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级直男癌”背后，是我们对性别议题的蹉跎

“一个女人，若一生生孩子不足两个，那么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注定是不幸福的。”

“女权只是丑女蠢女迫害美女迫害传统女的东西。”

“抛开生产力因素，现代中国女人并没有比古代女人更幸福，甚至自我幸福感、婚姻稳定程度，平均还比不上落后的伊斯兰国家。”

“鼓吹女权，如同鼓吹动保、鼓吹同性恋、鼓吹不歧视黑人一样愚蠢。”

这些令人颇有些目瞪口呆的言论，来自网络红人@煮肘。他另一个更为显赫的身份是多益网络CEO，据称身价超过280亿人民币，跻身IT界十大富豪。他在微博上排山倒海、理直气壮的性别歧视言论，被网友封为“史诗级直男癌”。

煮肘的热门微博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网络上就会出现一番针对性别问题令人发指的歧视言论：女德家丁旋们还没走远，直男癌煮肘们又前仆后继。我们议论、谴责、声讨，他们却永远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煮肘还在他的账号上兴致勃勃地发表着“真知灼见”，对两性问题指点江山。不管是煮肘还是丁璇，我们发现，中国当下的性别歧视言论，往往喜欢拉上“传统”做垫背。

在他们口中，“传统”女性总是更幸福，因为她们遵守女德、遵守妇德。他们口中这样一个要求女性屈从于男性的“传统”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这个“传统”又是如何不断被再发明的？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无谓的争论上，而在公共话语空间，对性别议题的严肃讨论和反思却一再被蹉跎。如此下去，下一个“超史诗级直男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撰文  |  贾韬

年复一年地旁观知识背景各异的学者或非学者讨论中国女性地位问题，我常常觉得不妨或浅陋或反讽地借用一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传统之发明”这一概念：霍氏在其参与主编并撰写引言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宣示，诸多看似古老或自称古老的“传统”，往往起源甚晚，甚至干脆就是后来者的发明。

同样，晚近中国针对女性的不对等的德行要求，例如亲密关系中的忠贞、人际互动中的顺从、优良生活抉择中的以家庭为重等等，都更近于一类被发明或重新发明的行为准则，而未必是“传统”儒学必会导致并持守的道德规范。

性别问题的社交网络底色

狂欢式热点消费，常常使真正议题被掩盖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以来渐积土壤的、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以来重新盛行的女德教化现象，渐次回溯更久远的历史和更复杂的观念。

最为晚近的出发点，是社交网络时代的性别歧视倾向的回潮。

置身被社交网络重塑了传播、言论、乃至思想的生活中，在设想一个特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解决方案之前，似乎总是要首先剥除一些被极端化的表象：网络民粹（我在一切的可能性中最为褒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激发了争论双方的表达意愿，迅捷的传播速度挑战了公众的鉴别力，自媒体热衷于借助相关话题谋求基于点击量和关注度的赢利，再加上性别问题容易挑动所有人的敏感神经……这些因素降低了信息、知识、和观点的平均质量，夸大了保守两性观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跟风消遣者众，反思追问者少，从而使当代女德规训及其传播呈现为一种言过其实却又萦绕不去的虚假传统，并附带着种种适应新情势而被发明的女性处事准绳。

具体而论，很难说蒋庆的“安顿”中国现代女性的抱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儒家学者或儒学信奉者的普遍问题意识和价值倾向，也很难说女德家们既欠缺科学实证又欠缺传统文献依据的、关于女性操守和男性气概的教诲，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间读经产业的水准。甚至，对他们的批评也未必有助于揭示女性真实窘境的多样性；而如果你碰巧还记得郜艳敏和杨改兰的名字，或者另外一些短时进入公众视线的具体女性个体的生命悲剧故事，或者其它若干枷锁般的性别话语标签，就不难反思精英阶层的目光狭隘和言论导向力量的无孔不入。

只不过，对照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前述特征，蒋庆们和丁璇们更易于成为千夫所指的靶标，并能够持续制造“痛快而安全”（该短语借用自鲁迅《而已集》中《革命文学》一文）的论题。换言之，近年网络上的最为流行的若干次性别问题探讨，都更远于一种对现实中的最紧迫问题的直面，而更近于一种对某些不足为训的言论和论者的“公开羞辱”（public humiliation）。

《千夫所指》中英文版封面

作者: 乔恩·罗森 

译者: 王岑卉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6年10月

在《千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英文书名是“So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a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 of Public Humiliation”，出发点和况味都与中译和中文语境有所不同）一书中，记者乔恩·罗森（Jon Ronson）讲述了精致利己的撒谎者、疏忽大意的种族言论者和性别言论者、性丑闻被公开者、对特定群体有冒犯意味的照片当事人等被网络公众舆论“毁掉人生”的种种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提供人肉搜索的技术人员、消除耻辱感心理干预工作者、助人重塑互联网形象的公司、甚至信奉公开羞辱的教化作用的法官的各异立场，甚至反思了著名的乌合之众理论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漏洞以及搜索引擎上被遗忘权的有无与类型。

当然，这本书并不专门涉及对性别困境的反思（尽管其中若干细节呈现了男女在类似处境下的不同遭际，犀利且微妙，值得一提），但对我们此刻的讨论来说，它直指社交网络的信息赋权和信息压迫性质，从而协助我们在设定主题之前过滤掉那些不必与之周旋的堂吉诃德风车。毕竟，在一场又一场“千夫所指”的狂欢及其所带来的智识优越感错觉中，真正重要的问题不仅无从解决，而且可能已经被遮蔽了。

“女德”教化的社会背景

经济转型时代，女性双重压力增大

如果说社交媒体常常错置问题的重点，那么，或许没有什么比社会学实证更能反映性别关系和性别观念的群体差异和历时变化的真实情形了。

一项高质量的现成参照，即是潘绥铭教授在2000、2006、2010以及2015年主持的四次全国18-61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它涉及对中国人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86-192个问题的回答和统计，期间形成了两部专著和一系列零散发布的统计结果和方法反思。尽管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常常强调性（sex/sexuality）与性别（gender）的区分，但一方面，相应的调查问题和分析都关涉了大量的社会身份与社会互动，另一方面，这项研究本身已经梳理了相关学者的倾向差别和理论脉络，并最终采纳了一种“主体建构视角”以超越生理-社会二元对立。

这项研究在规范性取向、理论框架选择和社会科学方法上都堪称典范。其具体结论有些有助于回击陈旧的性别言论，有些则有助于反思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土壤。可以说，是这样的社会学研究，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常常发生的对传统之声势或当下之情状的独断认定，方堪为伦理学讨论的起点。

《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

作者: 潘绥铭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2月

然而，种种言过其实的“传统”仍然影响着女性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生活选择。性别议题易受关注，性别歧视真实存在，这需要我们分析其经济社会根源与习俗文化根基。一项由中国学者提交给联合国妇女署的经济学统计和研究（其英文版收入文集《性别不平等再探》）以翔实的数据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机会和劳动参与率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就业收入的性别差距也逐年扩大，无酬家务劳动繁重、较少被家庭中男性成员分担且相应价值难获承认——依据这三项指标，女性社会地位从社会主义经济时代的“半边天”渐变为市场经济中相对于男性的边缘化处境。

《性之变》

作者: 潘绥铭 / 黄盈盈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该报告给出的七条相应政策建议则带有明显的寄望于宏观分配正义伦理意味，包括：把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将性别平等纳入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的主流；针对就业和职业的性别歧视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督；改革分配机制以落实等值同酬的原则；承认无酬劳动的价值，将家庭照料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制；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妇女参与管理和决策；将性别平等教育纳入中国社会文化建设。

毫无疑问，从某种平等到显著的不平等的倒退惹人注目且令人嗟叹，但隐忧实则原本就潜藏在社会主义“妇女工作”和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之中。这里的“不彻底性”并非就激进程度而言，而是就其未能达致个体化的、具体的、富有个性的个人而言的：在“半边天”的时代，得以解放的是要么面目模糊难辨要么风格整齐划一的劳动妇女。同时，家庭责任的因袭导致的是职业女性的双重劳动压力。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性别平等》报告

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概念二分法，一度获得解放从而当家作主的普通中国女性（当然其实也包括男性，包括一般意义的劳苦大众和无产阶级）只是被要求达成某种积极自由，而并未同时被保障必要的消极自由——只是被要求成就某种固定模式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却并未同时获得自主选择良善生活方式的机会和在其中不受干涉地慎思决策的领域。因而，男主女从的默许社会框架，仍然处在不仅暗自延续、而且持续发明的状态中。

当然，人们并不会随着消极自由的保障而自动获得尊重彼此的意识和恰当言行的能力。这是本文最初论题的深层暗示，合当在此说明。密尔式的消极自由所要防范的包括“多数人暴虐”（《论自由》第一章）——剥除掉论者的精英主义倾向，转述为一种平等的道德要求，这也就意味着消极自由可能需要我们防范彼此。转而换用一种责任取向的叙述角度，这意味着每个人的自律、德行、或曰积极自由是其他人的消极自由的前提：“个人的自由必须做出如此限制，即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害[nuisance]”（第三章）。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作者:  [美] 张彤禾 

译者: 张坤 / 吴怡瑶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3月

回到对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舆论遭遇、生活选择的讨论，我们其实也不难注意到一些具体的“自我改善”样例。同样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叙事精良的范本，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工厂女孩：在变动的中国离乡进城》（译名稍有变动）一书讲述了女主人公们在有限的可能性空间中的自我改善经历，为大范围的经济数据和政策建议以及不时浮现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言论提供了详尽、复杂、且更具人性光彩的微观参照，也以微妙的方式呈现了经济转型、城乡结构、政治设计、社会互动、以及全球化等各种力量共同塑造的打工者世界。这些生动的“自我改善”故事足以帮助研究者与虚假的伦理学设定和政治哲学设问抗衡：具体的女性在她们为数不多的机会和选择中以有限的但却不断增长的能力和经验改善着自己的经济收入、生活质量、职场环境、社会角色，提升着她们在生活世界（包括家庭父权结构和社会男权结构）和未来规划中的决策地位和话语权。

外在地看，这些改善仍然相当有限，也无法掩盖社会结构的不公正（一个重要的相关表象是，打工群体中盛行的“只能靠自己”的价值观降低了权利诉求）。不过对于我们的讨论仍然有效的是，或许部分地因为（反讽意味的）礼不下庶人的缘故，那些声称来自“传统”的安顿性力量或教化性礼俗可以被真实的生活需要轻易撼动，也可以被女性丰富化的社会角色轻易嘲弄。

“女德”传统的伦理空间实质

女性生活中，缺乏“内－外”关系的开放面向

既然将传统文化树立为标靶的社会革命和价值改革并未真正撼动传统赖以延续的根基，从而使两性差距在经济转型的趋势下迅速出现，那么，这种在前述讨论中尚未清晰刻画的“传统”本身就成了本文最终需要阐释的问题：男优女劣论和性别歧视倾向在中国古代生活中的形成与表征。

总的来说，比起历史久远的儒家经典和德行实践，针对女性之美德、言行、形象、事功等等的显著不对等的礼仪和教化是相对晚近的。那些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明确地刺激着我们深思熟虑的道德直觉的节烈教化或贞操束缚要么可能来自现代批评者的再阐释，要么也至少迟至明清才算得上盛行。此外，从中国妇女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传统性别礼法规范和伦理关系有着明显的地域分别、阶层差异和时代变化，其中的多样性挑战了某些一般结论的说服力。

《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

作者: 杜芳琴 / 王政 
版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

儒家学者通常以阴-阳、乾-坤、内-外等成对概念界定女性之特质及地位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伦理学依据。其中，阴与阳、乾与坤的并置常被阐释为男女关系在宇宙论层面和道德形而上学层面的对等；“内-外”关系则直接涉及具体的性别化的日常活动、美德德目、社会建制、公共生活。

一种相当有说服力的建构儒家道德平等主义和儒家女性主义的努力，即蕴藉于对内-外的源始伦理意涵的考察中：学者李丽香（Li-Hsiang Lisa Rosenlee）以空间划分作为论证依据，以“内”亦是公共美德的场所为理由，表明男女内闱的封闭空间仍为礼仪空间；以内外之间并非彼此隔阻而是以同心圆模式紧密联结而解释夫妻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内”的根基性确立女性及其美德在政治秩序中的源泉性价值；从而证明，女性社会成员自古以来作为道德存在者的身份和重要性。在这番界定之后的章节中，作者无疑直面了“内”领域中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的衰变，并提出了通过改造夫妇之伦而达成一种儒家式的（而非西方式）的性别平等主义的希望。

《儒学与女性》

作者: [美]罗莎莉 

译者: 丁佳伟 / 曹秀娟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年3月

值得承认的是，在反思和改善性别关系的最基本思路上，未必存在判然有别的中西之分；在某些情形下儒学显得格外独特，可能是因为儒者走得还不够远。例如《儒学与女性》一书对性别关系（实则只是对两性关系）的改造，倡议的重点在于将夫妇之伦的实质由原本的类比于君臣关系，转而类比于朋友关系。不过，只要稍稍跳脱语境之外即会轻易看出，对于“传统”女性而言，君臣关系或是朋友关系的概念展示于斯，更为根本的诉求并不在于模仿，而在于有无——女性“解放”的希望，并不单单在于（甚至并不首先在于）夫妇之伦最好类比于君臣还是类比于朋友，而在于共同体中的女性成员能否同时获得建立真正的君臣关系（如果这一关系尚有存续的意义或常新的意涵）或是朋友关系，以及建立对应于父子之伦和兄弟之伦的诸多关系的可能性。父系结构是父权/男权结构的赖以维系的根基，历史固然如此；然而“传统”女性并不只是囿于关系的支配，亦是囿于可能性的缺乏。

在此意义上，“内”“外”之间差异的实质就成了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对立，单一与多元之间的对立，意味着扩充生活领域、提升生活能力、习得并践行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机会和可能性的匮乏或充分之间的对立。在此，家庭与婚姻制度自然又一次成为以性别视角理解社会正义问题的关键。在这一意义上，儒家传统女性毕竟总是囿于相对封闭的内空间，这意味着她的人际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局限甚至单一。

正是这种生活领域和自我身份的封闭性和单一化从根源上导致了中国女性的屈从地位。就一种更为晚近的道德理想而言，任何人的性本质与性别身份仅只是其整全生活的某个单一侧面；不幸的是，久远或切近的中国女性所遭遇的习俗枷锁都根源于，她们的良善生活可能性中缺乏其他侧面，或者其他侧面常常未能获得同等的或更多的强调。相比之下，男性的社会角色自始至终向更多的丰富性开放。

在某种激进的性别理论看来，性别状态只是一种表演，性别角色只是一种没有原型（the original）的模仿。不过，至少就中国语境来看，性别化的内-外之别、向内-向外之别一直在性别歧视主义的不同版本的发明和实践中充当着准原型。直至当下。

结语

希望始终系于开放和多元，而非缺乏和丧失

至此，“传统”及其“发明”已经获得了一种无法掩盖的反讽意味。即便如此，仍然有必要继续承认儒家典籍中女性相对较高的地位。较之古希腊哲学文本，较之西亚一神教传统经典，我们至少有望在阴阳互补、乾坤并立的古代两性本体论中发现准平等的道德形而上学。

总的来说，本文的主要工作是描述性的而非处方性的。在勾勒任何一种儒家女性主义前景之先，有必要充分理解历史中不断复现的主题变奏从何而来，又如何成为当代人生活中真实的烦扰。

无论如何，一望而知的是，性别议题的历史叙事和规范性理论之间，“是”与“应当”的对应关系同样并非唯一：正如对不能胜任公共参与的大众民粹的批评既可能通向贤能精英主义也可能通向公民教育，正如进化心理学既可能使伦理学沦为科学主义的婢女也可能使其自身成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参照，正如儒学可能走向进步儒学也可能走向为任何随机现实做辩护的学说……不过，作者在其描述性工作中并未打算伪装中立。无论“feminism”一词最初即隐含的激进平等意味和公共行动指向如何稀释，人伦和哲学的希望始终系于开放和多元，而非可能性的缺乏和丧失。

此外，本文尚未专门涉及对西方女性主义传统及相关理论的再考察。不过极简地说，就我们身处的当前社会环境和舆论状况而言，出于合作改善的真实需要，出于对公正与尊严的迫切考虑，更值得借鉴的直接思路来自艾利斯·马里恩·扬，而不是朱迪斯·巴特勒。毕竟，后现代姿态在价值上的自由至上主义倾向往往只能带来论战中的快意恩仇，却常常无力应对（或者说并不应对）事无巨细的日常处境。又毕竟，从学术论文可以因贪图方便即表明暂且将“feminists”的讨论范围仅限为“female feminists”，到“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的口号成为流行时尚，其间相隔近三十年。

而无论一场人生还是一个制度，都没有多少个三十年可供蹉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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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ang, Robin R. Yinyang: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2.

11. Young, Iris Marion.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0.

12. Young, Iris Marion.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贾韬；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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