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新著先睹⑫|汪涌豪:为何传统文论求直觉神妙,弃理性逻辑?
栏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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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周介绍了爱尔兰作家班维尔的《蓝色吉他》译本后,文汇讲堂今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论,分享复旦大学学报主编、中文系教授、博导汪涌豪(文汇讲堂第81-2期嘉宾)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一书,同大家一起来探寻中国传统中的美学旨趣。
《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作者汪涌豪,责编宋文涛,复旦大学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定价125元
序言精选
范畴体系: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突破口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劳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那就是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所用的特殊名言的研究,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
传统文论范畴较西方美学范畴更为复杂
由于范畴以感性经验对象,以对客体的辩证思维特色,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所达到的认识深度,从此角度出发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可以排除历史的偶然因素的干扰,最大程度地以纯浄化的逻辑形式,再现古代作家、批评家的认识发展过程,所以它成人们探索传统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重要的切入点。
然而这一工作的艰巨性是人们所未曾料及的。在西方,“将审美范畴全面罗列出来,并以此涵盖整个美学领域,这是19世纪美学家以及20世纪一部分美学家的夙愿”。由于实际情形是,这种夙愿远未达到完满实现的程度,所以当今的学者,“其野心都是较有节制的,它只力求考察那些在欧洲思想史上曾经有机会得到过申述的范畴”(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学苑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在中国,基于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固有特性,以及古代哲学及文化的深刻规定,传统文论范畴的丰富复杂和难以一言道断的特征显得更突出。
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
传统文论的范畴体系潛隐在浩瀚史料中
尽管范畴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固定称名,不仅广以士大夫代表的知识阶层所接受,甚至成他们构建创作理想和审美认同的基础,但实际的情形是,它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被提出,被援用、强调和质疑,有远超过人想象的复杂性。就单个范畴而言,它的逻辑边界和理论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游移不定的;就系列范畴而言,彼此之间的交互包容,又有着多种实现的层面和方式;至于范畴的体系,更潛隐在浩瀚的史料和论者的片言只语中,令人有入山见宝无从收拾之感。
至于考虑到传统文学批评范畴大抵都有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简单地作词源学意义上的检视显然是不够的,毋宁说更需要运用语义学的方法,并实际上可以与西人所讲的“知识考古学”构成有意味的对照。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范畴研究不仅可以用范畴史研究来置换,更应该用文学史、文论史甚至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予以烛照,这无疑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惟其如此,它也对人构成了无限的吸引。
(戴谆霖选编自《序言》,有删改)
2014年,汪涌豪做客第81-2期文汇讲堂,主讲《文学:一种否定与超越的力量》
章节选读
范畴主要特征之一:直觉思维的硕果
古代文学批评范畴以象形表意文字物质载体,以不脱实相的自然与人事义理来源,不少概念、范畴直接依从感性直观建立,取一种感性直观的姿态,既不指明联系的中介,也无意掙脱具象的约限,同时又具有“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概括功能,这给范畴带来了一系列迥异于西方文论范畴的特点。
范畴的整体性与直接性
古代文论范畴大多建立在人的感性直观基础上,是人对客观现象的感知与呈现。这种感知与呈现造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极富共通感。
具体地说,与西方重视理性分析和逻辑界说不同,一直以来古代中国人十分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把握,由此整体而直接的把握,再达到对感性经验的超越。在此过程中,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对自己的经验成果作边界清晰的抽象论定。儒家以世界是整一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类的关系,由个体可以推类群体,由一己可以感悟世界。道家推重“混沌”、“混成”和“朴”,也肯认原始未分的整体世界。以后,从两汉经验论哲学、魏晋玄学和佛学本体论,一直到宋明理学整体动态平衡的世界观,都对这种观念持高度的认同,都追求“总相”胜过“别相”。如张载所提“太和”,不但与“道”和“太极”一样具有本体意义,还包含有整体和谐的意思。所以王夫之以:“太和,和之至也”,“阴阳异撰,而其絪緼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
《张子正蒙注》是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通过为北宋张载的《正蒙》一书作注解的形式,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而要达到这种整体的平衡,各部分关系的处理显得尤重要。如果说,西方哲学素来强调单体,如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基因等等,那么中国人首重整体,重视对象的整体平衡和协调,也即它的自然观是以关系基础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方式,维持着中国人整体观的完满。并且由于这种整体观不是基于机械决定论的整体思维,而基于一种有机循环论,即它把客观事物乃或宇宙自然看成是一个大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下统摄着许多构成不同的小系统,因此它们之间不但不相排斥,相反相生相待,构成传统文化系统化整体的和谐图景。
落实到文学批评范畴,则表现在每个历史时期,它们总是围绕着一个或几个元范畴、核心范畴,构成并展开有机的思维工具系统。这一个或几个元范畴、核心范畴作那个时代人所共同照奉的理想准则,统摄着下面诸多非核心范畴或子范畴。这些非核心范畴和子范畴是这个大的有机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意义只有在所归附的大系统中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也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而这些元范畴或核心范畴,尤具鲜明的整体性和直接性特征。
譬如,先秦时被提出和引入文学批评的“道”范畴,由原先所指称的人走的道路,分别被儒道两家衍指人道与天道,也即修齐治平的根本原则与“先天地生”的宇宙本体。围绕着这个核心范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展开了关于“明道”或“道法自然”的不同论述。一则通过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论述(《论语·述而》),凸显“道”的根本性地位,影响及于后世,遂使“文多道寡,斯艺矣”(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唐文粹》卷八十四),成士人的通识。一则通过“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的表述(《庄子·天地》),将人的注意力引向对宇宙人生及人类精神性活动,包括文学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律的把握,影响及于后世,遂使“艺通于道”、“道与艺合”,成士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唐文粹》,100卷,唐代诗文选本,北宋姚铉编
认识超越的实现——直觉思维
上述范畴的整体性和直接性,无疑是在经验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思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经验综合须待主体认识超越完成后才能实现,而这认识的超越过程就是直觉思维。直觉思维是形成古代哲学范畴和文学批评范畴整体性、直接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直觉即直接察知,作为一种把握外部世界和客观事物的方式,通常被理解思维对感性经验和已有知识作持续思考时,不受逻辑规则约束,不依赖一般概念运作,直接顿悟事物本质的一种认识突变。在古代称“体”或“玄览”,是古人把握客观世界的最主要的方式。儒家讲“一以贯之”,“下学而上达”,“反身而诚”,提倡“类推”、“思通”,其中就有直觉思维的成分。
道家之不用名言论“道”,通过“坐忘”、“坐驰”而“见独”,更是对直觉思维的提倡。禅宗对推动直觉思维的发展也起过重大的作用。它吸取庄子和玄学的方法,拿来与佛性本体论相结合,凡所提出的“顿了本心”、“道由心悟”、“即心即佛”以终成正果的理论,都意在突出思维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求得刹那入真如、入不二法门。此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见《五灯会元》卷一、《碧岩录·圣谛第一义》)。
以后,理学家吸收了佛教尤其禅宗超言绝虑的顿悟直觉,禅宗讲事理双融,解行并至,它则强调通过“思”的作用“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它所说的“德性所知”、“豁然贯通”,还有“明心见性”与“致良知”,实际上皆是一种直觉思维,或与直觉思维大有关系。
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哲学少有逻辑公演体系,哲学范畴也没有清晰整严的推理体系,无论是“道”、“自然”、“天”、“太极”,是“理”、“气”、“性”、“心”,都赖此直觉展开,表现出融贯一统的混沌特色。影响到传统文学批评和文论范畴的建立,也不仰赖客观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而注重主观的憬悟式理解和创造性想象,且这想象又不舍去具象,因这具象包含着古人极看重的独特意蕴。要言之,由于这种思维既不同于感性认识要求客观观察——古人认客观观察之所得不可能是事物的整体,又不同于理性认识要求逻辑推理——古人认逻辑推理难免遗落对象的神妙,使事物失去直接可观的丰富性,而呈现一种默识心通、无言而道合的深在体验,所以有融感性理性于一体的高上特点。
(戴谆霖选编自《范畴主要特征之一:直觉思维的硕果》,有删改)
栏目嘉宾阵容(刊发不分先后、继续扩容中,颜色标注者已刊发):
文化社科:赵启正、江晓原、谢宇、彭凯平、季卫东、杨燕迪、文军…
国际:苏格、杨洁勉、刘鸿武、杨剑、潘光、王义桅、冯绍雷…
历史:熊月之、苏智良、郭小凌…
哲学:冯俊、杨国荣、倪培民、吴新文、童世骏、顾红亮…
经济:权衡、陈宪、高帆 …
文学:孙甘露、汪涌豪、戴从容、罗岗 …
(感谢新著责编及所在各大出版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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