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一降一补“中，补短板应处于优先位置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行了CF40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第29期暨“双周圆桌”第166期，会议主题为“供给侧改革的政策顺序”，来自学术界、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的专家就房地产市场、汇改和供给侧改革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最近一轮房价的快速上涨主要由一线城市带动，二、三线城市仍然面临去库存问题。我国当前的高房价是土地供应不足所导致的供需失衡的表现，加大土地供应方能釜底抽薪。当前的汇率形成机制难以化解人民币单边贬值的预期，因此，应当尽快推进汇率改革，让人民币汇率更具灵活性。中国面临生产率下降、政策灵活性收窄和杠杆率高企的“风险三角”，需要适当立足长远，适当放宽增长率的目标区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补短板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应处于优先位置。补短板的难题在于寻找实现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突破口。
优先补短板 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一线城市的高房间并不必然意味着泡沫。我国房地产市场分化剧烈，最近一轮房价上涨主要由一线城市的快速上涨带动。房价快速上升时，会引发人们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但是，学术界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泡沫识别机制。从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来看，房价的确超出了多数居民的购买能力，然而结合一线城市房屋供给增量不足和人口流入量巨大的现实情况，高房价并不能作为泡沫的证据，而更有可能是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结果。从首付比和全国抵押贷款与GDP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在国际上处于正常水平。因此，我们很难把当前的房价上涨确认为房地产泡沫。此外，二、三线城市仍然面临去库存的问题，上涨空间非常有限
高房价更可能来自于住宅用地的供给不足。据测算，中国城镇住宅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少。中国只有0.89%的土地被用作城镇建设用地，仅0.3%可用作建设住宅，这一比例在美国分别为2.7%和1.4%，在日本分别为5%和3%。城镇住宅用地的供给不足在人口流入的一线城市中更加突出，且近年内进一步恶化。2009-2015年期间，中国一线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从2009年的超过2000万平方米下降到2015年1455万平方米；而与此相对应的住宅工地楼面均价从不足6000元上升到11000元。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价格上涨超过房价上涨，成为推高房价的根本推手。
在人口仍将继续向一线城市流动的情况下，加大土地供应，才能在根本上缓解供需失衡。从增加社会福利、防范金融风险、贯彻供给侧改革的“降成本”三个角度来看，增加土地供应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进入10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加剧，短短一个月时间跌幅超过1%。有观点认为，当前的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难以化解人民币单边贬值的预期，因此，应当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让人民币汇率更具灵活性。全球实行类似中国这样的“类爬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共有19个，其中只有瑞士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为人熟知，其余是多米尼加、海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小国家。除瑞士、阿根廷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以及所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所有东亚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有大量贸易顺差，长期资本项目基本平衡甚至略有顺差，经济增速最高，外汇储备最多，中国最不应该害怕浮动汇率。经验已经证明，恐惧贬值是没有必要的。此外，人民币加入SDR后，国际社会将要求消除在岸人民币（CNH）和离岸人民币（CNY）汇率之间的差别,而消除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汇率浮动，同时允许其他国家进行跨境套利。因此，让汇率更加灵活，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加上老龄化和收入分配等因素，我国的长期增长形势并不乐观。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风险三角”难题，即生产率下降、政策灵活性收窄和杠杆率上升同时发生。2008年以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5年的5.9，而且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空间都已收窄，并面临杠杆率高企的问题。
要破解“风险三角”， 中国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不应过分拘泥于短期的增长，适当放宽增长的目标区间。保证短期增长率要比实现某一特定长期平均增长率相对更难，也会严重制约政策的灵活性。无论是逆转生产率下降和杠杆率上升的趋势，还是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需要加快改革。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支持新旧产业更替，不仅需要为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更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让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平稳、快速地退出市场。其中关键在于强化市场纪律，真正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防范金融危机很重要，问题是给定政府的政策资源，要不要把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目标放在首位。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以及完善金融监管，短期来看都是做减法。从国际经验来看，靠做减法成功去杠杆成功的案例罕见，除非是以金融危机那种剧烈的减法方式去杠杆。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源错配，而危机导火索必然是流动性危机。就中国目前体制而言，爆发流动性危机的概率很小。相较于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该关心长期经济低增长，包括全球和中国的长期低增长问题。
此外，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即便成功也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增长瓶颈约束。从国际经验来看，增长瓶颈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进展较快，因此主要政策资源应优先放在要素市场改革、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机制改革上，这些改革不仅解决了增长瓶颈问题，也在增长中化解了债务杠杆问题。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金融危机，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几项工作排序很重要。补短板应该放在首位，其次是降成本，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应该主要借助市场自发的调整力量和恰当的货币和金融监管环境逐渐实现。把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重任交给专业的货币和金融监管部门，政府其他部门集中力量解除经济增长瓶颈，更有可能实现政策初衷。
补短板即是打破经济增长瓶颈，就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已经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处于高度开放和成分竞争的环境中，因此补短板的真正难题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可以由私人部门承担的服务业，比如教育、医疗、金融服务、通讯、交通等；另一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服务和建设工作，比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等。在以上两个领域寻找补短板的突破口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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