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前良 | 人情、说服与认同：转型期农村宣传动员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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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向农村大规模征用土地资源，宣传体系在转型期农村的运作因而更多地被赋予“说服”功能。基层政府在移民动员过程中即兴发挥，摸索出一整套灵活的话语策略。文章借助实践型的话语分析理论，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价值三个维度切入，全景式、动态地予以呈现：第一，通过征用乡土社会基于“关系”的象征资源生产副文本，发展出一种颇具效力的人情话语；第二，借助日常化和非正式运作两种行动机制，培育具有丰富地方性知识的动员主体，提高说服效率；第三，通过对“发展”的阐释与描绘，唤取移民的价值认同。移民搬迁的过程总体平稳，基层的话语说服为之提供了一定助力。然而，“即兴发挥”也体现出“权宜”的一面，一些局部的实际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问题后移对政府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关键词

农村传播；基层动员；话语分析；人情；说服；认同

一

 

引言

从1940年代延安时期开始，党尝试构建总体性的宣传体系，将其整合到革命实践中。作为有计划而系统的传播活动，宣传和思想工作旨在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以达成民主革命之目的。从延安时期到1970年代末40年间，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是“一体化”的[1]，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并高度组织化，是一项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为一体的宏大工程。及至1980年代，由于社会转型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宣传工作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李良荣和潘忠党等围绕新闻业的改革实践[2]，陈怀林和黄升民等聚集传媒产业的制度演进[3]，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对这种变化做了深入研究。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大众媒体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城市，并因之成为宣传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主流传播学形成了以“大众传播/城市”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诚然，这一取向展现了国家宣传体系变革的基本面，但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我国的传播体系呈现复杂多元的样貌，传播学者有必要深入农村做更多扎根的研究工作。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自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的社会转型时期[4]，党和国家的宣传体系在农村[5]基层是如何运作的?问题的提出基于两大现实背景：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工作的重心转向“发展”，引入市场机制，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建设，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土地征集和能源开发，资源流动的总体趋势是农村反哺城市，客观上要求农民对国家发展提供更多资源支持，职是之故，宣传体系在农村的任务迥异于城市，更多被赋予“动员”与“说服”的角色。第二，由于大众媒体在局于边缘的农村影响有限，新兴媒体的普及率也不高，基层政府主导的组织动员仍然是对农传播的主要形式。

水电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内容，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其影响区域集中在边远的小城镇与农村，故基层政府在其间所做的动员工作，为考察国家宣传体系在农村的运行提供了恰切的样本。长江三峡工程在2009年基本完工之后，国家着手在金沙江流域建造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4座大型水电站，总发电量是三峡电站的两倍，征地区域横跨川滇两省，包括7市25县147个乡镇390个行政村，涉及移民人口共达71.2万人。让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按时搬离库区，需要做大量的动员工作，传统的一体化宣传显然难以胜任，需要更具互动和灵活性的“说服”。这是一项基于话语交换的庞大社会工程，其艰难不亚于水电站建设本身。

本课题组分别于2013年(11月10日－18日)和2014年(4月9日－16日)两度赴金沙江水电开发库区，进行费时过半月的实地调研，范围涉及2个行政区域，包括四川的PS县和云南昆明的DC区，采取实地考察、小型座谈会(主要参加者为负责宣传和移民工作的干部)和随即访谈(主要对象为移民和移民代表)等方式，试图从政策、文本、事件和利益相关者等方面入手，掌握移民动员的总体状况与内在脉络。在此基础上，文章借助实践性的话语分析理论，聚焦金沙江库区基层政府基于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对移民进行说服的过程，探寻政府宣传体系在转型时期中国农村运作的机理。

二

 

实践型的话语分析理论：

话语实践对文本与社会的勾连

话语(Discourse)是被加以陈述的符号序列……它由符号(广义上的语言)构成，但要做的事情却远比运用符号来指称事物多得多”[6]，正因为对这个“多得多”的理解不一，话语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却含混晦涩的概念，不妨先做简要梳理。人类一直在思考“意义从何而来”的问题，话语的哲学基础源于对此一命题的认识论转向。传统以为，意义来源于外在客观世界或人的主观表达，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则大异其趣，认定意义既不是外在世界的呈现，也不是主体的内在表达，而是由居于其间的语言/符号所决定的。然而，语言是抽象的符号系统，现实中只存在具体的陈述行为，它指向不同的人(谁)、情境(在什么情况下)和意义(表达什么)，进而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作为名词的语言仅仅指涉由语言构成的文本，无法说明意义在具体语境中的生成与变异。话语则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属性，它基于文本，同时又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行动，“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概念被话语所取代。人们相信，透过对话语的分析可以帮助更深入认知实在世界(社会)和表征世界(文化)。

话语分析的第一种路径以文本为取向。所谓文本，涵括文字、口头语言、音频和视频等各种表意形态，这种分析方法并不像过去那样，将语言分析限定为语词、句子、影像等语法单位，或修辞、文类与风格等方面，而是有所扩展，试图将言说者之间的互动与情境纳入视野，侧重分析交流中更高层级的结构属性。比如针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研究者透过文本分析窥探传播者的表意图式和读者潜在的理解框架；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口头交流，通过语言分析探求言说者双方即时互动的话语策略。梵·迪克(VanDijk)的新闻话语分析和申肯(Schenkein，J．)对谈话的民族志研究堪称这方面的典范[8]，他们由此发展出一套精致的文本分析方法。[9]这种方法迥异于传统的文本解读，不只关注内容，还重视表征，即不再局限于对文本进行封闭和静态的意义阐释，转而重视文本的交互性及其动态呈现，但这种路径坚持将文本放置在微观的传播语境中进行分析，与话语勾连的社会因素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发展出另外一种“社会取向”的话语理论，米歇尔·福柯(Foucault，Michel)对此有精彩论述。福柯并不关心“谁在说话”之“话语主体”，也不太关心“说了什么”之“文本”，而更关心“怎么说”和“为何要这么说”的“话语规则”。话语背后的规则受权力制约并在历史中形成，它先在于人，总是以真理和知识的名义运作，从而对主体进行规训，对现实加以建构。因此，作为权力和知识的共谋，话语不只是用文本来反映现实和传达意义，相反建构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同时也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社会取向的话语分析由此发展出宏大的社会理论，转向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

两种话语分析的范式各执一端，文本取向的分析重视言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过程和具体情境，强调主体对语言/符号的策略性使用，但缺乏对历史与社会结构价值层面的观照，鲜有理论建构；社会取向的分析将话语视为权力运作的深层机制，不承认主体对话语使用的能动性，人与客观现实都不再“在场”，按社会价值和等级建构的象征/符号系统取代了物质的现实世界。福柯的宏大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效力，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中坚，但它淡化了经验的实证考察，研究兴趣转向“埋头故纸堆和对文献档案进行考古学的发掘”。[10]

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试图将前述两种范式进行整合，建立一种实践型的话语分析方法。在他看来，话语既是符号构成的文本，也是一种行动，它受社会结构的限制，反过来又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对社会变迁发生影响。文本取向重在语言的分析，不关心文本在社会中的流动；相反，社会取向重视权力与文化的宏大议题，却忽略了主体在现实中的符号实践。有鉴于此，费尔克拉夫提出中观的“话语实践”概念，将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社会理论加以勾连，即如所言：“话语实践指的是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社会性的，都需要关联到话语从中得以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11]话语因之被视为一个多向度的系统，由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者所构成：文本指涉语言/符号面向的话语，话语实践指涉文本在社会中的流动，社会实践指涉文本流动最终参与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三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由微而著的动态延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在现实中行动的产物。

费尔克拉夫的理论调和自有其局限，在话语分析方面它不如文本取向者那般精细，在理论方面达不到社会取向者那样的深度，然而却很实用。它一方面重视文本构建现实的作用，文化惯习和意识形态通过文本的流动而“出场”；另一方面注意到主体的行为和现实制度安排，通过文本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形塑话语。这种实践型的话语理论兼顾到文本、行为和价值三个面向，为考察基层移民动员提供了恰切的分析框架。

三

 

文本网络：人情文本与象征资源的征用

“文本”(Text)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产物，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一篇经典文献中指出：“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抽象空间，只有通过阅读和接受才可以介入，才可以体会……文本以语言为媒介，用以指出并说明某种隐于其中的社会特性。”[12]这一界定体现了结构主义理解文本的两层意思：其一，事物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是在关系中凸显而形成的，同理，意义也是在以象征符号为媒介的交互中产生的。所以，任何单个的文本都不是独立的，而是悬浮于与其他文本关联的网络之中。其二，文本具有社会意涵，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性，被不同主体不断阐释或重写，故文本不是静态的符号载体，而是动态的社会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它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13]

研究者将文本区分为主文本和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把握动态而具有互文性的文本网络。副文本指一种周边或服务性的文本，对主文本进行推介、解释和评价，是关于文本的伴随性文本[14]。移民动员过程中的主文本是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471号文)，对征地补偿、移民安置、后期扶持、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予以原则性安排，是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唯一文本。围绕主文本，基层政府生产了大量副文本，几乎涵盖所有媒介形态。主文本和副文本构成的文本网络，隐含着象征性权力(名)和实际权力(实)之间的共生、分离与转化。所谓“名”，指的是主文本代表中央至高无上的象征性权威，号令自中央出，不容挑战。所谓“实”，意指国家统一的指令无法适应各地具体情况，地方政府在移民动员的现实运行中拥有实际权力。名与实之间的张力为副文本生产提供了较大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为了确保不激化矛盾，并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移民工作，不得不在副文本产制的过程中殚精竭虑，征用一切可利用的象征资源。

象征资源是言说主体用来构筑、阐释和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概念或框架[15]。基层移民动员的副文本继承了党和国家一体化宣传的遗产，动用一切资源进行组织化传播。以向家坝项目云南的PS县为例，在动员期间，各部门共印发各类手册30多万册；大众媒体也被规定必须完成新闻报道、访谈、专题片的刊播任务；户外道路、桥梁、建筑物的显眼处都张贴着如“一库一册”“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等大幅标语……借助大喇叭式的“命令型”文本，全方位而持续不断的宣传为舆论造势，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移民利益诉求和政府补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要说服移民按时搬迁，还得依赖移民干部和移民代表反复地“磨嘴皮子”，这种面对面的人际说服是整个移民动员中最关键和有效的副文本。传统的宣传框架在人际说服中难以奏效，体制内的象征资源明显不够用，在缺乏可供依循的现成脚本的情况下，基层的移民动员者只能“即兴发挥”，征用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打人情牌，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人情话语”。

“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视为重要的资源。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们习惯于用不同标准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16]黄光国进一步将关系区分为三种——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指在家庭和密友等团体中，成员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进行互动；工具性关系指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关系模式，按利益算计的“公平法则”行事；混合性关系指“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亲密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17]研究表明，在混合性关系中，人的行为最容易受人情和面子的影响，基层政府大量选用移民代表做说服工作，其实质在于将“动员”置于一种混合性的交互关系之中，以软化移民的抵触行为。

移民代表W说：“要动员钉子户嘛，不好动员。他们(按：移民干部)是有工作的，给政府干事情，这个身份就不好动员，以我们的身份就好一点，因为大家都是老百姓，说话相互之间就有一种信任感。”移民代表和移民之间比较熟悉，但又没有熟悉到很亲密的程度，为话语协商提供了良好情境。移民代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是外人好说话”，这句话意涵非常丰富，借用贝特森(Bateson，G．)的观点，它通过预先设定传播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挥了元传播的功能，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容如何被说呈现”以及“如何被理解”。[18]“好说话”暗示两层意思：第一，既然关系还没那么亲密，那么，账目一定要算清楚，利益攸关的事情没有必要藏着掖着；第二，大家都是熟人，好歹要给对方一个“面子”，对话的双方对这两层意思心知肚明，心领神会，这种话语规则根植于民间，是文化传承的结果。移民代表Y女士跟我们讲述的一个细节提供了佐证，她到“钉子户”家里做思想工作，对方这样开场：“是你，我才让进来，是其他人我就轰出去了，敲都不要敲我家的门!”从他的这个开场白看来，征用人情这一象征资源不失为有效的传播策略。

四

 

话语实践：日常化与非正式运作的说服机制

视线从文本和象征资源拉向现实中的行动，透过对文本生产、流动和消费的机制的考察，我们发现基层移民动员中存在两种极具特色的话语实践机制。第一种是经由个体即兴发挥的日常化机制，其实质是动员者将说服工作纳入日常生活之中，使“说服”自然化。移民干部和移民代表经常借助“偶遇”和“撞见”的方式，在集市、田间地里、茶馆和红白喜事现场等空间制造与移民见面的机会，再以“寒暄”和“攀谈”慢慢切入正题。如此三番五次，说服效果若是不佳的话，再“软磨硬泡”。但是，“磨”和“泡”同样要遵循日常生活的节奏，只不过是提高说服的频率而已。比如，“钉子户”X因为已修好的堡坎未列入政府的补偿范围，迟迟不肯表态，移民干部连续半个月每天去两次，带着茶叶去对方家里喝茶，“摆龙门阵”(四川习俗，聚集在一起喝茶闲聊)。

对于那些“蹲点挂靠”的移民干部来说，说服工作殊为不易。因为他们是“外人”，与移民间存在的是工具性关系，不太好说话，所以，说服工作要破局，首先得想办法和移民建构“混合性关系”。依据川滇乡俗，幼小儿童拜外人做干亲(干爹干妈)，将会少灾少病。“家”作为关系范畴是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但它可大可小，按费孝通的说法，其范围可以“伸缩自如”[19]，移民干部借助这一文化惯习进行关系重构，将自己纳入到动员对象的“家”中，摇身一变为“自己人”。PS县移民干部S先生在当地是“说得上话”的人，收了不少干儿子和干女儿，还认了不少亲戚，他认为这种“培养感情”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工作。DC区某镇副镇长L先生跟课题组交流，很自豪地说：“我收的干儿子、干女儿，要是坐在一块吃饭，足足可以坐三桌多!(按：桌指农村的八仙桌，可坐8人)”，“这些干亲家都是‘自己人’，在移民动员工作中给了我很多理解和支持。”

平常主动“做人情”也很重要，类似细节很多。比如：移民家办红白喜事，移民干部要主动参加，这样对方会“很有面子”；赶车乘船时遇见了，主动帮移民买票；移民家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想办法帮忙解决……人情是“可以用来馈赠的社会资源”[20]，“施”了人情，就有回“报”，通过日常实践适应本土的文化逻辑，动员的效率就提高了。PS县LZ村三队在拦河坝周围种了不少果树，因为河滩地不符合政策标准未被纳入补偿范围，整个生产队和移民工作组发生矛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工作组请宣传中心的M书记出马，三队队长曾欠过M一个大“人情”，抹不开情面，“两人吃了一顿饭，喝了一次酒，问题就解决了!”

另一种话语实践机制可概括为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这个概念来自于国家治理研究的领域[21]，本文用以指代基层政府灵活采用的、游离于正式组织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行为”。国家围绕移民动员建立了一整套组织体系和正式制度：三峡集团作为副部级的国有企业，代表中央政府扮演“业主”角色，全面负责工程建设和市场运作，提供所有前期投入和经费；地方政府负责移民安置和行政管理，按照“委托－代理”关系逐级负责，县一级政府最终负责移民动员的具体实施；县级政府成立专门的移民局，与各乡镇对接，乡镇干部有专人配合移民局实行“包村挂点”制，一律下村入户，一个村民小组往往由十几位移民干部负责。

动员是劳神伤身而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软磨硬泡，一般的移民干部缺乏尽心而为的动力，并且未必能充分胜任。因此，除了建立常规的奖惩机制之外，基层政府还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比如，凡是有编制的公务人员，必须确保自己的家人、亲戚按时搬迁，如在划定的亲人圈子内出现了“钉子户”，这些体制内的干部要么自行完成说服的任务，要么放弃公职身份。这样的举措显然有违国家法规，无法见之于红头文件，却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被付诸实施。

当然，更好的办法是运用体制内的资源从体制之外招募动员者，移民干部将其称之为宣传员和移民代表，这些人了解当地的人情风俗和关于移民的种种信息，拥有丰富的人情资源和地方性知识。仅以宣传员为例，官方文件显示：“2013年计划在白鹤滩库区选聘180名宣传员，乌东德库区选聘120名宣传员”，再加上移民代表，人员不在少数。那么，经费从何而来?基层热衷于此一类的“制度创新”，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缓解移民动员工作的压力，另一方面以此为理由向业主争取经费。宣传员和移民代表制度一旦经业主和上一级政府授权，就变成正式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呈现出非正式运作的一面。

为了防止在移民和移民代表之间制造区隔，政府在公开场合声明移民代表的工作是义务的，移民代表亦做如实说，但私下里却承认地方政府曾答应给他们“好处”。为此，我们求证于四川JP镇镇长，他如此回应：“他们要求按劳动法来拿报酬，20块钱一天。但这不是劳动关系，是自愿服务。移民工作量的确很大，移民代表如果做出了成绩，我们会表彰先进，发点奖金。”言下之意，最初政府和移民代表之间并没有报酬的约定。不过，移民代表的说法不太一样，L女士曾跟课题组抱怨：“我们搞移民工作这么久，现在发表一下意见。这几年下来，说优先安置我们，但安置到现在也没见到什么优先!”这种非正式的运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导致各执一词，扑朔迷离，事实无从索解。

五

 

社会价值：发展话语的认同与协商

话语的母体是社会，经由文本到话语实践，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最后指向宏观的社会实践。在费氏看来，霸权和意识形态是理解社会实践的两个重要概念[22]，它们来自葛兰西(GramsciAntonio)和阿尔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葛兰西注意到，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对附属阶级不是简单的统治，而为了获得后者的“同意”，有意识建构一整套观念体系将权力正当化，形成文化意义上的霸权。这一套观念体系就是意识形态，它通过赋予现实以价值和意义，致力于统治关系的再生产。作为对现实的符号/意义建构，意识形态介入并结构文本和话语实践的秩序。本文无意照搬西方理论，在借鉴其思路的基础上予以改造，用“社会价值”取代意识形态的概念，探讨移民动员背后政府与农民的价值协商。

作为一种经济行为，移民的本质是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和不动产，它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又具有政治意涵，不容挑战。但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逻辑决定了，政府行为需要获得农民的“同意”，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此外，还需要通过价值建构赋予政府行为以正当性，使农民从心理上予以肯认。1990年代以来，国家在继承社会主义遗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建构“发展”的话语，“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最权威的原初表述，源此形成纷繁的话语丛，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和“支援农村建设”等。“发展”是国家对美好生活的承诺，成为移民动员文本生产的元话语。动员者运用各种修辞将发展具象化，通过描绘移民生活的未来远景，以唤取移民的认同，反复强调“政府将发展特色移民小镇”“安置区基础设施配套完整”“将建设高原特色农庄”“后面会有更稳定、更好的经济来源”“卫生环境大大改善”……

农民高度认同“发展”的理念，这构成了话语协商的基础。在调研中，无论是普通移民、非移民，还是移民代表，甚至那些在移民之后对现状仍多有抱怨者，都真诚地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发展是国强民富唯一的出路，水电开发和移民工作必不可少。项飚在研究中曾指出：“‘国家’在普通人心里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正当性毋庸置疑，具有高度道德性”[23]，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与移民之间的“话语协商”具有双重含义，价值共享和认同是基本面，但共享之中仍存在歧异，具体表现在对发展的不同理解上：国家的发展是总体性的设定，移民则更关注自身利益；国家的发展是对远景的描绘，移民更关注当前的现实。动员的本质是利益的协商，但在话语交互的实践中需要加以价值的包装，为了对应“发展”话语，移民选择了“平等”。

应星考察1980年代移民上访时提到，农民心中存在三个平等的世界：一是以自己为参照，现在与过去要平等，不应该受外力影响；二是以同类为参照，同一等级秩序中的成员要平等；三是以人为参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生不应有别。[24]结论同样适用于金沙江库区移民的话语实践，在各种据理力争中，移民没有选择法律框架，很少使用“财产权”“法治”和“合法利益”等语汇。而是集中使用“平等”来结构话语，频繁使用这样的语词：“这个之前就建好了……”“我们家以前……”“后面怎么办呢?”，通过将现在与过去进行比照；或与同类主体进行比较，与同村、同县的移民比，拿不同的县和川滇两省的移民政策作比较。中央的补偿政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移民通常不予质疑，而将矛头对准具体执行的地方政府，认为后者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碗水端平”。什么时候、跟谁比、怎么比，移民会根据具体情况策略性地使用平等话语。

地区资源的禀赋有差异，地方政府的执行也无法同一，因此很难做到平等，移民千差百异的诉求让业主和地方政府更是难于应付。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动员会直接运用国家权力话语进行回应，典型表述有“你的想法我们能够理解，但这是上面的政策，我们也没有办法!”此外，常用的还有集体主义的话语模式，比如说：“不是你自己有意见，整个移民都有意见，但是要看有大有小。移民不是移一个人，是整个县城都在移，你还是支持下大局吧，带个头，你提的意见我们尽量找上面催。”在动员实在难以推进的时候干脆把话说透，移民代表Y女士这样做思想工作：“这是国家政策，不是哪个私人的征地，电站是国家修的，你那个能不搬，但这个电站不可能不搬。水上来了你怎么办?到最后整个县城就剩下几家人，停水停电的，你怎么办呢?”话语协商是你攻我防、腾挪跌宕的过程，充满各种软硬兼施的修辞，但深究其内在结构，乃是不同价值的推拉与纠缠，发展和平等两种价值的协商构成其中的主线。

六

 

讨论与结语：艰难的说服

转型时期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和能源开发，在向社会大规模征用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的移民动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关于移民，政府与农民互动的核心议题是经济补偿，为此国家制定了统一的安置方案和补偿标准，但各地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别，总体性的顶层设计与地区差异之间存在着张力。为了缓解这一张力，具体实施负责移民的基层政府开展持续不断的思想动员，于是，经济的问题转变为政治传播的议程，利益的协调转变为话语实践。

高度组织化的传播体系长于营造舆论氛围，面对个性各异的移民则显得乏力；命令型的宣传模式适合宣示国家权威和政策，却难以影响有明确利益诉求的移民。因此，在继承宣传的传统之外，基层政府即兴发挥，摸索出一套更为灵活的说服策略，使国家宣传体系在转型期农村的运作呈现出全新的样态，前文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价值三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全景式、动态的观照。

第一，动员者围绕中央政府的移民政策生产出大量副文本，构成复杂的文本网络，其中最具有效力的是人情文本，它通过征用乡土社会的象征资源，将动员对象置于人情的关系网络中，发挥元传播的功能，为说服提供了良好情境。第二，基层动员发展出日常化和非正式运作两种文本生产机制，前者将动员纳入日常生活之中，使“说服”自然化；后者灵活采用游离于正式组织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行为”，招募和培育具有丰富地方性知识的动员者，缓解动员的压力，同时更便于人情话语的实践。第三，社会价值从根本上架构文本与话语实践，动员者充分阐释“发展”的意涵，并为移民描绘未来的远景。“发展”得到了移民的普遍认同，构成话语协商的基础。但共享之中存有歧异，移民对发展的理解有所不同，策略性地使用“平等”话语与动员者进行商议。

移民动员是一个艰难的说服过程，但从结果来看这一过程总体平稳。原因有三：首先，国家的发展战略以硬约束为后盾，具有不可抗性。其二，农民对主流的“发展”话语高度认可，利益分歧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林芬和赵鼎新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建构出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25]，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农村，农民与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价值共识。其三，基层政府动员的话语策略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为移民按时搬迁提供了助力，工程的顺利实施得以确保。然而，基层政府的“即兴发挥”体现出“权宜”的一面，一些实际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局部地留下一些隐患，问题的后移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注：

[1]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2]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995年第1期；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湾)总第54集，第111—138页。

[3]陈怀林：《九十年代中国传媒的制度演变》，《二十一世纪评论》(香港)总第53期，第4—14页；黄升民：《中国广电媒介三十年变迁的产业化解析》，《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6期，第49—70页。

[4]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5]本文的农村包括地理上相对边缘、经济不够发达的小城镇，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转型伴随着高速的城市化，要对农村与城市进行严格的区分十分困难。

[6]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7]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8]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Schenkein，J．(1978)．Stud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NY： Academic Press．

[9]参见莱斯利·A．巴克斯特、唐·O．布莱恩韦特《人际传播：多元视角之下》，殷晓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47—450页。

[10]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11]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12]BarthesＲ．I(1980)From work to text．Josv’e V．Harari (ed.)．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p．75，London：Methuen．

[13]夏春祥：《文本分析与传播研究》，《新闻学研究》(台湾)，1997年1月，第54集，第148页。

[14]潘忠党：《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15]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湾)，1997年1月，第54集，第114页。

[1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17]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8]Paul Watzlawick’ Janet B．Bavelas’ and Don Jackson(2011)．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astudy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and paradoxes，NY：W．W．Norton＆company，Inc’ p．32．

[1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20]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21]参见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22]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9页。

[23]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24]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0年，第144页。

[25]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第6期，第95页。

作者简介

易前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原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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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宁志垚

校对：李书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