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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教授:我和我的“第二故乡”

李夏德 维城 2024-04-03

2021年5月28日是中国和奥地利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纪念日。

即日起,《欧洲时报》推出纪念中奥建交50周年系列报道,专访或邀请在中奥友好交往50年历史中的见证者们,讲述他们各自的经历,为我们还原这50年细浪冲沙的历史原貌。

作者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李夏德 教授

翻译 王静


那一年是1973年,中国开始允许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特定国家的留学生进入中国。当时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刚刚成立,我有幸作为首批学生开始学习中文。每周 14 小时的学习非常紧张,感谢汉学系的创始人罗致德(Otto Ladstätter) 教授,他不仅让我在语言学的层面扎扎实实地学到这一对欧洲人来说如此“遥远”的语言,而且还让我从1974年2月起作为“科研助理”参与组建汉学系图书室的工作。后来,我有幸申请到留学北京的奖学金。拿到奖学金后,我踏上了经西伯利亚铁路开往北京的列车,经过10天的颠簸,1974年秋,我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开始两个学期的留学生涯。如今北京语言学院已经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我也从曾经的留学生变身为客座教授。时光荏苒,将近半个世纪好似转瞬即逝:这半个世纪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而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许多。


2019年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受聘仪式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从西方的角度看待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那么必然会注意到,这个国家和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快速发展。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北京留学期间,作为外国人的我来到“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了十天。当然那时的表述不是“劳动”,而是“参加劳动”,也就是所谓的“开门办学”,让学生到农村、到工厂去了解大学以外真实的工作世界。此外,我还在北京第二机械厂待了一个星期,在那里我学习将10公分大小的钢件精准打磨掉几个毫米,午餐也会与工人一起在车间解决。当然大学里是有学生食堂的,我还时不时地和外国同学一起去附近五道口的一个餐馆吃饭。1975 年 1 月到 6 月之间,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骑行总里程差不多有 2000多公里,其中最远的一天是从北京骑车到明十三陵,游遍所有陵墓后再返回北京。如今的北京和1975年的北京相比好像没有变化的只有那些街道名称了,彼时自行车穿梭的街巷,已然成为宽阔的市区高速,而那些单层建筑,也被直耸入云、鳞次栉比的高楼而取代。结束北语的学习后,我开始在中国各地旅行,亲眼目睹今天以摩天大厦著称的浦东彼时一片农田的模样。


2015年参加世界汉学理事会


从七十年代末起,我最初每年到中国一次,后来变成三五次,再后来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中国,足迹几乎遍布中国的所有省份和自治区。第一次去新疆是在1979年,当时我从北京乘火车穿越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到达乌鲁木齐。不过出发不久刚到大同的时候,整个旅行计划就差点泡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我出了火车站,向着汽车站跑去,根本没有注意到面前挡住去路的一条长长的铁链。我一下被绊倒了,昏死过去,好心人将我送到铁路医院,伤口缝了针,被纱布裹得像具木乃伊,直到我承诺每到一站都去医院换药检查时,才被允许继续旅行。就这样,我到了内蒙古,跨上了“沙漠之舟”骆驼;冒着酷暑步行到位于海平面155米以下的吐鲁番艾丁湖,还在那里参加了一场维族婚礼。那时我的伤口已经愈合,再没有什么能阻挡我见到心驰神往的天池。衷心感谢大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要不是他们及时送我去医院,也许我早已丢了性命。

在中国有过无数难忘的经历,也有不少新老朋友。一位结识二十多年的老友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几乎每次我去北京他都会从早到晚接送我完成日程上的每一项活动。他是满族人,在北京皇城根下后海附近的胡同里长大。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一家饭店参加他的小学同学聚会。晚饭非常放松,我们互相交流了一些生活经历,聚会结束时我被任命为他小学校友会的名誉会长。冥冥之中,我觉得自己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着特别的关联,好像我早在六十年中期就住在北京似的。



2014年在西藏参加论坛


实际上,我还在维也纳读中学的时候曾费尽力气想弄到中文课本,但却徒劳无果。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和孔子学院的同事王静女士一起编写了自己的中文教材。说到孔子学院,不得不提到2006年的5月,当时我陪同时任维也纳大学校长的乔治·温克勒教授访问北京,我们参观了“国家汉办”,也就是在国际上传播汉语的孔子学院的总部。会谈很快就做出决定,双方签署了在维也纳大学设立孔子学院的谅解备忘录。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同年 9 月在孔子这位伟大中国先哲生日的那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正式开始运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担任孔子学院院长,而在当下的多事之秋,更是要谨慎把舵。我曾多次到访孔子故里曲阜,第一次是在1985年,当时孔庙里还长着一米多高的荒草,后来我作为外国贵宾与国务委员陈至立共同踏上几百米长的黄毯。我们与孔子研究院的交流更是硕果累累,在那里我和王静女士一起种下一株中奥友谊树,友谊树五周年纪念日又与奥地利艺术家芭芭拉·沙劳恩一起向孔子研究院赠送了她为友谊树所专门创作的版画。


作者同王静在曲阜种下中奥友谊树


在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后的几十年里,我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无数次会议和无数个访华代表团,亮点之一是曾经作为奥地利前任和现任联邦总统访华代表团的成员前往中国,我也曾陪同时任奥地利联邦军总参谋长访问中国,与中国国防部长和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式会晤。


2014联合国语言日少儿绘画展开幕式


在中奥之间的众多“友谊之桥”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传媒集团”与维也纳“Okto TV”联合制作的节目“中奥会客厅”(Treffpunkt China Österreich)。作为孔子学院的一个项目,每年播出六期,对中奥两国的文化、音乐、风光、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进行比较。节目主持在北京的电视演播室,我也曾多次带维也纳外交学院的学生代表前往参观。


2019年访问中国法官学院


与中国法官学院党委书记黄永维合影


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不仅机构间的合作重要,“人与人”的接触和友谊更为重要。半个世纪以来,我在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虽说受到新冠疫情的限制我从 2019 年 12 月以来一直无法前往中国,但每天都能通过网络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而且每一天我都感觉自己就置身于我魂萦梦绕的“第二故乡”!


做客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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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欧洲时报》中东欧版,转载请注明《维城》Eur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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