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洁、荆学民 | “群众路线”的政治传播意蕴新解

| 作者：赵 洁、荆学民

摘要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核心和基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传播主体、以媒介为中介的“党群互动”机制。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阶段的经验总结和制胜法宝。群众路线实质上涵盖了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一系列政治信息流动环节，蕴含着党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价值观念。因此，从政治传播这一全新的视角阐释群众路线具有重要意义。“一切为人民服务”是群众路线中规约各个环节、统摄一切传播活动的价值旨趣。党和群众均在群众路线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传播角色，群众路线整体上是一个内嵌政治宣传和党内政治沟通环节的以党和群众互为传播主客体的复合型政治传播模式。不过，由于现实的复杂性，这一模型在付诸实践时偶尔会发生些许偏离。因此，在实践中应落实党和群众的政治传播角色安排，实现群众路线的专业化和制度化，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党群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

群众路线；政治传播；党群互动

基于“人民至上”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过去学界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重点放在探讨其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以及与民主、政治参与的关系等问题上，但随着进入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丰饶”社会里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群众路线”面临着新的挑战，其时代内蕴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延展。本文将从政治传播学术视野和理论框架，把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理念进行新的解析，以期指导新时期“群众路线”取得更为扎实的实际成效。

一 、群众路线与政治传播的关联

关于群众路线，本文主要以下面三种文献为阐释依据：第一，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完整系统地阐发了群众路线，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899。第二，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明地将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834。第三，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网络群众路线”的新说法，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336。就这三种阐释而言，第一种论述侧重于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面向，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信息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的全过程；第二种论述则较为简洁和全面，既涵盖了群众路线中的政治原则，也包括了党的工作方法；第三种论述则从理论上赋予了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是“互联网+”时代群众路线的延伸。

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4]但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政治传播的运行机制和主要功能却大为不同。西方的政治传播主要是为其政党竞选政治服务，因此，其政治传播理论的核心，是多元的政治主体通过媒介包装竞争政权的“媒介操持”。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最高也是唯一的政治领导力量，这是中国政治区别于他国政治的一个根本属性。因此，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核心和基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传播主体、以媒介为中介的“党群互动”机制。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阶段的经验总结和制胜法宝。在实践中，群众路线具体体现为党群之间的多种互动形式，在政治决策、国家治理以及民主发展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决策机制之一”，也“应成为各级政府决策时必须依循的刚性原则和固定程序”。[5]在理论上，群众路线实质上涵盖了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一系列政治信息流动环节，蕴含着党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价值观念。因此，从政治传播这一全新的视角阐释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视为一种政治信息流动与控制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从中提炼出相关的传播因子和环节进行解析，可以勾连群众路线从历史走向新时代的价值旨归，明晰党和群众的重要角色定位，透视其内嵌复合式的传播模式，以指导新时代群众路线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群众路线的政治价值旨趣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始，就深谙此理，多次阐发以人民为本、以群众为基的思想，并始终坚持以此思想作为最终的行动准则。从“为人民服务”[6]10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订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7]193—194，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6]1到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6]4都离不开“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逻辑。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政治传播理念来看亦是如此，即其价值旨归是“一切为了群众”。这个宗旨规约、统摄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就将自身定性为“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既然作为“群众党”，那就必须做到“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8]162。由此，“一切为了群众”便成为党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初心”。

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就曾多次将“一切为了群众”与“密切联系群众”结合起来阐述，告诫党员要避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1944年7月接见英国记者斯坦因时说道：“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9]186—187同年9月，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这一立场，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建议是“对”的，是“对人民有好处”的，党就会按“群众”的意见办。[1]100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但是，党的“一切为了群众”这一政治指导思想并未发生改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都对这一点进行过多次阐述和强调。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有两个：一个是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对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特别指出以下四点：一切为了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10]348—352这四点无一不在强调群众的重要性和能动性以及党对于群众的责任。另一个是在中共八大，党根据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将群众路线写入党章。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并且重点强调了“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的工作作风”。[11]123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1979年，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专门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中强调了要恢复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提醒各级党员“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12]228—229。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群众路线的指导地位之后，群众路线就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坚定不移的根本工作路线。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对加强党群关系作出了规定，强调：“党要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13]929—93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要求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3]52

通过回溯群众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与党共生共荣。而在群众路线中首先要坚持的便是“一切为了群众”这一价值旨归。换言之，在党的政治传播理念中，其所开展的一切政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便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党既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更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1]124。从这一逻辑进行推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一切为了群众，这两个目的是直接与根本的关系。故而得出，“一切为了群众”是这一传播理念的价值旨趣。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实践中，“一切为了群众”的传播初心需要被真正地铭记，也需要被不断地问询。

三、群众路线中的党和群众的政治传播角色

有学者指出，“由于群众路线主要是由中共领导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信念和工作方法加以总结和概括的，因此主体的位置在相当程度上被事先假定和隐匿了。”[14]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主要的行为主体的“党”在这一话语表述中是“不在场”的和隐性的。与此相较，“群众”在话语表述中是“在场”的和显性的，那么，当我们从政治传播角度来重新审视群众路线时，有必要将党和群众这两个“主体”双双拉至幕前，重新明晰其角色与功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看，以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群众路线的系统阐释为具体的分析文本，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分解为政治信息输入、政治信息输出和政治信息反馈三大传播环节。根据传播起点的不同，这三大环节还可以再划分出两种更为具体的情形：首先，当传播起点为党时，具体表现为政治信息的询问、政治意见和建议的产生、政治意见和建议的表达、政治意见和建议的选取与转换、政治意志和公共政策的输出(宣传)、政治意识和公共政策的实践与反馈这六个环节；其次，当传播起点为群众时，则可以分为政治意见和诉求的产生、政治意见和诉求的表达、政治意见和诉求的选取与转换、政治意识和公共政策的宣传、政治意识和公共政策的实践与反馈。在这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中，党和群众的角色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在这六个环节中党和群众都扮演着或自觉或自发的政治传播主体的角色。

很多研究会强调群众路线中作为先锋队的党的角色与功能，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党是组织和动员的主体，而群众只是被组织和被动员的客体。[15]但从政治传播视角看，党和群众在群众路线中都是积极主动的存在，均扮演着政治传播主体的角色，不过其自觉性程度是不甚相同的。其中，作为政治传播活动主体的党，无论对于政治传播活动的目的，还是对于政治传播活动的对象，都有充分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其开展的是一种自觉的政治传播活动；而作为政治传播活动主体的群众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其开展的是一种自觉性的政治传播活动，而有时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发盲目的政治传播活动。尤其是当群众路线发展至互联网群众路线阶段时，党与群众的互动环境发生了改变，群众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角色也更加凸显。因此，适时地讨论党与群众的具体传播角色显得十分必要。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角色

就党而言，群众路线是作为党的工作路线提出来的。那么，虽然党在群众路线的话语表述中被隐匿了，但是党实质上却是存在的，并且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存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下面，就以信息输入、输出、反馈等环节为逻辑顺序，对党在不同的环节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详细的分析。

首先，信息产生的“驱动力”。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第一种情形(群众主动性较弱的情形)中。一般而言，信息的传播需要特定驱动力，目前有研究将传播动力分为传播主体动力、传播本体动力和传播媒体动力。在相当程度上，传播主体的动力主要源于人类发展需要以及正在从事传播活动的每一个主体的需要。[16]那么，党作为“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在民族和民主革命、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均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因此，为了承担这个重要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6]162。换言之，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有倾听民意、激发民智、促进党群之间交流的需要。因此，在群众路线中，党在信息生产环节扮演着“驱动力”的角色，积极主动地问询信息，发挥引发民声、激发民智的功能。但是，信息生产的驱动往往具有重点选择趋向，进而会产生议程设置的效果。因此，在作为信息生产驱动力的同时，党也常常成为意见收集过程中的议程建构者——设置特定的议题对群众进行问询。

其次，信息筛选的“把关人”。在传播理论中，把关指的是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整理和编辑的行为。在群众路线这一传播理念中，中国共产党也发挥着这一功能。一方面，党需要对从群众那里搜集到的海量的、杂乱的信息进行汇总和整理；另一方面，还要选择性地摘取意见和诉求进行分析，转换为相应的理论、方针、路线或者政策，与此同时，选择搁置或者是禁止传播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或建议。毛泽东对党的这一功能专门进行过说明，他反对笼统地坚持“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而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17]1310。这意味着，在议题优先性排序和政策转化过程中，党拥有一定的抉择权。

最后，信息发布的“宣传者”。在群众路线的基本构想中，当信息搜集、整理、筛选、分析，转换为相关政策等一系列步骤完成之后，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即将党的意志转化为民众的意识，将公共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党既不能“自作聪明、主观武断”直接行动[18]14，也不能采用“命令主义”的方式强制群众[1]1095，而是需要扮演宣传者的角色，“耐心的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和说服教育”，获取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使之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这一点在党的文件中常常表述为“教育群众”“宣传教育”等话语。

(二)群众的政治传播角色

与党相对应，另一传播主体是群众。正如上述所言，在群众路线中，群众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往往会被削弱甚至是忽略。但是，从现实生活中看，无论先进抑或落后，理性抑或感性，系统抑或零碎，群众都能够基于日常政治生活产生一定的诉求或意见。由此，也才会产生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要积极深入群众，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的逻辑推论。因此，虽然群众路线是作为党的工作路线提出的，并且对党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要求，但是从政治传播角度看，群众路线中的群众并不只是被宣传者和被教育者，而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既是作为自觉或自发的意见或诉求生产者；也是党制定、执行政策的全程监督者，还是政策反馈的主要提出者。

首先，政治意见的生产者。这一角色体现在最初的政治信息输入的环节。按照主动性划分，群众作为政治意见生产者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与党作为信息生产的“驱动者”的角色相对应，群众仅仅是在问询环节中作为被动、消极的意见生产者而存在的。第二，群众是基于自身生活经验抑或是基于对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监督而积极主动提出的政治诉求或意见。不过，不论是哪种情况，群众总是政治意见的最初生产者。具体而言，虽说在党的文件中有“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这些话语表述，这容易使人们将群众路线中的群众简单定性为被动的，但也不乏“依靠群众”“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甚至有时还会强调“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1]1096，“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11]125。因此，在经典的群众路线的表述中，群众在整个信息传播模式中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扮演着或积极或消极的政治意见的输入者和反馈者。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生态的转变，群众的能动性越来越强，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扮演被动的接受者或者消极的意见提出者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尝试去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借助网络积极表达观点与意见。有时，这种做法还能够形成一股自下而上的舆论压力，倒逼党和政府去关注某一现象或者去解决某一事件。如2016年习近平丰富了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地提出网络群众路线的新理念。在网络群众路线的表述中，更注重要求各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要“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随时掌握“舆情动向”。[19]138相较经典的群众路线的表述，网络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存在，能够自觉地借助网络表达自身关切，发表观点。

其次，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和反馈者。当党把搜集而来的民意转化为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并予以实施之后，群众作为方针政策的主要体验者，就自然地发挥着监督和反馈的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后，群众来信成为群众监督的主要方式，对此政务院专门下发文件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应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20]322目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平台成为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重要途径。根据最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网络是与实体、热线相并列的第三大检察监督平台。[21]通过互联网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网民为检察机关提供了很多直接性的反腐证据，“表哥”杨达才、“房姐”龚爱爱的曝光都是非常好的例证。

如上所述，党和群众在群众路线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传播主体，在各个环节中轮替扮演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传播角色。当群众作为传播主体表达自身诉求时，党在此时就是一个积极能动的客体；而当党将群众意见转化为相关政策，并试图宣传政策、引导舆论时，群众就转化为相应的客体；继而当群众通过实践对政策进行监督和反馈时，群众就又成为积极主动的传播主体。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论述的“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864这一党与群众辩证关系在传播过程中的体现。

四、群众路线中的复合政治传播模式

政治传播基本形态主要有三种类型：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22]在对群众路线中的传播模式进行梳理之前，首先要对本文所涉及的传播形态再进行一下界定。在本文中，政治宣传与政治沟通都是政治信息流动的方式和形态，其中政治宣传是一种单向性的信息流动，政治沟通则是双向的；在政治宣传中，党与群众分别是宣传者与宣传对象，而在政治沟通中，党与群众则根据信息流通的不同方向分别承担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角色；政治宣传要达到的目的是动员和教化，而政治沟通则渴望谋求共识。当将群众路线的不同环节与这三种传播形态进行对应时，可以发现群众路线包含了政治宣传和政治沟通两种传播形态。总体来看，群众路线实质上就是一个内嵌政治宣传模式的政治沟通这样一种复合型传播模式。

首先，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群众为客体的政治宣传模式。这一模式在群众路线中的经典表述为“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即这一模式具体体现在“到群众中去”这一环节。具言之，即当将群众分散的、琐细的意见和诉求进行筛选并转化为相应的方针政策后，党通过文件、会议等渠道树立典型，发起动员，达到引领和感召群众的效果，进而实现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广泛的政治共识的目的。这一过程即为上述所描述的以单向性和目的性为特点的政治宣传。在这一过程中，党扮演着宣传者的角色，群众扮演着被党宣传、教育和引导的对象。在中国政治现实中，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往往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发挥的积极而巨大的历史作用使得在我国的理论语境中，宣传和政治宣传都成为正面的术语。[22]群众路线中所内含的政治宣传模式就是一种非常标准的中国理论语境下的政治宣传。但是，由于政治宣传的单向性和控制性，其常常通过诉诸理想，尝试建构出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共同的逻辑体系[23]254—257，这一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热情，凝聚群众力量，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革命战争年代、抗美援朝、大跃进中的宣传动员都是典型的表现。但是，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也存在固有的弊病，其单向性、控制性以及其所使用的话语与方式在当今这个“脱魅”的时代已经不适用，需要辅之以其他的传播形态，并逐步转变为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党群互动模式。

其次，以党员为传播主体和客体的政治沟通模式。这一模式在群众路线中的经典表述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群众路线旨在关照群众与党的关系，重点探讨党群之间的联系，因此这一路线中所包含的党内的政治沟通并不会像其他环节一样被专门论述。但是，当以政治传播视角重新厘清这一过程时，群众路线的内在机理就更加清晰明了——党内政治沟通也是这一政治传播模式的重要环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是党内政治沟通功能的简要说明。当然，除了群众路线定义中的直接表述外，党内政治沟通往往体现在党的领导人对于群众路线的深度阐释。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就曾提出要将群众路线与党内民主相结合，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时候，也要注意倾听党内党员的声音，党员应该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24]500。因此，党内民主是群众路线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形环节。

最后，以党和群众互为传播主体的政治沟通模式。总体上来看，群众路线既不是单向的政治宣传模式，也不是单回合的政治沟通模式。而是以群众和党互为传播主客体的，并内嵌政治宣传和党内政治沟通环节的复合式的政治沟通模式。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政治沟通，是因为根据上述一系列的分析可知：就传播主体而言，党和群众在其中都有可能成为传播主体抑或客体；就传播方向而言，这一过程是一个双向的传播过程，既包括输入、输出，也包括反馈，并且持续循环往复；就传播目的而言，政治宣传的一大特点是其具有自觉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图只是从宣传者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考虑，还无法从被宣传者的立场和利益考虑。[23]256但是与政治宣传不同，这一过程是以一切为了群众为价值旨归的，它将传播者与受众的利益都纳入其中，并在互动中实现。因此，从总体而言，群众路线是一种复合式的政治沟通模式。在这一沟通模式中，群众可以不断地提出诉求，政党必须持续地关注并予以回应，群众继而还可以针对回应提出新的看法和建议。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群众的政治参与获得感能够得到满足，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会不断地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也会持续深化(见图1)。

图1 群众路线中的政治沟通模式

五、贯彻群众路线中遇到的困难及应对策略

基于以上对群众路线这一政治传播理念的价值旨趣、传播主体、传播模式等一系列环节的分析，可以发现群众路线虽然寥寥几句，但是其中却预设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政治传播过程，内含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政治传播理念：既有高尚的价值追求，也包含极具针对性的政治传播模式；既可以提高传播的效率，也可以保证民主的程序；既强调了党的先进性、深化了党的合法性，也能够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效能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架构清晰完整，能够兼顾群众、基层党员和领导层各方，实现利益协调、决策互动、内涵不断丰富的中国本土式的政治传播理念。

但是，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几近完美”的政治传播模型，是因为将这一理念真正付诸实践时，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和个人党性修养情况的限制，仍然会出现许多现实困难，而且在实践中容易偏离轨道：

首先，党在群众路线中每一环节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被赋予了重要的职责。在政治信息的输入环节，党首先扮演了信息生产驱动者的角色。这一角色设计的初心旨在要求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声音。但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个别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需求倾向。因此，在特定的传播活动中，由党驱动产生的信息也许并不能囊括民众生活的所有面向，它的选择很可能取决于实际政治需要。退一步言之，即使在某一传播活动的政治输入环节，党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全面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但是在政治意见和诉求转化为特定政策这个环节中，党同时还要承担议题把关和排序的职责。在繁杂的社会生活中，如何能够切中意见要害，把握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换言之，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如果缺少制度监督和程序规约，“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旨归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单纯的口号或者真诚的理想，进而导致政令不通、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等。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曾提出要狠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两股歪风，不能仅仅将“一切为了群众”停留在做表面文章、停留在口号的阶段，而是应该切实体察群众情绪、倾听群众呼声。[25]98—99因此，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一方面要进行制度规约，防止把关权的滥用，建立民众议程与政策议程刚性对应机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激发群众的传播热情和参与主动性，将党员主动深入群众与群众积极表达结合起来。

其次，群众路线中的政治沟通模式内嵌有政治宣传环节，宣传由于具备目的性强、单向传播以及诉诸调动人们情感的手段等特点，因此其传播效率较高，也容易达到既定的具体传播效果。所以，在实践中，很多人出于节省决策成本的需要往往容易停滞于政治宣传这一环节，满足于政治宣传的效果，而忽略了之后的反馈与再循环的过程。或者说，用政治宣传这一局部环节取代整个政治沟通的过程，用政治宣传的理念来领导整个政治沟通过程。但是，正如上文所言，一方面，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存在固有的弊病；另一方面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传播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惯常使用的政治修辞也不再适用于当代社会，甚至有损于政治信任的建立。因此，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既要及时关注信息的反馈，打通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还要注重信息传播时恰当的政治修辞的使用。进一步言之，在群众路线这个整体政治沟通模型中，反馈行为发生在通过宣传使政党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并予以实施之后。显然，这种反馈稍显“滞后”。也就是说，群众路线中缺少对错误决策的“立即纠偏的机制”。[14]这种“滞后”式的反馈是否能够及时纠偏特定政策、进行亡羊补牢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在信息社会中，时间与空间都被压缩、粘连，这也为政党能够及时吸纳反馈、迅速修改相关政策提供了技术条件，立即纠偏机制的建立也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笔者将群众路线看作党的一种传播理念，对其宗旨、主体、模式进行详细分析，认为至少可以更新我们之前的一些看法，群众路线中的群众并不完全是缺乏主见、听凭操纵的“乌合之众”；党理想中的政治传播模式是效率和民主相结合的政治沟通，而并非简单的宣传感召。整体而言，群众路线是一个价值指向明确、逻辑清晰、过程完整的政治传播模式。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仍然会产生偏离轨道的现象。不过，将一定理念运用于现实中会产生困惑是正常现象，毕竟现实社会更加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现实社会中的人也并非想象中的至美至善。因此，面对这一状况，为了更好地实行群众路线这一理念，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程序规约，将党和群众的角色安排实实在在地落地，实现群众路线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并持续不断地在实践中进行改进。

中国仍然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程中，处处充满着风险与挑战，能否抵御风险以及如何抵御风险对于执政党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如何有效地促进国家与社会、党与群众之间的有机互动成为历史的关键。因此，对具有内生性特质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传播理念不断地进行理性审视和实践探索，使这一政治沟通模型能够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实施与完善，是党提高执政能力，政府增强治理能力，民众培养成熟心智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 荆学民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4,(2).

[5] 孙有中.到群众中寻找决策伟力[N].人民日报，2013-10-18(05).

[6]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刘少奇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景跃进.“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15] 朱圣明.民主恳谈：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创新[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16] 张方敏.传播动力新论[J].新闻爱好者，2011，(12).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 吉林人民出版社.学习“八大”文件参考资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19]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编写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1]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R].http://www.xinhuanet.com/2019-03/19/c-1210086206.htm,2019-03-19.

[22] 荆学民.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J].现代传播,2016,(11).

[23] 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4] 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5]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问答编写组编.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问答[G].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赵 洁，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作者 赵洁博士、荆学民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XW010)；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新时代交叉学科研究团队支持项目(CUC18JC06)；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CU2019A011)

文章来源：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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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振娇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宁志垚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