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有可能存在一种最美好的关系吗?
今天是感恩节,但无奈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却总有那么多无法感恩的时刻。
“父母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成为很多子女心头的痛,每每听到,都有一种心气郁结却不知如何反击的尴尬。
“我是真的很爱你啊。”多少恋人也假借“爱情”的名义,在恋爱中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
“傻x,鉴定完毕。”多少公共讨论中,无数人也习惯了用自己的价值体系,简单粗暴地给屏幕另一端的陌生人扣上一顶又一顶大帽子。
......
无论是在亲子关系、爱情关系、朋友关系,还是公共讨论关系中,我们总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粗暴对待。归根结底,这可能都来源于一个致命的原因:我们并没有能力看到除自己之外的其他生命。我们看不到其他人的真实存在,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看不到他们的自主性,自然也无法谈及真正的尊重。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哲学家马丁·布伯就在一本小书《我和你》当中系统阐述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甚至是人与神之间建立真实、善意、智慧关系的可能性与关键点,他把这种关系称为建立在看见对方真实存在基础上的“我-你”的关系,而非物化他者的“我-它”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需要耐心阅读的小书,但它也因此更加耐读。著名摄影师吕楠曾被问及有没有一本书是读一千遍也不会厌倦的、常读常新的书,他的回答便是马丁·布伯的这本《我和你》。这个感恩节,不妨拿出点耐心,去体会这本小书里,关于“我和你”、关于美好关系的智慧。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生于奥地利,犹太宗教哲学家、翻译家、德语文体大师。著述领域包含犹太神秘主义、社会哲学、圣经研究、宗教现象学等。布伯的哲学关注人与其他事物的“相遇”或“对话”。《我和你》是表达其哲学观点的代表作。
“我是钟表,挂在这里,不懂我自己。”
1816年6月7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幽禁期间讲出这段别有深意的独白。他以悬挂的摆钟自比,流露出被放逐的孤寂。这位昔日君王也曾被数以千计的人追随,虽然他从未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周围的生命,他当成一台台各有其能耐的马达,他的事业可以用得着、用得上。就连他自己,也是这样。”
无论是马达还是钟表,拿破仑都只是把生命当对象,把人当手段,最后连自己也没放过。 “这是我们的本质使然”,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早在近百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无法规避的命运:“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你’一定都会变成‘它’。”
世界,对人来说有两重。因为人的态度有两重。
人的态度有两重。因为人能说的基本词有两重。
基本词不是单个的词,而都是一对词。 一个基本词是“我—你”(Ich-Du)这一对词。 另一个基本词是“我—它”(Ich-Es)这一对词。把当中的“它” 换成“他”或者“她”,这个基本词的意思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人的“我”也有两重。 毕竟,基本词“我—你”里的“我”,基本词“我—它”里的 “我”,是不一样的。
——选自《我和你》第一部分
“你”和“它”都是布伯《我和你》中反复阐述辨析的词,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你”与“我-它”这两对词。布伯巧妙地运用人称之间的关系,作为进一步阐发论说的基本词,“一个基本词是‘我-你’(Ich-Du)这一对,另一个基本词是‘我-它’(Ich-Es)这一对。”在此基础上,布伯建构出一整套关于联系、相遇、对话的宗教哲学思想。当公共领域的裂痕和撕扯愈演愈烈,是时候温习布伯不断强调的“我和你”,重拾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
就好比真正的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使他生命中那些最好的可能性成为现实,而真正的医生也绝不只能把病人当作客体,而应采取人格面对人格的态度,好让一座已然荒废的生命体重获生机。布伯用一本《我和你》让我们看到,只有彼此建立真切的联结,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看护与救赎。
“它”是蛹,“你”是蝶
我们还剩多少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世界里的任何真实联系都是在活跃与沉寂之间变幻,任何单个化了的‘你’一定会蝶变成为‘它’,然后才会又一次重新展翅。”
“哪有什么自在的我,只有基本词‘我-你’的‘我’,基本词‘我-它’的‘我’。当有人在说‘我’的时候,就是在那两个‘我’里的一个。”如果说笛卡尔将“我在”的基点建立在“我思”之上,那么布伯则直接将“我”的存在嵌入“关系”之中。
—[甲:]你谈论爱,就好像那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联系; 你真的可以把爱当成例子举出来么,毕竟,还有恨这种事情哪?
—[乙:]只要爱还是“盲目的”,也就是说:只要爱还没 有看见整个的生命,爱就没有达到真切地跟随联系的基本词的地 步。恨从本性方面来说总是盲目的;遭恨的,只能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部分。谁要是看见了整个的生命,还觉得讨厌,谁就不再在 恨的王国里,而是在人为地带有一定局限的“能够说你” 的王国里。有人遇上这样的事情,没办法向面前那个人,把那意 味着对被呼唤的那个生命表示肯定的基本词说出来,所以,他要么讨厌别人,要么讨厌自己:这是一道障碍,走进联系就会对他自己的相对性有所觉察,他的相对性消灭了,这障碍就也会消灭。
不过,直接怀着恨的人,要比无爱又无恨的人,离联系更近。
——选自《我和你》第一部分
在布伯看来,“关系”有且只有两重,“我-它”以及“我-你”,分别对应着感受的世界和联系的世界。在感受的世界里,“它”是对象,人对身边的存在或发生的事情有觉察,“世界被感受了,但没有被在意”;在联系的世界里,“你”是真实的生命,“所有的真实生活,都是相遇”。
《我和你》
作者:马丁·布伯
译者:杨俊杰
版本:后浪丨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这就是布伯在《我和你》中反复论说的两重关系,“生命性层面的东西,在眼前活着。对象性层面的东西,活在过去里”。“一个人要是留恋其所感受、使用的那些事物,他就是活在过去里,这人的每个时刻都没有现在。这人拥有的只是对象。”而我遇见“你”,走进与“你”的直接联系里,没有欲望横亘其间,更没有手段阻碍,“联系,是被拣选和拣选的合一,被动和主动的合一。”
然而人最难克服的宿命却是不停地在生命性和对象性之间变幻往复。文化亦然,总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转身,要么“穿过属灵层面的地下世界的一个又一个陀螺”向下走,要么向上“走进那最往里最精妙也缠绕得最复杂的旋涡”里。
世界里的每一个“你”,都难免一而再地重新跌入“它”之中。但凡退出了联系,就只剩下感受。所谓感受,就是“你”已远去。布伯更是拿化蝶作比,“‘它’是蛹,‘你’是蝶。哪里能够分得清楚,经常纠缠在一起,成其为两重。”“没有了‘它’,人就不能生活。但谁要是只同‘它’生活,谁就不能算是人”。
人之为生命(Menschenwesen),其生活并不就是一揽子及物动词。
并不就是一些要以什么为对象的具体活动。我注意到了什么。 我感觉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什么。我想要什么。我觉察到了什么。 我在思考什么。所有这些,又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就是人 成其为人的那种生活。
所有这些,又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建造起来的是一个“它” 的王国。 至于“你”的王国,则有另外的依托。
——选自《我和你》第一部分
布伯一再区分“我-你”与“我-它”,却又深知两者的精神都发端于自然般的现实。从最初自然般地“紧紧结合”到之后自然般地“脱颖而出”,再到意识到“它”的局限进而更加追求同“你”的联结,布伯看到人类和个体在其中的角力辗转,“它”和“你”此消彼长,共经患难。这是个人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都在彰显的现实:人感受“它”的能耐在增长,联系“你”的能量却在减弱。好像布伯在他的时代,不满所谓“现代人的公共生活”,“引领方向的政治人物、经贸人物……对待他所要触及的那些人,不是当成那没办法感受到的‘你’的载体,而是当成一个又一个的绩效中心和奋斗中心,各自具有某种特别能力而可以派上具体某个用场。”
我们固然也对这样的生活场景熟稔于心。人们已然满足于一个尽是“对象”的世界,任其绚烂夺目、光彩熠然,甚至故意闭合通往生命深处的心门,只让身体停留在这个把人不断物化的外在。我们深谙身处其中的病态:生生抹去人之为人的崇高与荣光,任凭谎言欺瞒丛生,暴戾践踏横行。人与人之间充斥着任性和不相信,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只有目的设定和手段设计。用布伯的话说,我们被淹没在只注重感受和使用的“它”的世界里,“我-它”中的“我”逐渐退出了生命间的联系,也因此失了真。
单个的“你”呼唤永恒的“你”
看见真实的“你”,是建立真实关系的关键
“要是就留在世界里,那是找不到神的;要是从世界里走了出去,那是找不到神的。谁带着整个的生命,动身朝他的‘你’走过去,把一切世界生命都搬到他那里,谁就找到了那寻觅不到的神。”
布伯相信,每个人都活在两重的“我”里,如果其中“我-你”的那个“我”更强健,那人就会越来越有人格,反之则越为自有生命所左右,深陷在不真实里。只有充分相信,并且建立联系,才能让人格更加坚韧,让真实不再离开。好像苏格拉底那样,通过与人的不断对话让人格愈发有力,“那是一个无穷尽地在谈话的‘我’,谈话的空气吹拂着他走的每段路途,哪怕是在法官们面前,哪怕是在最后的狱中时段。他的‘我’活在与人的联系里,那联系就体现在谈话里。”通过“充分、真正、纯粹”的对话,“我”才能真正遇见“你”。
1986年、200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与你》,陈维纲译。
我们走上路途,遇见一个人迎面走来,也走在路途上,我们当然只懂我们的路线,哪里懂他的路线,他的路线我们只是在相遇时才体会得到。
完美的联系过程,我们是知道的,办法便是我们曾活过的方式,办法便是我们出发走在路途上的方式,办法便是我们的路线的特点。所谓别人,我们只是遇到,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在相遇的时候遇到。
但是,我们这就是自不量力了,要是我们把这个别人说成是相遇之外的某个东西。
——选自《我和你》第三部分
然而“我和你”中,其实更重要的既非“我”也非“你”,而是其间的“和”,是遇见、对话和联系。“联系中,无论哪个载体失真,联系也失真。”布伯强调,“我”和“你”必须是在关系之中的“我”和“你”,而非各自独立的“我”和“你”。因此,既不能让“我”被“你”吞噬,继而“你”不再是 “你”,而是独自存在的东西;也不能让“我”退化成“自己”,把自己认定成独自存在的东西。
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都有悖于布伯所推崇的“关系”。他用两幅图景分别展现了各自的要义,一幅是宇宙,“在群星的漩涡里浮现小小的大地,在大地的熙熙攘攘中又浮现小小的人,然后是历史背负着人往前,穿越一个个年代,穿越一个个像蚂蚁成堆一样的文化,碾过了这一堆往前,又造出一堆来。”另一幅是灵魂,“一位织女在纺线:纺出群星的圆环轨道,纺出所有造物的生活,纺出整个的世界历史;一切都是一根纺线所纺,不再有所谓的星辰、造物,不过都是感觉、表象,甚至只是体验、灵魂状态。”
《我和你》英文版书封
版本: Charles Scribners, 1970年1月
涉及“联系”世界的疆域有三个。
第一个:和自然一起生活。这里的联系,徘徊在语言的门槛处。
第二个:和人一起生活。这里的联系可以很好地说话交流。
第三个:和灵性的“生命性”层面的东西一起生活。这里的联系,不说话,却又能让人说话。
在每个领域里,透过每个真切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看到“永恒的你”的衣角,从每个东西里我们都感到永恒的“你”在飘动,我们所说的每个“你”都是在说永恒的“你”。每个领域,各有各的方式。
——选自《我和你》第三部分
在布伯看来,前者“宇宙”中,“我”被埋没在世界里,根本无所谓“我”;后者“灵魂”里,世界埋没在“我”中,根本无所谓世界。这样两种埋没都让真正的联系无法建立,而布伯坚信,一切都包含在联系里,并最终通向永恒的“你”。“一条条联系的延长线在永恒的‘你’那里相交。每一个单个的‘你’都是向永恒的‘你’所做的一次眺望。”布伯对于“我-你”关系的设定,不仅出现人和人之间,也出现在人和神之间。他在后记中也指明,很多人“没有看到与神的联系、与身边人的联系这两者其实有一种密切的‘紧紧结合’”,而这正是布伯最深切关切的核心。
“信仰神意味着决不会用第三人称称谓神”。1921年秋,布伯突然想明白这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因此才决定用“你”来指称神。“即使有谁觉得神的名字羞涩不能出口,甘愿妄想自己就是无神的,但当他带上他的整个的已顺从的生命,呼唤他生命的那个‘你’,那个不可能为别的任何东西所限制的‘你’时,他就是在呼唤神。”
“不只是在讲神,而且还是向神讲话”,这也是为什么布伯一直坚持通过祷告接近“神”、走向“神”,而不是像某些神学理论教义那样,将“神”对象化,当作客体去考察,那样便落入“我-它”的窠臼。
永恒的“你”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成为“它”,这也是布伯拒绝联系的能量在我和神之间被削减的原因,“宗教的退步,其实是宗教中祷告的退步;联系的能量在宗教中程度越来越深地为对象性所掩埋,在宗教中变得越来越沉重,以至于难以同那完整的没有分割的生命说‘你’”。布伯在乎的只是关系,是“我和你”的联结,那意味着真正与个体生命的相遇,以及带着整个生命,动身向神走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佳钰;编辑:张畅,张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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