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受害者，为什么没有理由考虑地方性风俗习惯

Original 罗东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2-07-30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被拐认定后应解除婚姻，并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者刑期。政协委员彭静也建议提高收买者的量刑标准。前不久，罗翔等法学者也写文重提主张重刑。在学术界，是否需要提高量刑、买卖是否同罪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人们希望通过提高量刑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对犯罪者施以与罪行相当的惩戒。

而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即便在现有的惩罚标准和力度之下，受害者的权利诉求为何也时常无法得到回应。阻碍之一就来自于被拐受害者的流入地及其观念习惯。

在本世纪初曾掀起“法社会学”风潮的《送法下乡》一书中，有法官向作者朱苏力讲述，他们和公安干警等执法人员解救被拐卖者的过程是“狼狈”的，就像“鬼子”进村，要“悄悄地进庄”，解救成功后再“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电影《喊山》（2013）剧照。

是否意味着参与的村民就必然是“愚昧”的？或者说，有此看法其本身就是知识傲慢的体现？

社会学者王金玲是为数不多的致力于研究拐卖拐骗问题的学者之一，她在《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等专著中以“地方性知识”为视角提出地方性行为，以“局内人”的视角关注流入地究竟发生着什么，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更可能明白，为什么村民并非都认为那是违法的。而在执法判案方面，这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困难，并成为执法判案时“灵活处理”“搁置处理”甚至“视而不见”的一种理由。本期视频从地方性知识、习惯法、民间法的角度探讨。在执法判案中需要考虑地方性惯例、习俗或习惯是“大传统”，那么，为什么并不适用于像拐卖拐骗这样的犯罪行为？

以下为本期视频内容。

“以‘人’为对象的拐卖拐骗，跟地方性知识和习惯法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受害者从来不是这一套知识或法的参与者，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民间习惯法的形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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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时间轴

00:45

流入地，以及我们的两种视角

03:33

在判案中考虑地方性惯例、习俗或习惯是一种传统

04:33

因地制宜的，只是民法

06:05

受害者不是流入地地方性知识、习惯法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