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沦陷”？
摘要
大学创新地位下降更深刻的原因是，曾经作为知识殿堂的大学正在被釜底抽薪。而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实用创新主体。
中国大学的创新之伤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目前创业中‘羊群效应’明显，创新中同质性很强，这与高等教育的短期功利主义有关。”
这句话又把大学的创新问题推到了杠头上。早在钱学森去世之前，他就对中国大学缺乏创新忧心忡忡，并发出刺痛人心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而早在201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在参加军校毕业典礼时更是扬言，中国教育彻底失败，大学生没有任何创新能力。
尽管在6月份汤森路透与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2018路透社亚洲最具创新力大学年度榜单中，中国数量最多，但在前十强榜单中，中国与日本、韩国还有不小的差距，能够跻身前30强的大学仅有7所，其余20所大多排在35名之后。
而抛开榜单不说，现实中，中国大学创新显然远远没有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求。
中国大学创新不足的两大背景性因素
客观而言，中国大学的创新窘境不乏阶段性因素。
美国大学的领先地位也是历经两个多世纪的“修炼”才得来的：1876年以前，美国的大学基本没有高级研究学位项目，更没有研究生院来培养和训练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以及其它专业人士；19世纪美国的大学还在追寻德国大学的足迹，向德国取经；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大学才在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以及二战后欧洲的相对衰落中，逐渐取代欧洲大学跻身世界一流。
中国的大学历史才百余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也才走过70年的历程，而从1998年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985”计划）至今也只有20年。
当然，这依然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没有与中国经济同步崛起，学习欧美一流大学多年却依然感觉没有人家的半点影子和眉目？行政化、官僚化显然是遏制中国大学创新的主要枷锁。
当年，出于政治维稳的需要，中国大学开启了强化行政的治理道路，结果导致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至上，“以学术GDP论英雄”、学术腐败等不断侵蚀大学的创新精神，造成学术倒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学学习欧美动辄荒腔走板，只得皮毛，未获精髓。
美国大学创新实力也在被侵蚀
不可否认，中国大学缺乏创新有其特定的原因。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实际上，不单中国大学创新问题由来已久，就连一向以致力于研究为骄傲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如今也已雄风不敌当年。
尽管根据路透社对100所最具创新性大学的第三年排名，美国大学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大学之一，但近年来“浮躁危机”正笼罩美国大学，呈现出大学生的心智和职场适应能力未得到提升、美国大学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诸多教育机构存在管理不善和师资队伍不稳定以及在校学生感兴趣的不再是苏格拉底，而是豪车和先进的健身房等教育失败的现象。行政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增长数量远比教员要快、在很多大学，耗费大量的金钱和体力的竞争性体育运动等“杂耍”取代了正事等，正侵蚀着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力，美国大学甚至被批评为“已经变成了一个收费昂贵、遥不可及和不负责任的场所”。
而美国大学如今出现问题，主要是大学公司化正在削弱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力。其典型特征是代表行政权力的专业化校长和行政人员在影响大学发展中的作用提升，学术人员的权力被削减，特别是在学术知识的经济效应以及对市场的崇拜心理下，大学愈来愈被对外部资源、资金的依赖所左右，学术人员往往要服从行政人员的安排，侵害学术研究。
同时，在追求经济、效率的背景下，全职终身教员正在被各种临时雇员和助手所取代，伤害大学的研究创新能力。至于大学行政费用大增，大学学费也以超过美国人支付能力的速度增长，招收学生素质下降，大学吸引力滑坡等，一定程度上都是大学公司化的副产物。美国大学病因的性质虽然与中国不同，却异曲同工。
大学的创新地位普遍在下降
然而，上述中美大学各自的原因都还不是最要命的。大学创新地位下降更深刻的原因是，曾经作为知识殿堂的大学正在被釜底抽薪。
以往，大学几乎垄断着知识，在知识和创新方面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识不但唾手可得，且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做过的一项研究显示，18世纪知识更新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缩短为30年，上个世纪60-70年代，一般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为5-10年，而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为5年，而进入新世纪时，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2-3年。
如此一来，社会上能够利用知识进行创新的主体越来越多，大学以往的中心地位自然日益不复存在。
非但如此，由于大学已经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唯一中心，在知识的快速更迭中，已经固化了的大学反而有时会跟不上创新的节奏，大学与社会脱节现象就是这种状况的明证。
大学创新的方向
那么，大学该如何安身立命？知识靠不住了，恐怕更多还是要在创新上做文章。而在创新方面，大学其实面临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实用技术创新，一条是基础理论研究。
在市场经济以及产业变革的迫切需求下，中国大学把研究创新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实用技术方面。
近年来校办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表现（不过，也正因为校办产业发展过度，校办企业成高校反腐重灾区）。据《2012年度中国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统计报告》披露，截至2012年底，全国489所高校3478个校办企业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元，在沪深两市的大学上市公司25家，占两市市值的0.48%。校办产业被认为已经成为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2010年末全国高校校办产业获授权专利共1599项，登记的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版权共803项，获省部级以上奖项共1230项。
与此相对应，一些应用技术型大学被认为更富有创新精神，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呼声以及有关部门正在推动的“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都是大学教育日益偏重实用技术的体现。
相对大学教育中的与社会脱节现象，对实用技术的重视也可谓是一种纠偏，但实用技术创新固然短期内可能见效明显，但长期而言，如果没有基础理论创新的支撑，是不可能在创新方面有持续性的突破的。
其实，在实用主义和功利思维下，美国大学早期也一度强调“即学即用”，迷恋、崇拜实用技术，但在历经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短板不断凸显之后，美国开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并采取政策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行政化、官僚化已经桎梏大学学术创新的手脚，如今如果再在高校创新上被实用主义和功利化误导，其危害不亚于对大学的行政管控过度。
说到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突破才是创新的源头活水，而这也是大学的创新源头地位的立足点。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萨莫斯说过：“在大学中我们教的最抽象的科目可能是数学，数学中应用性最小的领域可能是数论——研究数字的理论。我们发现电子邮箱都受益于过去25年里数论研究领域的新发现。因为对于质数的研究构成了算法的基础，编码算法是今天电子通信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而这一切来自最抽象的知识。”
大学创新地位转换
这并不是说实用技术创新不重要。其实，随着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高校的实用技术创新已经表现出不断外移的趋势，特别是在硅谷效应刺激下，各类效仿硅谷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研究园、产业带、科技城等都已经成为实用技术创新的重要战场。
就拿硅谷来说，其汇聚了美国最有创意的科技人，每年天使投资就超过200亿美元，在生物、生命科学、医学、再生/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研究居全美领先，是世界“生命科学”科技业的中心。在美国经济衰退之际，硅谷高科技工业的创投活动仍火热，如2007年“生命科学”的创业投资达91亿美元，创业公司达862家（其中旧金山湾区占202家），占全美创业投资的31%。
在中国，以中关村、上海张江为代表的科技园区也已经成为重要的创新平台，其中上海张江聚集、囊括了上海市80%以上的高端人才、高技术产业、国家级和上海市重要研发机构。此外，咨询机构思略特的数据显示，2014财年（截至2014年6月30日）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1000家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总额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40%。
实际上，从第一台打印机到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再到第一部智能手机，无不是企业在实用技术方面创新的结晶，而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实用创新主体。在这种趋势下，今后大型企业将集“高精研贸学（即高科技、精密制造、研发、贸易、教学）”于一身，企业到底是生产制造还是研发、贸易或者学校的边界将日益模糊化。这也就意味着，以往大学的创新功能将会部分被企业所替代。
不过，大学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提供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嵌入到政府、社会的相关科研项目的创新中，体现其创新优势和价值。这也就意味着，伴随着创新相对地位的下降，大学创新将日趋隐于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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