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仅仅只是“体制原因”吗？
作者：章罗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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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中，灾难被归咎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体制，但这个论断解释不了在美国三里岛、日本福岛以及马绍尔群岛等浅浅被人遗忘名字的地方所发生的故事。
对技术戒慎恐惧的信念并非是希望倒退回无科技状态，而是让一些“其他人在意的因素”被考虑到技术之中。未知的进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建立的灾难经验，以核灾为例，我们知道怎么面对风灾、火灾，甚至是战争，就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核灾。
同为HBO出品，《权力的游戏》在一片失望声中剧终时，迷你剧《切尔诺贝利》却口碑爆棚，在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上以9.6分一举成为排名第一的剧集，在豆瓣上也已有12余万人打分，评分9.6。
《切尔诺贝利》讲述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灾难。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发生爆炸，8吨多强辐射物质随风飘散，产生的辐射剂量相当于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总和的100倍。直至今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30公里以内的区域仍属于隔离区，游客需要获得许可才能进入。
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切尔诺贝利”。凭借《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让她毕生难忘的一件事，是2003年她在日本演讲时，日本核电厂的人员对她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前苏联的人懈怠而造成的，在技术大国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八年后，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严重核事故。同样地，日本官方遮掩事实，曾经胸有成竹的技术人员至今仍未让此灾难画下句点。
▌灾害潜行的“幸福”之地
《切尔诺贝利》中，灾难被归咎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体制，但这个论断解释不了在美国三里岛、日本福岛以及马绍尔群岛等浅浅被人遗忘名字的地方所发生的故事。
在所有核能生产线的环节里，制造钚导致的污染最严重：最终产物每公斤会形成数十万升的辐射废料。美国东部小城里奇兰（Richland）附近的汉福德（Hanford）钚工厂和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方的奥尔斯克（Ozersk）隔壁的马亚科（Maiak）工厂，分别向环境里释放至少两亿居里的放射线，这是切尔诺贝利排放数量的两倍。
▲ 汉福德区（Hanford Site），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畔汉福德镇，由美国联邦政府设置与管理，是美国最大的放射性核废料处理厂区。因为长期在此制造核能产品，曾经一度成为美国遭核能污染最严重的厂区。 © 美联社
钚工厂留下几千平方公里不宜居住的区域，污染河川、森林和田野，几千居民声称钚工厂流出的放射线让他们生病。切尔诺贝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没什么人知道汉福德和马亚科。
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凯特·布朗教授在《钚托邦：失去选择的幸福与核武竞赛下的世界坟场》（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里把这两座城市被称为“钚托邦”。在这里，井然有序的繁荣富足，让多数拥有全职工作的居民甘愿漠视周遭堆积的放射线废料。而移工、囚犯、士兵则在污染场地开展建设，意外发生后，负责清理泄露物质、修复工厂建筑，他们像“现代游牧民族”，结束一份工作后就继续找下一个，顺道带走他们吸收的放射性同位素和随之而来的健康问题。对凯特·布朗来说，书写这两座城市的原因在于，钚托邦的问题尚未解决。
辐射的健康效应至今仍深具争议，关于切尔诺贝利展现的效应争执不休，而该起意外事故的死亡预测，是37人至25万人不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前任副所长艾伦·拉布森（Allen Rabson）说：“辐射是致癌物质这点是可以确定的，但想要确定答案，就势必脱离科学面，走向政治面。”不仅苏联，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放射性同位素对人体效应的医学研究同样经过严密控制，NCI至今没有提出辐射与癌症相关的因果研究甚至质疑。
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专门挑选偏远贫穷的海岸地带建造核反应炉，然后豪奢地为新的“核村”提供补助金，核村民众也热烈欢迎反应炉，因为这些代表着工作机会和税收，以及崭新的社区中心、学校、主题乐园……甚至还有免费尿布。
2011年，福岛三座反应炉熔毁，钚托邦的模式在日本重新上演——安全性随意的军事设计、意外发生后的一概否认和轻描淡写、延迟撤离至同样遭受污染的地区、雇用短期低廉的“职业游牧民族”进行最肮脏、最危险的工作。
▲ 留在福岛核电站抢修的“福岛50勇士”。据媒体报道，进入高危险区的人员包括年轻人及外包的人力派遣，其中两名脚踩高辐射积水的员工刚好就是年轻的承包商员工。 © 联合报
这些南辕北辙的社区，不仅顺利让庞大的核能工业成为隐形基地，更让它们制造的环境及卫生问题隐形。钚托邦的空间划分看似自然，实际上却反映出当地所存在的社会区隔：自由与不自由的劳工、主流人口及少数人口、生活在安全区及被留在辐射区的居民。这种区隔甚至并不局限于核能工业中。
二十世纪的历史绕着种族与阶级印记打转，在环境上同样如是。1987年，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发表《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境内的少数族裔社区长期以来不成比例地被选为有毒废弃物的最终处理地点。美国南方所有的有毒废物处理时（以容量计），63%是在黑人社区，但黑人在南方只占总人口的约20%。就全国而言，五个最大的商业有毒废物处理场中， 有三个座落在以黑人及拉丁裔人为主的社区。
现代文明的废弃物往往由弱势者承受，他们获得的教育资源相对较低（对毒物的认识也较低），这被称为“实质不正义”；他们也往往是在非自愿的状况下接受的，我们也可以称为“程序不正义”；而许多资源（包括电力）被生产出来后，多数被优势者所用，则更是“资源分配的不正义”。
台湾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就曾说，对达悟人而言，核废料不只是安全性的问题，还是族群压迫的问题。核能的背后站立的是“族群与阶级压迫”、“环境剥夺”，乃至于“全球化的霸权与隐藏性的军事恐怖”的幽灵。
▲ 纪录片《塑料王国》的主角依姐是一个失学的11岁彝族女孩，她和酗酒的父亲及家人住在回收厂里，垃圾场就是她的游乐园，她透过这些废弃物来认识世界。中国曾经每年接收千万吨来自发达国家的废弃物。这些进口废物在中国被“回收”成塑料原料，再以全新面貌制成衣服或玩具，外销全世界。©《塑料王国》剧照
凯特·布朗用两座“绕着彼此打转，相连在同一条轴线上”的城市的故事告诉我们，从三里岛到切尔诺贝利，从马绍尔群岛到福岛，历史没有分开叙述的理由。导致灾难的不正义早已存在，且尚未远去。
▌我们的责任在哪里？
在《科技奴隶》（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一书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提到，早期崇尚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比如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认为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可以揭示人心的秘密，也可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方向；同时，他们认为社会科学所揭示的原理，可以更合情理地用来重组人类社会。
波兹曼认为，这两个观点对“技术垄断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构成了“唯科学主义”的滥觞。波兹曼指涉的唯科学主义，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技术垄断的一个基石。除了上述两点，最为核心的一点是，科学最终可以形成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波兹曼说，唯科学主义者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可以提供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它甚至可能相信，这个权威能回答诸如“生命的意义”，以及“人的定义”。但正如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第一次核爆实验成功后所说的那句话：“物理学家们知道了什么是罪，而这是他们不能丧失的知识。”技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唯科学主义终究是一种虚幻的信仰。
南非学者罗伯‧尼克松（Rob Nixon）提出过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的概念，指出诸如毒物聚集或转移、森林砍伐、海洋酸化等一系列的环境灾害，虽然同样能够引起灾难性的变化，但因为它们不能造成瞬时轰动性的效应，时常为人所忽视。事实上，这些灾害往往延续数代人，给人们造成持续的创伤。而慢性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某个场域的相对弱势。
正如上文所言，那些看似自然的空间划分和技术细节背后，主事者考虑更多的并非何处最为安全，而是何处反抗的力道最小。这个反抗力道最小的族群，往往也是彼时对危险的认识最不清晰的弱势者。一旦发生事故，进入清场忍受惨剧的第一线人员，往往也都是无法抵抗命令的军人和穷苦的工人。福岛核灾的工作人员并非媒体所赞颂的“勇士”，却是被职业责任与微薄酬劳绑住人生的悲剧者。
当技术进步面对普通人的抵触，常常嘲笑普通人的恐惧。但并不是死亡让人感到恐惧，而是恐惧本身让人感到恐惧。未知的进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建立的灾难经验，以核灾为例，我们知道怎么面对风灾、火灾，甚至是战争，就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核灾，我们就像蛇第一次遇到马路一样无助，即使是凡事都像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人。福岛核灾之后向全世界展示出，他们连人体可承受的核放射剂量该是多少都不知道。
当科学技术狂飙突进，人们对科学进步的憧憬与信仰登峰造极的时候，尼克松提醒我们，有许多的受害者，在我们的世界被照得愈来愈亮的过程中，陷入一片黑暗，然后最终什么也看不见。这样的事实重新唤回我们对技术“该有”的戒慎恐惧之情。
威尔森（E. O. Wilson）曾说：“目前，有两股科技力量在相互竞争之中，一股是摧毁生态环境的科技力，另一股则是拯救生态环境的科技力。”对技术戒慎恐惧的信念并非是希望倒退回无科技状态，而是让一些“其他人在意的因素”被考虑到技术之中。
“损坏的道路或建筑物的修建，是技术者的工作。但损坏的伦理及规范的再生，却是我们全员必须共同担起的任务。”我们有权利让自己成为一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人，知道要求何种未来的人，有权利“平凡死去”的人。达成这些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为便利的现代生活究竟付出何种代价，而这种代价又由谁承担。我们也有责任去思考是否存在更合理的“人存在的情境”。非其如此，人人都将是钚托邦居民，过去、现在或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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