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焦点 | 靳立鹏:都市农业与生态公共艺术
生态艺术,简而言之,是一种探讨对生态系统的修复与保护,抑或反映生态系统的复杂关联,以及可能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伦理问题的艺术实践。
▲ 荷欣尼亚贫民窟, 2010,摄影:Chen Siyuan
“后城市化时代”的都市已经在人口膨胀、污染、“热岛效应”、资源紧缺、食品安全、温室气体排放、洪水与海平面上升等方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就是对自然不断蚕食和掠夺的过程。用同样源于自然的水泥、沥青对土壤进行大规模的“封盖”(soil sealing)与“压实”(soil compaction)是城市空间的普遍做法。它造成的是硬化的无法再生长植被和吸纳雨水的土地,将原本生产的空间变为消耗的空间。当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硬化后,土壤和其中的生命再难以吐纳呼吸,无法完成碳封存,加速全球暖化,人类的未来也将因此而遭遇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被全球资本掌控的食物体系正在喂养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食物的生产、运输和消费使得供给都市的食物愈来愈“去本地化”;看不见的“碳足迹”以及生产地的环境与社会问题构成了食物伦理的挑战。这是一个以石油、化肥和农药为基础的不可持续的单一作物农业和食物体系。近五十年来由于化肥的大规模使用,氮磷元素在土壤表层的含量已增加了一倍,并成为“人类世”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石油和磷矿等资源在几十年内也终将枯竭。
▲ 弗瑞兹・黑格,食物庄园,巴尔的摩,马里兰州,2008年,巴尔的摩现代美术馆委托,图片来自弗瑞兹・黑格与巴尔的摩现代美术馆
▲弗瑞兹・黑格,食物庄园,2013,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图片来自弗瑞兹・黑格
面对这些挑战,可持续性、生态与生产功能将成为评价未来城市公共艺术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众多的可能性中,都市农业是近年来生态与新类型公共艺术进行生态和社会修复、食物生产、美化环境和形塑公共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它们不仅与资源消耗型的传统公共雕塑大异其趣,又不同于偏向人类中心主义层面的公共性与城市空间的探讨,而是从整体论的生态理念出发,通过农业生产将复杂的生态系统(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非人类生命在内的)纳入未来城市社群与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同时注重生态与社会的公正和永续。
这种生态种植的公共艺术也呼应了历史与现实的耕种实践。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主张实现土地公有和真正平等的“掘地派运动”;美国“二战”时期鼓励公民自己生产食物以应对食物紧缺的“维多利亚花园”运动;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城市废弃、滥用或被忽视的空间种植食物和花草的“游击队种植”(guerrilla gardening)运动;以及提倡自给自足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全球性“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运动等。
▲香港农场,摄影:Glenn Eugen,图片来自香港农场
在将种植融入艺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跨领域(cross-disciplinary)实践中,艺术的边界也异常模糊;艺术家甚至有意将艺术隐去,创造“去艺术”的艺术。这与斐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生态哲学所强调的“横越性”(transversality)相吻合,即对环境、社会与精神生态进行整体考虑,而非局限于环境生态本身。它们探讨公众的食物主权问题,挑战全球资本和生物政治控制的食物体系,支持本地小型社区农业,试图使公众获得新鲜健康和环境友好的本地食物。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耕种行为本身提供了抵制跨国资本入侵、公共土地和资源私有化,实现社会包容和城市永续的有效路径。耕种涉及的可食与药用植物既可以从象征层面承载生长、修复、给予和挑战等意义,又可以在真正意义上缓解诸如食品安全、健康、气候变迁和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通过都市食物森林和食物花园的建立,这些作为公共艺术的园艺和农耕实践成为微型的政治和环境行动,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和生态关系,以及永续的生活方式。PA
靳立鹏 ,博士,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系讲师,四川美术学院《生态艺术》课程负责人。
注释(略)
本文节选自靳立鹏《都市农业与生态公共艺术》,全文刊载于《公共艺术》2019年第1期(总第58期)。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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