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 张小劲｜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研究——以《达比克》为对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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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达比克》( Dabiq) 是极端组织用于宣扬其宗教极端思想的电子杂志，具有若干不同于一般媒体宣传且不同于以往极端势力宣传的特征。在综合使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 特别是以创新方式利用相似性传播( Affinity Propagation) 算法进行文本聚类)对已发行的14 期《达比克》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揭示了《达比克》所具有的外在形式和文本内容方面的突出特征，包括大量使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热衷于政治论辩等。在从权威性、可扩散性和可动员性维度对《达比克》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本文提炼并分析了四种意识形态联结模式，即神圣性－ 政治性模式、信念传播－ 暴力行动模式、虔诚性－ 抗争性模式、个人执信－ 个人牺牲模式。极端组织对这些意识形态模式的综合使用开启了由个人到群体，由思想到行为的转化路径。极端组织试图借此达到扩大影响力，吸纳信众和激励行动的基本目的。

关键词

极端组织; 政治传播; 

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 文本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和2016 年发生在欧洲城市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在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震惊世人的同时，更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全面反思和讨论。实际上，以中东地区为核心活动区域的极端组织早在2014 年“建国”以后便引发了各国决策者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它不仅嗜血成性，在控制地区实施恐怖统治，而且还在中东战乱无序的环境中不断攻城略地，建立了复杂的政权体系[1]。更为严重的是，极端组织还利用恐怖袭击的方式将其血腥面目赤裸裸地展现在现代世界的大都市之中。面对惨烈的恐怖袭击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一种与当代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是怎样影响并支配着恐怖袭击者的头脑与行为的，是怎样从少数极端主义思想家或神职人员肇始而扩散到相当数量的个体的，又是怎样影响到那些长期生活在文明开放的发达国家的青年一代，使其产生了对全球性宗教－ 政治制度的向往，进而成为极端主义行动的后备军的? 诸多遭遇恐怖袭击而付出惨痛代价的国家，或正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应以何种方式进行思考才能找到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方法? 如何才能阻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扩散?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人们开始高度关注另一个问题: 在信息化时代，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极端主义力量不但能够高效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策划、组织袭击，而且还能充分利用技术便利传播和强化极端思想，从而表现出异于以往宗教极端主义的特点。进一步看，利用网络进行极端意识形态宣传的强大能力，是特定极端组织区别于其他恐怖组织的突出特征之一[2]。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为极端思想传播提供了与以往的录像带和纸质手册相比廉价而高效得多的工具[3]，包括电子邮件、网站、论坛、网上视频、聊天室等。近年来，社交媒体、手机软件、发贴“机器人”等各种相关信息技术更是得到了极端主义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利用。已有研究表明，极端组织的网上宣传包括四种基本形式: 一是进行集中化的网络宣传，二是在全球范围内散布恐怖主义信息，尤其是视频信息，三是编写可用于信息传播的特定程序，四是进行去中心化的内容采集和信息传递[4]。更令人担忧的是，极端组织作为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还成功运用各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动员了相当数量的青年极端主义者[5]。较之于上述传播手段，纸质或电子杂志是较有特色的一种，尽管它不像社交媒体和聊天工具那样便于极端主义者实时互动，也难以像视频一样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渲染暴力场景，粉饰暴力行为，但却使煽动者能够以一种精

细化、系统化、正规化，甚至是学术化的方式阐释观点。而由极端组织制作的电子杂志《达比克》(Dabiq) ，从2014 年7 月至2016 年5 月，已发行14 期之多，每期均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四种版本。就英语版本来看，尽管文章多以对宗教信条作激进解读或煽动暴力为主要目的，但不可否认，文章作者非常注重遣词造句，文笔“地道”、流畅; 同时，尽管包含大量血腥图片，但杂志图文并茂，排版精致，图片质量也较高。可以推测，制作者希望借助多语种文本和逼近流行杂志水准的刊物质量来讨好潜在支持者，特别是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本文即着眼于上述特征，尝试针对《达比克》展开深度分析，从中揭示极端组织用以传播极端主义思想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内容，进而探讨此过程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转化模式。本文将首先介绍已有相关研究成果; 然后对《达比克》杂志进行描述性分析以说明其形式特征; 并利用相似性传播( Affinity Propagation) 算法对《达比克》中的文章进行聚类分析，同时对各类文章的一般化特征进行探讨; 最后将对《达比克》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转化模式进行分析。

二、既有研究发现

关于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既有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涉及此类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和特征; 另一类则重点关注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学特征。

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呈现形态有所不同[6]; 阐发并传播极端思想的“精神领袖”们在宗教理念、扩张战略等方面的看法也不尽相同[7]。尽管如此，各种宗教极端组织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在其理念基础上仍有一些共同的本质特征[8]。有学者[9]将“圣战”主义的共性总结为对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杀戮的崇拜、对“文明的冲突”之不可避免性的判断，以及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敌视。一些学者[10]指出，“圣战”精神的核心战略理念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性、义务性和防御性的统一( 即信教者有保护本宗教的义务) ，二是信教者开展的斗争的长期性，三是“圣战”主义者应在特定宗教领域成为先锋和典范。对“圣战”主义者来说，“圣战”不仅使参与者的生命更有意义，而且还可为生活在敌对政治制度中的人传递信号，从而达到改变敌对国家政策或摧毁其士气的目的。有学者[11]强调，在对抗“远敌”( 即美国及其西方追随者) 的过程中，“圣战”主义者主张与国际社会全面对抗; 而在对抗“近敌”( 即在极端主义者看来在政治方面背离教义的国家) 的过程中，“圣战”主义者宣扬，践行“圣战”精神可使个体完成自我实现和纯净化。还有学者[12]指出，“圣战”主义在主动抵制现代性的同时却吸收了作为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而对于宗教狂热者去外国作战的现象，有学者[13]指出，其意识形态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想，其核心主张是，如果某一多数居民信奉特定宗教的国家遭遇生存威胁，所有信教者都有义务以军事手段对其加以保护。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和模式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极端主义者就开始利用电子邮件发送《阿尔·胡萨姆》( Al Hussam) 等宣传读物。自2010年1月开始，另一份英文电子期刊《启迪》(Inspire) 也开始发送，截至2015年9月已发送了14期。极端主义分子还广泛使用包括推特( Twitter) 在内的社交媒体传播自己的主张。上述现象为学界提出了具有全新形态的传播学问题。例如，有学者[14]利用语义模型对极端主义杂志《启迪》和《召唤》( Azan) 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用来传达关于敌对目标和对抗性技术手段的知识的告知性语言、用来激发情绪并压抑理智的想象性语言、用以混淆事实的欺骗性语言，以及用来表达极端理念的“圣战”式语言均有较高密度，而文章复杂程度与一般政论杂志相仿。可见，尽管极端组织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低于主权国家，但仍与后者一样能够利用有效手段开展宣传。再如，在对极端思想文本进行语义分析方面，有学者[15]对“圣战支援者”(Ansar aljihad)论坛中近3 万个贴子的激进性和欺骗性进行了测量和分类。还有学者对包括文章、讲稿、电子期刊、视频在内的极端组织公开宣传物进行了内容分析: 文本中的道德脱轨内容可划分为道德合理化、委婉标签化、优越性对比、责任转置、责任扩散、结果扭曲、受害者非人化和谴责归因等类型; 其中，委婉标签化、谴责归因、道德合理化在文本中有较高使用率;有的极端组织更多地使用了受害者非人化机制; 而另外一些组织则会更多使用结果扭曲机制[16]。又如，在分析传播影响力方面，有学者[17]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推特用户个人简介进行建模，并结合用户在推特上与已知特定极端组织支持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来识别用户是否是极端组织支持者。

上述研究无疑有助于外部世界深入了解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传播极端思想主张的基本手法，尤其是其中的观念转化机制。但这些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尽管目前已有大量作品以宗教极端主义为研究对象，但直接聚焦于特定极端组织意识形态体系的作品尚不多见。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可被视为关于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一方面指向世俗社会，诉诸政治教化，指向可欲求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 另一方面又极力构建信仰世界，诉诸信仰皈依，指向必然走入的末世或最终归宿。两者间亦有交叠，其典型即为极端组织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强烈的神权政治色彩。如果说早期的极端宗教思想或意识形态以反世俗和反异教的内容为主要元素———正如一些研究者[18]所揭示的那样，那么，以“建国”为目标且实际统治着特定区域的极端组织则明显有别于其他极端主义派别，它不但尤其强调意识形态的体系化和政治化，而且还肆意激化宗教内部各类教派间的矛盾，与被其视为叛教者的国家为敌。正如研究者[19]所言，此类极端组织以建立宗教－ 政治国家为目标，因而其宣传内容也包含了更为明显的政治化特征。

第二，针对特定极端组织意识形态内容的研究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文本解读和定性描述的方式加以论说，缺少系统化的定量处理。同时，这些分析也未能较好地揭示包裹在宗教语言之中的政治化内容和意识形态指向。因此，本文将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针对《达比克》杂志，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基于相似性传播算法的文本聚类，以及定性解读等方法，从形式特征和内容分析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缝合点”对原本分散的、开放的事物及其相关信息起到联结、集聚和固定作用[20]，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既有文献较少涉及极端主义思想中的这种联结模式。有鉴于此，笔者将尝试结合文本聚类结果对极端组织意识形态中的联结模式进行提炼和概括。

三、《达比克》的形式特征及其意义

（一）《达比克》的文章体裁-功能特征

对于已发行若干期数的杂志，简单的分类统计即可呈现其若干形式特征并由此推论编排者的意图。14 期的《达比克》总共刊载了132 篇文章，涉及多种类型的体裁或功能指向，表1 展示了分类统计的结果。

我们从中可以概括出《达比克》具有这样一些形式特点:

第一，在文章数量方面，以极端组织的发展情况和国际社会抗击极端组织的行动为主要内容的时政评论类文章最多。教义解释类文章数量次之，此类文章大多罗列并解读教义原文和领导人讲话，以此来规范追随者的生活和战斗行为，或确证其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援引历史事件来进行教义解释或讲述极端组织与历史事件之间“一脉相承”关系的文章占13. 6%。11. 4% 的文章是“模范”追随者、人质的自述或访谈文本。此外，杂志还包含以下几类文章: 涉及战斗、恐怖袭击、处决人质的报道; 对各国领导人和专家评论极端组织的话语所做的记录和评价; 关于极端组织内部建设的报道; 针对追随者或潜在支持者个人的建议或劝诫; 以及对“优秀”追随者的介绍。就此而论，在篇目选择偏好上，《达比克》与另一份极端主义期刊《启迪》之间呈现出差异: 《达比克》似乎表现出注重思想性和论辩性的偏好，而《启迪》则以介绍发动袭击、制造爆炸装置等方面技巧和知识见长。产生此差异的原因也许在于，极端组织作为一个以合法“建国”为目标的恐怖组织，在其特定发展阶段希望激进分子能够践行“hijrah”( 意指为宗教目的而迁徙或逃亡) ，即来

到伊拉克或叙利亚以壮大占领区的队伍; 相反，《启迪》的制作者虽同样以建立全球性宗教－ 政

治政权为目标，但其既定战略是要求追随者在本地开展活动。

第二，在栏目设计方面，《达比克》第1 ～ 14 期均开设“敌方言论”(In the Words of the Enemy) 栏目，记录和评价各国领导人关于极端组织的话语; 自第7 期起又创立了两个偏重于描述己方的栏目: “历史书页”( From the Pages of History) ，用以介绍和评论历史事件，以及“信徒典范”(Among the Believers are Men) ，用以介绍“虔诚”“英勇”的追随者。策划此类文本的意图在于通过精心选择的敌我两方言论和事件来划清界限。此外，其他栏目在写作体裁和版面编排中也体现出了连续性。就此而论，《达比克》的制作者似乎有意通过栏目的固定化和体裁的连续性而使杂志以更为规范的形式得到呈现，这不仅有便利读者、易于扩散的考虑，而且还体现了制作者有持续制作杂志的信念。

第三，杂志所刻画的人物往往是制作者心中的一系列良好品质的凝缩和化身。据此可以看到，《达比克》第7 ～ 14 期共介绍了14 名个人，尽管个案数量不足以进行可靠的量化分析，但我们仍可结合文章具体内容，总结其所赞颂的“模范”个人的共性。这14 名个人均为男性，他们多被刻画成信仰虔诚之人，并已经“牺牲”，属于已进入“天堂”的“烈士”。但他们又各有不同: 就恐怖活动经历而论，有6 人在来到极端组织所辖区域之前就开始从事极端主义活动; 就家庭出身而论，有4 人被强调是在放弃了不错的家庭环境和工作之后投奔极端组织的，有3 人是在近年离开西方国家投靠极端组织的; 就个性特征而论，有5 人被明确刻画成勇敢的战士，有3 人被强调是特定宗教－ 政治政权的向往者，有3 人被刻画成友善和充满关爱之情的人。可以推测，对这些典型人物的基本描摹正是极端组织对追随者所设定的“理想型”。

第四，值得关注是，《达比克》杂志中的多篇时政评论、教义解释和历史事件介绍类文章都像学术论文一样带有内容各异的脚注。总体来看，有超过1 /3 的文章包含有脚注; 且在出刊时间靠后的杂志中，脚注数量以及包含脚注的文章篇数较多。显然，对于制作者来说，这种“学术性”特征无疑是杂志这种载体相对于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等碎片化载体的优势。可以推测，宣传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使文章显得更具逻辑性和说服力，淡化极端组织在读者眼中的非理性色彩。

（二）《达比克》的图片特征

摄影、图片处理和排版技术的发展，使得现在各类杂志几乎都是图文并茂的。而以电子版形式出版的《达比克》同样大量使用各种图片，几乎每页都刊有1 ～ 4 幅数量不等的图片，总共14期的《达比克》刊载了943 张图片，大大提升了杂志的视觉效果。对其进行简单统计，可发现若干特点( 表2 － 4) :

第一，在图片数量方面，《达比克》中出现最多的是处于非战斗状态的追随者的照片; 一部分照片以极端组织占领区内民众日常生活为内容，意在突出祥和平静的气息或强调极端组织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政绩”; 同时，敌对国家政要的照片也被大量使用，以使读者意识到敌方力量的真实存在。杂志中也不乏血腥场景的照片，意在展示本方人员的英勇或对敌对读者进行恐吓。在这个意义上，图片的采用和编排显然要彰显出敌我的对立和阵线的分明，也体现了极端组织对血腥事件和血腥场面异乎寻常的“偏爱”。《达比克》将此类图片与带有“说理”色彩的文章并置，利用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来增强宣传效果，这确实是一种宣传手法上的标新立异。

第二，《达比克》的制作者似乎有意效仿目前一般流行杂志图文并茂的风格。在杂志中，占据1 /3 以上或整个版面的图片时常出现。一些图片反映出制作者确实具备一定的拍摄技巧或后期处理技巧。例如，图1( 左) 运用逆光方法，使人物看上去具有神圣色彩。在图1( 中) 中，三个年轻人面带微笑，并肩而行，从容友善，让人不禁想起大学宣传册上的照片; 但实际上图中三人均为宗教极端主义者。图1( 右) 呈现的是旅行者在候机室中的背影，意在鼓励世界各国的极端主义分子下定决心前来投奔极端组织。

第三，现代杂志制作者通常会挑选与杂志内容和风格相协调、具有视觉冲击力或具有表层艺术价值的图片作为封面; 而宣传物封面分析也是传播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21]。据此看来，《达比克》也相当重视封面/封底照片的宣传效果，且所选图片通常都与文章内容存在对应关系。例如，《达比克》第2 期的封面图片为“大洪水”与“方舟”的虚拟图片，与当期一篇宣称应警惕宗教思想被污染的文章相对应; 第7 期封面为人们手持标语的照片，与杂志中关于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相对应; 第12 期封面为2015 年11 月恐怖袭击现场照片，与杂志中对恐怖袭击的高调评论相对应。《达比克》的封底图片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点是均与一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引人深思的宣传话语搭配。例如，在第6 期的封底图片中，一个战士正在认真阅读经文，与图片搭配的是一段关于诚实与信任的文字。

四、《达比克》的内容特征及其意义

较之于对形式特征的描述，对文本内容的分析无疑更有助于得到更多发现。为此，本文试图创新性地采用相似性传播聚类算法，对《达比克》杂志的内容特征展开系统化分析。相较于基于人工编码的分类，文本聚类的主要目的是根据词语分布发现潜在的文章分类方式。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事物进行分类的逻辑是，先确定某一特征X，然后将事物分为X1，X2…等类别。但当研究者无法预先确定特征X 或意图创建新的分类方式时，可以利用聚类算法在数据层面将事物分为X1，X2…，然后再回溯性地确定特征X，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从数据－ 算法实体到一般化的分类

方式的提炼工作。

（一）语料处理方法

第1 至14 期《达比克》杂志所刊载的多篇文章，除了人物访谈和名为“敌方言论”专栏的文章外，均被列为分析样本。为便于处理，本文将篇幅较大、又设有分节题目的文章，依据其内容连贯性以及分节标题的样式再分解成多篇短文，由此最终得到的样本包含128 篇文章。语料在经过词形还原、去除停用词等处理后，被用于生成文档－ 词项矩阵。

我们观察到，无论在哪一类文章中，使用最多的单词均为“十字军”“战斗”等词语，且这些词语的使用方式也较为随意。可以推测，若在聚类时使用原始词频或由其转化成的TF-IDF 分数，聚类效果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我们采用二分类法，词语出现记为1，反之记为0。尽管这会导致词频信息的部分丢失，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上述不良效应。另外，采用二分类法也可减少文章长度对词频的影响( 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影响，因为篇幅较长的文章的词语丰富程度也较高) 。

本文所采用的相似性传播聚类算法[22]的特点是在计算点i 与点k 之间的相似度s( i，k ) 的基础上计算回应性( responsibility) 和可用性( availability) ，并进而选择可代表某一类别的范例点。回应性r(i，k) 由i 向k 传递，代表的是在考虑其他潜在范例点的情况下k 可被看作是i 的范例点的证据，计算规则为:

对于i，若k 能够将a (i，k) + r ( i，k) 的值最大化，则可确定k 是i 的范例点，或确定i 自身就是范例点。该算法的优势在于: 第一，该算法可有效处理高维矩阵，并且已被证明可在人脸识别、基因检测、文本范例句识别等方面取得较好效果。第二，由于该算法可以标识范例，因而可以帮助我们找出每一类文章中的典型文章供后续阅读。

文档－ 词项矩阵中的大量低频词可通过设置稀疏值加以去除，稀疏值越小，所剩词语越少。但当稀疏值不同时，聚类结果无法保持一致。解决该问题的思路是: 若文本具有某种潜在结构性特征，使得文本可被分为K 类且其中两个文本可被视为具有相似性，并且确实在某一稀疏值下被归为一类的话，那么当稀疏值变化时，二者仍有较大可能被归为同类。设有n个稀疏值，在每次利用聚类的过程中，若两个文本被归为同类，则其关系强度加1。这样，当完成n次聚类后，就可得到包含所有成对文本之间关系强度的矩阵，文本被放入同一类别中的次数越多，关系强度值就越高。当再次根据该矩阵将文本分为K 类时，就达到了利用在n 个稀疏值下生成的文档－ 词项矩阵的信息的目的。利用此方法可建立具有不同K 值的模型，并进而从中挑选稳定性较高的模型。若语料具有某种潜在结构特征使得文本被分为K类，那么当聚类所用词语发生变化时，聚类结果不应有太大变化。福克斯－ 马洛斯系数(Folkes-Mallows Index) [23] 被用来测量聚类结果一致性。实际计算过程采取交叉测量法: 由于已在n个稀疏值下进行了聚类，故依次求取所有成对聚类结果之间的指标值并进而求取这些指标值的均值。

除分析词语数量的变化对聚类结果的影响外，还应测量模型承受样本变化的能力: 如果聚类模型是稳定的，那么当去除若干文本后，聚类结果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为测量这一稳定性，我们首先对全部文本进行聚类，然后随机去除某些文本再进行聚类，并利用福克斯－ 马洛斯系数测量二者间的一致性; 将此过程重复数次，求取数次计算所得指标的均值。在多个模型中，指标均值较大的模型即为具有较高稳定性的模型。

（二）聚类分析结果

在本研究中，当将文档－ 词项矩阵的稀疏值降为0. 85 后，词语数量减少速度趋缓，因此一个合理的做法是在设定稀疏值为0. 85 的情况下进行聚类。但为利用具有不同稀疏值的矩阵中的信息，可将邻近的9 个数值(0.76、0. 77……0. 84) 纳入分析。我们仅尝试将文本聚为3至10 类，这是因为过多的类别数不利于对各类文本的关键特征进行定性阐释。表5显示，当将K 设为3、4、5 时，可望得到受词语数量变化影响较小的模型。为进一步测量具有不同类别数的模型承受样本变化的能力，我们为1000 个随机去除20% 文本的子样本进行聚类，求取一致性指标的均值。当将K 设为4、6、9 时( 表5) ，模型有较高稳定性。结合模型在承受词语变化能力和承受样本变化能力两方面的表现，可确认将文本分为4 类是较理想的。

不过，尽管聚类模型能够输出数据－ 算法实体，从数据层面指导我们如何分类，但是这种分类方式的意义却需通过阅读文章进行提炼。在基于广义文本的质性分析中，研究者通常会结合自身经验和知识阅读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但我们同样可在数据的帮助下挑选阅读材料，以减少材料选择过程中的主观性。为从大量文章中挑选出少量篇目进行阅读，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首先阅读聚类算法给出的范例，然后结合相似矩阵挑选出与范例文章同属一类且相似度较高的文章进行辨识性阅读。

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我们将各类文章的内容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类文章主要利用宗教信条及其解读，或宗教－ 历史事件来确证极端组织的政治合法性。按照这些文章的观点，只有经极端组织阐释和认可的宗教信条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例如，此类别的范例文章反复提及历史上著名的宗教辩论，借此为极端组织正名，并谴责其他虽信仰相同宗教但却与反极端主义力量合作的人。而一篇谴责叛教者的文章则声称民主制是一种错误地将最高权威给予普通人的宗教。此类文章的典型语句如下:

宗教－ 政治国家的复兴提供了具体的、有形的实体，满足了人们归属于某种伟大事物的天生渴望。( Issue07，57[24])

第二类文章较少提到信仰问题，但多与战斗、处理人质等暴力事件相关，包括关于战斗的新闻报道、对新成员加入和“领土”扩张所作的评论等。此类文章的典型语句有:

战士们屠杀由美国和伊朗支持的代理人，缴获其武器，从而拥有了坦克、火箭发射器、导弹系统和防空系统。逻辑上讲，获取飞机则是下一步行动，而这正是西方政治恐怖片中的情节。(Issue09，76)

第三类文章的主旨大体与“圣战”的双重含义有关，强调极端组织追随者信仰之坚定性和持久性在斗争中的体现，以及在精神和习惯方面的体现这两者的一体性。而这里的“斗争”又进一步强调了两个层面的一致性: 第一种一致性将抽象的斗争、努力、抗争，与现实中的战斗相等同[25]; 第二种一致性是指信仰者不仅要与自身信仰中不坚定、不彻底的一面斗争，而且还应不惜一切代价转化、奴役或杀害不虔诚者和异教徒。一篇声称宗教思想“是利剑而非和平主义”(Issue07，20)的文章就明确拒绝了和平主义宗教观。典型语句有:

只有当我们站在罗马的橄榄树下时，只有在我们摧毁那个名为白宫的污秽建筑后，我们才会停止圣战( Issue04，4)

第四类文章的主要内容多与个人相关，其中一些介绍了作为榜样的极端分子的“英雄事迹”和言论，另外一些是写给追随者的忠告和劝诫。例如:

沙克·阿布·塔哈( Shaykh Abu Talhah) 一直梦想着能够看到他所向往的宗教－ 政治制度的重建，正如许多战士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战斗一样，因为只有这样，共同体才会重获光辉。(Issue08，31)

五、讨论和结论

尽管没有来自受众的调查数据可以说明《达比克》的传播效果以及行为转化效果，但以上描述和分析仍揭示了若干有意义的发现。辅之以其他证据和资料，我们可以提炼出权威性、可扩散性和可动员性三个维度，对《达比克》杂志所传播的意识形态及其转化机制进行评析。

所谓权威性，是指相对于其他信息源，《达比克》所宣传的内容具有公认的标识性意义。由此，权威性又可进一步分为制作过程中的权威性和传播过程中的权威性。制作过程中的权威性，是指制作者试图通过文本加以体现的权威性。《达比克》中的文章企图通过引用大量宗教教义、领袖讲话来为其观点背书，增强内容的权威性，其典型表现是交替使用“客观”的、说理性、评论性语句与带有祈祷色彩的语句。而传播过程中的权威性则是指，传播过程所具有的显著标识性使受众产生较强的信服感，使其相信相关传播内容具有典范性: 当人们被告知文本的传播规模较广，传播手段先进可靠时，更可能接受文本的内容和观点。例如，《达比克》曾在互联网上被大量下载和扩散，甚至还一度在电子商务网站公开销售，并被描述为一本“专注于团结、真理、迁徙、圣战和共同体”的杂志。同时，在极端组织制造恐怖袭击后，《达比克》更是成为广大人群了解其动态的主要渠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比克》无疑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所谓可扩散性，是指传播文本和传播内容易于被受众所接受的程度。可扩散性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的形式化特征所体现的综合效果。研究者[26]曾就封面设计、插图选取和栏目设置等方面分析出版物外在形式上的易传播性。依此来看，《达比克》展现了精心设计和制作的宣传作品所具有的共性。《达比克》的制作者似乎在内容编排上追求多样性与固定性的平衡，这尤其体现在杂志栏目的设置上: 若杂志栏目总是变化，就会使受众难以形成心理预期，产生变化无常之感; 相反，若栏目一成不变，受众又倾向于认为制作者不愿创新，不负责任。整体来看，《达比克》杂志7～14 期的栏目设置水平与前6 期相比有所提高。此外，《达比克》注意封面设计、插图使用、注释说明，这些无疑也是精心设计的结果。扩散性的第二个方面是语言风格的亲和度。对此，学者[27]曾分别从鼓动性和文学性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游戏化和复杂化程度等方面对阿拉伯一般政论和宗教极端主义文论进行深度探讨。具体来看，《达比克》使用了大量煽动宗教暴力、要求无条件服从宗教召唤的话语，也不乏诉诸感性的文学性语句。在《启迪》中，游戏化语言常用于向无专业知识的激进分子传授发动袭击的技巧; 相反，《达比克》并无此类内容，因为它没有使用此类语言的必要。另外，《达比克》的语言复杂性相对于《启迪》来说也较高。但这两方面差异并不足以证明《达比克》不重视语言的亲和力，而更可能是由两份杂志在读者定位上的不同所造成的。就此而论，《达比克》无疑也具有相当高的可扩散性。

所谓可动员性，是指传播内容所呈现的内在指向和深层意图; 而就《达比克》的文章而论，就是指其呈现的意识形态政治化和行动化取向。以前述聚类结果为基础，我们进一步设定作用指向和作用结果两个交叉的分析谱系，前者包括指向个人与诉诸群体两种不同取向，后者则涉及从抽象到具象或从一般行为到过激行为两种作用结果。由此可得到一个四象限分类矩阵(见图2) 。

第一种意识形态模式( 图2 第2 象限) 是神圣性－ 政治性(与聚类分析中第一类文章所具有的特点相对应)，其特征是通过诉诸某种更高的宗教权威来获取政治制度和律法的合法性。我们可在多数有着政治诉求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中发现这一模式。不过推而广之，即使是非宗教的或非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也会声称自身的合法性源自某种更高权威，这个权威可能是某些价值观、历史事件、哲学理论，甚至是( 伪) 科学( 如: 以生理学－ 人类学为依据的种族主义) 。此模式位于图2中的第2象限: 一方面是由于其逻辑体现为某种转化联结，即将抽象事物转化为具象事物，所以其作用结果被归类为“抽象信仰的具象化”;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所赋予合法性的对象为共同体，故其作用指向为群体。

第二种模式( 图2 第3 象限) 是信念传播－ 暴力行动( 与第二类文章对应) ，其特征是追求以(至少是表面上的) 客观视角描述现实中敌我斗争的残酷性。那么，现实描述何以也被看作意识形态? 在何种程度上关注暴力，以何种方式解读暴力，会受到认知视角的影响。面对同一事件，一种视角倾向于关注其中的暴力因素，另一种视角则可能关注其中缓和、和解的希望。而认知视角无疑也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在图2中，这一模式位于第3 象限: 像《达比克》这样的读物痴迷于“客观”的暴力描述，以此展示自己的扩张欲望和扩张成果并不奇怪; 而其他非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通常会避免过多提及血腥暴力内容，但同样也有冲动展示自身扩大势力范围、以非和平手段获取资源的过程或结果; 即使是以和平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共同体，当其抵抗外敌入侵时，也不得不利用对残酷斗争的大量记录来达到宣传目的。

第三种模式(图2第1象限)是虔诚性－抗争性(与第三类文章对应) 。这种模式以个人为目标受众，以抽象信念的具体化为目标结果。当将一种信仰转化为意识形态时，宣传者需要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斗争的抽象性与现实性的张力问题，即要在何种程度上把意识形态中的抽象斗争解读为现实斗争。与极端组织相反，一个理性共同体往往会避免使自己带有过多现实斗争色彩，避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二是主体间关系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可以独立于他人。极端主义者无法使自己摆脱主体间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不是和平、合作的关系，而是杀戮、压制的关系。三是两种时间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斗争的抽象的无限性与客观时间的无限性相对应。极端主义者会片面强调与异教徒之间的斗争是连续、永恒的。不过总的来看，即使是非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在特定时刻根据宣传需要在上述三个层面渲染敌我关系，通过无意或刻意的意义扭曲手段来“激化”或“活化”其所持理念中的斗争内涵。

第四种模式( 图2 第4 象限) 是个人执信－个人牺牲( 与第四类文章对应) ，其体现形式为对极端主义者个人的关注，例如，将典型人物刻画成理念的化身，对个人思想和行动给予指导，或对个人的情感、态度和利益表达关切等。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增加崇高理念在个人眼中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增加自我效能感，使个人感到理念不仅是某种高高在上的东西，借此在个人与抽象理念之间建立紧密关联。我们称其为行动联结，是因为它能够促成个人信仰的坚定性、持久性，与个人行动积极性之间的联结。而这种联结实际上又是以下两种联结的综合效果: 一是以“行动=个人”为逻辑的联结，即个人的存在意义就是行动，不行动的个人无异于不存在。二是强调“行动= 牺牲”，即强调积极行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行动中“牺牲”; 强调在行动中，个人的消逝、个人的自我否定性恰恰就是个人存在的证明。不可否认，意识形态中某种程度的辩证色彩恰恰是其最吸引受众的因素。

总而言之，极端组织意识形态在内容及传播形式上具有一些鲜明特征。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在思想观念层面打赢反恐战争的问题[28];结合对《达比克》的分析，笔者进一步强调两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第一，特定极端组织获取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宣传上迎合、讨好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民众，以期赢得更多支持和同情。这不仅体现为极端组织对新媒体的应用，也不仅体现为用多语种发行刊物，而且更直接地体现为: 尽管其宣传物包含了大量说教内容和自相矛盾的极端思想，但却有意采用了一种在迎合主流价值观与兜售极端思想之间往复“跳跃”的策略。而国际主流价值观内在的模糊性和脆弱性又为极端主义宣传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达比克》中有文章提及对真理和对善的追求( Issue07，17; Issue11，14) ，而这两者恰恰与某些世界主要文明具有相通之处( 尽管二者对真理和善的界定截然不同) ; 有的文章则尖锐批评了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Issue11，18) ( 尽管其他文章在鼓吹奴役异教徒) 。第二，极端组织夸大自身政治稳定性的常用策略是渲染、炒作对手的分裂或分歧。事实上，尽管参与国际反恐事务的国家和组织已尝试在多个层面，以多种方式协调行动，开展合作，但是各方在思想观念、斗争策略、步调进度等方面确实存在冲突和不确定性，且在国际舆论塑造方面尚缺乏共识，并未积极弥合矛盾并展示团结。国际舆论场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当一方采取行动时，另一方就会提出质疑和批判。由于各方的观察视角和利益诉求不尽相同，这种质疑和批判确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达比克》中的一些文章在指责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时，也会使用国际社会中已有的批评口吻[29]，通过在表面上迎合国际社会中的反美、反西方声音来达到特定的宣传目的。这种迎合策略在宗教极端势力以往的宣传内容中并不常见，因而具有更大的蛊惑性。显然，要想击退极端组织的宣传攻势，理应对上述问题给予更多重视。

注释

[1]:关于极端组织在管辖“领土”、建立政权方面的计划和原则，参见其在2014 年制定的文件“Islamic State: Caliphate on the Prophetic Methodology”，2015年12月7日; http: //www. theguardian. com/world /2015 /dec /07 /islamic-state-documentmasterplan-for-power，2015年12月19日。

[2]:关于极端组织宣传能力的研究，参见: Erin Marie Saltman and Charlie Winter，“Islamic State: The Changing Face of ModernJihadism”，2014 年11 月4 日，http: / /www. quilliamfoundation. org /press /new-quilliam-report-on-isla，2015 年12 月19 日;

Jared Cohen，“Digital Counterinsurgency: How to Marginalize the Islamic State Online”，Foreign Affairs，2015，Vol. 94．

[3]:Catherine A. Theohary and John Ｒollins，“Terrorist Use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Cyberspace”，2011 年3 月8 日，http: / /fas. org /sgp /crs /terror /Ｒ41674. pdf，2015 年12 月19 日; Barbara Mantel，“Terrorism and the Internet:

Should Web Sites That Promote Terrorism Be Shut Down?”，in Issues in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Selections from CQＲesearcher，pp. 129 ～ 152，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1．

[4]:Erin Marie Saltman and Charlie Winter，“Islamic State: The Changing Face of Modern Jihadism”，2014 年11 月4 日，

http: / /www. quilliamfoundation. org /press /new-quilliam-report-on-isla，2015 年12 月19 日。

[5]:Ahmed Ｒashid，“Foreword”，in Charles Ｒ. Lister，The Islamic State: A Brief Introduction，Washington，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5，foreword vii．

[6]:Michael Bonner，Jihad in Islamic History: Doctrines and Practice，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 157 ～ 165．

[7]:David Cook，Understanding Jihad，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2005，pp. 94 ～ 126．

[8][9]:Devin Ｒ. Springer，James L. Ｒegens and David N. Edger，Islamic Ｒadicalism and Global Jihad，Washington，D. 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8，p. 6，pp. 4，12，57 ～ 59．

[10]:Walid Phares，The War of ideas: Jihadism against Democracy，NY: St. Martin’s Press，2007，pp. 42，44，47 ~51.

[11]:Gerges，Fawaz A. ，The Far Enemy: Why Jihad Went Global，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 6，14．

[12]:Laurent Murawiec，The Mind of Jihad，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 324 ～ 325．

[13]:Thomas Hegghammer，“The Rise of Muslim Foreign Figh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5，No. 3 ( Winter 2010 /11) ，pp. 53 ～ 94．

[14]:David B. Skillicorn and Edna F. Ｒeid: “Language Use in the Jihadist Magazines Inspire and Azan”，Security Informatics，2014．

[15]:David. B. Skillicorn，“Applying Interestingness Measures to Ansar Forum Texts”，Conference Paper for ACM SIGKDD Workshop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nformatics ( ISI-KDD 2010) ，2010．

[16]:Katie Cannata，“Jihad in the Global Village: Al-Qaeda’s Digital Ｒadicalization and Ｒecruitment Campaign”，Theses，2014，Paper 22．

[17]:J. M. Berger and Jonathon Morgan，“The ISIS Twitter Census: 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Population of ISIS Supporters on Twitter”，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 S. Ｒ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2015，No. 20．

[18]:Javaid Ｒehman，Islamic State Practices，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hreat from Terrorism: A Critique of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in the New World Order，OＲ: Hart Publishing，2005，pp. 10 ～ 53; Meghnad Desai，Ｒethinking Islamism: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Terror，London and NY: I. B. Tauris，2007，pp. 57 ～ 131．

[19]:Cole Bunzel，“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 S. Ｒ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2015，No. 19．

[20]: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122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

[21]:陈瑛: 《期刊编辑对女性封面形象的视觉性选择: 以〈中国妇女〉为例》，《传媒》，2013 年第12 期; 郑保卫、赵丽君: 《视

觉符号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基于西方国家主流杂志封面图片的研究》，《国际新闻界》， 2012 年第12 期。

[22]:Brendan J. Frey and Delbert Dueck，“Clustering by Passing Messages between Data Points”，Science，2007，Vol. 315．

[23]:Bernard Desgraupes，“Clustering Indices”，2016 年5 月27 日，https: / /cran. r-project. org /web /packages /clusterCrit /

vignettes /clusterCrit. pdf，2016 年6 月10 日。

[24]:以下引用《达比克》原文时均采用标出卷号、页码的格式。

[25]:关于“圣战”的一般含义，参见: Ｒeuven Firestone，Jihad: The Origin of Holy War in Islam，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2，pp. 16 ～ 18。关于传统“圣战”精神对暴力的限制以及恐怖主义对于这一精神的偏离，参见: Laurent Murawiec，The Mind of Jihad，pp. 17 ～ 18，20 ～ 21，以及Javaid Ｒehman，Islamic State Practices，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hreat from Terrorism: A Critique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p. 222．

[26]:刘彬: 《论期刊封面差异化设计及意象认知》，《编辑之友》，2013 年第9 期; 乔亚丁: 《报纸装饰性风格的插图特点》，

《新闻采编》，2009 年第3 期; 王续琨、宋刚: 《栏目学: 编辑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年第4 期。

[27]:王有勇: 《阿拉伯政论语体风格( 续)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0 年第1 期; David B. Skillicorn and Edna F. Ｒeid，

“Language Use in the Jihadist Magazines Inspire and Azan”，Security Informatics，2014．

[28]:例如: Ｒ. Bennett Furlow，Kristin Fleischer and Steven Ｒ. Corman，“De-Ｒomanticizing the Islamic State’s Vision of the

Caliphate”，A Ｒesearch Support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uman Social Culture Behavior Modeling Program; 谢许潭:

《国际反恐新战场》，《外交评论》， 2016 年第1 期。

[29]:与许多评论者相同，《达比克》中的一些文章声称美国反恐战争遭遇“失败”，并乐于夸大国际社会在反恐斗争中的分歧。例如: Issue12，43 ～ 44; Issue09，18。 

作者介绍：

吴江、张小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文章来源：

本文选自《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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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茹方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