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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

李小云 南都观察家 2023-01-05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南都观察特约顾问

全文约3500字,读完约需9分钟


“尊重穷人的选择”在原则上并无错误。然而真正的尊重并不是简单地问他们愿意做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特定的选择。当穷人的机会被极大地压缩,“尊重穷人的选择”正面讲是一种天真,负面讲则是一句冰冷的推辞。


“尊重穷人的选择”是扶贫中几乎毫无争议的原则。一旦贫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穷人又拒绝做出改变的时候,“扶贫”就会变得很无奈,努力去扶贫似乎也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基斯·佩恩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他的著作也是我们研究贫困和不平等的必读书。佩恩的研究主要是从实验心理学角度探索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同时他的著作里大量展示了其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的贫困案例。


佩恩的叔叔斯特曼生活在一个垃圾场边上的仓库里。冬夜,气温接近零度,他的叔叔就围在仓库角落的煤炉边上度日。佩恩的爸爸和佩恩去看望叔叔,试图说服他到佩恩家居住,最后叔叔同意了。但是他坚持不住在佩恩家里,而是选择住在佩恩家猪圈改造的仓库里。后来他还是回到了垃圾场边上的仓库里,59 岁那年,他因肺癌在那个垃圾场去世。


在佩恩笔下,他的叔叔是个贫困潦倒的悲剧案例,而他的命运毫无疑问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他拒绝了佩恩爸爸的“扶贫”救助,甚至在得知自己患肺癌后又拒绝了医生给出的戒酒和服药的建议,他选择继续喝威士忌。佩恩的叔叔是穷人选择自己生活的典型案例。世界上有很多佩恩叔叔这样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为那些支持“穷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的人提供了实证案例,也会让很多的“扶贫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无奈地止步。


我在村里扶贫时遇到了很多事件不同但是性质类似的例子。我发现一位单身农户,凡是集体活动他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但是鼓励他建设客房,他就很不积极,即使我们说提供帮助,他也不积极。我对同事说,“这是他的选择,我们没办法”,因为其他人日夜努力建设客房增加收入的行动明显不是他的选择。


有一次,我对一位农户说:“你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外边跑,一天挣不到100 元,除了油费和摩托车的折旧,没有多少钱,你把客房收拾好,把屋外的环境改善了,可以挣更多啊。”他听了笑笑,也做了改进,但是依然每天往外跑。住在村口的那户,现在房子还没建起来,他三个兄弟的客房和餐饮收入一年有好几万。他把建房的贷款拿来做了别的,结果亏本了。我见到他说:“你看,你没挣到钱吧!”他说:“明年我一定挣到。”他没有算过,到了明年,他三个兄弟挣的钱估计都要超过10 万了,他怎么能一下就赚到十几万呢?这几个农户的行为选择显然不符合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因为他们不是选择明显有可能挣更多钱的事,而是做了非理性的选择。


那么,真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事实上,在面对佩恩叔叔的结局上,不论是坚持“扶贫”的人,还是坚持“尊重他们的选择”的人几乎都认为佩恩叔叔的结局是一种悲剧。那么,为什么在针对是否或如何阻止这个悲剧发生上会有不同的观点呢?我们假设如果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和佩恩的叔叔一样,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就不会有人认为佩恩的叔叔是一个悲剧。问题是,当大多数的家庭都在舒适的房子里过冬,佩恩的叔叔却在艰难度日。


我扶贫那个村多数人家都有很好的木楼,而且都能从中得到可观的收入,而有的人则还没有住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谁是穷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我们对待不平等的价值取向。世界上的任何议题都是政治化的,可以分出左、中、右的观点差别。但是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在对待不平等的问题上却非常一致。因为不平等不仅直接伤害了穷人,同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让富人直接受害,如绑架和谋杀等。更重要的是不平等产生的社会裂痕更是给社会上每个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无故而对社会进行破坏性报复的人来自长期处于底层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处于上层的人群。即使很多幼年生活在歧视条件下的人在成年后没有做出违法和破坏性的行动,但幼年期所处的恶劣环境以及在富家孩子优越的反衬下形成的心理阴影不仅伴随着他的一生,同时不平等的反差以及他遭受的心理伤害在很多情况下对其产生了反向激励,使得这些人反而更加冷漠、自私、不择手段。


我们常常在很多贪官的自我陈述中听到他们说自己出身贫寒,是党培养了他们,他们最终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这些人大多都在他们有权力的时候不择手段,贪得无厌,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贪污和腐败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比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往往更为严重,中国人讲“穷养德,富养志”,说穷人容易缺“德”,富人容易丧“志”。


这并不是对贫富的道德评判和对穷人的歧视,而是客观地呈现了不平等条件下人的行为取向。一个人在路上捡到100 元,如果是一个缺少100 元的人,他会倾向于占为己有,而对于一个千万富翁而言,估计他都不会去捡。而我们的社会则将拿了别人掉的钱看作是“不道德”的。虽然贫富的境遇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客观上并不存在由于贫富差异而必然出现某种社会后果,但是不平等导致的伤害则是必然的,而且不平等对于穷人和富人的最终伤害可能是一样的。


“尊重穷人的选择”在原则上并无错误。然而真正的尊重并不是简单地问他们愿意做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特定的选择。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陷入自我破坏的恶性循环。佩恩的研究发现,人们在美国这种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远远高于像加拿大这样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高度不平等的肯塔基州像佩恩的叔叔这样的人的比例高于不平等程度低的艾奥瓦州。


不平等之所以影响一个人的选择不在于是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在于不平等条件下,优势和富裕群体对机会进行了系统性垄断,从而产生对穷人获得机会的系统性排斥。当穷人的机会被极大地压缩,“尊重穷人的选择”正面讲是一种天真,负面讲则是一句冰冷的推辞。“扶贫人”止步于“尊重”这个道德屏障就形同把穷人推向深渊。一旦一个人陷入恶性循环,事实上也很难将他拉出陷阱,但这不是扶贫退却的理由,因为几乎没有人一开始就会选择堕落和落后,一个人一旦长期堕落和落后就会逐渐形成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会加剧堕落和落后,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破坏性循环。真正的扶贫是要打破这个循环。


穷人和富人都拥有同等的权利、同等的机会,当权利和机会不平等时,扶贫人不应该拿着“尊重穷人的选择”的道德原则去鼓励穷人在原有的轨道上重复,而应该拿出不同于穷人生活和生计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们。很多时候这些外来的方案并不是穷人愿意的选择,所以实施起来好像并不道德,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方案都是“强加于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给穷人提供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方案,那让他们去选择什么呢?


佩恩讲了一个与这个议题有关的故事。他的女儿发现了一种能吓唬父母的游戏。他的女儿经常爬到床边和沙发边上,然后把自己摔下去,她知道总会有人接住她,因为她从来没有被真正摔过。佩恩说他自己知道不断地接住她只会鼓励她继续这样做。但是佩恩觉得与其用不接住她这样一个冰冷的方式回应她的冒险,不如让她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有风险时,会有人帮助你。佩恩希望通过积极的帮助把她的预期循环推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我们很难把这个案例泛化成教育子女的样板,但是用帮助而不是拒绝引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可能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中较好的选项,这也从一个侧面为“扶贫”的正当性做了辩护。


我扶贫的那个村,有位男主人经常光着膀子坐在没有完成的大房子里,一次次看着邻居家住着旅客,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有一次,他对我说:“李老师,我今年把甘蔗弄了就弄房子!”听了他的话,我突然觉得我当初让同事“尊重他的选择”实际上是我面对他时的无能,而非真正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知道他对于自己要去做什么一无所知。他身患重病,债务累累,他坚持不盖房是要先挣钱还债,信用社天天催他还钱。他说不盖房并非他真的不想盖。如果我们当初想办法帮他盖起来,他就会和他的三个兄弟一样有可观的收入,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


任何人面对风险都会选择自己熟悉的路径规避风险。穷人生活最大的问题是日常的困难和危机不断,他们的行为主要受到更加急迫和重要的动因驱动,他们会用手头最好和最短期的危机处理方式应对危机。“尊重穷人的选择”听起来是那么的温情体贴、通情达理、富有道德性,但问题是可供穷人选择的机会很少,或者他们了解的机会也很少。当初我在村里和村民商量盖什么样的房子,农民都说要盖砖混房。他们没有住砖混房的经历,我说这里白天热,晚上冷,还下雨,砖混房不通气,会夏热冬冷,我和同事“逼”他们不要盖砖混房。现在村民都说木楼好还能赚钱,其他村里盖了砖混房的人也都说这个村里的木楼好。当一次一次拿到钱的时候,村民感觉到了他们“被选择”的意义。


为穷人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很多时候甚至去说服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并非不道德。相反,用“尊重穷人的选择”甩手不管则是“扶贫人”逃避道德责任的行为。真正的扶贫既不是强加一些简单的“方案”,更不是以“尊重穷人的选择”为由掩盖自己的无能和冷漠。


*本文摘编自《贫困的终结》;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重构地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图书一本。



在《贫困的终结》一书中,国内外知名发展学家、贫困问题专家李小云总结了自己二十多年的扶贫经历,以通俗朴实的语言阐释了贫困的根源、消除贫困的困难以及脱贫为何要攻坚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从微观视角见证了中国扶贫的全过程,以及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伟大成就。此外,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扎根云南勐腊县贫困瑶族村河边村展开驻村扶贫的经历以及实践中的所思所想。

李小云教授认为,很多人都会把贫困视为穷人个体和文化的责任,认为贫困是因为穷人的懒惰、愚昧、“等靠要”几乎成了主流的批评穷人的话语。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个体的失败,个人的努力无疑是获得财富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贫困个体责任和贫困文化论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条件下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弱化了我们追求一个平等社会所应肩负的神圣责任,转移了我们推动制度变革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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