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逝去的黄宗英和永恒的胶片

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 题图来自网络

胶片的温度

文/彭小莲

2020年12月14日凌晨，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逝世，享年95岁。已逝导演彭小莲为拍摄电影《请你记住我》采访了黄宗英，并在2017年出版的《记忆的颜色》第一章“胶片的温度”中整理出采访录音，将没有出现在电影中的部分也记录下来。下文转自澎湃新闻。

电影《请你记住我》海报，彭小莲导演

面对死亡，已经不是宗英阿姨第一次的经历。在她自己的文章里说：“《望长城》摄制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

“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接着四辆新型的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十七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向渺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想到那个场面，想到宗英阿姨雪白的头发，却挺着腰板坐在那颠簸的大吉普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好看了，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都不覆存在。

收视率，娱乐至上，把视觉的最后一点精神的呈现抽取了。黄宗英是那种带着激情的知识分子，又是作为一个演员出场了；她是把舞台作为她最终挑战的地方，她不能随便屈服，整个生活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或者是主持人，现实就是她的舞台，她不肯随便退却下来，她的挑战就是面对镜头。用她自己的话说：“探险，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这种心态仿佛与我的年龄和外貌越来越不相称了。”

《乌鸦与麻雀》剧照，右二是黄宗英扮演的“猴子”的太太。

是的，当黑发变成白发，当皱纹撕裂开眼角的皮肤时，宗英阿姨还是那样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似乎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会衰老。70岁的西藏之行，因为高原反应，她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来了。尽管她奇迹般地苏醒了，但是因为大脑缺氧，严重影响了她的记忆力和说话功能。

片子终于做后期了，我重新踏进宝通路449号。不记得多少年没有走进这里了，我们再也不需要制片组的车子送我们，我们不再是捧着一大盒一大盒沉重的样片和混录声带进入电梯；仅仅一个硬盘，这就是一部电影的全部，背着书包就来了。

厂里看不见什么人了，空空荡荡的大楼显得破败，从后门上去的小门装修过，电梯还是那个常常出故障的老电梯。到了六楼以后，却面目全新，醒目的大牌子挂着：上海电影数字中心。清一色的70后80后90后的孩子，一张面孔都不认识了。

但是，毛弟说他记得我，因为他刚进厂时，就是帮着做我最后一部胶片电影的配光。现在他是数字中心的调光师了。这也是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配光”改成说“调光”。毛弟经常纠正我，因为配光是胶片的概念，数字叫“调光”。

南艺的教授来看片子，走出混录棚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说：“没有想到从那个小破门走进来，里面是这么先进的设备，好厉害啊！”

片名又改了。发行方说《浮生梦影》太复杂，不是80后90后能体验的，一定要改名字。怎么改呢？初稿的剧本里有一句歌词：如果可以，请你假装还喜欢我，给我一个拥抱。就顺着这样的思路，单纯、明确；那就叫《请你记住我》吧。剧组里的朋友都不喜欢，那么苍白、直接，索然无味；但是发行方说好，就这样确定了。我把守着最后的防线，没有本质的争议，我首先学会的是妥协，我总是跟自己说：妥协是智慧。《请你记住我》，是记住老电影，记住让中国电影辉煌的老电影人。

《请你记住我》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黄宗英经典照片。为了突显人物的形象，把她黑色的服装P成白色的。

故事片里出现了纪录片/穿越/老电影还有现实生活里，那一对与赵丹和黄宗英对应的男女主角的故事，他们的电影梦和他们的爱情。影片开始，就是宗英阿姨对赵丹的回忆：“我第一次见赵丹，扣子也扣错了。袜子一边一个颜色，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孩子，没人管的大孩子，我那时跟他演戏，很有距离，但是也很默契。等到快要临走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一下子，脑袋就‘嗡’地一下，‘嗡’起来了。”

现场听她说话，我们忍着笑意，要把她的声音干干净净地留在镜头里。70年过去了，所有的回忆依然有画面感，就像我看着赵丹和宗英阿姨在《幸福狂想曲》里的剧照，他拉住她的手深情地看着，她羞涩地转过脸去。我把剧照放在银幕让，宗英阿姨的回忆成了画外音，大家再一次体验着她脑袋“嗡”的一下发昏的时刻。

他们结婚了，“那时候，我们就在顺德里36号租了一间前客堂，那个前客堂是没有窗户的，开了门就是人家晒被窝，洗马桶的，他们就愿意跟赵丹说话，后来赵丹演《乌鸦与麻雀》的‘小广播’就是从邻居里面得到的形象，他就不上桌吃饭了。他就拿着碗在地下蹲着吃，他说‘小广播’也好，武训也好，都是不上桌吃饭的。后来成立《鲁迅传》（摄制组）的时候，当然是要找赵丹演鲁迅。”

“为什么是当然呢？还有其他老演员呢？”

“反正就觉得赵丹合适。”

“他已经不回家了，在那个淮海中路150号，有一幢房子是电影局的宿舍，就给北京已经调来了于蓝吧，演许广平；调来了于是之，演瞿秋白；调来了蓝马，演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都调来了，很尊重的。把赵丹呢，也给他一个房间。赵丹就在房间里挂了‘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给他送了文房四宝，他就在那儿酝酿鲁迅的角色，穿着鲁迅穿的衣服，他在服装里面找人物的感觉。

“瞿白音的爱人说，他们有一天走在马路上，看见有人坐在马路牙子上，走近一看，是鲁迅，就坐在上街沿上，还说他很顽皮的，说是人家来逮捕他，他就出来。回家了，他轻手轻脚地回来，开开亭子间的门，就说了句：‘我回来啦.’把人吓一跳，他就挺顽皮的。”

“赵丹叔叔为什么要坐在马路沿上？”

“他觉得等车等得很累，何必站着呢。鲁迅也会坐下的啊！他一演戏就把我也给忘了。我就是最喜欢他把我也忘了的神情。”

《鲁迅传》的影片很快下马了，因为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七年的口号。一点一点往上递进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周民（周璇之子），周民戆得来不得了，人家写‘打倒反革命赵丹，’他就在旁边写‘赵丹是革命的’，他就写！我说民民，你离开我们这个家吧，你不是我们的亲儿子，他就是不走。我说你不走，我就打你，你走吧，你不要这样。他说，‘赵丹是我额爷，我就要保伊！’后来人家就打赵丹，他就把赵丹抱住，抱着赵丹，不让人家打，人家就打他，这个儿子一直是这样的。”

“他们怎么打赵丹呢？”

“被打是三天两头的。还有这事儿，关进去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天马电影厂的牛棚里，跟王丹凤、朱莎、白穆关在一个小间里头劳动，做一种糊纸的劳动，这时就有一个管牛的，他叫林进财（音），林师傅就进来了，说黄宗英早该去吃人民公社了，赵丹去吃人民公社了，你和小把戏要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好了。他就走了。

这时白穆就跟我说，‘宗英，你从小在业务上还是挺顺的，没受什么波折，你从今往后啊，碰到什么事儿，你就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你就能够挺过来了。’他还说，‘今天早上一辆吉普车就把赵丹搁到监狱里去了，你是要想透了，你还有三个孩子，你要挺得住。’

这时候我才知道赵丹被捕了。一会儿，有两个造反派就来找我说，黄宗英回家去，让我回家去，一个人在前边儿带着我，一个人在后边儿押着我，他们都拿着，就是造反派都有枪，因为我们是电影厂的，道具都有木头枪，他们一个人就押着我走，徐家汇，一直走到湖南路的那个家里。这个‘白穆哲学’对我后半辈子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这么挺过来了。”

“后面有人跟着看吗？”

“没有人跟着看，我又不像电影明星，我还是穿得挺干净可是挺旧的。押回家以后就让我给赵丹收拾行李，我就找了最大的床单铺在地上，我找新的棉被，新的他穿的棉衣，棉背心，毛袜子，棉鞋。因为已经到了十一月了，上海有一个‘十一月里厢小阳春’，就是十一月里最暖和的，马上就要冷了，我就知道他反正出不来了，我就给他拿最暖和的东西，我就压着腿往里头装，往里头打，然后打了一个很大的铺盖卷，他们就把铺盖卷拿去了。

我又找了一个网线袋，给他拿了洗脸盆，漱口杯，牙刷牙膏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忘了说这个，他头几天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罩着一个纱布，这么遮着起来。我说怎么了？他说‘青话’的造反派专门戴着手套往我的眼睛上打，说‘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演戏！’我的瞳孔破裂了，他就给我一张周医生，我们的厂医开的病假证明，说瞳孔破裂，请假二周。哎呀，我很害怕，我想他要瞎了！我就让他赶快躺下休息，我说你眼睛疼不疼，他说倒也不象想象得那么疼，我就让他点眼药水。

赵丹哭了，他说，‘他们打我的时候，手套里装了铅弹子，要我的眼睛打瞎。我要是眼睛瞎了，就不能演戏了。我就是一个废人了。’我说，‘现在不要想演戏的事情，不要哭，这对眼睛不好！坚强点！’”

黄宗英和赵丹。左一是赵丹最喜欢的小女儿赵桔

一次次，他们从死亡的边缘走回人生，即使在这最苦难的一刻，他们想到的依然是电影。向死而生！宗英阿姨是那么乐观，她在付出这一切时，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她说：“那时候赵丹已经病了，外边都在传，有一个摄制组烂掉了，导演演员烂掉了。他就特别紧张，我说你紧张什么啊，他说，‘说的就是我’。我觉得他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对我是很忠实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些事。后来，宣传部里就让他写了材料，就让赵丹坦白，他和一个女的有关系，他居然有了，我心里虽然难过，但是我劝他，没事没事。

我就骑了自行车把他的检查给张春桥送去了。我就跟张春桥说，都是些党员，又都是优秀的演员，公开批判，恐怕影响太大。张春桥说, ‘搁在我这儿吧。’就搁在抽屉里了。我就骑车回来了，我就记得街上的风，吹着我的头发，我就霹雳巴拉霹雳巴拉掉眼泪，我回家来了，赶紧把眼泪擦了。我就说，‘我给你交上去了。没事，你别紧张。已经干过了，就不要后悔了。后悔也没有用的。”

有一次采访的时，宗英阿姨特为跟我补充说过：“一夫一妻制是理想主义的，可是感情很难用制度控制。所以，我理解赵丹。”我们就坐在她的病床边，听着她说话，大张着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宗英阿姨，一个女人，多大的胸怀啊。

我们没有把这些采访都放进故事片《请你记住我》，我把录音重新整理记录下来，就是想记住他们那一代电影人的一切。想起韩天衡老师跟我们说的话：文学艺术跟科学技术是两个规律，科学技术是六亲不认，它采取的态度/它的规律本身是对过去的东西，采取彻底打倒的姿态，而且是摧枯拉朽地打倒！但是艺术不是，艺术讲发展，讲进步，讲四世同堂。从来没有什么，儿子出来就把父亲否定掉了，儿子出来又把祖父否定了。因为艺术不能这样！它必须要认真地借鉴传统，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电影《请你记住我》中的黄宗英

记住传统，记住老电影人的一种精神，一步一步往前走。还能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记住！影片结束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这种向死而生的场面，我不知道怎么样能把戏推向精神状态的高潮，不仅仅是让人物处于一种常见的戏剧冲突之中。

已经在看外景了，大家对剧本的结尾都不满意。当美术找到了红砖雕花门楼的石库门房子的时候，我们赶到那里，只看见，弄堂里堆放着已经拆掉的老房梁，还有落得整整齐齐的青砖。我们在房屋、废墟中行走，仔细看着那古老的建筑，你会有一份难以抑制的伤感，多漂亮的房子，它们却很快要化为灰烬。一步一回头，心里就是一个字“痛”。

突然，我站立在一片瓦砾之间，我找到了影片的结尾，就是大型推土车开进来了，那个像科幻片里的大爪子，伸向屋子，把一栋一栋小楼轻而易举扒了下来。那倾倒的轰鸣声，像战争片里的爆炸，把世界晃动了。这就是影片的结尾。我越想越激动，回家就趴在电脑前，把它完成了。大家都说，现在的结尾站住了，把整个剧情像一张大网，紧紧地收紧了。

可是，这只是文字上的东西，你怎么能拍到这样的场面？房子里，还有很多钉子户住在那里，谁说你可以把推土机开上去？外联制片，买了一条烟坐到拆迁办的临时办公室里，他和主任拉关系，打听推房子的日子，商量是否可以让我们拍摄。主任说，一点没有把握啊，有时可以等上几年，有时来通知说拆，明天就拆了。“哎，千万别明天就拆啊，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才开拍呢！”“可是，你们开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拆房子啊。”

把生活的最后记录留在故事片里，现实的力量远远超出编剧的力量！

等到我们去复看外景的时候，副导演吓坏了，原来确定男女主角第一次相遇的老房子前，只剩下雕花的门楼，门板已经被人家拆卸了，后面是一片杂乱的瓦片。制片急了，不是说不会马上拆的吗？他往拆迁办跑，让人家帮忙，找了三扇门板，又重新装了上去。但是拆迁办的人说：“你们赶紧拍啊，不知道哪一天又被人家拆掉了！”制片恨不得派人来守卫这最后的老楼。

《记忆的颜色》

终于谈妥给我们拍摄拆房子的那个场面。早上正准备吃了早饭去现场，突然摄影的电话来了：“导演，赶快过来，说好8点半拆房子，让我们拍摄。现在就在那里拆了，你赶快过来啊！”一看时间，才7点啊。我往大街上冲，可是这个时候，上哪里拦车？嘀嘀打车都不答复你。

我急得给制片打电话，“组里赶紧派车过来啊，打不到车！”“不行，现在堵车，你赶紧去坐公交车……”我还没有听明白做几路公交，突然看见堵在马路中央，停着一辆空车。我对着红灯就冲过去，在车流里面，愣是把那辆空车拦截下来了。

现场，大家戴着口罩已经在那里开拍了。顾不上装上监视器，看着大斗车开进弄堂里来。飞扬的尘土，张牙舞爪的大车，我们摄制组一行人都变得如此的渺小。当大扒子推向雕花门楼的时候，我用手机也拍下了这个场面。我把它从从微信里发给北京的朋友，帮助我找演员的导演。看见雕花门楼倒下去的，我听见微信上大声的叫喊：“哎呦，真拆啊！”真拆，我低下头，我努力掩饰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只有一个字“痛”。

我记录下这些，它们定格在我们的电影上。全组的努力，我们拍摄到了这个难忘的一刻。老房子像我们的数字电影，一定有辉煌的时刻，但是再先进的设备，也不是绝对安全的。硬盘，一旦存储设备损坏，数据就会丢失。胶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胶片除了是拍摄格式，同时也是储存格式，而且正常情况下常规的胶卷可以保存数百年。但是，宝通路449号最后一条胶片冲洗流水线，消失了。但是，那里的胶片保存着所有的电影。赵丹、黄宗英和老电影人，上海的老电影是永恒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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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小莲，湖南茶陵人，中国大陆女性电影导演、编剧和作家，曾荣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本文经《收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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