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大“民主墙”事件——政治问题终将被经济消解

香港高校的开学季并不平静。

9月5日晚，一名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女生撕掉“民主墙”上的“港独”海报，并与“港独”激辩民主，被拍视频引爆网络。

9月7日下午，港中大的内地学生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反对“港独”与支持“港独”者共约200人爆发争执。这也是港校向内地大规模招生以来，内地学生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体抗议活动。

而后让人震惊的是，有“港独”分子竟打出横幅，为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女士失去儿子而欢呼，原因只是因为其“亲中”。

内地学生用表情包反击“港独民主墙”

港中大的“民主墙”事件，绝不是简单的香港和内地文化冲突，而是港陆青年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问题，而更令人忧虑的是事件发生在大学校园内、青年学生身上，毕竟前车之鉴不远。

关于香港问题，本公号曾在3月30日推出《香港面临“七道坎”》、6月30日发布《香港回归20周年：未来在“港陆一体化”》两篇原创文章。而就关于当下的香港态势，有必要再次进行客观、冷静的阐释，找对问题的“病根”，方能开对“药方”。

香港问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根源。

1

产业结构偏态加剧经济危机、就业危机。

1840-1950年的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华贸易禁运，作为转口贸易港的香港不得不走向工业化，纺织品、服装业兴起。不过，工业化尚未成势，即遭遇1973年石油危机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两股巨大冲击波的夹击。

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春风送暖，香港重拾贸易优势，随之而来的还有金融中心，因为来自西方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

金融、贸易相互强化，凝固成偏态的产业结构，并沦为经济的“负资产”。

而离岸金融、离岸贸易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偏低，且局限于高端就业，结果广大中下层就业增长滞缓，至今已有13万失业人口游离在社会边缘，成为香港动荡之患。

2

经济被大佬劫持，阶层分化严重。

自由市场经济的底蕴使得社会调节的力度低弱，金融资本与地产相互给力，形成雄踞一方的富豪家族，“四大家族”控制了整个香港的商业版图；而另一边是19.6%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近20万人蜗居于“笼屋”。

超级富豪富可敌国，基层贫民却无立锥之地，“1%”与“99%”的阶层冲突必然以“乱”的形式上演。

3

失落感助长“排外主义”。

殖民国的发达曾令许多港人自愿成为“香蕉人”，而不少港人也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后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但这种优越感正伴随着大陆的崛起而悄然生变，曾经被港人蔑视的大陆人也能到港购物消费，也能买他们自己买不起的房子，部分香港人对大陆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小孩地铁里进食都能演变成“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归根结底是失落感及其助长的“排外主义”在作怪。

不难发现，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但部分港人把病根归结为内地与中央导致香港优势旁落，并错把药方开成所谓的“独立”、“民主”。

是错把亚洲当欧洲，以为欧洲的城邦制是其实现自治的理想模板。

一本名为《香港城邦论》的政论集在2011年成为畅销书，其主要观点是：面对日渐崛起的内地，香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强化自身特质，保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独特和纯正，这非常迎合“港独”口味。

岂不知，西方的政党、民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具有一定的地缘条件与工业经济基础的。

其一

欧洲的海岸线被地中海、黑海、爱琴海、北海、波罗的海五大海以及多个海峡分割得支离破碎，内陆的地形也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由于这种地缘限制，若干个以单个城镇为中心的小王国在夹缝中生存，并以利益或姻亲互相牵制、制衡，进而构成城邦制。

但中国所处的东亚则是一个大陆岛，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平缓起伏的连续性地形易于形成统一体，辽阔疆域决定其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进行统一治理。

其二

欧洲的政党是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大量产业工人出现的基础上产生的，然后才出现西式的民主；而中国的政党则在农村的肥田沃土中成长，最后与政权融化在一起，并非西方的政党。

因此，曾是老牌工业国家殖民地的香港萌生如此想法并不为奇，但在回归后却走不通。

可以预见，磨合与闹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将成为港陆关系的“新常态”，作为香港与大陆两种体制碰撞应力释放的一个管道，香港政治上的动荡则为将来统一台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

鉴于大陆的庞大体量，香港始终无法摆脱大陆的万有引力，而且大陆在经济上主动对香港抛出了橄榄枝，“沪港通”、“深港通”、“粤港澳大湾区”皆是表现。

从时间上看，至少需要两个年代，即当中国经济起飞期结束，大陆沿海城市与香港收入不分伯仲，产业也融为一体，经济的共生发展抽去了闹事的前提，政治的问题也最终被经济消解。

精彩推荐

（本文为福卡智库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若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