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变成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

黄灿然，三年前从香港辞职搬到深圳的洞背村隐居。他的状态令其他作家向往。

黄灿然是谁？诗人、翻译家。

他中学时期从山村移居香港，如今又从香港搬回山村。当过工人，辍学六年后考上大学，由一个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

对于中文读者，黄灿然的名字常常和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聂鲁达、曼德斯塔姆、卡尔维诺等一长串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为他赢得声名，但并未带来财富，如黄灿然所说的，文学翻译，常常越做越穷。

今天跟着书评君，就去理解黄灿然的生活和文字，就去理解一个困惑的少年如何变成眼前这位诗人和翻译家。

撰文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福建泉州人，1978年移居香港。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2014年辞去任职近25年的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工作，迁居深圳洞背村。著有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等；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译有《见证与愉悦》《聂鲁达诗选》《里尔克诗选》《巴列霍诗选》《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心活动》《如何读，为什么读》《诗的见证》。译作布罗茨基随笔集《小于一》是新京报2014年致敬译作。

年轻时，想的最多的是自杀

15岁到19岁，黄灿然想的最多的是自杀。他想要逃离人人渴望移居的香港，又发现无处可去。家人们都在这里，故乡已不存在。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每天醒来去工厂重复同一件事——给牛仔裤装金属扣。黄灿然住观塘的简陋工棚，抬头就是逼仄的空间，没有朋友，没有方向，现实是赤身踩在无止境的流水线上。

对工友们来说，黄灿然沉默，甚至有些孤僻，有着不合时宜的爱好：阅读。他们拿到薪水后，往往用于赌和嫖，黄灿然却几乎把钱花在了买书和订杂志上。他对书的痴迷，有时会被他们揶揄，“读书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是要出来赚钱？“

青年黄灿然。

父母对他热衷阅读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因为毫无用处。80年代初，如果你是一名香港工人，只要勤快又愿意加班，甚至能月入过万。大学毕业的文职工作，收入不过两三千。

高中二年级，黄灿然和两个姐姐移居香港，因为祖母。她的经历后来被黄灿然写到诗里，祖母年轻时嫁到宴田，丈夫娶她后就独自去了南洋。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但没有去南洋，因为丈夫在那已经儿孙成群。她领养了两个儿子，长子黄定富是黄灿然的父亲。

1978年，她把儿孙相继接到香港跟她团聚。那年，黄灿然15岁。

《大逃港》 

作者:  陈秉安

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

“大格局下的小人物。”

当他在睡梦中抵达异乡，离香港不远的广东正面临汹涌的偷渡风潮。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有9.8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机会，逃出1.8万人，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更是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偷渡潮背后是巨大的收入差距，50年代香港制造业兴起，70年代到达顶峰，工人供不应求，收入却是大陆百倍。

以“逃港”为开篇背景的热播电视剧《我的1997》（2017）。

刚到香港的黄灿然被卷入这股潮流，成了制衣厂的一名工人。

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

他出生在1963年，中国刚刚经历一场灾难，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对童年记忆最深的，是食物的匮乏：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是番薯，见的最少的是肉，饥饿感控制着中国农村大部分人的生活。

另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春天弥漫的大雾和无穷尽的高山。小时候像生活在半空中，有时一个人上学，一天来回四趟，得走两三个小时。眼前的道路消失在清晨的浓雾之中，他担心自己随时会从悬崖摔下去。

在香港第一年，黄灿然住贫民窟，几乎没休息，早上八点多干到晚上。有时为了双倍工资，得通宵。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工厂生活还意味着身体受伤的风险：容易被针擦伤，严重的时刻，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被钉子整个击穿。

他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比工伤更令人烦忧的，是对未来的茫然。年轻人总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不懂广东话、不会英文、甚至认不清26个字母，又与工厂格格不入，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阅读。

他从香港的三联书 店订阅所有他能买到的重要刊物，包括学报、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在《信报》上了解德里达、福柯的新潮理论。黄灿然现在仍清晰地记得，自己跟着文学史读新文学以来的作家，穆旦、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有些原书已经绝版，只剩影印本。他偏爱叶芝和加缪，那时候，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荒谬、试图反抗，他又怀疑这反抗也是浪费。

黄灿然曾沉迷电影，可能是因为家里人多，工厂人多，到处都太吵、太杂，电影成了一种逃避，它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种不妥协的可能性。80年代的香港电影小团体，常常在湾仔和旺 角租戏院组织放映，依靠《明报》传递信息，黄灿然看到后，第二天就会赶去，从默片看到《天云山传奇》。18岁那年，他看了大岛渚的《感官世界》，艳情的画面让他深受刺激。

罗大佑《之乎者也》专辑（大陆）封面。

音乐是另外一种安慰。1982年，祖母去台湾探亲，黄灿然拜托她带一张罗大佑的唱片——之乎者也》，香港一年后才有。这是罗大佑第一张个人专辑，他自由的灵魂，对现实的反抗，深深地打动他。出这张专辑前，罗大佑的身份是爱好音乐的实习医生，他没想到，这张唱片一经问世就风靡台湾。再过几年，他的音乐的影响力将扩大半径，席卷整个中国，用另一种幽默的方式，唱出1997年香港回归时刻的人心动荡。

切勿写诗，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

黄灿然对生活的茫然，因为大舅的一句话出现转机。

大舅是老右派，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年，黄灿然回乡探亲，大舅知道后就跟他说，”灿然，你这么喜欢看书，应该去读大学。暨南大学专门招侨胞，还会有优待。”

舅舅的鼓励让他迅速找到方向。回香港后，黄灿然报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课，回家再坚持自学一个半小时以上。听英文歌的时候，有些唱片背后附歌词，他就查《新英汉词典》，密密麻麻地写满注释。这本词典一直陪伴他到报社考试，终于被翻烂。

读夜校后，自杀的念头没了，因为逐渐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两年后，黄灿然顺利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很快过上昼伏夜出的大学生活，他喜欢晚上看书，有时读到凌晨三四点，睡到中午，新闻系的课基本在早上，下午就无所事事。

《奇迹集》

作者:  黄灿然 

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仿佛眼帘上一片梦幻的薄膜脱下，世界呈现其真面目。”

逛书店重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香港一样，他很快摸熟广州的书店，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钱买书。等大学毕业，书已经有整整25箱。

刚进大学时，隔壁宿舍的同学听说有一位叫黄灿然的书很多，过来串门，找他聊天，谈文学。他说，楼上有一位师兄可以见见，他那边有北岛、舒婷的诗集。这位师兄是诗人沈宏非，已经毕业，只是还没分配，就住在学校等。当晚，黄灿然去见他，九点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沈很高兴，说，你来红土诗社吧。于是黄灿然开始做诗刊，办报纸，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

临近毕业，黄灿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诗集《某种预兆》，当时印了几十本。其中有一首，以父亲的口吻，写给自己未来的孩子：

“切勿写诗，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 

坏诗糟蹋艺术，好诗为诗所误 

好或坏，一旦陷入，就无法自拔 

我落得如此狼狈，就是一个例子 ”

——《倾诉》

后来有天傍晚在校园，黄灿然遇到班主任郭一鸣，说看到《十月》上有他的诗，《倾诉》和《收获的季节》。黄灿然很惊讶，因为他没有投稿，也没有收到采用通知。不久，黄灿然收到五十多块稿费。在80年代，这是相当大的数目，够他在天河酒店请几个朋友吃饭。

黄灿然至今不清楚自己的诗为何被选入，可能是北京诗人黑大春来广州时，带走一两本他的诗集，回北京后，被诗人骆一禾看到，选入《十月》。

大学第一年，黄灿然的诗也曾被诗人孟浪带走，后来孟浪一路去到拉萨。黄灿然的诗被拉萨副刊主任杨滔读到，他很喜欢，就发在了《拉萨晚报》上。

“念大学时，过几天就会有十块、八块来自拉萨的稿费。”

《小于一》

作者: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者:  黄灿然

版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9月

《小于一》是布罗茨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现了他对文学、 政治和历史等各领域的全面兴趣。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小于一》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

新京报2014年致敬好书《小于一》。

余生都用来服务别人

这是黄灿然回香港十多年后的事了：

他刚从九龙塘下地铁，坐上的士后座，准备去香港电台参加一场读书节目的采访。

“你是黄灿然吗？”司机问。

他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我是你的工友。开出租十多年了。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你。”司机说。

他们聊起打工时的生活，说现在经济的不景气，感慨十多年前的高收入。当年彼此的不理解，已经被新的生活消解。

但黄灿然坐后面，看不到司机的样子，始终想不起这位工友的名字。直到下车，终于瞥见司机的脸，记起是读夜校时，他在工厂的包工头。

80年代末，黄灿然回到香港，能从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发现，时代在改变。香港的”去工业化“政策，瓦解了过去劳工在市场上具有的价值，曾经的工友几乎都面临转行，他们得学会放下尊严，被迫接受低廉的薪水，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失业。

《我的灵魂》

作者：黄灿然

版本：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他的诗朴素，仿佛和内心的自己对话；他的描叙从容淡定，独立而稳健，保持着某种虔敬无为的姿态。”

黄灿然也面临新的生活，大学毕业、结婚、女儿出生，她们都在家乡，移居申请迟迟没有通过，让他时常怀疑自己为何待在香港。为了养家，有一两年时间，他最远去到葵涌工作。每天两三个小时的地铁，从观塘坐地铁到葵涌，中间在太子转车，地图上形成一个三角。在地铁上的两三个小时，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阅读时光，他的阅读也转向了西方现代诗歌：艾略特的荒原、穆旦翻译的普希金……

但高强度的工作和阅读，身体逐渐撑不住。原本大学时期就日夜颠倒，加上一直以来抽烟、喝茶、不懂得运动。黄灿然28岁左右，进入大公报的第二年，他生了场大病。

这场病，彻底改变了他。

他开始觉得人是物质的，从消极变得积极。他学会调整身体，注重饮食，每天吃牛肉、龙虾、三文鱼，早上起来会先喝两杯温水。现在有些年轻读者见到他，甚至觉得“黄老师”很会聊天，不像想象的那般沉默。

到90年代，太太和女儿来到身边，黄灿然对香港不适应的部分终于消失。他开始大量地翻译，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对于接下来的人生，黄灿然说自己三十五岁的时候就想明白了。他说，有一天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不是说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他毫无吸引力，但他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为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定后，生活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让他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

对于中文读者，黄灿然的名字逐渐和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里尔克、聂鲁达、米沃什、曼德尔施塔姆、巴列霍、亚当·扎加耶夫斯、卡尔维诺等一连串知识分子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香港街头。

除了黄灿然自身的勤奋，还有一部分源于香港为他提供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公报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读到国际先驱论坛报、泰晤士报、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这样的一流媒体，距离报社不远的曙光书店，有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和各种新潮理论。

另一个去处是美国领事馆在金钟设立的图书馆，黄灿然记得，那里有很多外文书和杂志，碰到喜欢的内容，他就复印下来带回去看。正是在那段时光，黄灿然接触到沃尔科特、阿什伯利、布罗茨基……那时候，布罗茨基经常在纽约客发作品，每次读到他的诗，黄灿然就会复印那一页，再剪下方块大小的诗，带回去翻译。

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下行，图书馆关闭。不过很快，互联网来了。它带来了更加丰富和庞大的文学资源，而且更容易搜索。

1996年底，同事给黄灿然介绍互联网，说，现在互联网太厉害了，你来看看。黄灿然一看就傻了，”那种冲击好大，互联网是个大进化。“

第二天，立马买了电脑，为了方便在亚马逊买书，黄灿然申请了人生第一张信用卡。

《论摄影》

作者:  苏珊·桑塔格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1月

“摄影表面上是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摄影影像自成一个世界，一个影像世界，企图取代真实世界。”

这是他和父母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

黄灿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山上只有十六户人家，人口与他现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不同的是，洞背除了山，还有比山还高的海，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远远看到一些渔船。晚上八九点，山里便悄然无声，渔火在海面若隐若现。

2014年，黄灿然从大公报辞职搬到洞背，继续做不挣钱的文学翻译，写没什么人读的诗。去年在洞背和他见面，他说，已经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台上。但比起在香港，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

在洞背的三年多，他每天会提着一红一蓝两个塑料桶，到村口路边那眼用塑料管引出来的山泉打水。每次打完水，他总是习惯性地想顺手关掉那个并不存在的水龙头。

《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

作者: 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者:  黄灿然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09年3月

“卡尔维诺从三个方位写这本书：作家、读者、批评家。”

2015年，黄灿然在上海和澳门参加完活动，回到洞背第二天，突然接到母亲患上癌症的电话。他立马回到香港和两个姐姐一起照顾母亲。家里所有的决定都需要他。

接下来几个月，黄灿然每天穿梭在医院和家之间，每天去三趟医院。有一次，他从母亲病房出来，走到楼下，感到肚子一阵剧痛，头上冒着冷汗，当场跪了下来。他缓了一会儿，慢慢挪到急诊，医生立马让他住院观察。因为体力透支，黄灿然在医院住了三天。

住到第二天：母亲住六楼，黄灿然躺在三楼，他吃了点药，就穿着病服去看她。令周围的人很羡慕，只有黄灿然母亲的病床随时会有家人在。这段时间，大姐和二姐煲汤，黄灿然每天去医院照顾母亲起居，帮她洗脸，像他当时为父亲做过的一样。母亲比较听他的话，吃饭如果有他在场，她会比较安心。妹妹负责在家照顾黄灿然的饮食。

四个月的照顾取得了成效，母亲原本手术后全身浮肿，黄灿然就在母亲脚上太冲穴的位置按摩，每次半小时，浮肿三四天之后便消掉了。母亲出院后，由妹妹在家照顾，黄灿然回到洞背。最近，她已经可以自己下床活动。

你可以从黄灿然在诗中读到，他的父亲也曾在这住院，将军澳医院。术后他喂父亲吃饭、小便，这是“他和父亲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

小时候，父亲长期在外工作，当1978年，他们一家在香港团聚，黄灿然已经长大，两人都是沉默的性格，他们一直很少说话。

当黄灿然成家立室，搬出来住，他跟父亲的关系又再生疏。每逢他打电话回家，若是父亲来接，他会像一个接线员，说声“等等” 。便叫母亲来听。

尽管黄灿然知道 ，“他们彼此都怀着难言的爱。”

《格拉斯的烟斗》

作者:  黄灿然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

他利用互联网时代的方便，广泛浏览英语报刊文章，在国际文化光谱中游走，见果就摘，见花就采，见精就取，见好就收。

对话黄灿然

“人最悠闲的时候，往往最没时间”

新京报：从《大公报》辞职定居洞背村后，你会有更多的有时间写作和翻译吗？

黄灿然：我有一个理论，觉得人最悠闲的时候，往往最没时间。所以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成效会比香港更高，但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每天只要有时间还是会做翻译。一些成果也出来了，我在洞背已经有满满一本诗集，一两百首诗。我和老孙（诗人孙文波）产量都高。

《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

作者:  [伊朗]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译者:  黄灿然

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雅众文化 2017年7月

“阿巴斯从不写冗长的诗歌，每一首诗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标题。但是始终充满了拥有独特观察之眼的诗人对于世界特有的专注凝视和细致观察。”

新京报：阿巴斯这本诗集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灿然：是一本例外，原本不在我的计划，像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因为奥登才读到，一个一辈子做戏剧的人，悄悄写诗，死后发现有2000多首，到现在真面目都看不清楚。阿巴斯也是这样，一个电影导演，坚持写诗。当时出版社买的版权是阿巴斯谈电影，我说，你捡到宝了，后面的（指阿巴斯诗集和编选的古波斯诗集）更有意思。

新京报：古波斯诗歌会不会很难进入？

黄灿然：其实古典的文本，有一个共通点，翻译过来后，会不像我们观念里的”诗“。读者需要一些耐心，相信它们是好的，才能看出一些好处来。很多现代诗观，是一个咒，很多人出不来。要复杂，要深度，要看着很深刻，有些都是在骗自己，读者也在骗自己。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阿巴斯的诗？会不会有些单薄？

黄灿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诗。如果你用某种沉重来要求，可能会忽略掉生活轻松的一面。阿巴斯，就是轻，属于俳句一样的诗。他是对世界的观察，不挖进去，只是呈现。他有原创的东西，但不会把这种原创，写成我们理解的现代诗。奥登我很佩服的，他什么都看，看三流小说或者荒谬的打油诗，你觉得浅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像你想的那么薄。

早年在香港工作期间的黄灿然。

新京报：你如何规划自己的翻译？

黄灿然：主要集中在诗歌和诗论，也是最没市场的。我翻译的目的都是国内缺什么，我就给补上，比如卡瓦菲斯、里尔克、聂鲁达。明年会更集中翻译诗歌。要建立一个系统，不能随便翻译。很多商业的翻译价钱很高，都推掉了。之前有次出版社找我，一本书，不到100页，10万块，一天一页，三个月就搞定了，10万，好需要这笔钱，但是违背原则。

新京报：是什么样的书？

黄灿然：经典重译。

新京报：经典也不愿意吗？

黄灿然：人家已经翻译的很好，你扮什么英雄。一些经典，已经有很好的译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诗？

黄灿然：35岁之后，还在不断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是我自己的，不断在变。你读了普希金，有新的想法，你读了拉金，也会产生变化。很多人写诗是一种范式，在这个范围内无限延长，再也没法突破。

新京报：你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和你的出生地或70年代的香港精神有关系吗？

黄灿然：更多的是文学上的榜样，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大半辈子都是沉默的，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自己干自己的事。比如杜甫，颠沛流离。这些人对我是榜样也是安慰。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徐振宇；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只要想起他死在新媒体时代之前，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没关系，写诗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失败

▼

直接点击 关键词 查看以往的精彩~

或者点击“阅读原文”去我们的微店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