youde）等人感到担心。他们并没有强有力地向撒切尔夫人解释清楚，想让邓小平允许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保留对香港的主权是多么不可能。英国外交部的两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珀西·柯利达和艾伦·唐纳德（Alan Donald）为了避免对抗，确实试图解释清楚邓小平的决心。然而自信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拒绝考虑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保留主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条件。
9月24日上午，“钢铁公司”邓小平和“铁娘子”撒切尔见面，两人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撒切尔夫人后来把这次会谈描述为“生硬粗暴”。不过参加会谈的英国官员证实，撒切尔夫人过于夸张了与邓小平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对抗的感觉仅仅来自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对媒体的讲话以及中方的反应。据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说，撒切尔夫人的讲话既雄辩又富有魅力，尽管如此，邓小平所拥有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在开场白中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将支持香港的繁荣，并希望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但撒切尔夫人回应说，在英方看来，根据3个条约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些条约在国际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经双方协议才能做出变动。她说，英国在过去150年里学会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错。她又说，只有在做出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后，才能谈到主权问题；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保障：没有英国的这种保障，商人不会再愿意投资。不过撒切尔夫人确实做出一个让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权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她可以考虑向议会提出有关主权问题的建议。因此双方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开始谈判，寻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他说，有3个主要问题：主权；中国在 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维护香港繁荣；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发生大的混乱。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说，他不会做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主权就意味着完全的主权。为了维护香港 1997年后的繁荣，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数法律将继续有效。中国会和香港人民进行广泛协商，制定出对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让英国政府或商业界满意也是有限度的。邓小平警告说，如果港英政府在 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对抗或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邓小平确实表示，他要与英国合作，他同意双方应当立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双方在两年内无法就主权移交达成满意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政策。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撒切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结束会谈走下外面的台阶时，被一名记者的提问分神，脚下一滑导致膝盖着地。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播出，后又在香港电视上反复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撒切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有身边的柯利达搀扶才没有跪下。
后来撒切尔夫人谈到邓时，仍然给了他正面的评价，认为他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鲁。
由双方代表拟定的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的公报中说：“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举行了深入会谈。双方领导人领导人表明了各自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双方同意把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作为共同目标，将在访问后通过外交渠道开始举行谈判。”与邓小平不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在香港发挥的历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确信以往的条约具有合法性。离开中国前，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
当她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这些话时，英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听得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话会毁掉他们一直以来与北京达成的善意。不出他们所料，中方对此大发怨气。在撒切尔夫人访华后的一周里，香港股市下跌了25%，恒生指数从 6月的 1300点跌至 10月的 772点。
香港股市再创新低，撒切尔夫人开始相信中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
撒切尔夫人访华(1982年)后中英谈判被推迟了，因为中方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中国 1997年后完全收回主权，而撒切尔夫人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随后中国发出了警告：1983年2月底英国被告知，中方有关1997年后香港政策的单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实际上，假如不谈判，中方将在1984年9月宣布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
北京的柯利达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担心中方会向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提交他们的单方面方案，于是在3月初飞回伦敦与撒切尔夫人协商。此时香港股市再创新低，乃至撒切尔夫人也开始相信中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为了打破僵局，柯利达建议撒切尔夫人，说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说过的话，但在措辞上稍加改动为：假如能够做出让香港人民满意的安排，她“准备向议会建议移交主权”。撒切尔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此信于1983年3月9日发出。
由于此信没有满足中方关于谈判之前必须就主权问题达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没有立刻做出答复，过了两个月才同意开始举行谈判。邓小平后来对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说，他在谈判议程的顺序上松口，是为了让英国人摆脱尴尬局面。双方就下一步谈判达成的日程是：第一，有关1997年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第二，1997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权问题。第一次谈判于7月12日举行，距撒切尔夫人访华已经过去了10个月。
在无果而终的第二轮谈判后，中国公布了为1997年后的香港制定的12条原则，意在提醒英方谈判人员，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单方面准备自己的方案。1983年9月10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他对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希望撒切尔首相和英国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因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中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邓小平希望，英国在下一轮谈判中应该改变思路，和中国一起制定出保证平稳过渡的方案。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现了抢购潮，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有钱的家庭纷纷在加拿大等地购置房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征得撒切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1997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第五轮谈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柯利达在第六轮谈判中表示，英国真诚希望搞清楚中国在1997年以后的政策，如果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英方愿意在1997年之后放弃治权。这成了谈判的转机。第六轮谈判之后，中共的媒体不再抨击英国的立场。现在轮到中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了，但是他们在第七轮谈判中尚未准备提出新建议。从1984年1月25日至26日展开的第八轮谈判开始，双方的会谈变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全球化城市的详细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了他们的文件。随着谈判的进行，虽然双方尚未就主权问题具体达成一致，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这一点上已经日趋明朗。
第十二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小平会谈了两小时。邓小平强调了一些基本的关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资公司和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资，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邓小平建议双方成立一个联合机构，随时了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势；成立一个北京、伦敦和香港官员的联络小组，共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对豪外相明确表示，虽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后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派驻军队。他为此也做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让步，希望由此可以在9月之前达成协议并且得到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大的批准。豪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达成一个能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虽然港人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业界还是松了一口气，不确定因素终于被排除了。
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邓小平的具体意图。前国防部长耿飚对香港记者说，1997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香港。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小平说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中国会向香港派驻军队。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邓小平很快又在电视上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1997年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香港的大众媒体一向把邓小平视为务实的温和派，这次却被他的强硬讲话搞得灰心丧气，不过，这个问题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在1997年确实向香港派出了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离开军营，他们的存在从未引起多大关注。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联合声明》的公布时，3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往北京，表达了很多港人对中国治理香港能力的关切。邓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欢迎他们作为个人来北京谈一谈、看一看。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认香港行政局拥有决定香港未来的任何权力。一些香港和英国的官员曾想搞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让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邓小平担心这会让谈判变得复杂而缓慢，他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英国和北京之间进行。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13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3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
“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香港回归以前，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1997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以方便沟通。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双方就《联合声明》达成的正式协议已是呼之欲出。刚从北戴河度假归来的邓小平皮肤黝黑，神采奕奕。140年来，中国的爱国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权，但始终没有成功。邓小平在英国的合作下和平达成了这一目标，当然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底牌。邓小平甚至说了撒切尔夫人几句好话；他说，双方的协议“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戴高乐将军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可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庆贺《联合声明》的聚会上，邓小平开玩笑说，他对身边围绕了这么多英国骑士感到高兴。一位英国官员记录下了邓小平的话：“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请转告你们的首相，我们希望她能来签署协议；请转告你们的女王，我们希望她能来中国访问。”这位英国官员又说，邓小平不但态度和蔼，而且既热情又彬彬有礼。次日，双方正式同意成立联络组，分别在北京、香港和伦敦开会。
豪外交大臣随后从北京飞往香港，率先宣布了已经达成协议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布，香港将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他们可以放心，香港会继续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保证香港继续实行自治。香港和伦敦的媒体都做出了积极反应，民众也如释重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们相信内容详尽的协议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础。豪在香港讲话的当天，香港股市出现了自撒切尔夫人两年前访华使股市大跌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
随后由英国外交官卫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国外交部官员柯在烁率领的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敲定协议的细节。9月26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有关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和当地官员的12项计划。文件还同意保留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海运系统和教育体系。中方同意这些基本条款将保持50年不变，而英国在1997年之前一直对香港承担责任。10月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再次向他们保证，北京的政策不会改变。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的仪式上，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组成。
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10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区首长的性质以及向谁报告工作；立法局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起草人团体高度多元化，有着十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则十分担心，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
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他首先说，“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
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989年2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每个委员都要对《基本法》的159条逐条进行投票。有几名委员已经去世，但是出席会议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邓小平次日接见了起草委员会，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他把他们的文件称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1989年 2月 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
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做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做出终审判决。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摘自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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