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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全球滞胀风险和应对政策分析​

全球滞胀风险具有异质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欧洲国家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较高。二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了增速放缓和通胀高企的现象。三是亚洲各国的表现较为突出,滞胀风险相对较低。当前的通货膨胀现象是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需求侧效应在美国可能更显著,这是因为美国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另一方面,我们正面临一系列严重的供给冲击,也不应忽视某些背景因素带来的影响,例如,减碳的努力和去全球化力量都推高了商品价格,并且这些因素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当前形势下,合理的应对政策应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是否应采取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第二,大幅收紧政策可能带来经济衰退。通胀和经济停滞哪个更需要避免。第三,考虑到通胀的供给和结构性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比原来较高的通胀率是否对经济更有益。第四,考虑到通胀的多种成因,完全依靠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胀是否合理。——汪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研究员、瑞银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 本文为作者在2022年5月31日的CF40-PIIE中美青年圆桌第7期“全球滞胀风险”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全球滞胀风险和应对政策分析
文 | 汪涛
全球滞胀风险具有异质性

虽然美国的经济增长将在一段时期内放缓,并且保持较高的通胀率,但我认为,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相对较低。相反,全球其他国家面临的滞胀风险高低不一,相比美国,部分国家的情况或许更令人担心。

第一,欧洲国家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较高。可能的原因包括供应链冲击、俄乌冲突、能源价格上涨和持续高通胀,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欧洲的影响尤其严重。以英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市场平均预期均认为,英国明年的GDP增速将接近1%,同时通货膨胀率将达到4%-5%。因此,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英国可能面临更高的滞胀风险。

第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了增速放缓和通胀高企的现象。例如,巴西过去十年的年均增速不到0.5%,当前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巴西政府正努力使经济增速达到1.5%。智利、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而通胀在双位数高位运行的现象。因此,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更大的滞胀风险或实际上已经陷入滞涨。

第三,亚洲各国的滞胀风险大都相对较低。日本的低通胀在发达国家中很突出,虽然通胀率在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且通胀也是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们乐于见到的。大多数其他亚洲经济体未来一两年经济增长将比较可观,通胀压力也会相对可控。部分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亚洲各国的供应链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而且基本上没有采取什么刺激消费的政策。中国在这方面尤其突出,直到最近供应链都没有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而同时需求端没有刺激消费,总体下游需求比较疲软,没有什么通胀压力。

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需求侧效应在美国可能更显著。过去几年里,美国执行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尤其是去年尽管当时的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已经相当强劲,仍出台了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供给冲击,例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其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等。其中,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推高了商品价格,还对不同经济部门造成了非常不平衡的影响,导致相对价格发生调整。因此,在讨论应对政策时,还需要关注结构性因素。

此外,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降低碳排放的运动推高了碳价,也间接推升了相关的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减碳未来很可能仍会继续推动价格上行。别忘了某些供给侧的冲击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际社会中就存在着“去全球化”势力,政客们以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名义,或向企业施压,要求他们搬迁到近岸或在岸地区生产,或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以及其他技术供应,或对中国进口的货物加征关税。这些也导致供给侧受到冲击,从而推高了商品价格,而且这一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应对滞胀应思考四个问题

面对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特别是其中多种供给冲击还将持续,当前合理的应对政策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似乎所有人都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货币政策上,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收紧货币政策的速度与幅度。许多人认为美联储当时过于乐观,应该更早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我认为,没有人能在去年就预测到俄乌冲突的发生,也没人能在去年预测到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威力。更何况通过对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长期通胀率的预期值都非常低,这意味着美联储无需过早采取行动。当然,这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

基于此,我想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是否应采取格外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以降低通胀,弥补因缺乏预见性而未能提早行动造成的影响?

第二,目前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原因之一是金融条件已经出现了大幅紧缩。执行更激进的紧缩政策将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加剧经济衰退的风险。如果降低通胀率的代价是经济衰退,是否值得?如果可以选择,通胀和增长停滞,哪个更需要避免?

第三,由于当前的通胀相当大一部分是由结构性因素和相对价格变化造成,那么,为了使整体通胀率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部分商品的价格必须下降,但这个过程可能既困难又痛苦。因此,为了给相对价格的调整提供空间,在一段时间内容忍通胀维持较高水平、设立一个比之前“均衡”或理想通胀率更高一点的通胀目标是否对经济更有益?例如,去碳化运动将不可避免地推高一些商品的价格,如果能够适当放松对通胀率的要求,或许更有利于相关行业的调整。

第四,鉴于当前通胀的成因相当复杂,完全依靠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胀是否合理?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化一直是有降低通胀的作用。但一些政客正强迫企业“去全球化”,这一做法可能助长通胀,并对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如果再加上货币紧缩政策,会不会令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衡量执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美国政府非常重视通胀问题对选民的影响,那么美国政府可否考虑采取降低关税、降低贸易壁垒、修复供应链等其他政策措施来对抗通胀?


版面编辑:潘潘责任编辑:潘潘
视觉:
李盼 浩然
监制
卜海森 李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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