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梅｜图像启蒙与社会教育——以晚清通俗画报为考察中心

摘要：如何将略识之无的民众塑造为合格国民是近代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通俗画报被视为便捷渠道之一。以启蒙为基调，兼顾娱乐与审美的通俗画报在晚清时期大量出现，为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座包罗万象的图像知识仓库，引导并改造着民众日常生活行为。通俗画报所展现的，不仅是政府与社会精英的国民想象和文化启蒙，还有画报社、画师层层密密的演绎和附会。这种通俗知识文本的广泛存在，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积累民间舆论和实践经验，其触发的回响、带动的社会风尚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文化互动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晚清画报 ; 社会教育 ; 图像启蒙 ; 国民塑造

作者简介

周慧梅，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目录概览

一、站在国家角度的国民想象和文化启蒙

二、通俗画报社的办报宗旨和图像叙事

三、社会教育的民间舆论集聚

面对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晚近中国社会诉求，政府及社会精英将“人人造成可用之才”作为应对之道，鉴于略识之无的人数过多，“左图右史”传统被挖掘出来，“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二十四孝图》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鲁迅，1981，第27页）在政府及社会精英的理念引领下，一批以启蒙为基调，兼顾娱乐与审美的通俗画报应运而生，“本报仿东西洋各画报规则、办法，考物及纪事，俱用图画，一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高卓廷，1905），为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座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图像知识仓库，引导并改造着民众日常生活行为。“好在兴出各种画报，一则引人兴会，二则妇孺易解。这个时代，各种画报，实在是各报的先导，更是救时的功臣。”（爱新觉罗 • 勋锐，1909）学界对晚清画报的研究，以王尔敏、李孝悌、侯杰、陈平原、夏晓虹等为代表（王尔敏，1990；李孝悌，2001；侯杰、王昆江，2005；陈平原，2018），华裔学者李欧梵更将视学文化的研究方法正式引入华语世界（2006），画报研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文学史和新闻史研究的一股热潮，可惜的是，教育史研究却甚少关注。实际上，通俗画报所展现的，不仅是政府与知识精英的国民想象和文化启蒙，还有画报社、画师层层密密的演绎和附会。这种通俗知识文本的广泛存在，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积累了民间舆论和实践经验。有鉴于此，本文选取晚清时期数十种较有影响、存世较长的通俗画报，梳理其对普通民众的阅读世界及集体心态施加影响的过程，揭示通俗画报在社会教育中扮演的重要功用。

一、站在国家角度的国民想象和文化启蒙

在国家形势危若累卵、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驱迫下，如何在最短时间有效动员民众的集体力量扭转濒危国势，社会精英祭出“开民智”大橥，原本处于下层社会的“民”成为关注焦点。在舆论压力下，一些地方大员也纷纷奏请朝廷采取措施，中央政府的相关规程陆续出台，打破了不以“国家”强制干预社会民生的传统。在晚清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眼中，无论是“国民程度取决于识字人数之多寡”（刘锦藻，1988，第8729页），抑或“立宪国民不吸烟”（刘文楠，2015，第43页）、“国民欲其亡则亡，欲其兴则兴”（佚名，1903）及“我国民犹喁喁然，企踵拭目”（梁启超，1936，第24页），他们所谈到的“国民”，都是一个有特定指涉的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与“官”对应，甚至将士等社会阶层排斥在外的“黎民百姓”，或后世所称的“被统治者”的下层社会民众、市井小民。鉴于承担国之兴亡责任的一般民众“无知无识”，“试问今之国民，有立宪资格者，能有几人？无立宪国民，又将谁与立宪？”（谷生，1905）政府和社会精英借助新政制度设计和舆论倡导，设立公共图书馆、阅报所，办理白话报等，宣传识字，劝不缠足，戒烟赌，去迷信，兴新学，以王法易风俗，以此改造民众，培养合格国民并调动其积极性，合民力以成国力，立宪政，抗列强，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民族复兴。

在这种情势下，解决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寻找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便成为首要议题。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称：“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李端棻，1994，第1835页）除奏请在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设学堂外，李侍郎并请在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设藏书楼（图书馆），开办报馆，使上自君后，下至妇孺，都能明了天下事。图书馆被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百日维新中付诸实践，为清末新政时期各地兴建公共图书馆做了准备。1905年，张之洞在《酌拟教育会章程折》中，提议朝廷筹设图书馆。次年，考察政治大臣端方等就图书馆开办上疏，终获朝廷认可，学部要求各省筹办图书馆。一些地方的开明官僚行动起来，如湖南巡抚庞鸿书以“庋藏典籍，洪运文明，勤学育才”（1906），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吉林总督锡良以“冀以利导齐民，敢云润色鸿业”（1909）、奉天总督徐世昌“以广庋藏而开风气”（1908），山东巡抚袁树勋“开民智而保国粹”（1909），广西巡抚张鸣岐以“实为此邦教育之要”（1910），直隶总督陈夔龙以“开通风气敷整文明”（1910）等为目标，纷纷向朝廷上书或筹建或扩建或充实本省图书馆。在学部主持下，设立图书馆从民间呼吁上升到官方层面，从地方士绅“造福梓桑”的个人行为上升到政府“开通风气，增进文明”的国家行为，全国图书馆的筹设为通俗图书、白话报、通俗画报流行提供了路径。

宣讲也被作为“开民智”的有效途径之一。实际上，宣讲早在明清时期，就被朝廷作为社会教化、规范民众行为的常用方法，不是新鲜事物，但清末以来宣讲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白话新闻、历史、地理、格致、卫生等现代知识，被纳入其中。1902年，湖南省设立专事演说的宣讲所：“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且必有一律通行语言以为演说之器用也。”（佚名，1902a）1903年，保定府尹借四川会馆官立小学堂内设立通俗教育茶话所，每周下午进行通俗演说：“以浅显之词，阐文明之化，或用俚语，或加趣语，感人最易，入人最深，开智牖明，此为至便，开通风气，裨益民生。”（佚名，1904a）1906年，随着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的颁布，各地纷纷办理宣讲事业，如直隶提学使司“先将户口切实调查，每村百户筹设小学堂一区，宣讲所一处，并严定视学章程，勉力实行，以期教育普及”（朱有瓛，1987，第146页）。1908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中，列有“实行宣讲”一章，建议各地一律设宣讲所，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各村镇地方，也应按集市日期，派员宣讲，用语通俗的白话报成为必须。

简易识字学塾由于事涉宪政，朝廷提倡最力。1906年清政府颁发《推广简易识字学塾计划》，拟以八年之期，使“人民识字者须得二十分之一”。1907年学部公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启动全国范围内“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刘泽熙上书山西巡抚,建议对国民加强教化：“故耳目口鼻有一不善，则不得谓之完全人格；犹之国民，有一不沾溉教化，则不得谓之文明国家。”（1907）1909年，刚登“大宝之位”的宣统皇帝颁布上谕，谕令各地尽快推进简易识字学塾开设，为实现“宪政”尽“实心实力”。学部首先行动起来，重订逐年筹备事宜，以期“学堂多一读书之人，即地方多一明理之人”（学部，1917，第49页）。以教育方式来“培养而助长”国民的知识和能力成为时人共识，“至于国民知识之幼稚，能力之薄弱，则宜有术以培养而助长之。数年以后，度不难及立宪国民之程度，其术维何，则教育是已”（觉民，1906）。在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强大舆论下，识字与宪政直接连接起来，成了国家大事，“救济年长失学之人”成为实行宪政、议院选举的前提和手段。政府及知识精英以一种启蒙者姿态，挟国家权力雷霆之力，聚焦下层“成年失学民众”广大群体，以识字为起点，将国家话语与公民训练渗透到他们的休闲娱乐、健康卫生等日常生活中。

在政府“广宣教化、以开民智”的合法框架下，各式精英扮演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严复在译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过程中，深有感悟，认为国家的强弱是由其国民素质所决定，强民是强国的根本，“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1986，第25页）。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讲：“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他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挽救中国颓势，而新民之道是民族主义的关键，“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1999，第655—657页）。梁氏《新民说》为广大晚清知识阶层提供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操作性较强的政治顶层设计，赢得众多知识精英拳拳服膺。颇负盛名的《京话日报》，其创办人彭翼仲以“开通下等社会”“专要教多数人开通”为办报宗旨，将严、梁二位的理念落到实处，“何况我们这《京话》报，是专为没有读书的人说法”（佚名，1904b）。该报选用“浅文白话”，“把天下的大局，现时的景况，外人把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怎样会弄到如此，天天的说，说来说去，自然会有人听得入耳”（佚名，1904c）。如此心得，是他在1902—1904年办理《启蒙画报》时的真实体验，为识字不多的读者群体提供日常通俗的“知识世界”，以此来开通下层民众，培养新国民。

有研究者指出：“清末‘国民’论述所以萌发……基本上与塑造新国家，以达救亡图存之民族主义目标实为一体之两面。从此意义来说，晚清‘国民’论述所曾激起的‘启蒙’风潮，与‘救亡’的集体需求，所构成的，乃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甚至可以说，前者乃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沈松侨，2002）该论断的确深谙晚清思想发展的有效架构。在政府与社会精英的国民想象中，改造国民是为了救亡图存，是为了复兴民族，在这种理路下，国民被视为国家必然组成部分，表面是讨论国民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却是要忠顺服从国家这个宏大而模糊的存在，凸显的是国家，而非国民本身。在这种语境下，不识字者不爱国，烟赌、缠足伤害的是中华民族的身体等言说变得合情合理，原本的个人日常行为提升到政治、国家的高度，督促识字、戒烟赌、不缠足是为了“世道人心”，是为了摆脱“国瘠民贫”，是在履行“立宪国民的责任”。这种从国家角度而非民众个体角度的表述及其内核，在晚清主流话语体系中颇为流行，并通过画报下潜至民间。

二、通俗画报社的办报宗旨和图像叙事

受时局世风等影响，商业性通俗画报多以“开民智”“改风俗”为宣传点。“本馆同人创办此报，志在开通风气”（佚名，1906a）；“今本馆纠合同志，组织本报，以开通民智，输入文明，敦厚风俗，激发忠爱为宗旨”（佚名，1908）；“实贪多一位看报者，我国多一位开通国民”（忠杰臣，1908）。开通风气、开通民智、开通国民，成为通俗画报习见的话语。有的画报甚至直接以“正俗”“开通”为名，《正俗画报》以表现京城民众日常生活、批评时弊旧俗为主: “故组织报馆，命名‘正俗’，以整饬风俗为宗旨，以通达民隐为其责，借绘事而传神，借不律以宣化，使朝野无壅蔽之弊，俾上下有通融之欢。”（清天一鹤，1909）《开通画报》则宣称专门为女界提供精神食粮：“女子为国民之母。这女子要是心里不开通，一肚肠子迷信，还能够栽培出好国民吗？……既要开通民智，非先开通国民之母不可。”（佚名，1906b）《时事画报》更是表明借图画开通民智的意图：“国民乎，其有以梅兰菊竹图之飘逸不羁主义，枯木介石图之自立强硬主义，风尘三侠图之武士道主义，爵禄侯王图之最大幸福主义，百鸟归巢图竞争剧烈之独立主义，以警国民眼帘，触国民视线乎！”（隐广，1905）传统的花鸟虫鱼均本激发民气而登载。甚至连《赏奇画报》这样娱乐为主的亦标榜自己以“正俗”为目标（季毓，1906）。“启蒙正俗”“纠正人心”等时髦话语频现通俗画报的办刊宗旨中，由此可见时风所趋。

通俗画报以“启蒙正俗”为本的立场，既是对政府改革的回应，更是社会潮流下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大势所趋。比起深奥枯燥的文字来，图像在传递新知与表达立场时，更为直观生动，搭配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更为可视的历史图像添加描述细节的长翼。通俗画报具备了晚清报刊追求普及、兼顾妇孺的两大优势，通俗直白的表述方式搭配图像，开启了近代纸媒的新纪元，这些有市场营业需求的通俗画报的主办方，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入手，以生动有趣的图画为凭借，吸引了大批读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话语下，娱乐或者商业化媒体通过迎合潮流来稳固、提高自己的合法性，而社会教育的勃兴则为通俗画报的业务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其获取了不菲的资本回报。

不同于专业杂志、政治书刊中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通俗画报内容明显“新闻化”，一图一文，或提倡、或褒扬、或批判，虽关涉国家，却因借助普通民众日常熟悉的事物，极易引起他们的阅读共情。如民间常见的储钱用具“扑满”被用于劝募国民捐，《北京画报》创刊号首页曾刊登《爱国大扑满》，画面中数人围着一个大大的“扑满”，上面张贴着各种浅显标语，加上“每天有一位张瀛曙先生，对着闷葫芦罐演说爱国的道理，为是让人家一边听，一边看，好感动热心”配文（炳堂，1906a），形象生动地向民众传递了积少成多、聚小财亦能为国分忧的道理。

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烧香拜佛、占卜算卦、民间谣言等陈规陋俗是画报关注的重点内容。《浅说日日新闻画报》推出讽画《女界之固习》，一个头戴额帕、裹着小脚的妇女手拿一把已点燃的香烛在祷告，她身前桌子上最显眼之物是积了半满灰烬的香炉，以此来说明民间妇女烧香拜佛风俗之盛（佚名,1909a）。该画报第294期还刊出一幅《叫魂》，“日前，顺治门外，香炉营头条胡同，有妇人手内拿着马杓，口中念叨着，原来是给孩子叫魂呢。哎，中国之迷信，无理取闹之处，一言难尽喽。就有如此叫魂的，也怪，连警士中还有请白马先锋的吗，真糟”（佚名,1909b），画报社直接给出批判的态度。《北京画报》还专门以《占卦的害人》为名，来抨击占卜算卦：“这样妖言惑众，还不许旁人破解，居心毒险，可了不得。”（佚名,1906c）通俗画报借彗星等天文常识普及，澄清民间流传已久的“扫把星”天象预警的可笑谣言，两个梳着把子头、身着旗装的妇女围在一起，一位指着墙上告示在给另一位讲解，画面生动（见图1），配文称：“彗星出现这件事，原来是天道之常，不关什么人间的祸福……不料近日又有谣言，愣说某日彗星碰到地球上，立刻就要天塌地陷，这场劫数，不定落在那一方（好糊涂玩艺儿啦）。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嚷嚷，闹得一班无知识的男女（妇人尤甚）都很惊慌的了不得，也有愁的茶不茶饭不饭的，就有想开了得着什么吃什么的，还说是死了不冤呢。您瞧这份儿傻迷信，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咦，你也不打算打算，上半月把钱花净，下半月可是麻烦，到那时天也没塌，地也没陷，你可许赚一身窟窿啊！” （佚名,1910a）语言轻松俏皮，澄清民间传说迷信之余，向民众传递科学常识。

图 1 《谣言可笑》

相对于朝廷“劝戒缠足”上谕中“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朱寿朋，1958，第190页）的温和方式，通俗画报对民间缠足采取猛烈抨击，态度激烈。《北京画报》上面目可憎的糊涂母亲、捶床呼号的痛苦女孩的画面极具冲击力，形象地表明了“缠足一件事，伤天害理，胡闹已极”（佚名，1906d），直接亮明画师的态度。《正俗画报》刊发《缠足之苦》，呼吁“原其当初缠足之说，乃是野蛮之手段，所以现今经极力提倡天足会，怎么还有未醒的呢”（佚名,1909c），呼吁家长要尽快摒弃缠足陋习，为国家培养合格女国民。

烟赌等私人不良嗜好内容也在通俗画报中频频出现。《赏奇画报》向读者讲述发生在仁安新街的余姓家庭的一幕悲剧。余某 “嗜赌无行，赌败计穷，诱拐幼妹，母恨其败类，潜服阿芙蓉毕命。坊人拟送官究治，余先逃去，邻右醵资，棺殓其母。赌之为害，烈矣”（佚名,1906e）。画面上一个整洁的小庭院，房屋右面门口两侧张贴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寓意美好的对子，大门口却是余某强拉幼妹出门，母亲呼天抢地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反差。《浅说日日新闻画报》刊登讽画《当时家业万二千》，采用打油诗讲述一个原家财万贯的富翁因吃喝嫖赌吸大烟而破产、不得不拉车维持生计的故事（见图2），并做了四句评价，“如今拉车后悔晚，东跑西颠日不闲。少年可作前车鉴，免令他人白眼观”（陈惠民，1909）。全文只有短短八句打油诗，简洁易懂，配上一名愁容满面、鹑衣百结的拉车男子，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图 2 讽画《当时家业万二千》

在通俗画报中，一些传统民俗亦被作为陋习看待，《北京画报》刊登中秋节一家之主带全家老少摆瓜果月饼祭月的画面，配文称科学已证实广寒宫、嫦娥等民间传说的荒谬，奉劝家长不可中秋拜月，以免让迷信“污了小孩们的脑筋”（佚名,1906f）。该画报还建议警厅管一管“经烧法船，超度鬼魂”的盂兰盆会，制止城隍庙前的迷信活动（佚名,1906g）。“保国存种”气氛日炽，知识精英以救国为第一要务，面对依然沉浸“谈风月说民俗”的传统日常生活的普通民众，恨不能当头棒喝。在这种忧心似焚的救国情怀作用下，传统民俗与破除迷信、放足、禁鸦片等一起被列入落后之列。

文化理解植根于既有的生活经验，通俗画报的画师们采用新闻写实的视觉叙事来搭建文化理解的想象桥梁，对普通民众群体施加影响。描述京城里的大事小情，深处北京的画师近水楼台，为了证明自家画像的权威性，不少画师作为观察者直接进入画面。如《北京画报》刊登《请看亡国民》，画师刘炳堂借旁观六月二十一日在南小街老君堂一位亡国的高丽人挨户讨钱的新闻事件，叙说国与家的关系：“有国才能有家。国要亡了，家也保不住，你看世界上亡国的民，到处受人欺负，不但家保不住，连自己的身子，还不定怎么样呢。”在图像配文中，刘炳堂直接点明民众的心理：“眼睛没有看见过，总以为是瞎说，如今可有了标本喽。……别竟替人家难受，自己赶早打主意吧。”（炳堂，1906b）除近距离观察新闻事件，画师还将画报的启蒙作用入了画，“北城慧照寺乐众阅报社门口，贴着我们《北京画报》，见天有许多人，围着观看。那天有一个老者，看到华工受苦那段，不由的大哭”，并添加观察者的评价：“本来是啊，同是中国人，看到同胞的那样苦情，再要是不动心，那还算是人吗？”（佚名,1906h）画师们深入街巷，观察见证日常生活、人情世故的变化，彰显叙述的可靠之余，更给读者营造了一种现场感，以“开通”“正俗”“文明”为标志的启蒙论述，通过可视化的图像转换成民众的生活规训。

虽以“眼见笔绘”为标榜，实际上，画师作为通俗画报的图像制作者，却有不小演绎和附会的空间。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画报》1906年9月下旬刊出的《恭贺立宪》。画面中，一队衣着统一整齐的新学堂学生游行，他们举着画有巨龙腾飞的国旗、日新学堂校旗以及“恭贺立宪”的条幅，鼓乐敲敲打打，从《启蒙画报》报馆门前经过，报馆门口有数位旁观者，路对面亦有旁观民众。配文称“改行立宪，是中国的大转机，是几千年没有的大幸福。皇太后皇上既然这样的圣明，王大臣又能尽心筹画，无论中外，谁不佩服。所以自从十三日下了立宪的旨意，稍微明白点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 画师以旁观者的角色，称“沿路上围看的人，不计其数，无人不赞美的。有这一举，很能提起国民盼望立宪的精神”（炳堂，1906c）。实际上，此时朝廷对于立宪尚在谋划之中，朝廷上下有激烈的反对声音，民间更是噤如寒蝉，不大可能出现学堂学生上街游行庆祝的场面。而此时彭翼仲因先后创办《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无力兼顾图像、白话和文言三种报刊，《启蒙画报》已停办，图像中的启蒙画报社已不复存在。但是在画师的演绎和附会下，学堂、报馆以及筹备立宪晚清新学的三大象征同时在一个画面中出现，为世人铺陈出一幅朝野内外以及普通民众对立宪欢欣鼓舞的灯彩佳话。

三、社会教育的民间舆论集聚

在通俗画报社和画师的共同演绎下，一向没有声音的贩夫走卒、店铺伙计、迷信妇女、赌徒、妓女，甚至和尚、道士、喇嘛等方外之人成为了叙述的主角。通俗画报着重讲述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活跃在朝廷官员和社会精英提倡的场所，上演一出一出“被规定的”的需要启蒙或已被启蒙的活报剧。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晚清十年中社会的实况，倒不如说是当时通俗画报界顺应政府和社会精英理念，亟欲动员“国民”、改造下层民众的迫切意图的图画想象。通俗画报对普通民众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的活泼生动的白描刻画，吸引了妇孺在内的广大读者群。而这些读者通过通俗画报的阅读体验，知道了宪政、讲演、白话报、阅报社、新学、国民捐、戒烟赌、去迷信、弃裹脚等新鲜事物、新理念，逐渐被灌输如何生活才能成为一个“合格国民”的主流价值。

通俗画报左图右史的布局，磁石般吸引着识字不多的民众：“而今画报之可以畅销者，因无论识字不识字之人，皆得增其识见，扩其心胸也。不特士夫宜阅，商贾亦何不可阅？不特乡愚宜阅，妇女亦何不可阅？”（佚名，1895）识字不多、新识缺少的“乡愚”“妇女”借助通俗画报，了解当下社会的各种时事，学习新知。“打算家家都能开通，就仗着报纸的好处了。比如一家之内，有不识字的人，莫非还请个讲报的教习吗？不用不用。这就用着画报的辅助。家有妇孺，给他画报一看，只要肯在画篇上上眼，就容易引其入胜。竟看画篇不明白，自然就问：这画的是怎么一档子事情？再有人能够讲说出来，慢慢的就能上了报瘾。您说这个理有没有啊？所以说画报能够开通妇孺知识，又不在白话报以下了。”（杨曼青，1909）《北京当日画报》曾刊登作者淑珍女士来信：“在下性情愚鲁，在幼稚的时候，又没读过书……没想到，十月初一日又出了一种当日画报，所有一切的新闻皆与社会很有关系，在下日日购阅，延及至今，所有一切新闻，皆可通身讲念。报纸的益处是很多很多，第一能认识多少的生字，又能使人知晓时事。”（淑珍，1908）女读者现身说法，为通俗画报影响力背书。不仅如此，通俗画报上还刊登了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炳堂，1906d）、花界的妓女（佚名，1910b），甚至叫花子都喜欢读报（佚名，1909d），了解朝廷“宪政”大事，将读报作为他们跨入“文明人”的标注。《启蒙画报缘起》称：“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佚名，1902b）兰陵忧患生1909年曾描述北京通俗画报的盛况：“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诗后小注称：“我国报纸，较之东西各国，固不得谓之发达；而各家画报，购者纷纷，尝见花界中人，识字与否，率皆手持一纸，销路之广，于此可见一斑。”（兰陵忧患生，1982，第126页）晚清文人杨静亭曾收录一首《竹枝词》：“唯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倩亲朋念我听。”（雷梦水等，1997，第183页）作者揶揄不识字的订报者刻意标榜和炫耀之余，也传递出订阅报纸已进入大众日常消遣之中。通俗画报的流行，为社会教育的勃兴营造了较为广泛的民间舆论和丰富实践。

通俗画报社和画师也在附会并强化这种舆论认知。通俗画报中主角出现最多的场景是阅报社（讲报社），获得开通（开化）最习见的途径自然是读报。阅报社为没钱买报的民众提供了自由阅读、了解天下事的机会，被视为晚清社会文化普及、思想启蒙的一大发明。彭翼仲多次给北京的各阅报社增送《京话日报》合订本，还专门特制单面印刷的《京话日报》，供其张贴。据申报统计：至1906年底，京师设立阅报、讲报处“遍于内外九城，不下数十处”，南方代表城市江苏苏州一城就设置6处之多（佚名，1906i）。阅报社讲报活动的盛行，吸引了一批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前来听讲。通俗画报以此时事新闻主题，大力宣扬，如北京郊区慧照寺设有“乐众阅报社”，原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也参与此业，道士也登台讲报开化世人（佚名，1906j）；前文提到的“爱国大扑满”设在东安市场会友讲报社门口；甚至连读报后被感召的花界女魁捐钱都要捐到东安市场内的阅报处（佚名，1907a）。除去讲报，各地还将画报、白话报张贴在人流密集的大街墙上，供民众随时阅读，山西孟县县衙门前面照壁上因张贴了白话报，由原本的人迹罕至变成热闹的讲演台，“于是识字的人，每天在那儿念着，不识字的人，也每天到那儿听着。弄得这个照壁，跟演说台差不多了”（佚名，1907b），被民众称为“文明照壁”；慧照寺外墙壁上按时张贴《北京画报》，吸引不少民众前来阅报听报。而通过读报、听报提升觉悟的更比比皆是，有铺伙（佚名，1906k）、脚户（佚名，1907c）、铺长（佚名，1910c）、喇嘛（佚名，1906l）、开澡堂的（佚名，1909e）、家庭妇女（佚名，1909f）以及妓女（佚名，1909g）因读报“开通”；甚至还有涿州囚犯刘筠杰读《京华日报》，被报上刊登的创办国民捐的消息唤醒，在监狱里劝服20多名囚犯纳捐，八月间托人将捐款送到户部银行，“虽然身在监狱里受罪，尚知道尽国民义务”（炳堂,1906d）。画报中主角有性别、职业、身份等的差异，但图像表述的核心内容却颇为一致，均为读报明理，认识国家大事。这种以“某某开通”命名的主题在通俗画报中的广泛存在，向社会底层民众传递出通俗画报是获取新知的主要渠道的信息。

在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的过程中，通俗画报作为简易直白的媒介形态，因“不识字者亦能读之”（戈公振，1985，第201页），而成为一种带有娱乐色彩的社会教育的利器。“画报妇孺阅看，尤有益处。盖妇女为国民之母，若是一开通，那还愁国不强吗？不由得为我中国风俗之前途贺。”（求实生，1909）《人镜画报》称：“本报以改良社会、沟通风气为宗旨，凡有关人心风俗、足资劝惩者，或绘入图画，或编列新闻，惟必用浅近文义，以期妇孺都解，咬文嚼字无当也。”（佚名，1907d）通俗画报秉承“开民智”的时代潮流，以传递时事新闻与介绍新知为主，图画不求精美，说理大于文艺，时事写实性是核心追求。在这种理路下，通俗画报简洁的画面，浅显的文字，讽喻影射，熏陶涵泳，以图像启蒙来塑造国民，组成了一组生动的、可视化的晚清社会动景图。

在社会精英和通俗画报社联手努力下，通俗画报迅速被社会各界重视。“夫画报与风俗人心有密切之关系，既为教育之一助，又为美术之一端。欲知妇孺之开通与否，社会之改良与否，均视画报之优劣之涨缩为定衡。所以，关心风化者，不可不维持之推广之，使之日进于完全美满之地位也。”（蛰鸿，1909）通俗画报的创作动力在于用可视化的图像表达思想，唤醒略识之无的普通民众：“本馆印行画报，非徒以笔墨供人玩好。盖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其事信而有征，其文浅而易晓，故士大夫可读也，下而贩夫牧竖，亦可助科头跣足之倾谈。男子可观也，内而螓首蛾眉，自必添妆罢针余之雅谑。可以陶情淑性，可以触目惊心，事必新奇，意归忠厚。”（申报馆主，1884）几乎所有创办或提倡通俗画报的人，都在强调画报兼顾妇孺，用语浅白通俗，旨在开通民智，启蒙正俗。通俗画报中刊登的那些被社会精英选择与改良后的国家观念被写实图像，帮助识字不多者了解社会，进而建构了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国社会“读书明理”传统由此顺利衔接到近代社会教育的识字诉求中去，体现出一种在现代框架下诠释传统的事功精神。这种衔接使通俗画报的价值在新时代得以拓展，图像表征知识的方式被民元后的社教机关及知识精英发扬光大，并通过覆盖甚广的发行网络，成为不识字 “市井民众”日常阅读和常识来源的权威文本。上海市教育局为“便利不识字民众起见，决定刊行通俗画报一种，每次出版两次，除注意灌输常识外，每期并分印识字材料，以资不识字者阅读”（1929）。各地社会教育机关更是大量出版民众画报，以补不识字民众的通俗读物之不逮；甚至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期间，中国教育建设协会安徽分会理事长钱慰宗专门向第二届年会提交“请编辑通俗画报以利社教案”（1942），通俗画报图像启蒙价值因社会教育繁盛发展而声名远播，并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通俗画报的图像叙事与精准史实不能直接画上等号，它所展示的“启蒙正俗”“开通”等历史图景，是画报社和画师们对时代趋势的判断和期待，带有几分演绎和附会色彩。但这种演绎和附会并不妨碍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的真实性，可以说通俗画报是知识分子对于其时社会景象的一种再现。“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彼得•伯克，2003，第289页）晚清时期通俗画报的大量出版，突破了以文字符号为主的纸质媒体的局限性，承载着这一时期知识精英对识字不多民众的国民想象，商业资本亦跟风而上，以“启蒙正俗”作为标榜来开通“下流社会”。“前现代中国的小说印刷，经常包括插图以触动读者的集体情感认同。但在进入现代时，以印刷形式出现的图画不再仅仅引发情感而是发挥了传统上由文字产生的作用，变成了信息传递的工具，好像新时代只可以透过一个全新的图像‘语言’来传达。中国人投进了一个比他们熟悉的传统生活世界复杂得多的新时代。”（彭丽君，2013，第32页）童蒙妇孺、贩夫走卒等普通民众借助通俗画报这一传播媒介，进入精英知识分子筛选后展现的“知识仓库”，“在这个知识由上向下传播的过程中，精英分子的理念经过简化乃至曲解，民间文化的信仰、传说也被新的创造者所采撷，这种上下交融的结果，显然有助于知识的传布。更重要的，则是启蒙者对媒介方式和场合的重视。”（李孝悌，2001，第4页）正是借助包括通俗画报在内的通俗传播媒介，精英知识分子的理念得以顺利下沉、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进而塑造共同的社会心理。

（周慧梅工作邮箱：zhouhuimei@bnu.edu.cn）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10期 #中外教育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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