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知识分子对母语文学传统的眷恋 | 慢读年度好书之《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微信ID:ibookreview

『与473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按：学者张晖编选的这本《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可谓集陈世骧先生一生学问精粹。陈世骧是海外第一代华裔人文学者，一生著述以中国古典文学最为著名。陈世骧中文论文和译文最早由弟子杨牧（王靖献）编选入《陈世骧文存》，大部分以英文写成的论文未结集，但台湾早有译介，并流传播布于海内外古典文学学界。

陈世骧最著名的学生，诗人盖瑞·斯奈德描述他的导师：“他热爱诗歌，理解深切；他热爱生命情调。他可以凭记忆引法文诗，随便哪首唐宋诗词他几乎都可以默写在黑板上。”如今，我们在这些文章中，除了读到一个学者的学养、观点，亦能看到一位去国离乡的知识分子对母语文学传统的眷恋。

（李昶伟）

陈世骧的学术成就无疑是远赴美国以后才渐渐显现，但他去国以前的经历，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海外华裔学者的学思道路的起点，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研究思潮如何在海外与台港发展或者变奏的一个样本，值得我们注意。可惜相关的记载比较少；最常被提及的是他与英国诗人艾克敦（Harold Acton，1904—1994）联合英译了第一个现代诗的选本—《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事实上，陈世骧在北京大学读书以至担任讲师期间，非常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活动。他的先后同学辈包括“汉园三友”：同系的卞之琳、李广田和哲学系的何其芳；他自己也有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但至今已不易见了。从现存资料可知，他是当时在北平慈慧殿3号朱光潜家中进行的“读诗会”的常客，与会者包括北京大学的沈从文、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以至林徽因、周煦良等等；1935年12月6日《大公报·文艺》第55期还刊登了陈世骧写给主编沈从文的信，题作《对于诗刊的意见》，由“读诗会”的聚会谈到大家关心的《诗特刊》问题，又表达了他的文学见解。

再考察陈世骧在北京大学所受的文学训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文学品位和思考方向的初貌。这里先把焦点放在他的北大老师艾克敦身上。与陈世骧合译《中国现代诗选》的艾克敦，是20年代开始在英国文坛崛起的牛津诗人；193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他也常常参加北京的各种文学聚会，与温源宁、朱光潜、梁宗岱等时相往来。从1933年7月开始，陈世骧就住在他家中，不久就开展了合作编选及英译现代诗的工作。二人的翻译陆续见载于曾为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等主编，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以至美国诗人哈莉特·蒙罗（Harriet Monroe，1860—1936）在芝加哥出版的重要诗刊《诗》（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之上。艾克敦在北大初时开的课是“英国文学”、“莎士比亚悲剧”和“王政复辟时期喜剧”（RestorationComedy）。第二年开始教现代英诗，他就堂而皇之地讲授艾略特的《荒原》，以至劳伦斯的诗歌。陈世骧最少听了他两年的课。后来二人更日夕研讨中国现代诗的英译，据艾克敦回忆，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了解主要得自陈世骧。1935年11月艾克敦在《天下月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新精神》；这是早期以英文论述“新文学”的一篇相当有见地的论文，当中不乏陈世骧的意见。

另一方面，陈世骧在讨论翻译的过程中，更熟习老师指导的文本细读批评方法。他在《大公报·文艺》发表的《对于诗刊的意见》，与艾克敦的文章差不多同时完成。其中艾克敦的影响，也不难察觉。陈世骧提出讨论新诗“应该注意许多似乎细小而极基本的问题”，他建议：

凡是现代出过诗集对新诗有影响的诗人都分开讨论一下，以他们的作品为主，范围不怕狭，甚至只选一两首他的代表作来批判，从小地方推敲，把他们所用的工具检讨一下，用具体的例证判断他的情调、风格，成功与失败，总比空泛地讲些“内容”“形式”“艺术与人生”好些罢。

文中他就以两个具体例子说明他的观点：一是卞之琳诗《朋友和烟卷》中间一段，另一是臧克家名篇《老马》。卞之琳这首诗的英译收入《中国现代诗选》，但并没有在后来结集的《十年诗草》或者《雕虫纪历》中出现。照陈世骧看来，这首诗显示卞之琳之“善用语言的自然韵律（speech rhythm）和分行、押韵的技巧”。他从字数参差安排与乐音抑扬的关联、诗行造成的图案及其寓意、韵脚音色的错综效应，发现了这几行诗的“字音与节拍能那样灵妙地显示乐音的和谐与轻盈的回旋节奏，绝不是率尔而成的”。用以对照的《老马》一诗，在陈世骧细意分析之下，显得“意念空泛”、“用韵粗笨”，虽然作者“有意识地以吟咏人世艰苦为己任”，但诗中的“情感状态（emotional attitude）完全显得虚伪”。陈世骧最重要的论点是：

诗人操着一种另外的语言，和平常语言不同。……我们都理想着有一种言语可以代表我们的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诗人用的语言就该是我们理想的一种。那么我们对这种语言的要求绝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义和表面上的音韵铿锵，而是它在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陈世骧这段话看作“诗言志”或者“诗缘情而绮靡”的一种现代诠释：“我们的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可以是指向内心世界的“志”或“情”的现代变奏，“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亦不外乎现代诗学意义下的“言”之“绮靡”。这篇文章所展示的文本细读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陈世骧后来在台湾发表的著名论文《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后者以下的文字与上面的引文相近处非常明显：

若只以为诗的文字之娴熟只是字典和诗韵合璧的熟用，这虽然不差，但必然不够。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说，所谓形式form，绝不只是外形的韵脚句数，而是指诗里的一切意象，音调和其他各部相关，繁复配合而成的一种有机结构。这篇 1958 年的文章后来成为台湾以至海外文学批评的典范论文，影响深远。

《对于诗刊的意见》以为诗的理想是“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诗人的“构思”达至“绝对和谐”；这“和谐”也就是《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所讲的“一种有机结构”的表现，也是陈世骧文学思想中的理想的“秩序”。前后二文对照，可以见到陈世骧的批评观念的渊源和发展。

陈世骧《对于诗刊的意见》一文很快就得到邵洵美为文响应。他在1935年12月21日《人言周刊》发表《新诗与“肌理”》，指出陈世骧的意见近乎英国女诗人西脱惠尔的主张，而西脱惠尔最重视诗的肌理（texture），以为“字眼的音调形式，句段的长短分合，与诗的内容意义的表现及点化上，有密切之关系”。邵洵美又运用这种“肌理说”来深入探讨李白的《将进酒》的开篇三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气势的浩大，正像泛滥的狂涛在天心直滚下来。第一个“君”字是那样的清脆与响亮，大有云开见日的意象，使你有仰头高盼的感觉：点示着后两句的距离与接近。后面十四字，除了“之”字外，没有一个不是表现着波涛汹涌的声音，一泻万里的境界；而最后那“回”字的悠长暗淡，十足给你一种越流越远，“不复回”的意象。像这样的绝妙佳句，怎不叫读者击节叹赏，悠然神往呢？

邵洵美的点评比较着重欣赏感受，没有陈世骧文所展示的拆解以作细部分析、再贯穿综论，那么具体入微；但邵洵美在此只是解释他心中要写的《李太白评传》的一些想法，以呼应陈世骧的文章，没有完整的论析，不足为病。文章的结尾说：

陈世骧先生能在这时候提醒我们，实在是新诗的幸运；希望他多写这一类的文章，新诗前途的光明可以预卜！

邵洵美关心的是“新诗前途”，但解说时借助西洋的学理，范例却是古典诗句；这种“现代”“西方”“古典”的结合方式，是当时诗学思潮中不可忽视的倾向。

邵洵美注意到陈世骧《对于诗刊的意见》一文的理论资源，可能从艾克敦而来；事实上，陈世骧文中称扬卞之琳《朋友和烟卷》的一些论点，也见于艾克敦的回忆录。艾克敦也以这首诗来说明卞之琳的风格—“直捷、韵律自然、善用日常语言”；其关注点甚至批评词汇，明显与陈世骧之文相似，看来这是两人的共同见解。

此外，艾克敦的现代中国文学观还有值得注意的一面：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他为《中国现代诗选》撰写的《导言》以及在《天下月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创新精神》两篇文章，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析述新文学的发展，并对各阶段的作家作出毫不含糊的评价，又在适当时候作出中西文学的异同对照。从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观察。比如说，他以为中国诗歌的特点在于“兴发与含蓄”（evocation and suggestion），觉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PaulVerlaine，1844—1896）所追求的“不着色彩，只存浓淡”（“Pas de couleur, rien que la nuance”），其实更像是中国的美学原则。他又说中国诗歌虽多常见熟辞滑调，但却可辐辏成强烈的印象，英诗中只有少数“意象派”诗人才能臻此境界。他又认为何其芳诗善于运用古典辞藻，有如济慈借用斯宾塞（Spenser）之辞。更重要的是艾克敦非常欣赏林庚的新诗，认为他的诗虽出之以现代口语，但富于传统中国诗词的韵味（“possessing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 idiosyncrasies of classicalChinese poetry”），有王维、苏轼之风。《中国现代诗选》选入15人96首诗，林庚之诗入选最多，共19首，占总数差不多两成。艾克敦这个取向，其实可归因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他抱持艾略特式的“传统观”，以为有成就的诗人必与传统互动，既取资于传统，又创新以丰富传统。中国新诗除了承受西方的影响以外，还得活化传统故旧，以建立现代的风格；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判定他对中国传统的把握，其实在于其中“抒情精神”的体会。

诗人张错在评论艾克敦的选本时，特别点明当中“强烈的抒情偏向”（a strong lyrical bend），“特别见于他对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徐志摩等人诗的〔选录〕”。张错指出当时诗坛另有一个回应社会纷乱以及日本侵迫的写实主义诗潮，但这个选本并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我们再参考艾克敦及陈世骧合撰的诗人小传，以及本书附载的两篇文章，这个选集的“抒情精神”偏向会更为彰显。两篇附载分别由废名和林庚所撰。废名的《论现代诗对话录》主要从“诗感”（poetic feeling）去理解中国新旧诗的基因及其变化；林庚的《论诗》也认为新诗是以新方法来表达“新的感受与情怀”（new sensations and emotions）；换句话说，诗如何“言志”或者“缘情而绮靡”，以薪传中国诗的精神，仍是他们的关怀所在。艾克敦在一本以作品为中心的选本，特别划出篇幅以载入两篇从抒情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去理解新诗的论文，可见其重心的偏向。

当然，艾克敦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不无“西方本位”的嫌疑；于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鲜明处，其光源往往是对西方文化得失的思考。然而，他把这种思考角度带给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陈世骧，却足以催化这位年轻批评家的文学观，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作出反思。日后陈世骧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应用，都有可能与这段和艾克敦切磋琢磨的经验有关。事实上陈世骧移居美国以后的一些学术工作，如陆机《文赋》的英译，仍然得到艾克敦的支持；二人在美国重聚时，更再次合作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完成英译《桃花扇》的初稿。因此，艾克敦和陈世骧的文学因缘，就不仅限于两三年短暂的大学师生间的学业授受；而陈世骧在学术上的发展定位，亦可以循着这些痕迹而得寻见。

陈世骧早期文学思想所承受的影响，除了最亲近的艾克敦以外，当然还有得自其他师友交游，例如上文提到的“读诗会”和相关活动。当时主其事的朱光潜也是北京大学的老师，1933年开始在外文系开设“西方名著选读”和“欧洲文学批评史”等课。他还到中文系授课，讲课的内容就是尚未出版的《诗论》初稿。陈世骧应该选过他的课，参加了他课外主持的文学活动。因此，朱光潜及其同群在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其鼓动的学术风气，应该会对出国前的陈世骧有所熏染。即使陈世骧出国后，他还继续与朱光潜联络。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1期就刊登了陈世骧的《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陈世骧在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发表《文赋》英译，当中也提到朱光潜和他通信，为他提供《文赋》版本的信息。夏志清《悼念陈世骧》一文提到：

世骧同朱光潜在治学上有基本相似的地方：即是他们对美学、对带哲学意味的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特感兴趣。

夏志清对朱光潜和陈世骧的师生关系似乎并不太了解，但他对二人在学术路径相近的判断却是准确的。朱光潜和当时一群对西学有认识的学院中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都有重新体认的热忱，希望从更宽的视野观照世界，通过中西文化的同异反思当前的路向，于是开展了不离“现代”关怀的“传统”研究。我们略为检索朱光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可以见到不少从这种思考出发的文章，如《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1934）、《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1934）、《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1934）、《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1935）、《从生理观点论诗的“气势”和“神韵”》（1935）、《从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1936）、《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1936）、《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1942）、《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连续性》（1948）、《诗的意象与情趣》（1948）、《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1948）……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研究朱光潜在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路向，指出朱光潜身在一座向传统倾斜的塔往外望，与当时的澎湃左翼思潮方向迥异；但杜博妮也提醒我们朱光潜不是一位 “顽固的保守主义者”（arch-conservative），反而是试图把中国传统放在多元的西方理论中来肯定其位置，这立场应属于“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多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杜博妮这个精辟的观察，可以提示我们重思当时的一群“京派学院批评家”的时代意义，也是我们理解陈世骧日后学术思想的重要线索之一。

现在回顾陈世骧的学术贡献，无疑以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最为重要。但他刚到美国时，还没有跟中国现代文坛脱节。他一方面在美国的杂志上以英文发表中国现代诗坛的介绍，或者英译卞之琳和艾青等的新作；另一方面还有文稿在中国的刊物发表，例如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发表《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在一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办的周刊《新路》发表《美国文艺的后顾与前瞻》。杨牧在整理陈世骧文稿时曾说“《唯在主义》一文可能是中国最早谈论存在主义的著作”，虽然不完全准确，但这篇文章的确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界引介存在主义的小浪潮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陈世骧此文虽似是客观介绍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但细看文中有不少重点都预示了他日后的学术著作的一些思考方向。例如他因沙特的“质性先于存在”之说，解释“质性”（essence，现今通译“本质”）和“存在”（existence）的关系，说明当中“个人存在的自觉”的意义，正是他后来讨论“诗”字源起，以至中国文学的“文化质性”的基础原则；又如文中对“时间”与“永恒”的关注，也是他晚年力作《论时：屈赋发微》的出发点之一。

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代序，文：陈国球，编辑：禽禽。未经授权其它公号不得转载。

点击以下 关键词 查看精彩内容

新京报书评周刊

ibookreview

投稿&合作邮箱：[e-mail]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幸福也在左下角的“阅读原文”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