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要的，是优雅而缓慢的涵养 | 日课
今日叙事
1958年5月16日，“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8年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大跃进”、“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已有公论。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宣布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不再搞这样的运动了，但奇怪的是，在教育领域却似乎仍延续着这种思路……
教育是慢慢涵养的事业
文 / 李海林 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教育领域，都曾以这种“大革命、大跃进”的方式，推进过工作。历史证明，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在教育领域，则几乎没有成功过。
1950年代：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的第一个“大革命、大跃进”，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高等教育的院系大调整。这是建国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动荡，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些大学消失了，一些大学面目全非了，一些大学的根基动摇了。最要命的是，大学教育的生态不存在了。
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大学当然要发展，但是所有的发展都有前提，那就是它的生态系统的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这就是生态。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不管是机制还是心理，生态都是它续存的前提，这种前提性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个人也好、组织也好，机制也好，心理也好，都失去存在的依凭，都会面临灭顶之灾。这种大调整，也许确实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导致大学失去存在的依凭，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事。照我看来，五十年代的院系大调整，是中国大学系统的“断脉”，直到今天，一些大学也没有缓过气来。
文革中的“教育革命”
如果说，五十年代大学院系大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断脉”，那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则是“断根”。它最大的特点是“反着来”“对着干”。师生关系，过去老师教学生、老师管理学生，现在变成学生“教”老师、学生“管”老师。过去是专家们编好教材让学生学，现在让大人按小孩子的要求来编教材，或者干脆，把教材扔出教室。过去学生是要考试的，现在不要了。过去是要进教室上课的，现在直接到车间田头。总之，反其道行之。这种“反着来”“对着干”的“教育革命”，实质上就是“反教育”。
20世纪末：大学扩招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宣布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不再搞这样的运动了，但奇怪的是，在教育领域却似乎延续了“大革命、大跃进”的思路。
最典型的大概要算上个世纪末的大学合并扩招。这一轮合并扩招潮，几乎涉及到所有大学。第一是合并，第二是升格，第三是扩大招生规模。短短几年，中国大学的各种数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学校数、学生数、教师数，甚至论文数、各种科研成果数，总之，只要是可以量化的东西，都翻倍、翻几倍。
这完全不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大学不是工厂，多建几条生产线，产量就翻番。大学的增长是有前提的，除了硬件之外，还包括师资的储备、管理模式的更新、学校文化氛围的重塑等等。这些软件性质的东西没有到位，大学就是一个空架子，只剩下几栋房子耸在那儿，那叫什么大学？
我国每年这么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扩大招生规模按理是有好处的，至少应该缓和一下高考的压力。但奇怪的是，扩招以来，高考竞争反倒愈演愈烈。
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大学，类型是非常单一的，大都往研究性大学的路子上挤。但实际上，社会对研究性人才的需求，相对并没有成爆炸式增长，社会需要各式各类的实践人才。因为扩招，原本不需要这么多研究性人才，现在反而更多。出于就业竞争的顾虑，更多的学生开始往仅有的几所名牌大学挤。于是原本就激烈的高考竞争就更狭窄，更集中。现在各个高中学校，已经不比一般意义上的升学率了，现在只比北大清华率。这样的竞争更恶劣，也更惨烈。其对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更严重。
问题出在哪儿？不是出在简单数字上，而是出在“大跃进”这种方式选择上。教育发展、教育改革，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渐进、渐进，讲究的是一个水到渠成。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教育发展、教育改革，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即使暂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由此造成潜在的问题，会给教育带来更长久的损害。
“大革命”、“大跃进”传统仍在持续
令人遗憾的是，“大革命、大跃进”的传统仍在教育领域作祟。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说课程改革，我本人参加教育工作34年，一直是在教育的“动荡”中度过来的。现在回过头看，短短三十多年，几乎把世界上的所有教育思潮、教育主张都轮着试了个遍，结果是什么都没做像，什么都没做成。实际上，这些中外古今的教育思潮、教育主张本身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优势，如果真能沉下心来，认真研究，选择其中最为合理的部分，执着而顽强地具体实施，逐步推进，长期优化，不断改进，只要做成一件，对教育都会是莫大的功劳。然而，主事者往往等不及，刚开始就要成果，成果小了还不行，拿不出就立刻换新名堂再试。再试不行，那就再换。
这一轮课程改革，总的主题就是要“新”，总的要求就是“快”。这种“新”+“快”的要求，我觉得就是“大革命”+“大跃进”的翻版。“新”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求新不一定要革“旧”的命，一方面可以新旧并存，因为新或者旧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是不是适合具体的实践，符合具体的实践需要的，无论新旧都是好的。
照我看来，几十年课程改革，坏就坏在选新就非得去旧不可。结果每次都是旧的可能去掉了，新的不到位，于是改革就“悬”在那儿。这种片面的求新思维，是“大革命”思维的“路径依赖”，基本上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说到“快”，相信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有切身感受。这么多年来，我也主持或参与过很多项国家级、省市级的科研课题，刚刚申报完毕，开题报告做了没几天，秘书就催着要填报表格汇报课题进展了。年度汇报、中期检查、成果展览、经验介绍、成果推广，接踵而至。实际上，这边才刚刚开始研究出一点头绪来。
这种求新求快的教育，已经全面渗透到学生、家长那里去了。教育是慢的事业，孩子的成长有一个涵养的过程，欲速则不达。
我曾在一所高中学校当校长，开学一个多月，家长来对我说，我孩子的目标是某某名牌大学，按照考这个大学的要求，现在还差得远，现在要做个倒计时，什么时候要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要有什么进展……这简直就是百米跑的速度。去年九月份新学校刚开学不到一个月，因为有假期，实际学生在校时间不到二十天，邮箱里就有家长来信，要求我汇报开学以来学生取得了哪些进步，有哪些收获，有哪些变化，还列出了具体的项目和表格，这都急成什么样子了。
教育需要的，是优雅而缓慢的涵养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要求教育回归本原。
教育的本原是什么？就是按照教育本身的规律来办教育。教育本身的规律又是什么呢？我们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由受教育者自己选择和决定的，它是一项自由的事业。学什么、教什么，怎么学、怎么教，学生、家长、老师，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力。
所有行政命令，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不符合教育的本质规定的。这就是所谓教育要“去行政化”的根本依据。
政府的使命，是为学生、家长、老师的选择提供支持和保障。中国这么大，各种不同的教育，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由选择，会形成一种特有的生态环境，在动态中涵养、发展。
有人拿现在的教育跟民国的教育比，我觉得这种比还是不恰当的，毕竟时代背景相差太大。但是民国时期教育者、受教育者、学校和家庭，他们在学什么、教什么，怎么学、怎么教等方面自由选择的权利，跟现在比，确实大多了。有教育自由，才有从容和气度，才可能按教育固有的规律来办教育。
让教育自己来办教育，放教育一条生路吧，教育本身会“教育”自己的，她自己有能力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教育生路。对于教育来说，恰好是外来的干预断了她的生路。可怕的是，所有这些外来的干预，无不是以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名义干预进来的。
教育不需要“大革命”“大跃进”，教育需要的，是优雅而缓慢的涵养。是为教育之真谛，之至理也。
“教育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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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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