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飞帆 杜骏飞 | 复杂系统论: 中国网络舆论研究的范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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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之一杜骏飞教授
摘要
本文从“舆情风貌描绘”、“舆论成因探究”、“民意测量方法”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网络舆论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予以总体批评: 网络舆论研究在“人的转向”趋势下，不仅存在治理路径依赖、学科路径依赖和数据工具依赖等固有局限，还面临着“人脑黑箱”的新挑战; 已有研究无法对复杂、多元的主体符号实践进行多维的动态分析和动因诠释。文章尝试引入复杂科学理论及方法论，将网络舆论视为“复杂系统”，从问题域、研究层次、方法论三个方面指出网络舆论研究范式转向的可能与路径。
关键词
网络舆论 复杂系统理论 范式
便捷又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技术创造了虚拟社会，大量在线社区的数据不断涌现，使得透过网络舆论观察现实社会成为可能。长期以来，舆论研究以及形形色色的舆情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学者对网络舆论的认识无法摆脱既有知识结构和数据掌控能力的局限，学界对于网络舆论“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的元问题探讨也缺乏共识，中国网络舆论研究呈现出“盲人摸象”、“观点互斥”、“学科竞合”、“泥沙俱下”的局面。本文对国内网络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域”[1]和“研究方法”予以梳理，对已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予以反思，尝试从复杂科学理论的视角探寻网络舆论研究的范式转向。
一、中国网络舆论研究的认知版图与算法流变
通过梳理已有网络舆论研究的代表性文献[2]，我们发现: 以孙志刚事件出现的 2003 年为网络舆论发轫年，十几年来，中国网络舆论研究大致从“舆情风貌描绘”“舆论成因诠释”和“民意测量方法”三个方面展开。
( 一) 互斥观念竞逐: 网络舆情风貌的悖论现象认知
国内学者对于网络舆情风貌的悖论现象[3]认识依次受到“功能描述”和“现实批判”两种路径的主导。与之对应，理性、透明、多元的公共意见表达方式成为学者对网络舆论的理想呼吁，极端情绪、民粹、戏谑及政治冷漠成为学者贴给网络舆论的现实标签。
1、功能路径: 从“公共领域”的想象到“众声喧哗”的标靶。早期国内网络舆论源自论坛、贴吧和新闻跟帖，学者对于网络舆论的民主协商作用抱乐观和肯定态度，认为“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4]随着博客等自媒体的出现，有学者指出: “网络民主是一种扁平化的民意表达，是基层民主的实践形式。”[5]还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弥补了传统媒体在公共决策进程、反馈以及决策修正的科学化方面的缺陷。[6]
2006 年前后，随着更多用户流入网络空间， 人肉搜索、网络谣言、情色内容、媒介审判等乱象 频繁出现，学者们开始借“双刃剑”[7]比喻网络舆论。一方面在网络舆论“公共化”和“公众化”两类修辞之间摇移，一方面对网络舆论平台赋予了更高的社会角色期待、专业化想象。[8]指出网络舆论的正面作用和负面现象，进而提出网络舆论引导的思路和方法，是该时期较为常见的行文思路。
2008 年，有学者对网络舆论“管理型研究”的内卷化和同质化趋势进行了反思，认为“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才是网络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9]自此，学者们陆续摒弃对网络舆论的功能描述，转向对网络舆情风貌进行现实主义批判。
2、批判路径: 对“极端情绪”的警惕和对“犬儒主义”的隐忧。2009 年，中国步入微博时期，更加火爆的网络政治参与和表达展现出中国网络舆论的公众性，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开始大幅度进入“抗争式”网络舆论研究。有学者总结，这一时期的网络舆论以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与社会问题为关注焦点，呈现出批判现实、极端排外和非主流文化三种民粹主义形态，形塑了网络空间多元的文化规模和舆论格局。[10]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网民的“反向认知现象”和“塔西佗陷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性裂痕、公信力危机和政策治理困境。[11]
随着微博的平台化发展，微博舆论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2013 年，“信息娱乐化”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观点包括“传统媒体被迫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娱乐化趋势”，[12]和“广大网民对娱乐性议题的关注”及“对其他类型议题的娱乐性解读”。[13]2015 年，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下文简称复旦团队) 指出: 网络抗议、网络戾气、少数极端情绪和极端态度人群在特定公共事件中被放大，中国互联网正逐步进化成一个理性力量占据主流的生态场。[14]还有学者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分析，指出网络空间犬儒主义之风的盛行和社会理性批判的缺失。[15]中国的网络舆论又被塑造为一个去公共化的空间。
批判路径的研究针对网络舆论的诸多问题进行多学科的概念化解读，拓宽了人们对网络舆论的认知。但是，该类研究依然存在概念先行、价值预判的病灶，问题的指出最终导向了治理策略的提出。
( 二) 重新发现网络: 网络舆论成因的多学科诠释
相比大部分网络舆情描述文章，较少的网络舆论成因研究，与十几年来不同学科的介入紧密相关。该类研究主要从社会结构、个体行为和媒介空间三个方面诠释网络舆论的成因。大部分学者直接将网络舆论类型话语中内嵌的网民态度视为网络舆论的整体形态，进而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心理两个角度予以成因分析;而媒介空间的场景解释，倾向于观察网络舆论的多元话语何以聚集、扩散、交互和化合为某种形态。
1、以诠释类型话语为导向的二元视角。早期学者认为互联网是现实的“镜像”[16]，对网络舆论的结构因素的认知较为笼统，政治、文化、商业力 量成为主要关注点。彭兰曾指出，国内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体权利保护、社会阶层冲突、中美和中日关系问题，前两者是人们关注自身利益的直接体现，后两者则被打上了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冲突与文化价值观冲突的烙印。[17]成伯清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泛滥的“抽象愤怒”话语，将其归因为“转型期中国逐渐固化的利益格局”、“缺乏明确行使界限的公权力”和“成熟公共参与渠道的缺失”。[18]该类研究侧重对网络上发酵的热点议题和群体性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并用现实舆论的成因辅以解释。微博时代，大规模社交媒体用户的个人数据使得网络舆论背后的主体分类得以实现，有社会学者尝试关联网络舆论的主体心态和社会结构，指出网络平台的主要发声群体为低龄化、低收入、低学历三低人群，进而将网络舆论出现群氓化和激进化趋势归因为“臣民”和“暴民”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所致人格。[19]
学者对网络舆论微观层面的成因探究倚赖西方社会心理学、情感社会学的流行理论，偏重挖掘微观层面的认知或情感变量。初期以勒庞的群体心理学作为分析工具，描述非理性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网民的心理特征，[20]将情感标记为网络集体行动的动员因素。[21]后来，有学者将网络舆论产生的动机分为利益相关、价值共振、情感共鸣三个方面，[22]认为网络舆论是理性化和情绪化言论博弈下的产物。[23]近几年，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事件频频涌现，不少学者对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予以重新认识。随着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指标的完善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提高，情感结构对网络舆论成因的解释力得以凸显出来。
2、以挖掘媒介变量为导向的场景视角。不同于传统范式影响下的“新瓶旧酒”，有学者在互联网出现之初就注意到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研究互联网对公众舆论生成的独特作用。早期，国外计算机科学家就通过大量网络舆论实例的统计分析发现，网络舆论明显具有复杂的小世界效应[24](small-world effect) 、无标度[25](scale-free)以及社区结构[26] (community structure)等物理特征，意指网络空间舆论呈现出的“碎片化中的再聚合”、“信息窄化”和“网络话语权的马太效应”等特点。2003年，有学者针对国内出现的网络暴力和极端情绪，引入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的“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概念[27]，指出网民“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聚集特点和严重的极化倾向。[28]对网络情境变量的挖掘为网络舆论的诸多负面现象认知予以了解释，也揭示出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拥有不同行动规则的场域。众多因素合成的结果。[29]张涛甫聚焦网络意见领袖的行动，指出外部社会、媒介技术以及舆论场内部因素的诸多不确定性交互影响，共同加剧了微博空间的不确定性。[30]网络舆论成因的探讨逐渐从单因素决定论走向多维度分析。
(三) 静态数据陷阱: 网络民意算法的用户话语转向
网络舆情风貌的认知和网络舆论成因的分析，都需要结合问题，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网络舆论数据进行科学的挖掘和分析。已有研究方法包括：虚拟民族志、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 ，以及极少量的“准自然实验”方法[31]。论坛时期网络舆论研究受到数据规模和分析工具的限制，往往结合具体媒介事件，以虚拟民族志和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数据;社交媒体时期，随着大数据挖掘、分析工具及可视化技术走向成熟，内容分析方法渐渐普及。
1、论坛时代:：以“事件-议题”为中心和小数据取向。早期阶段，网络舆论数据主要源自网络论坛、新闻跟帖、博客言论、网络民调和在线聊天，大部分学者移植传统舆论学的民族志方法，基于 具体事件和参与群体，采用观察法、关键人物访谈和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拥有较多资源的组织机构( 例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32]受西方民意调查的影响，依托门户网站，针对热门议题展开问卷和投票调查，获取“网络民意”。2008 年，余红指出，用传统方法研究现代问题的路径为“移植取向”，在研究效度和信度方面均存在较多问题，她建议使用“数据挖掘/分析”的现代方法研究现代问题。[33]事实上，论坛时代，金兼斌、喻国明等学者已经开始了“数据挖掘/分析”方法的尝试。[34][35]受数据规模、结构化程度和挖掘、分析技术的多重限制，论坛时代的网络舆论调查方法一直存在量化主观性和指标不完备的问题。
2、微博时代：以“文本-用户”为中心的大数据取向。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平台化发展，网络空间的舆论愈加具备现实舆论的代表性。但是，微博舆论数据的非结构化特征和复杂关联性也加大了分析难度。[36]近几年，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日臻成熟，学者们利用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提高了编码效率和数据分析的精准性。2014年，复旦团队在微博上结合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获取了1800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样本用户，对其相关数据进行编码、分析，以此揭示微博用户现实社会属性与公共参与行为的系统性关联，颠覆了人们对中国网络社会的心态认知。[37]2015年，该团队以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潜在群体类型，发现大多数网民没有通过网络表达利益或政治诉求的动因。他们指出：只有结合以事件为中心的网络舆论分析与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民意分析，才能更全面地揭示中国网络社会的特征。[38]可见，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的选择，对于网络舆论认知的影响是巨大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的网络舆论研究正在进行一场关键的转向，就其本质来说堪称为“人的转向”。其中，对网络舆情风貌的描绘经历了从公共性到公众性的转变; 网络舆论主体的情感结构正在成为连接话语类型和各项结构变量的中介变量; 用户开始取代具体文本成为核心分析单元。随着一系列研究的展开，中国网络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正在从早期的功能主义转换为测量上的行为主义，新近范式似乎更易接近社会互动和历史主体的细节。但是，早期范式的问题依然存在，新近范式的问题在逐渐显现。
二、中国网络舆论研究传统范式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国内早期网络舆论研究聚焦舆情风貌认知领域，其对功能主义范式的依赖与日益市场化的舆情产业发展不无关系; 随着研究者对早期范式的反思，舆论成因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受学科路径依赖的影响，多数呈现为测量上的行为主义; 另外，在网络民意测量的操作层面，始终面临数据工具依赖和“人脑黑箱”的挑战。
( 一) 功能主义路径依赖和精英视角局限
前文已经指出，国内学者对于网络舆情风貌的描绘依次采用了功能和批判两种路径。前期对于网络舆情的学理探讨折射出对主观价值规范分析路径的严重依赖[39]以及对“理性人”假设的偏执，后期为网络舆情强加了一种具有负面能量、充满敌意、来自下层、具有颠覆性的力量。[40]两类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导向“网络舆论引导”或政府形象传播、和谐社会构建等治理术语。[41]然而，网络舆论及其所在现实社会，充满着多元主体之间各种时空交错的概率事件，我们无法依照纯粹理性批判的模式去构筑实践理性批判，人类的行动承载不了超验的标准。结合或照搬抽象概念对网络舆论进行整体性质判断是自负和懒智的表现，而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舆论引导问题，只能得出一个应然的想象和加工的话术。
(二) 学科路径依赖和单一视角归因
对于网络舆论成因的挖掘，一方面，不同的诠释社群基于各自学科视野的不同“人设”，生产出历史决定论、文化建构论、心理学还原论或技术决 定论等观点，却缺少不同维度解释变量的综合分析;另一方面，学者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类型化的网民群体，或者将网络舆论的主体看成一个同质的、静态的整体，忽略了网民群体本身的多元性和网络舆论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体现了大多数人文社会学科在现行知识生产体系下的“内卷化”趋势，不同的诠释社群倾向守望各自较为熟悉的知识区域和观点秩序，习惯在网络舆论中选择合适的经验材料去迎合既有的抽象理论，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成因探究领域陷入琐碎的路径分析，得出相互分割的解释变量，消磨掉了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和对话可能。
( 三) 数据工具依赖和“人脑黑箱”挑战
已有网络民意测量方法在经验材料获取方面存在“数据便利性优先”、“忽视历史场景”的实用主义效果论倾向，缺乏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及测量、评估方法论。研究者往往聚焦短期的热点突发事件，基于微博、贴吧、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公开可见的显性数据进行传播效果的测量，无权获取移动通讯、微信群及朋友圈的隐性数据，也未能有效关联显性数据与相关用户数据; 数据分析方面则面临“人脑黑箱”的新挑战，已有情感分析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可操作化指标模型的引进，尝试识别愤怒、恐惧、悲伤、喜悦、同情等具体类别[42]，但对幽默、讽刺、反语和潜意识等复杂类别识别仍然存在较大的偏差，在中国相对含蓄、言不尽意的语言环境中，更不能照搬西方的测量指标或理论框架。此外，网络民意的测量方法始终面临“数据污染”影响下的信度、效度问题和“用户隐私”的学术伦理问题。[43]
三、网络舆论研究的新范式: “复杂系统论”
那么，如何应对网络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好地透过虚拟空间来理解现实社会呢? 我们认同以往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观点，同时建议借鉴复杂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对陷入还原论和数据陷阱的网络舆论成因探究予以修正。复杂系统理论，即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类复杂系统的生成、演化和涌现等共同规律的科学理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学者对以往科学研究的“还原论”误区予以了修正，强调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用不同方法和工具对复杂系统进行整 合研究。同时期，钱学森等人逐步引入该理论，指出社会是由大量作为复杂巨系统的人和智能机器互相配合组成的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44]目前，该理论广泛应用于物理、生物(包括医学) 和经济管理领域，涌现出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控制论等具体理论。囿于数据来源的局限，复杂系统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止步于信息物理学领域的仿真建模尝试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45]的探讨阶段。
如何借鉴复杂系统理论进行网络舆论研究呢? 首先，要将网络舆论视为开放的复杂系统，即它的内部存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相干作用， 其状态是介乎于有序和随机之间的复杂适应过程;其次，分析网络舆论系统要超越还原论，在可行还原的基础上进行“整体逼近”。要通过不断的短期系统行为测量，达到长期分析的效果;通过众多局部行为的综合，实现对全局行为的预估。那么，面对研究资源的有限条件，又如何更全面地 获得网络舆论的实证数据? 如何建立更加精确、接近实际情况的网络舆论模型呢? 对此，钱学森提出利用现代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以人为主) 的大成智慧学(science of wisdom in cyberspace)作为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成思危等人进一步指 出，“对复杂性系统进行研究，需要分别将‘定性 判断和定量计算’、‘微观分析和宏观综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科学推理和哲学思辨’相结合”。[46]结合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建议将网络舆论这一复杂系统拆解为主体博弈、行为态度和社会结构等维度，从网络舆论的主题数据分析和建构多维模型中发现问题，进而结合实证分析和哲学思辨实现理论对话。具体而言，以往学者强调对网络舆论的静态描述，将网络舆论定义为“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47]，未能综合分析不同舆论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
我们将网络舆论定义为“基于关系、个体、结构三个维度的多元主体在新媒体环境中的符号互动系统”。该定义不仅将网络舆论视为“不断更新的碎片化新媒体事件[48]，通过询唤多元主体的不同情感、构念和记忆，推动多元主体在网络空间进行复杂符号实践的连续过程”; 还强调从“互动情境”的中层视角切入，基于社交媒体数据建模，结合多个案比较分析，对网络空间多元主体符号实践的“异”与“变”进行“多维动因诠释”。下文从问题域、研究层次、方法论三个方面予以介绍。
(一) 问题域从“整体静态描摹”转向“多维动因诠释”
首先，网络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域，并非对网络舆情风貌的静态描摹或概念呈现，而是从关系、个体、结构、技术等多维视角，对网络舆论的种种突变现象予以诠释。网络舆论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网民的复杂构成及行为不确定性、商业数据 的侵染和政府的治理引导更是使得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冒然结合锚定的观察对网络舆论的整体状况赋予标签，会产生各种互斥的结论。以现实的目光审视虚拟世界，需要关联重要条件的变化和网络舆论不同主体具体话语实践的“常与变”和“同与异”。何为重要条件？包括舆论在内，人类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是多因多果的，而且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相互纠缠，互为因果。新媒体环境更是促使更为多元的主体以更丰富的互动模式进入网络舆论。因此，我们认为网络舆论的动因是具备纵深性的“多维动因”:第一层是关系维度，即包括异质性网民群体、意见领袖、各级政府和各类媒体等多元主体，基于某项议题[49]在网络空间进行的互动场景，主要包括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强制等模式，它影响了网络多元话语的具体空间流向; 第二层是个体维度，即随着不同互动场景对异质性主体的情感结构[50] 、个人构念[51]和集体记忆[52]的询唤，呈现出的复杂修辞策略[53];第三层是结构维度，即持续与个体情感和观念形态相互建构的时空背景和社会实在。
(二) 聚焦多元主体互动关系的复杂系统理论视域
多维动因的诠释何以可能呢? 一直以来，网络舆论成因的研究取向存在社会结构和行为态度 的传统分野，复杂系统理论强调对二元图式的整合，这需要将结构和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置于网络舆论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实践中予以观察，从复杂的互动场景中捕捉个体情感和观念的询唤机制之差异，进而观察复杂社会结构的变迁。因此，破题的关键在于观察“充满异质性和聚合性的社会公众”的话语互动，这需要将“人”这一隐性变量凸显出来，贯通多个维度的分类。目前已有三种分类，一是将网络舆论视为生态系统，在舆论信息 资源和物质技术硬环境、社会人文软环境的基础上识别出不同“角色”: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消费者、信息分解者和信息规制者;[54]二是将网络舆论视为大量以人为单元的“符号丛”，从极端情绪[55]、主体信念[56]、意识形态[57]等角度予以分类;三是将网络舆论主体视为“用户”，分别从机构用户的认证类型，非机构用户(网民) 的性别、代际、地域、职业、收入阶层等属性予以区隔，关联社会结构变量。三种维度的分类依次对应了上文提到的三层动因，递进、交互式影响了复杂系统的符号分类。其中，聚焦多元主体互动的关系视域是网络舆论多层成因递进探究的着眼点。
(三) 从构建多层次、纵贯性的结构方程模型出发
如何在经验材料中找到支撑三种维度分类的外显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变量进行关联呢? 虽然该研究取向所涉变量较多，但主要外化指标仍然可以在平台化社交媒体的数据中抽取出来。首先，所有数据的挖掘要结合具体议题(例如“南海仲裁案”、“于欢杀人案”) 或议题簇(例如“南海争端”或“复仇杀人案”) 展开，这不仅是因为不同议题“争夺”着不同的舆论主体及其情感、观念，是塑造网络舆论空间平行世界的必要机制，而且网 络舆论数据也需要结合议题关联词进行挖掘。其 次，以数据公开性较强的新浪微博为例:第一层: 可结合“用户认证信息”、“粉丝群体”、“转发、评 论对象”和“时间序列”，通过分析“议题关键词”的扩散路径，观察不同类型主体在具体议题中的话语“投放”目标，来归纳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类型; 第二层:可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分析，针对议题参与者的“符号丛”进行观点、态度、情绪、修辞等维度的分类和编码，并结合第一层分析来 展演不同主体之间和主体内部的符号实践异同;第三层:可结合机构用户和非机构用户的主页资料展开数据挖掘，分类相对容易。再次，基于以用户为主要单元的多个维度的数据，我们建议使用统计学的多层次、纵贯性的结构方程模型，将路径分析和因子分析相结合，构造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58] ，得出可测变量(第一层、第三层数据) 与潜在变量(第二层数据) 之间的关联，进而从中拟合出不同群体在某类议题中针对不同对象展开的各种符号实践。
借鉴复杂系统理论进行网络舆论研究，是一 种聚焦新媒体时代的“人和符号实践”，旨在从网络舆论的窗口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研究取向。多维数据建模是该取向在操作层面的起点。当然，模型仍不能关联所有变量，需要不断完善。对模型关联得出的复杂符号实践只是为了发现网络舆论中的涌现(emergence) 现象，研究还需结合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内容分析、控制实验等方法考察所涉用户群体代表(抽样) 的现实境遇、生活史和言行关系，追寻更加丰富和有纵深感的诠释。另外，复杂系统中的主体构成和个体话语都是动态演化的，为了避免陷入帕森斯“肥大的一刻”，我们不仅强调第一层变量中的时间序列，还提倡在同一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历程内，结合议题簇进行阶段性建模和对比分析的长期观察，以防忽视那些未能形成舆论的新媒体事件和被不同主体删除的话语，以此更为全面地考察互联网时代的“历史草稿”如何被不同的主体共同书写。
注释:
[1]概念源自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意即所有学科必须面对的核心概念。
[2]研究以网络舆论和网络舆情为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CSSCI 文献和博硕士论文，以引用量和下载量为影响力标准，人工选取了 2002 － 2016 年的 108 篇论文作为代表性文献予以综述。
[3]“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 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概念引自【美】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性认识危机》,《史学理论 研究》1993 年第 1 期。
[4]闵大洪:《网络舆论，民意表达的平台》，《青年记者》2004 年第 10 期。
[5]任远: 《理性认识网络舆论的现实民意表达》，《探索与争鸣》2006 年第 9 期。
[6]文新良: 《网络舆论与公共决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7]彭鹏: 《网络舆论的功能及调控策略》，《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8]樊亚平:《杨丽娟事件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当代传播》2007 年第 5 期。
[9]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新闻大学》2008 年第 2 期。
[10]田婧:《网络舆论表达中的民粹主义倾向》，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5 月。
[11]方付建:《网络舆论中网民反向认知现象研究》，《情报杂志》2015 年第 6 期。
[12]黄炎宁:《数字媒体与新闻“信息娱乐化”: 以中国三份报纸官方微博的内容分析为例》，《新闻大学》2013 年第 5 期。
[13]王荣:《网络议题的娱乐化倾向》，《青年记者》2013 年第 20期。
[14]郑雯、桂勇:《网络舆情不等于网络民意——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 2014 ) ”的思考》，《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2 期。
[15]李方明:《网络流行语中的“犬儒主义”现象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 4 月。
[16]闵大洪:《网络舆论，民意表达的平台》，《青年记者》2004 年第 10 期。
[17]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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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胥琳佳: 《大数据对于传播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影响——基于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思考》，《中国出版》2013 年第 18 期。
[37]郑雯、桂勇: 《网络舆情不等于网络民意——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 ”的思考》，《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2 期。原文指出: “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空间‘过度政治化’的判断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微博空间仍然更多地呈现出‘公共空 间’而非娱乐化空间的属性。”
[38]郑雯、桂勇: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 的实证研究》，《社会》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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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聂德民、宋守华: 《网络舆论研究的统计数据分析及其研究前瞻》，《兰州学刊》2011 年第 9 期。
[42]王玮、温世阳: 《情感分析在社会化媒体效果研究中的应用——基于分类序列规则的微博文本情绪分析》，《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4 期。
[43]张涛甫、徐亦舒: 《重新出发: 新传播生态下中国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编辑学刊》2017 年第 2 期。
[44]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 《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局系统及其方法论》，《自然杂志》1990 年第 1 期。在钱学森等人的观点中，“复杂”是指系统由于内在元素非线性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行为无序性的外在表象，“系统”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由于复杂巨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因而是“开放的”。
[45]谭跃进、邓宏钟: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系统工程》2001 年第5 期。该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教授提出，主要强调个体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他们自身和环境。
[46]成思危: 《复杂科学与系统工程》，《管理科学学报》1999 年第2 卷第 2 期。
[47]谭伟: 《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湖南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期。
[48]邱林川、陈韬文: 《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 年第 9 期。文中强调，新媒体事件不是政经势力和媒介体系制造出的“成品”，而是一个“发展中的事件”，其根本特征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息中下阶层加入了历史事件的创造。作者还将新媒体事件暂分为民族主义事件、权益抗争事件、道德隐私事件和公权滥用事件四种类型。
[49]我们还需关注不同议题类型对参议主体构成格局和互动关 系的影响，以便对该类解释变量的挖掘能够放在更为宏观的比较视野，由学术共同体接力完成。
[50]“情感结构”是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发明的术语。最初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概念引自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2002 年第 5 期。
[51]“个人构念”指个人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析解和赋予意义的过程。概念源自车博文《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3—104 页。
[52]“集体记忆”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概念引自李兴军《集 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09 年第 4 期。
[53]“修辞策略”指修辞的方针、思考、方案和程序。包括修辞态 度、修辞格调、修辞方式三种维度。概念源自高万云《浅谈修辞策略》，《修辞学习》2001 年第 5 期。
[54]王佳: 《网络舆论系统的构成与运行机制研究——基于生态学的视角》，《新闻界》2012 年第 5 期。
[55]郑雯、桂勇: 《网络舆情不等于网络民意——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 2014 ) ”的思考》，《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2 期。
[56]闫岩: 《计划行为理论的产生、发展和评述》，《国际新闻界》2014 年第 7 期。
[57]马得勇、王丽娜: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社会》2015 年第 5 期。
[58]参见【美】Anders Skrondal、Sophia Ｒabe-Hesketh《广义潜变量模型: 多层次、纵贯性以及结构方程模型》，陈华珊、叶鹏飞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除该模型，还有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Model)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 tive Analysis) 等多种建模方法，模型的纵深度视研究问题而定。
本文原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曲飞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杜骏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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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 柏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