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就是可以不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 三十年来中国流行语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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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479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按：在网络时代，流行语的更迭之迅猛让书评君深觉自己作为一个八零后总是跟不上潮流，刚熟悉了“然并卵”的语境，看到“叶良辰"又蒙了，还有“wuli”到底是个什么鬼？为什么大家都在“嘿嘿”？

在这个娱乐致死的年代，流行语的表意系统已经越来越弱了。而早一些的时候，很多能流行起来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呈现了一个年代的症候，比如大家还记得“我爸是李刚”吗？或者，“元芳，你怎么看？”

那么，网络不那么发达的时代，很多流行过的时代话语是怎么传播的，它们又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症候呢？九十年代，一次在武汉某校园内关于“什么是自由”的问卷，有一个回答是：“自由就是可以不做第八套广播体操”。这句话听来戏谑，却似乎道尽了中国，道尽了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

今天，书评君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以编年史的形式呈现了三十年来流行过的“中国特色”的话语（因篇幅限制，书评君仅有些年份并未选取）。从中，也许你能侥幸窥得那个你没经历过的、或者没有记忆的时代是个什么样子。

1978

 “不卷不要钱”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开来，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四联美发店重新开张后的门口宣传栏

1979

“社会主义中国，

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剧照，引发了一场风波。一个读者愤怒地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信上还说，“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不过，参与到此事大讨论中的11200余封读者来信，赞同这位读者观点的还不到百分之三。

人民需要接吻。

《大众电影》所刊登的《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接吻剧照

1980

时装演员

1980年11月19日，继上一年皮尔·卡丹率领法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时装表演之后，中国大陆第一批时装模特——上海市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悄然诞生，首批19名队员，12女7男，当时对他们的称呼是“时装演员”。

1981年2月9日晚，首场时装表演在上海友谊电影院拉开序幕。在后台，一位女模特的父母听说女儿要穿一件一只肩膀裸露在外的晚礼服，赶来对领导说：“这种袒胸露背的衣服我们女儿不能穿。”登台时间临近了，领导只好尊重家长的意见，让女模特披上一条长长的飘带，以便她在背对观众时可以遮住部分后肩。演出成功后，这对父母仍然担心：“今天敢露一肩，明天可露双肩，后天就要露大腿和胸脯了，像话吗？”

1981 

“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

1981年4月，落脚在北京一个烤鸭厂里的可口可乐瓶装厂正式投产。此前的1979年底，首批三千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到北京。

工厂建成之后，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发话：“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他要求可口可乐的合作方中粮总公司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五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1982年，《北京日报》内参《可口未必可乐》称，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陈云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撤下来了。

可口可乐早年在中国的海报

“五讲四美”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活动。

有关部门最开始想提“五美”——多了一个“仪表美”。“五讲五美”在团省市委书记扩大会上讨论，“五讲”没有人反对，反对集中在“五美”上面，最为激烈的是仪表美。有人说，现在的青年已经够臭美的了，袒胸露背，奇装异服，还提倡仪表美？这到底是要把青年引向何方？还有人提出，邓小平刚刚提出艰苦奋斗，强调仪表美是不是强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和中央的讲话精神是不是不一致？

最终，“仪表美”被放弃。

1982

“鉴别黄色歌曲，抵制资本主义广告”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印了33030本。书中的观点有：

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

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1983

“清除精神污染”

“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妇女的照片呢？”

对于《大众电影》1983年第10期的美女封面，一位妇联干部给编辑部写信，指责杂志社侮辱妇女。

《大众电影》1983年第十期美女封面

“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在对宣传部门干部的谈话中如是说。

在这一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中，一个女记者到某市市委采访，门房不许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只好妥协，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才进了大门。某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一个男青年把女朋友的照片当“精神污染”上交。

1985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阴道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万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金瓶梅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

 1986

海陆（落）空

“听歌要听邓丽君，嫁人要嫁‘海陆（落）空’”，这是1986年时年轻人熟悉的一句话。

如意郎君“海陆（落）空”，“海”指海外关系，“陆（落）”指“文革”期间被没收的财产落实政策后退回来，“空”指有一套现成的单元房。三军俱备，只欠秋波。

当年的媒婆往往要问“有多少条腿”，也就是有多少件家具。

结婚讲究新“四大件”：冰箱、电视机、石英手表和洗衣机，俗称“四个现代化”。

“你看看你看看，

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1986年5月9日晚，《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穿一件半长褂，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音乐响起，崔健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曲《一无所有》终了，全场狂热，当时国家体委的一位负责人无法忍受，愤然离场：“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1987

“大哥大”

1987年的一天，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带着一部“大哥大”，和同行骑车去天安门。广场上禁停自行车。他们把车骑到一处交警岗亭下，“请给我们看一下车。”交警看一眼自行车筐里的大砖头，“有任务？放心吧，您呐！”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向国人推销砖头般大小的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

当时，一部“大哥大”卖两万多，还要走后门才能买到。在那个大多数人只能打公用电话的年代，拥有“大哥大”成为一种身份象征。有人买回一部“大哥大”，天天拿在手上，三个月没有打一个电话，因为不会用。有人在公交车上举着“大哥大”震天吼：“喂喂，老婆啊，我买了二两葱！”

 1988

“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

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

1988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长沙白菜特大丰收，市场爆满，菜价大跌，菜店拒收，菜农请愿：我们按政府计划种了菜，为何不收？百般无奈之下，长沙市政府拿出11万元收购白菜，就地销毁，约有200万公斤白菜倒入池塘。读者纷纷给报社去信去电发表意见。有人怒问：“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

1992 

“下海”

1992年8月1日，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崔万增和老伴推着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卖起了馅饼。崔氏馅饼5毛钱一个，一天下来，卖出一百来个。

不多久，崔万增就成了新闻人物，得封号“馅饼教授”。事实上，他的工资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这年春天，在学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校园里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情绪，“干点事儿”成为许多人的想法。高校里鼓励教职员工从事第二职业，规定收入40%上交学校，60%归个人。

老崔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他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卖馅饼有损形象。几个月后，他退居二线。

1995

“下岗”

“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

与这句当年流行的顺口溜类似的还有：“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

1995年，杨宜勇和同事李亨阳、张左伟、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当时全国的失业者根本不是520万，而是数以亿计，包括城市里大约2600万多余职工和1.8亿农村多余劳动力，所有这些人，可以称为“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实际上无所事事。如果算上“隐性失业”者，失业率不是官方文件中说的2.9%，而是25%。

1997

“大学生不许谈恋爱”

“在校大学生不允许在任何情况下搂搂抱抱、勾肩搭背，违者一经查出，罚款30—60元，并视其情节给予处分。”

1997年，北京一所大学出台的一条规定。彼时，为防止学生在校期间谈恋爱，各地高校都出台了类似规定。

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当年主持了一项全国大学生异性交往调查，结果显示，在性接触经验方面，接吻：男生39.5%，女生45.5%；性爱抚：男生25.6%，女生28.9%；性交：男生10.9%，女生8.4%。

 1999

“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8日遭到美国导弹袭击之后，北京一所大学计算机系学生贴出的一条标语。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就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写道：“我为这次错误感到惊讶和十分苦恼，遂立刻致电江泽民致歉。他当时不肯接听电话，所以我多次公开道歉。”

一周后，克林顿才与江泽民通上话。他在回忆录中披露：“江泽民回应称，他知道我不会故意袭击大使馆，但他认为在国防部和中情局内可能有一些人不支持我亲华的立场，这些人可能蓄意在那些地图上动手脚，令我们产生磨擦。……江泽民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先进的国家竟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毋庸讳言，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是美国文化：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等美国饮食，微软电脑、别克汽车等美国工业产品；到过没到过美国的人都敢说美国的好话……一种外族文化对中国有如此巨大影响，在历史上还不多见。”

1999年，作家蒋子龙在《认识克林顿》一文中说。

2001

“拾荒者临时党支部”

2001年3月21日，一个特殊的临时党支部在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诞生，成员是13名以捡破烂为生的党员。

报道称，黄石火车站东头铁路沿线居住着来自黄石周边市县的拾荒者82人，其中有党员13名，有当过村支书、民兵连长的，还有抗美援朝老兵。他们“渴望找到一个‘娘家’，回到党组织的怀抱”。2000年10月6日，他们向黄石港区胜阳港街道党工委递交了“成立拾荒者临时党支部”的申请。街道党工委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和反复研究，批准了拾荒党员们的申请，决定成立颐阳路流动党员临时党支部，挂靠颐阳路社区党支部管理。

2005

“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如果我能住一住北京的平房的话，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到贵州贫困山区义务支教的研究生徐本禹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

在“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徐本禹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学生写作文，写2008年的北京。有个叫杨勇的同学说，如果到了2008年，我一定去趟北京，去看看北京的平房，如果我能住一住北京的平房的话，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后来，我改作文的时候哭了，我对同学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带他们到北京来看一看，让他知道北京不仅有平房，还有高楼大厦。这是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我能圆我学生的这个愿望。”

央视“感动中国”节目现场

2005年5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徐本禹带着32名大多数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学生坐飞机到北京。

“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交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2008

“大刀向二奶的头上砍去”

2008年1月9日，由号称“二奶杀手”的张玉芬发起的“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西安成立。《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宣言》说：

“大刀向二奶头上砍去，全国受害的姐妹们，抗击二奶的一天到来了，打击二奶的一天到来了，前面有遭受迫害的同胞们。后面有正义的老百姓，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这是全国受婚外情迫害的，被丈夫遗弃的妻子们的心声！”

当年3月，张玉芬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6名成员召集到西安，邀请刑法及婚姻法方面的专家给成员上课。她说：“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惩罚那些男人，从他们那里夺回本就属于我们的财产。”

2009年7月，媒体报道，该同盟已经有11万名成员。

 2010

“微博元年”

“微博是上帝观音耶稣如来等人商量后给倒霉中国人最好的一个礼物，估计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2010年，“微博元年”，《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的一条微博这样写道。

2010年9月16日上午8时11分，邓飞在微博上转发记者刘长的微博：“今天上午7点，抚州自焚事件伤者钟家的两个女儿在南昌昌北机场，欲买机票去北京申冤，被一直监控她们的宜黄当地四十多个人控制在机场，家属报警无用，现仍在机场，处于被扣状态中，泣血求助网友。”

此后，邓飞在微博上直播事态进展，被众多网友围观。

17日晚，江西省抚州市委对宜黄“9·10”拆迁自焚事件中的8名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

2012年底，宜黄事件当事人之一钟如九说，“微博救了我们”。“希望暴力强拆能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我们都能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心地生活，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幸福，我想说幸福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心舒适地生活。”

2011

“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

“不要总是讲我为国争了光，我其实就是为了我自己。”

2011年6月4日，夺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后，李娜接受采访时说。

在赛后的简单采访中，李娜感谢了她的赞助商、团队和球迷；在新闻发布会上，李娜感谢了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

李娜法网夺冠

2010年2月的温哥华冬奥会上，18岁的中国选手周洋夺冠后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当年3月初，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对此表示：“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

2012

“钓鱼岛是我们的，苍井空是大家的”

2012年4月17日，亚冠联赛广州恒大主场对阵日本柏太阳神，看台上球迷打出的标语。此前一天，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将于年内购买钓鱼岛，拉开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再次升级的序幕。

作者: 刘青松 
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

本文节选自《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作者：刘青松，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授权发布，编辑：禽禽，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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