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植物园里长大的孩子，最终成为保护自然的机构领头人的人生故事。
今天讲述的故事，很像是《读库》里面的文章，很长，很个人，很生活，很细节，最后留下来的，还有12000多字，从他的小时候一直讲到现在。 我坚持不做删减，我觉得这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值得大家去读——我很渴望大家能够耐心看下去，其实，非常好看。 你会看到，自然之友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公益机构，是怎样成长的；更会看到，一个注定属于公益事业的人才，是怎样从小一路成长为CEO的。我在新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已经是久闻其名，并且，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佩。我记得，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新周刊就“怒江水坝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问题，采访过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诫先生。那个时候，自然之友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已经建立整整十年了。他们成功地保护过滇金丝猴、云南的原始森林等等，但是，梁从诫的一些话语，更加令我震撼：怒江这个事情我不认为有多么大的意义……（包括其他的）有所成绩，都只是偶然事件。 民间环保团体要进入一个环保立法决策过程的程序化的参与……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自然之友”最重要的方向是开展环境教育，教育更多的人反对那些破坏生态的行为。 没有当地的老百姓自己站出来环保，光靠几个人先知先觉，是没有用的。……
做为记者，我深深为自然之友感到敬佩。要知道，记者以报道为天职，但是，我们报道过后的事件，很多很多都没有因此发生变化，我们经常为此感到无力和沮丧。但是，自然之友不仅在很多具体的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从问题的根源“促进立法、教育民众”上，做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没有报任何的培训班，只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自然之友，后来是盖娅自然学校。我们从此有了另一个名字，自然名，大白兔（白滔滔），小莲（三川玲），猫咪（小丸子）……我们也有了一群自然朋友，雪狼、大眼龟、蚊滋滋……我们跟随着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去观鸟、去登山、去看植物、去露营、去调查本地植被、去无痕山林、去跟随鸟的迁徙……我们不仅全家重新认识了自然，而且，还学会了如何进行家庭教育。2013年，童书妈妈创立的时候，我们把自然之友得到的很多感受、体验、价值观，纳入到了童书妈妈里——毫不避讳地说，童书妈妈的创立，与自然之友有很深的渊源，童书妈妈从自然之友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获取了很多的力量。我相信，自然之友作为中国最早的环保公益组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引领者和擎旗者，受益于自然之友的各种机构何止成百、成千、成万。再次和自然之友相遇，是在2019年，和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的几次深谈。其中，自然之友团队到童书妈妈的来访，以及童书妈妈团队到自然之友的回访，我们在十几个小时的全面交流中，对自然之友有了全新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互访后，三川老师也加入了自然之友月捐，成为自然之友目前4000余位月捐人当中的一份子，并留下感言：“如果可以，真想持续月捐50年！”我们知道了，自然之友这些年来，在梁从诫先生多年前立下的夙愿中，坚实地一步步前行着。他们已经参与到了很多环境保护的立法之中；他们在很多环境的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且，还影响了很多大型企业真正接受了环保的理念；他们成立了盖娅自然学校，进行了大量的家庭和孩子的自然教育。我想给家长展示一个新的领域，或者说，行业：“公益领域”——在中国，这一行业仅仅才20多年历史，却发展得非常蓬勃。这是象征着未来的领域，这是影响力越来愈大的领域，这是前途越来越光明的领域。那么，公益领域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在社会中到底起到什么样作用，公益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事公益工作你会收获到什么，公益工作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一位年轻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向大家讲述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公益人”的。
“张伯驹”这个名字还是我爸爸的舅舅给我起的，取伯乐千里马的意思。其实我差一点就叫张香山，因为我家在香山，我爸妈喜欢香山。我们一家住在香山脚下，现在人们更熟悉的植物园，我们叫北植。还有一个是中科院北京植物园，是个科研单位，里边有教学、温室物种等，我们叫南植。
那会儿我跟我爸说，我可以标一年的日历，具体到每周可以偷什么好吃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铁豌豆熟了，什么时候核桃熟了，还有荸荠、菱角、慈菇、芭蕉……记得小学四五年级，体内能量多又不爱运动，因为胖嘛，我一个人最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找根长长的荆条，跟小手指头差不多粗，见着植物园里头或是周边的洋槐树，专挑一人高或者半人高的小洋槐刚冒出来的小苗，拿荆条去砍它们。 每次都把它们砍成一根一根的小光棍，让它们“茁壮成长”，一次大概能破坏10多平米，直到手都抽麻了，边抽我还边喊，就特别发泄。那时候，有种全世界都不知道我在干坏事的感觉，还感觉很好。六年级有一次考试写作文，题目是《给你的朋友写一封信》，我突然想起那些小树苗。我写了一篇给小刺槐的忏悔信。大概意思是说，我直到今天才想明白，多么对不起，你们陪我玩，给我那么多欢乐，我只给你们伤痛。 我写得情真意切，当时真的觉得好对不起它们。它们连句话都说不出来，就被我砍成光棍了，它们多不容易才长成这样，我当时怎么觉得这么理所当然。它们确实给我很多真实的欢乐。整个小学阶段，植物就是我的玩伴，悬铃木、荷花、水杉、合欢……我全能叫出名字，植物就是我们的朋友。
四五年前，有一次我在植物园里走，发现我最熟悉的那几棵树有的已经不在了——它们有的我小时候乘凉就在底下午睡，还有巨大巨好看的一棵鹅掌楸被雷劈了，它可能是北京最大的一棵鹅掌楸，有三四十米高，原本在植物园东北角树木区里。为此我还跑到树下大哭了一场，那时候我都快30岁了。植物园还有条樱桃沟，里边有一片特别好的水杉林，每年春天刚到，水杉林的树尖就泛着荧光色、刚刚萌芽的绿，那是我对植物园最早最深的记忆。现在每年我只要有机会，肯定得回去看看笔直笔直的水杉树尖，站在樱桃沟水库的坝上，看着那荧光色的绿。上中学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后来这个小组进化为了初中部的博物选修课，它一直是北大附中初中部最热门的一门选修课。那时的选拔过程我还记得很清楚。初一第一节生物课后，老师留了个作业，要求每个人做一个标本，还发了一张白纸，也没告诉说怎么做。放学到楼下，我看见地上有一个特别小的菊科植物，后来查出叫牛膝菊。把它刨出来以后，我拿透明胶条给绑到纸上。其实特别不专业，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做，但特别认真，我将它的花、茎等各部分标注清楚，然后交了作业。生物老师后来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要不要参加生物小组，我说好。据说留这个作业就是为了选一批小孩进生物兴趣小组。我们那一批一共有10多个孩子，活动基本在周末，不是去野外就是在实验室。初二，生物小组的孩子还有一项特权，就是可以做生物实验而不上体育课、美术课，最终参加一次测验，得分一般是良。也不知道当时老师做了些什么努力，可以把这件事做到这么任性的程度。我们一共有8个核心成员，3男5女，都不太受拘束、喜欢玩。我们最喜欢把显微镜全拆开再装起来，做皮皮虾标本时还把剩下的几只拿酒精灯和培养皿煮了吃，我们一直策划用福尔马林泡过各种东西。初中到高中搞了6年生物，当时也想通过参加生物奥赛拿全国一等奖进集训队，然后进北大生物系，这也是我们不少师兄师姐的路。初二那年，陈章良还在北大生物系，98年北大百年校庆他还接见了我们那群小蹦豆，说未来北大生物系向你们敞开，当时我们也觉得，要搞生物当然去北大是最好的。
当时特别明确和真实，我想做植物学家里的植物分类学家，而且我那会儿都已经想好，40多岁退休，在越南南部的雨林山区，发现并命名独有的兰科植物新种。小时候不知道发现新种其实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以为发现了一个新种人生就不负此生。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想到40多岁在越南退休。为什么选择越南呢？中学的生物小组里，有幸遇到特别厉害的老师，他们带着我们上山下海，可能某一次出去时，说现在还有几个地方是植物宝库，其中有越南南部山区，还有很多物种尚待发现，就靠你们了。我对此印象特别深，那时听天书一样，觉得去到这些地方发现新物种好厉害，这些地方都抄下来了。我当时的想法，估计跟这有关系。又因为从小生活在植物园，基本上每天都在植物园里玩，也可能一开始就喜欢。我记得带朋友来植物园，我每次会给他们讲这是什么科的，朋友们希望我能说点别的，觉得这个不好玩。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很好玩。小孩子都喜欢爬树，但是那时候因为我胖，很少有我能爬上去的树。为数不多的对小胖子特别友好树，是合欢树，一种豆科植物，每年五、六月份开粉嘟嘟的花，南方凤凰木是它同科的亲戚，林志炫那首《凤凰花开的路口》，说的就是它。植物园里就有一棵合欢，特矮，大概一米多就有个大分叉，那是少有我能爬上去的树。
我从5岁开始，体重的增长曲线，是5岁50斤，6岁60斤，12岁120斤，14岁就到了一百六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从小胖子到中胖子的过程。
以至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于自己的名字耿耿于怀。什么伯乐千里马，我要是千里马为什么跑步都跑不动？直到初三，我的体重状况才发生改变。应试教育对我唯一的好处，就是中考体育有30分，为了拿到18分的及格分，我终于瘦下来了。初三第一学期期末，我的体育还只有11分，其中铅球8分，跳远3分。1000米我从来没有跑下来过。当时体育老师给我一个建议，让家里找个熟人开个医疗证明，比如心脏有问题，两条腿长度不一样之类的，目的是为了办个免体证明。老师也说了，要真愿意练也有戏，就是特别难。
回家我跟我爸妈说，咱能开个证明免体。我爸和我妈眼神都没对过就说，“怎么可能，你没病怎么能装病？”我说体育18分我接受，现在我拼死拼活才11分，一千米从来就没跑下来过，一直零分，提这7分太难了，我提不上又想考本校高中。我妈说考不上大不了回香山读。香山的学校属于很普通的中学，但是他们觉得有书读就行。我不甘心，说我练不出来，这辈子就是个胖子。我妈就找了他们学校的体育老师，问我能不能练出来，答复跟我们体育老师一模一样。而且两边体育老师一致建议我，要练先把体能练上去。香山最多的就是台阶，老师们建议我多蹦台阶。被烧毁的香山寺那时还没有修复，除了台阶一无所有，从底层到最高层应该有十几层楼那么高，全是台阶。最开始我一边蹦一边哭，我就是累的，心情极其坦然。那种累真是死都没劲去死那种感觉。单个台阶地蹦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两个台阶地蹦，初三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一口气蹦上香山寺，爬一趟香山到顶也只需要20多分钟。回到学校，我轻轻松松跑完了1000米，立定跳远轻松得了6分。最终，我的中考体育成绩29.5分，跑步和跳远都是满分，反倒是以前能拿8分的铅球，分数还少了。到高中我还成了体育委员，我的故事还被我们体育老师津津乐道好多年。后来，我从事公益环保事业，需要在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工作，很多人问我：苦不苦，能不能扛下来。我简直是云淡风轻地微微一笑，有了中学时期那段香山残酷物语，这些困难，简直是小 case！1998年我上初二就参加了自然之友的活动，我们的生物老师就是自然之友的会员，带我们去看昆虫、蝴蝶、水生生物、鸟。记得看鸟是带我们去到了玉渊潭的八一湖，当时已经冬天，一群北师大（后来才知道是首师大）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教大家观鸟，一帮人还拉了个自然之友的大旗，我因此误以为自然之友是北师大的一个社团。后来我才知道，自然之友96年就有观鸟组，也是中国最早开展公众观鸟活动的组织。
▲1993年6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梁从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等开明知识分子在北京的玲珑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环境讨论会——玲珑园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自然之友的正式成立。梁从诫任会长。高一我第一次知道自然保护的概念。当时北大的潘文石来我们学校讲座，给高二的学生讲保护生物学。我们生物小组都知道潘老师是“熊猫爷爷”，都很崇拜他，就和小组的老师请求也要听讲座。当时高二是红色校服，高一是蓝色校服，我们就夹在一群红校服里听讲座。潘老师的讲座内容让我非常受震撼，我记得他讲秦岭修高速公路以后，熊猫的栖息地被分割成几块，这种分割会造成基因隔离，地理隔离也会造成物种退化。之前我对保护没有概念，潘老师那次开始，我知道原来生物还面临这么多威胁。当时我还跟潘老师说，我要去给你们当志愿者，他当时还在做广西白头叶猴的研究。请求得到了潘老师的欢迎，但直到7年后我大学毕业前，才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另外还有课外阅读，看到了梁从诫先生和珍·古道尔博士他俩的故事，也重新知道了自然之友，并萌生成为自然之友会员的想法。那时自然之友是会员制，满18岁才能加入，高中时我还不够格。总之，就是这些特别模糊的想法，以及一点知识，埋下来种子吧。小学就爱写日记，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动物园，回来就用我妈妈的账本——她在学校里做财务工作，报销凭证那种窄长条的纸，我写动物园游记。我记得写了二三十页，才刚写到河马——一直写了差不多半天时间。我还特别喜欢音乐，有一颗搞音乐的心。到初高中我的生物和化学是强项，但是物理特别弱。再加上我学习不用功，也不是考试型选手，生物奥赛也没考好，最终，我并没有按照我设想的那样，考上北大生物系，而是进入另一所大学，学习了旅游管理。我妈就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在应试的环境中活到现在，还能有大学上，已经是奇迹了。 上大学以后，虽然我没有上成生物系，但却报名了学校的环保社团。还有，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够了，就骑着自行车去自然之友办公室申请成为会员。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还亲自过来了，我说我可是18岁了可以加入，就这样大学开始就参与做环保的事情。大家一块儿去野营，去了发现真的是享受荒野，看植物、喜欢植物，我们应该是最早的一批自然体验者。比如听说门头沟的火村有个山涧上有野生猕猴桃，我们就去找，一睹芳容就心满意足就下山了，就干这个事。
最早，自然之友给我的全是这些。但大二开始，类似潘老师的讲座那种，环境、动物被害、污染等问题，我接触到越来越多，也对环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也是在大二大三，我想到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路径——喜欢植物和自然，可以去当学者搞研究，当植物学家，但还可以用另外的身份和植物学家并肩作战，去保护它们。我开始看很多这方面的书。2000年左右，一个叫做绿色大学生论坛的NGO给所有大学的环保社团各赠送了一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的绿色经典文库，吴国盛老师主编、范春萍老师等编辑的，我把这套书基本读完了。这套书包括《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我们共同的未来》《哲学走入荒野》《我们的国家公园》，还有徐刚老师写的《伐木者醒来》。读这套书让我夜里往外狂奔，感到脑子已经装不下，书里的文字把自然描写得这么美，论述那么广阔和细密，翻译也漂亮，把我那时候很多感受都说出来了。大学的时候，我在几家环保类的公益组织做实习或者志愿者，但我并没有因此要坚定地做环保公益。恰恰相反，最开始我拒绝毕业去这些环保公益组织工作。为什么呢？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公益组织不够规范，很多事情跟规范的企业差得太远，特别不职业、不专业。我就想，这样的话，我就去一家大公司上班，然后，周末的时候去做环保志愿者。但是，我发现不行，因为我的性格是做一个事就特投入，如果未来一直都全部投入工作，但是无法兼顾环保的事。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最热爱的呢？我还是选择了环保公益。我重新找到潘文石老师，跟他说7年前想要做志愿者的事，潘老师在那个冬天，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和他的博士生带着我在广西给他们打下手。那个过程，让我在荒野找到精神家园，天天跟一群科学家、研究者、保护者一起，慢慢清楚自己就是想要做环保公益的事。从广西回来以后，我把原来的简历包装全都去掉，我认为做NGO就要诚实，所以把简历改得特别朴素，那个经历其实是志愿者，这个经历就是个实习，经历都如实呈现。结果，有3个月我没有获得一次面试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是自然之友招助理，虽然是兼职，我为了能找到工作，还是接受了。可是这一圈儿下来，尤其是广西那段经历，让我确认这个社会需要一些人来做环保公益，我已经意识到了还不做，那些没意识到的人，可能还要很多年才能意识到，身为已经意识到的人，来做这个事是我的责任。另外，嫌公益组织不专业那自己让它变得专业，这也是机会。我认可企业做事的效率、在企业工作的人，还有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包括2012年我离开自然之友去香港读书，2013年毕业又重新回去，也是这样想。一个有利于社会的公益组织，也能够专业发展，而且不是只能很弱小、没资源、很穷苦，然后很悲情。我出生和成长在植物园。我爸爸在植物园做过苗圃管理，整天嫁接扦插。也做过园区安全工作，树被偷了、扒皮了，他要和警察一起出差把人抓回来。还有一段时间我爸负责采购，比如去山东菏泽采购牡丹幼苗。我曾问过我爸：你到底什么专业？我爸说，我最大的专业就是越来越了解香山这个地方。后来我爸妈都退休了，还跟香山的村民（他们叫老山鬼），在山里遛跶了三年，学习那些山里的植物和各种自然及风俗知识，有点儿像神农尝百草。我爸妈确实喜欢香山，他们开玩笑说自己修了一个“香山学”研究生。 我妈妈在一个中学做财务工作。他俩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为人极其正直，不搞任何关系以及任何歪门邪道。我们一家人共用的零钱就搁在一个信封里，信封放在抽屉里，没有锁也没人看着，要花钱我就自己从里面拿。我爸妈觉得，一家人把钱搁在一起花很正常，我小时候用多少拿多少，不需要藏着掖着。他们无比信任我，甚至小升初、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到后来读研究生，都是我自己填报志愿，爸妈就问问我想去哪，然后最多给我一些建议。我爸妈同年，55岁我妈可以退休，我爸就想提前退休陪我妈，他觉得我妈一个人在家会老得快，可是我妈不同意。有一天我正在建国门开会，我爸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开个家庭会议。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赶紧往家赶——结果就是关于我爸提前退休的事。我支持我爸，投票2:1，我爸就提前5年退休陪我妈了。我们家一直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大人觉得我健康快乐、正直不委曲求全就够了。他们当然希望我上顶尖的大学，未来再读个研究生，或者在大学工作，甚至自己开个公司，但他们从不提要求，甚至我工作了两三年，他们都不清楚我具体做什么事。直到后来梁从诫先生去世，有很多关于梁先生的文章和纪录片，我爸妈看了才知道我到底做的是什么。我爸说，你干的这事儿其实就是咱们园林子弟要干的，咱们植物园出来的就要干保护自然的事。
也可能正是这样，我能坦然做公益事业，能不被外界的评判左右。我从一个看似叛逆的或者有内心想法的少年，到接纳周围人的善意，接纳他人对我暂时的不理解，我不担心，也有耐心，知道自己会被看见，这很难得。当然，大家的评判可能并没有恶意，主要源于不了解，有时候又太容易快速下判断。可是既然事情交给我，我可以再等一等，可能5年不理解，10年也就理解了。
▲在环境调研一线：贵州黔东南鹅掌楸自然保护区受工程破坏现场。
2006进入自然之友做了几年之后，有人建议我做些管理工作，但我那时很抗拒做管理，我是个工兵型的人，哪里需要我背包出发就去一线调查。依然是对管理不满意，2012年我决定离开自然之友，去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一年。有一段时间，我看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几个老师写的论文，关于中国民间组织致力于环境发展的，有好几篇是梁从诫先生的访谈。10多个小时，我从上午坐到晚上就看那些文献。我看到了当年很多事，甚至有一些是我做过的事，都被写到那些文献里。我突然感到，我好像在一个新的领域，看到我熟悉的内容，重新认识过往工作的价值。做研究与之相比，就像是搓着手在旁边看，可是原来的兄弟们还在那打仗。也是那段时间我意识到，中国的公益组织也有好的理念、好的领袖、好的做法，但还是特别不容易，甚至苦苦支撑的，信心和底气都不足，很难对大家说“你应该支持我们这份事业”。中国的公益组织最缺不是专家、战士、英雄，而是公益职业经理人。当再回自然之友，我决定要来做这个职业经理人，这是我回来最大的追求，如果自然之友能有效管理团队，整合好迸发出来的价值会特别高。这几年，我好像变得理想越来越少，上来就谈财务报表、人力、筹资、业务线，搞预算管理体系。其实，我觉得一个组织能够跟大家说，你们捐赠的每一分钱，都扎扎实实用在了我们最重要的、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地方，我们做了哪些事、怎么做的，可以跟每个人说清楚，而且大家可以查阅我们的项目材料，就包含在我们的理想里。 理想是内裤，你自己知道就好，不用非得让别人知道，更没必要像超人一样内裤外穿。关键是你能推动什么、能创造什么价值，这才是重要的。
我却一直觉得，所谓草根，并不是low，不是低级，而是指的深扎在土地上，深知世界上的痛苦，还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它能真正感觉到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发声，为每一个人的利益着想；它拥有这世界上最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就好比野草的种子，即便是水泥地面也能扎根生长，最后把水泥地面撑开。这样的话我只写在日记里，担心说出来可能招人厌恨。但我发自真心地一直相信，对这个社会好的组织，可以很专业地发展。除此之外，公益机构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还有很多。比如，觉得做公益的人不可能过上富贵日子。从物质的角度看，我也需考虑收入问题，尤其是组建了家庭，还有了小孩之后——但真实生活还有更丰富的维度。对我而言，“富贵的生活”就是能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能呼吸清新的空气。我能够在一片生态非常好的地方待几天，就是非常奢华的一种享受。 我们社会的价值体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很不多元的。你如果做一个运动员不得金牌，你可能就算失败。所以我常常觉得，每个国家得银牌的运动员，他们受到的社会认可和自己成就感的高低，其实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区里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程度。当我和一群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们一起，在雨林并肩奋斗，就为了保护兰科植物、保护这些绿孔雀，我想起当年想做植物学家的梦想，我感觉这是殊途同归。做自然的研究，和做自然的保护，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不是说，科学家就比公益人更有价值。
▲“云南绿孔雀保护案”：在原始季雨林记录证据坐标，进行野外考察取证。做公益确实有它难的地方，比如需要影响更多的人参与捐赠，工作还有些苦，挣得不多，有时候还有危险。十年前，某大型电视台曾经有一个系列访谈节目，受访者是各行各业的青年榜样，也不知道是谁推荐我作为公益界的青年榜样，进入了他们访谈名单。节目先要进行一轮预采访，最后我落选了，并没有进入正式的采访节目。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节目组的一个年轻助理跟我说，特别高兴我没有选上，要不然都像节目组预设的那样，还有谁愿意做公益呢？这样好了，总算有人做这件事。我才了解到，在节目中里，像我作为公益青年榜样，应该困难重重，比如不被人理解，家里人反对，女朋友嫌闹分手……总之越悲情越好。可是我当时都没有：我挣得少我承认，家里人也支持，周围很多人都理解，女朋友也接受，我还不觉得自卑、难受，反而觉得自己是幸运儿，得到大家的支持做想做的事。最后我落选其实让双方都松了一口气。2013年底我决定竞选自然之友总干事，就决定我们要谈钱、讲专业，因为公益机构应该让最有社会责任心、最有公共关怀心的最优秀的人凝结在一起，这也是新一代公益人要做的事之一。自然之友现在的同事们，有非常优秀的律师、媒体人、环境工程师，还有离开优渥待遇的企业来的，他们的待遇相比原来确实都大打折扣。但我相信，经过努力我们能让同事们享有在这个城市中有尊严生活下去的待遇，如果不够，说明我们做得还不够好，或者还是有一些人不太认同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2014年走马上任自然之友总干事，我给理事会的第一次提案，就是要求全员涨薪，理事会不理解，说我们还没做出业绩。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公益组织里工作人员的价值，很难像商业领域说拉来多少投资、销售，看的都是社会价值贡献。
比如我们同事的工作，能够让一大片森林免于受害，难道他不值得拥有更高的薪酬吗？我就求助人力资源顾问，以我们能贡献的社会价值重新做薪酬设计。做完之后，我们带着更大的责任和动力投入公益和筹款。而且，时代在变化，现在做公益已经不再单纯靠知识，还要智慧、想象力、创造性，还有对不确定性的管理的能力。比如自然之友的律师每接手一个案子，法学院学习的东西都只是基础，他还需要极强的快速学习能力，他的实际工作内容会涉及环保、能源、规划等各种跨界知识。怎样找到和保留这样的人才，是很重要的问题。薪酬当然是一方面。现在再来看，我们这个行业和我妻子当初的收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新人差距，已经大大降低。除了全员涨薪、每年提高工资待遇，我上任之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砍掉非核心业务，集中力量做事，比如保留为大自然打官司这样特别核心的业务。我们的律师现在就是这个领域的业界翘楚，即便到商业律所他们依然很厉害。不同的是，在自然之友是做原告，去商业律所可能就要代理被告。第三件事就是要让更多人参与公益。公益组织也叫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是组织社会。我们不能只是二三十个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奔走呼号，一会保护孔雀，一会保护扬子鳄，一会保护森林，怎样动员、带领、推动更多人一起行动起来，这也是公益机构的人特别核心的能力之一。公益人不需要让大家视自己为英雄，大家一起来行动最好。
以前我们找基金会筹资，就是所谓的“抱大腿式的筹资”，这个路径永远没有办法让更多公众参与。而且，自然之友对于企业还有遴选标准，比如烟草类、石油化工类企业，给多少钱都不能接受，所有的公益诉讼被告的捐赠也一分不能接受，这是自然之友的价值态度。这样一来，我们能够抱大腿的企业也不多，就更不能只抱大腿。既然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更好的绿色公民，就要努力支持每一个人都可以行动起来。2015年开始，我们设计了面向个人的小额捐赠方式，后来发现月捐是最符合自然之友气质和身份的筹款形式。捐赠除了爱心也是维系关系的重要纽带，月捐的形式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陪伴，也包含对于公益信念的坚持。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时冲动的行为。这几年来，其实一直有人泼冷水，说自然之友有梁从诫先生这种这么好的的声望、这么多年的品牌美誉度，大可以和一些大企业、大的基金会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每年给你们一笔大钱，为什么偏要苦哈哈地、一个人一个人地劝募。我们没有定位自己是个悲情英雄，也不包打天下，而是能和大家一起去推动更好的生活。我们相信人的力量，我们相信只有靠人的改变和人的行动，就像春风和种子的力量，才能达成真正长期的改变。目前我们的小额捐赠资金，占我们募集资金总额的10%左右，已经有4000多位月捐人，每个月通过几十元一百元的方式支持这份公益事业，并且第一时间得到我们的行动资讯。希望5到10年后，自然之友50%以上的资源全部来自于公众。如果未来能有5万月捐人，我们更可以挺直了腰板说，我们代表公众的利益，做专业的事。公益是有门槛的，不可能所有人都能上法庭做环境诉讼、给全国人大写立法建议书，但是月捐的形式可以把大家链接起来，通过自然之友形成合力，把这些诉求实现。而且，这样的方式也会倒逼组织更加专业地发展，只有变得更专业、更透明，才能对得起大家监督。
很多人看世界是平面的或者是一个点，而我看这个世界是一个纵切面，就像地质的地层，每一层都能看清楚，可以让我们少很多纠结，更加冷静和独立做判断。比如在垃圾堆里看到了一个破的玻璃瓶，我们做环保公益的人，第一层会想到拾荒者手会不会被割破，他们日常工作有没有手套？第二层是为什么碎玻璃瓶会流到垃圾堆里边没人要？第三层会想到国家有关法律，《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什么立法已经十多年，两部法律涉及的《强制回收目录》和《资源回收清单》还没有效落实？因为一旦落实，像玻璃是最好做回收的，它不可能出现在垃圾堆里。而且有资源回收基金，哪怕市场化也可以有办法通过市场去推动。这就是我所谓的切面型思考。基于此再去做调研，我们不只是会关心他们的手和手套问题，那是基于人性的考量，我们会问：最近是什么成本涨，你们不要玻璃瓶？他们可能会说油价涨了，而玻璃瓶的回收价格没有涨，玻璃瓶特别沉，收了就亏钱。我们于是就会给商务部、发改委写一个政策报告和建议，关于尽快落实回收基金政策的函。这样自然会锻炼出跨界能力，不论在什么领域，这种能力都能推动变化和创造价值。常见的工作状态可能是，上午我们先跟那些拾荒者做一些访谈调查，穿个脱鞋套个背心就去了，到那儿了你绝对不能坐椅子，就找个板凳或者往地上一坐就聊，让大家感觉到就是自己人。然后下午又去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参加立法咨询会，我们要换一身衣服也要换一个思路。到晚上是去参加一个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讨论跨境转移化学品这些废弃物处理问题。这种工作状态，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工作不太一样。很多工作得到一定的层次才能这样，但是公益这个领域，有可能第一年、第二年就必须做这样的事情。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说，如今的公益领域依然需要大量的非标准人才，大量的岗位也是非标准岗位。
▲2015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会场：“欢迎你，地球的保护者们！”
优秀的公益人才，我们很难限定专业要求，只能通过一些原则来框定。比如基础的职业能力之外，还要有职业要求。这些职业要求不是说理想主义、奉献精神这些，而是要对自己的工作和产出有质量要求。再比如要有团队协作精神、清晰的责任感、使命感、接受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 优秀的公益人才，还应该面向未来推动改变和创造价值，所以还要有特别强烈的探索精神、同理心和坚定的价值观。同理心不光是要同情弱者，比如污染受害者，还要同理巨无霸一样、怪兽一样的污染企业，跟他们谈判讨论共同做绿色转型。当然还要有快速学习能力。公益领域应该是这个时代最前沿的事，要前瞻性地看到这个社会可能存在的问题、可能变好的方向，然后去做或者去推动大家一起去做，是吹哨人、推动者。最后是对不确定性的管理能力。这是一个综合素质，要有拥抱改变和有快速学习的能力，才有可能有效地管理不确定性。当然，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平台，因为真正有能力、有想法的人不太受控制。自然之友团队有自己的积累、品牌和社会资源，希望能容纳优秀的人，甚至一个公益组织，或者对社会产生正向价值的CEO。一个理想的社会里面，公益组织应该助力人和人之间发展出横向关系，而不单纯是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这些纵向关系。社会成员之间信任感逐渐积累，交易成本就会逐渐降低，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样子。另外，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总会有一些相对弱势的、小众的或者边缘的人群，公益组织应该让社会中的这些人群，感到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帮助他们去倡导自己的权利，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多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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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滔滔：童书妈妈联合创始人。学机械、转经济，自学写作进入媒体，历经新周刊、南方报业，后创业从事数字出版。著及编著有《我手机》《十三亿》《西方教育三千年》《西方童诗300首》等。喜欢钻研教育思想，开发写作课程，和读书会家长孩子交流。同时，担任北京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致力乡村幼师等项目。他还是每天穿得很酷去接送女儿的爸爸，是女儿小丸子眼中永不断电的故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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