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中出现的是什么？

Original ECNUP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04-27

“

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中出现的是什么？

是街道。

”

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让市民们想象一个更有活力、更安全、更多样化的城市与街道。几十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所著《人行道王国》对人行道摊贩的研究，再次打开了人们对街道的讨论。怎样的人行道是安全的？为什么在有的街道上，家长们放心让小孩一个人放学回家，市民们敢在深夜出来遛狗？而有的街道却不行？人行道的秩序来自何处？

《人行道王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人行道自发生成的非正式社会生活，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不尽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它讲述在街上讨生活的人的故事。他们摆摊，捡垃圾，睡觉；同时，他们也是小生意人，诚实谋生，在非正式经济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尽可能在互动中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样的观点足以打破我们对无家可归者的刻板印象，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自己讲述的故事，我们能够减少对边缘群体的恐惧、偏见与不安。美国出版商在编辑中，认为这本书这部迷人的研究揭示了今日都市生活的复杂性，为陌生人提供了共情的神奇可能。

书贩哈基姆（左一）在摊位上与人交谈

在研究之外，米切尔，或者米奇（这是街上的人对他的称呼）邀请书贩哈基姆写了后记。哈基姆的后记令人惊讶，很少有研究对象以作者的身份，同时与研究者一起写作；多数时候是研究者书写研究对象的故事。同时，米奇还邀请哈基姆到大学里一起授课，和学生探讨人行道上的阶级、种族和精神生活。这篇后记呈现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令人羡慕的合作关系。

你也能在这篇后记中，读到哈基姆，一个原公司职员如何“被选择”过上人行道生活，又如何凭借自己的生意、谈吐和知识成为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维系着人行道的安全。他自己曾说：“像我这样的人是街上的眼睛和耳朵。”这一说法来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书贩哈基姆显然不仅知道书名，而且知道那些书都讲了些什么。他还讲述了对米奇的观察。这是了解研究者如何被观察的绝好机会。

像我这样的街贩，是人行道的眼睛和耳朵

哈基姆·哈桑

前面的书页所关注的这些街道是大都会的避难所，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男女，他们的身份隐藏在公共空间之中。在行人的眼中，这些男人们和女人们不过是《国家地理》杂志上照片的真人版。就好像他们在这些街道上出生，没有过往，也没有其他生活经历。

我决定离开企业、在第六大道上出售书籍，这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来说是不可理喻的。有一天傍晚，我的一名黑人前同事看到我在卖书，他走到我面前，带着漫画式的怀疑问道：“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吗？”我不想回答这个尴尬的问题，所以我回答说：“不，我只是帮朋友看着东西，他去洗手间了。”

实际上，我已经流亡街头。在我来到第六大道之前很久，我的流亡就已经开始了。为了逃避企业里日常生活的繁文缛节，1988年，我开始在罗宾逊希尔曼律师事务所的文字处理部门做夜班校对。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一晚的经历更让我意识到我的努力是一场徒劳。那天晚上，因为临近假期，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我坐在秘书的工位上读着一本《商业周刊》。一位白人律师走到我身边。他靠在我的肩上，一个字也没说，也读起来。他正吃着的爆米花屑落在我的头上。我对自己说：“伙计，我应该站起来，把这个人抽到昏。”在我衡量这个选项的那一瞬间，我想象着急救人员抢救着他毫无生气的身体，以及一大群电视记者和警察在走廊里采访着我同事的场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的沉默只不过是向给我提供面包的人所做的一系列让步中的又一步。

1991年，在一次雇员评估会上，我突然被行政服务主任解雇了。主任是一位中年白人女性。为什么？她说我被一个律师指控为能力不足，但她拒绝指认是谁。我仍然记得她抑扬顿挫的语调，“我很抱歉，但我们不得不让你走”，就好像那是一首歌的副歌；我也记得我是怎么坐在她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全身僵硬，为这未能预见及其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瘫软。我记得她盯着我的脸的样子，我的沉默让她说出：“你看起来能冷静地接受。”

行政服务主任不是我的上级。她是怎么认定我是无能的呢？她的标准是什么？我在夜班工作，很少看到她，除非她工作到很晚的时候。夜班校对员和文字处理者与她或法律人员几乎没有接触，与他们打交道是我上级的职责。

在这次会议之前，我的主管和我开着正常的办公室玩笑。在我受她管理期间，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口头或书面的通知，告诉我我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她也没有出席评估会。

无能？这三年里，我在截稿期限和巨大压力下工作，与其他三名校对员在一间牢房一样大的房间里校对法律文件这又算是什么呢？行政服务主任认为我脸上的表情意思是平静，而那其实是震惊。那天晚上，我离开了这个保守的世界，好挽救我仅存的属于自己的部分，重新建立一个新身份。

米切尔·邓奈尔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我的书摊对话时，我告诉他我有一台罗乐德斯旋转名片架（Rolodex），他当时非常惊讶。他的意外是有着社会背景的。但是如果我没有对米奇提到罗乐德斯这个词呢？因为罗乐德斯这个词往往使人想到坐办公室的人，而因为人们认为我是“街上的人”，我用这个词就显得扎眼。它导致了米奇对我的看法的转变。我在这里想提出的是，如果不是我们的那次谈话，就不会有这本书，因为那次谈话挑战了他关于我和我的社会地位的预设。

在第一章中，米奇回忆起他当时说服我作为这本书的写作对象——在当时，是唯一的对象——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确实，我那时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命令。每当她不得不离开，留我和兄弟姐妹独自在家时她就会说：我不在的时候谁来都不许开门。

如果我违反了母亲的规定，打开了门，我又是基于什么来权衡米奇的意图呢？我该如何防止他仅仅把我作为资料来应用，不让我对书中材料的选择和描绘上提出意见？一个研究对象如何能参与进他并不信任的民族志研究中去，并以高于研究对象，又不成为作者的角色幸存下来？因为我认为我在企业工作中灾难般的经历是种族主义的后果（现在许多白人都会把此论断比作寓言故事中的那句“狼来了”），我问自己：“我可以指望米奇这样一个白人社会学家能首先理解，为什么那段经历使我成为了第六大道上的书贩吗？”无法回避的是，种族是一种切身的经验；同时，如果我犯下错误，不给米奇机会，仅凭种族就否认他的人道关怀，我就无从知道他能否准确地写下我的生活。

我不知道米奇将如何记叙我在这些街区上的生活。他会延续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吗？历史上，这一传统中几乎无法将黑人——尤其是贫困的黑人——描写、理论化成复杂的人类。奇怪的是，即使在读过米奇的书《斯利姆的桌子》后我依然感到担忧。尽管书中对工人阶级黑人的生活有深刻的洞见，但现在是我自己的生活岌岌可危，而非那本书中所描绘的人们的生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与米奇在我的书摊旁随意地聊天，一有可能我们就会在餐馆里聊，好不被打断、尽兴地聊。这些最初的对话围绕着我人生的基本信息，更重要的是，我讲了促使我变成一个街头书贩的原因。那些对话是真情的流露。米奇的回应并非带着冷漠的距离感，尽管在我之前的想象中，冷淡是社会学家的标志。他专注地倾听。我开始尊重他的善解人意，很快我就信任了他，相信他能够写我的生活。

三年前阅读了最初的手稿之后，我认为，发生在我书摊边的事件和对话本身无法反映出这些街区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我给米奇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罗列了我的考虑。我准备好了，以为他会认为我已经越过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界限。我清楚，我对简·雅各布斯的“公共人物”这个有趣观点的引用影响了米奇的研究计划，但是，鉴于我是一个“研究对象”，我进行理论化的空间又有多少呢？

不久之后我们通了电话——我在能看着桌子的公用电话亭，他在他的办公室。米奇告诉我，他很欣赏我的社会学见解，并对来信表示感激。他提出，如果我们一起开一门研讨课，相互切磋并且与学生一起探讨书中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很有收获。没过多久，米奇获准聘请我作讲师，与他共同教授一门为期十周的本科生研讨课。这门课程标志着一个开端，从此第六大道上的男男女女不再仅仅是被收集的数据资料。

就这样，前一天我还在第六大道上卖书，第二天我就来到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隔着一张巨大的会议桌坐在了米奇对面。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为我从没有过任何在大学里教书的经历。在那之前，我曾开玩笑地告诉米奇，说人行道其实就是我的教室，我正在考虑收取学费。

与米奇共同教课并非易事。不仅是课堂准备工作量巨大，而且它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的责任重担。教授本科生是一门学问，老师必须时刻准备着应对一些学生不成熟的智识问题。标准训练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则是职责的重中之重。

学校给了我一间办公室，我在那里工作，也在我的答疑时间与学生会面。头四次研讨课上课前，我都会坐在办公室里，深受焦虑的折磨，我会服用两颗泰诺对付头痛来袭，即便十多年来我日复一日地在我的摊位上与普通人或者名人展开过对话。

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新的社会环境。研讨课进行得很顺利。爱丽丝和马尔文在学期中间来访了两周。从学生的问题和回答中，书稿的缺点显而易见。为什么杂志摊贩的生活没有包括在初稿中？乞丐们怎么办？无家可归的人呢？为什么这些人不干脆去找工作呢？白人对这些人有什么要说的吗？他们与附近居民间的互动是什么样的？我是怎么弄到我的书的？真的可以信任一名白人教授，相信他能写黑人而不屈从于刻板印象吗？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和米奇在课间充分地讨论了它们。研讨课和我们对话的结果便是米奇开始重新写书，重新回到第六大道，记录其他人的生活。

他以对研究目的的认真态度以及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真诚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当我时不时从我的摊位瞄一眼街角，或偶尔从友好网吧（一家现已关门的网吧）二楼的窗户望出去，我看见他进入了杂志摊贩的世界。我可以看到他为马尔文工作，渐渐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他进入了那张桌子周围的生活。那里有一个“看不见的”社会世界，大多数行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后来我才知道，我对它其实也所知甚少。通过高强度的调查，米奇成功记录下了这个微妙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回想起来，公平地说，他得到这些人接纳的过程实际上比我预想的要容易得多。

作者米切尔·邓奈尔（米奇）在街头当杂志摊贩

在第六大道上生活的“第一代”人物阿尔弗雷德·罗宾逊告诉我，如果不是这几条街上的男男女女一致认为米奇所作的工作很重要，那么他就会成为这里的一个“受害者”。说到底，如果一个社会学工作者轻易地认为自己在田野中投入的时间足以使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么这不仅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而且会带来严重的麻烦。街头就是街头。不要搞错。米奇从一开始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是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他是一个人，一个试图了解我们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学工作者。

在米奇写完这本书的新一版草稿，精心挑选完照片后，他回到纽约，在华盛顿广场酒店租了一间房间，邀请了每一个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的男人和女人。他朗读了书中的章节，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它证明了（尤其是当所有参与者都听到了他们自己说的话）这本尚在写作中的书准确描绘了他们的生活。米奇在听到大家的建议后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不知道的是，我对于成为一个介于研究对象与作者之间的人的渴望竟会影响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方式。让我说得更具体一些：我参加这个项目的决定使我发现，米奇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与他展开对话是有可能的。这不是一个小成就。这是从“学者最明白”的范式迈出了一步。有纽约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来我的摊位，他们经常浪漫化了的“研究对象的声音”是一回事；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根本上想要倾听的意愿则是另一回事。

米奇的研究迫使我意识到，我没有我以为的那么了解这几条街上人们的生活，尽管我挨着他们工作了许多年。例如，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人中的一个小群体实际上已经相互认识了超过十五年，并且是从宾夕法尼亚车站及其附近“迁徙”来到的第六大道。由于杂志和图书摊贩之间存在社会差异，我对这一群人的信息并不知情。如果米奇没有和居住在这些街区的每一个人交谈过，那么他就没有办法确定，更不用说记录他们共同的历史以及他们从宾州车站到第六大道的迁徙。在我看来，他们迁徙的故事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因为它表现出了他们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在公共空间创造适宜生存的环境的能力。也许，归根结底，每一种迁徙都是一个生存和适应的故事。然而，与他们相遇的人们，包括决策制定者，似乎从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他们认为通过施行削减摊贩的空间的法律，或是那些让他们过得不舒服的市政法规，就能清除掉摊贩。

当我读到《简街一瞥》一章的初稿时，我才发现比利·罗普和他的家人竟可以住在停在简街（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路，一点不夸张）上的一辆露营车里，而那里的居民是如此看重罗普一家，甚至给他们自己的公寓钥匙，这令人难以想象。我向米奇解释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居民公寓的钥匙，而且即使我收到了，我怀疑我也不会接受。我有限的信任不会允许我这样做。也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钥匙，它象征着居民们接受了罗普一家。

一边是警察不让伊什梅尔在圣诞节卖杂志，一边是比利·罗普在卖圣诞树，这样的对比令我愤怒。让我再说一说比利·罗普与我作为公共人物之间的差异：尽管他在简街获得的广泛接纳令人钦佩，再加上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在场的确能创造一种“街上的眼睛”的意思，但我在第六大道上所演的角色却与他截然不同。因为我没有那些能让自己在第六大道上被立即接纳的种族、阶级和稳定家庭（我没有孩子）的条件，所以我不得不凭借我的谈吐、形象以及毅力来树立我的地位。没有迹象表明，我或者任何其他人被第六大道完全接受。

我仍然在试图明白，米奇是如何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上，与他记录下的人们建立起关系的。这些街道上充斥着种族和阶级冲突，大多数跨越这些障碍的尝试都遭到了破坏。这是否意味着人们有时能找到办法——不如说，产生意愿——解开他们在这些街道上的恐惧和偏见？这是否取决于双方带着尊重互相倾听的愿望？又是否纯粹取决于一个研究对象的决心，在这里也就是指，我自己，决定不要被简化成为一个理论框架或是“数据资料”？鉴于巨大的不平等、种族间的误解，以及充斥着每个街角的暴力行为，我相信这里总有运气的成分———这种运气，正是学者和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研究对象”在“田野中”相遇时所需要的。

纽约

1999年8月

本文摘自《人行道王国》后记，配图为书中插图与书籍实拍

《人行道王国》

[美]米切尔·邓奈尔著

[美]奥维·卡特摄影

马景超王一凡刘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人行道的秩序、安全来自何处？

怎样的人行道，才能维系个体的尊严，让人们拥有更好的城市生活？

本书关注在纽约街头谋生的边缘群体。他们在街上摆摊、睡觉、捡垃圾，游走在法律边缘，看似制造了混乱和威胁。但社会学家米切尔通过长达5年的参与式观察，深入街头人的生命世界，解释了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日常互动的逻辑。他提出，在街头谋生的人，实则借由在人行道上创造性地寻求生存空间，生成了一套非正式社会控制体系，维系着人行道的秩序和安全；而他们也得以“诚实谋生”，扭转自己的人生。米切尔提醒城市治理者，以及任何一位想要理解城市复杂生活的人，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有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不必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这有助于我们反思社会治理的局限，和城市生活更人性化的可能。

作者简介

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出版有《斯利姆的桌子）（美国社会学协会奖，1994）、《人行道王国》（米尔斯奖、洛杉矶时报奖，1999）、《一个低处的世界：隔都的历史》（《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等作品，另与吉登斯等人合著了经典的《社会学导论》。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他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城市民族志传统中工作。

奥维·卡特（Ovie Carter），非裔美国摄影师，普利策奖得主、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得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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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人行道的非正式生活

书贩

杂志摊贩

没有银行账户的人

第二章人行道的新用途

第六大道如何变成维生的常居地

第三章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局限

露宿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