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疫情逼近时：我家三个孩子中了流感病毒｜三明治

文｜近近

📍发自美国加州

一个预约电话等了40分钟

在橙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第二周，我家五岁的老二病倒了。我起初的判断是周四下午的游泳课着了凉，因为是室外的，上水的时候小家伙就冷得发抖。周五白天没有异常，晚上却吃不下饭，喝水也吐，开始发起了高烧，一停退烧药就飙到39摄氏度以上。到了早晨，去厕所的孩子脚步踉跄，我问他要不要我搀扶，他张了张嘴，有气无力，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当机立断，我马上打电话到孩子家庭医生Dr Micheal的诊所预约看诊。周六的诊所就开半天，我并不报希望能预约上，只准备电话里咨询一下，尽量约个周一的号，如果到周一也不见好转就去看。电话接通，先是听到一段录音，大意是新冠肺炎诊所没有条件检测，请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咨询检测机构；然后接线生叫我“Hold On（等一下）”，这一下足足等了四十分钟。

医生诊所的门口

我在加州这三年来从未遇到这种情况，平时高峰期等待最长的时间也不过10分钟，看来今天打电话去诊所咨询的人相当多。这下我对今天预约上医生更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四十分钟里我一边等待一边心里在盘算：就算约不上家庭医生而孩子情况严重，也断然不能冒险带他去急诊，怀疑自己是新冠的人都会去急诊，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孩子来美国以来加强了体育锻炼，极少发烧这么严重，还是需要尽快去家长医生那里搞清楚他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细菌要吃抗生素，病毒就还是靠自身免疫力……

我一边盘算一边暗自得意自己的足够冷静，至少面对疫情也没有恐慌。作为一个三娃妈，我对付孩子发烧这种事情简直是驾轻就熟；更别提两个大娃小时候都是上海儿科医院的常客，每到秋天流感季节必定往儿科医院跑，呼吸科专家看个遍，有一年惨烈得我自己也被感染成肺炎，以至于最后所有人痊愈时儿科医院相熟的护士还跟我击掌庆祝。

在我想入非非之际，电话那边传来了三声急促的“Hello”，把我拉回了现实。我赶紧对着接线员说了一通儿子的情况，没想到她直接说：“10:00你可以带他见医生。”

“啊？你说的是今天？”我愣住了。下意识抬头看表是9:20。

“对啊。来不及的话10:40也可以，那个时段医生还有空。”她说。

这按照过往经历很不寻常啊，儿科医生在这儿也是紧缺，平时当天打电话一般都是约满的。看来今天咨询的人很多，敢上门的少啊。

“你来不来呢？还有很多电话在排队等着。”电话那头催促我。

我心下一横：“来，10:00就到。”

刚要挂电话，没想到对方又说：“对不起，按照最新规定，来之前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你。”

“请说。”

“第一，你或者孩子最近有没有出行，有没有去过新冠疫情爆发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韩国、意大利、伊朗？”

“没有。”

“第二，你或孩子有没有接触过确诊或疑似新冠的病人？”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据我所知是没有。但你要清楚我们生活在尔湾这个移民众多的地方，孩子在上学，我也在社区活动，所以我并不能100%保证……”

“当然，当然，我很理解。你们来吧，等会儿见。” 接线员说。

不戴口罩的医生，

问诊时隔了有两米远

时间仓促，我拿上看病必须的保险卡，给我家老二穿好衣服，就要出门。

我家先生不悦：“不是说预约下周一去？为什么现在去？下周一好了就不用去了呀！”

“烧太高了，又没别的症状，早点看看放心。再说诊所也说了没有检测新冠的能力，没有新冠病人去的。” 我说。

“你怎么知道没有？诊所能保证吗？”我先生是个谨慎的怀疑论者。

“这……” 我一时语塞。

最后我在包里多塞了洗手液和消毒湿巾，还是带着孩子出门了。到了诊所，让我吃惊的是前台、护士和医生都没有戴口罩。新闻里不是说美国口罩缺口很大，要首先留给医护人员吗？为啥医护人员也没有了？还是有，但觉得没必要戴？

认真回想起来，我家孩子的家庭医生Dr Micheal还真的从没有戴过口罩。在美国加州，每个孩子都必须有指定的家庭医生，平时体检和生病都是找家庭医生，去医生的诊所看；只有疑难杂症才会由家庭医生转诊至专科医生和大医院。我家三个孩子，家庭医生都是Dr Micheal，他是伯克利大学毕业的，从医十多年，是橙县儿童医疗服务队的两个创立者之一，我很信赖他。孩子们体检看病这些年，医生也成了半个朋友，我知道他有一位华人的妻子，有两个和我家老大老二年龄相仿的女儿，因为这些共同点，每次见面时还会聊聊中国的新闻或是彼此的育儿经。

也是他最早提醒我疫情的严重性：一个多月前，我带老三去他的诊所例行体检，他告诉我要尽量少出门，附近城市已经有疑似，他自己也取消了周末的家庭聚餐。当时我问过他是否有必要戴口罩，他的回答与现在疾控部门的指示如出一辙：不需要，勤洗手就好。他还特意说，小朋友不要戴口罩，戴了反而会增加他们触碰口鼻的次数。

“都现在这个情况了，作为医护人员，你还是觉得没必要戴吗？” 在前台登记时，匆匆走过的Dr Micheal朝我点头致意，而我第一反应却是想问他为啥不戴口罩。话到嘴边，我却没有说出口。

我不是记者，凭什么问呢？作为一个住在华人聚居地并且每年回国的中国人（医生是知道的），在这个非常时期带着一个没有做过新冠检测的孩子来看发烧，诊所肯接待我，而且所有医护还是用很友好的态度接待我，我如果不怀抱感恩之心，至少也不能质疑诊所没有做好防护吧——说到底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够资格么？

登记、称重、量体温，进入诊室等待，一切流程和往常相同。孩子体温高达103华氏度（39.4摄氏度），护士询问我有没有给他吃退烧药，我告诉她早上吃过，但是孩子吐了。“他看起来很不舒服，真是太可怜了。”金发碧眼的护士Wendy量完体温，手轻轻搭在孩子肩上，同情地说。

“孩子嘛，病得快好得快。“我边说边站在了不戴口罩的她和孩子中间。我实在是有点怕孩子传染到她。昨晚照顾孩子时我就觉得自己浑身发冷肌肉无力，赶紧去喝了两大瓶维C水，才勉强控制住没有发烧。

护士Wendy拿着体温表出去了，五分钟后，Dr Micheal推门进来了。长方形的诊室，一头是门，一头摆了诊疗床和两张转椅，孩子躺在床上，我坐在一张转椅上。平常医生会径直走到床前，跟我们聊会儿天，有时还跟孩子开个玩笑，消除他的紧张情绪，然后才开始问诊。今天他站在门口，隔着目测有两米的距离，并不走近，也没有寒暄，单刀直入开始询问病情：何时开始发烧？最高多少度？还有什么症状？有没有呕吐？有没有咳嗽？……

其中“有没有咳嗽”他问了两遍，得到我重复两遍的否定答案以后，他的神色明显轻松了一些。

随后他又问了一些病情的细节，然后走到床前给孩子听诊和查看喉咙。此时他脸上有了以往常见的令人轻松的笑容，边给孩子听心肺边跟我说：“他的症状，比较像流感——我们还是先做个鼻腔粘液的检测。” 然后就用小棉棒在孩子鼻腔里轻轻刮了一下。

区分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国内是抽血检查，而美国是做鼻腔粘液的检测，十分钟即出结果。十分钟后，Dr Micheal进来，告诉我细菌检测呈阴性——也就是说，孩子是病毒感染，无需服用抗生素，主要还是回家护理，让孩子靠自身免疫力战胜病毒。而流感检测结果要到周一才有。他给孩子开了一种抗流感的药，嘱咐我回家让孩子吃，到周一他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检测结果，如果呈阴性，孩子即可停药。然后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他建议交叉使用的两种退烧药的名字，并且按照孩子的体重写了准确的服用分量——他确实是一位很负责任的医生，在美国，退烧药这种非处方药是自己到药房买的，药瓶上有用量建议，不需要医生开医嘱，很多医生就是简单告诉你必要情况下用点退烧药，并不会给详细的指引。

我说了声“谢谢”，把孩子扶下床，就要离开诊室。Dr Micheal拦住我，指指床旁边的墙上所印的一个小小的“Exit”（出口）标志，笑着说：“你们可以从这边走，出门右拐即是电梯。”

带孩子看诊三年，我是第一次注意到，原来诊室有另一扇推门，走出去即离开诊所，来到公共区域的楼梯间。以前我都是从刚才医生进来的那个门走的，从诊室出去会经过候诊区和前台，在前台往往还和护士聊上两句。

非常时期，我当然也不想在诊所停留，马上按照医生指示推门而出。回家给孩子服用了医生开的抗流感药物，孩子症状明显好转，体温下降，到了傍晚开始嚷饿要吃东西，我一颗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

发烧看病似乎是一种罪

周日中午，老二完全退烧了，吵着要去公园玩。老大和老三却躺在床上起不来：高烧、头痛、呕吐……症状和老二如出一辙。

这一天我一边照顾他们，一边用中英文回复着各种约玩的信息：“今天不行，要去亲戚家，下周找你家孩子玩儿。”老大和老二在学校里都有自己的朋友，到了周日，妈妈们往往会约到小区公园或其中一个人的家里，让孩子们尽情地玩一会儿。

我平时挺瞧不上撒谎的人，可是在手机上打上“孩子生病了”这行字良久，我却还是把它删除了，然后撒了一个谎。这种感觉很糟糕，好像发烧是一种罪行，发烧看医生更是一种罪行——一种和可怕病毒挂钩的罪行，而我正在向什么恶势力低头了一样。

可是我不能冒险。我不能因为要维护我那诚实的好品质，就让两个还要上学的孩子因为生病而承担被歧视的风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疫情逼近的恐慌之下，这是按照逻辑可以预见的。

这一周我是风声鹤唳。只要和那种可怕的病毒挂钩，人与人的关系就变得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

我住在华人聚居的城市，两周以前，有感于身边见闻，也是刚好在三明治参与非虚构写作练习，我在三明治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美国尔湾，病毒带来华人社区的“人心隔离”》。这篇文章被Insight公众号转载以后，标题被改成了“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华人社区的‘人心隔离’”，有一位华人家长发到了小学家长群里，说我的“舞文弄墨”更“隔绝人心”——她当初在群里善意提醒小学操场上出现了没有自觉隔离的外来者，被我写成了侵犯他人隐私的反面例子，因此她在群里对我表示不满。下面陆续也有其他家长留言，发表对于文章的看法。

一时间我感到自己仿佛被拉到舞台中央，探照灯从头顶直射下来，无以遁形。当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会转回到社区里来。这也只能怪自己蠢钝，写文章是一种私人表达，然而既然发表在“公众号”上，就该有“面向公众”的准备，就该意识到它会有传播到社区内的可能，意识到个人要承担因此带来的风险。

我作为一个从来不跟人正面冲突的文艺女中年，当然立刻认怂，告诉对我表示不满的家长，倘若伤害了她的感情，我表示歉意；并且一并向文中被当做例子而毫不知情的其他家长道歉；同时声明我在文里只针对现象，并未提及姓名。所幸那一位被我当成反面例子的家长马上对我表示谅解，并且赞扬我“从谏如流”；又有其他家长点赞，说我文笔不错，就在我以为圆满解决一场危机之际，却有家长借着文章在群里吵开了。

其中一位说“我认为文章标题非常准确”，而另一位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从国内回来准备在家隔离却遭其他家长反对，声称她如果不外出隔离，就要告知孩子学校的校长、老师及所有同学，于是不得已带着孩子，去别人家借住了14天。而“威胁”她的家长反驳说自己是“善意提醒”，声称她最初并没有在家做好隔离措施。

此时的我，尽管私下里加了那个被迫外出隔离的家长的微信，向她表示同情，却并不敢在群里再说任何一句话。

我庆幸我们一家这个新年并没有回国，并不用面对那么多进退两难的选择。你回国了？你为什么不隔离？你要出门买菜？你应该托朋友买菜。你在家隔离，你不怕传染孩子吗？你孩子上学不是传染我孩子吗？你和孩子都应该出门到外头租房子或者住酒店隔离！

隔离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而身在美国的你并不会得到任何援助。入关以后，只要没有发热，又不是来自湖北，疾控部门除了发给你一份自我监测的指引（每天量体温，如果出现新冠相关症状，就打电话报告），并不会电话或上门监督你，更不会动用政府力量为你的隔离做好万全准备，比如给你送粮食蔬菜，比如医务人员给你上门测体温。那么你是否有这个道德担当，为了一个许多未知的病毒，花费巨大的代价，把自己活成一座14天的孤岛？

疫情让我们感到了死亡的威胁，更在逼我们直视人性的弱点。

在死亡的阴影下，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监督别人吗？尚未感染的人，可以义正言辞地孤立有感染风险的人吗？而此刻，摆在我面前、逼得我去撒谎的疑问是，尚没有咳嗽、发烧等任何症状的健康人，可以监督甚或孤立生病的人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答案是否定的，可是现实告诉我的似乎正相反。

孩子病好上学了，

学校要做停课准备了

周一，老二活蹦乱跳，老大和老三不见好转，我致电诊所，再一次破例马上得到了医生的接见。依然是不戴口罩的医护，依然是谈笑风生的Dr Micheal——他告诉我老二的流感检测报告刚刚出来，呈阳性。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他给老大和老三开了一样的抗流感药，回家服用以后，老大和老三也渐渐好转，到了周二，就完全恢复了。

保险起见，老大和老二烧退以后，我都分别让他们在家多呆了一天观察，生怕他们回学校传染别人。周二，老二上学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他刚到学校两个小时，医务室的医生就电话通知我领回家，原因是他吐了。从学校出来往停车场走，我问儿子：“你在哪里吐的？”儿子说：“我没有吐啊。”“什么？”我停下了脚步。“我没有在学校吐，你不记得了吗，我是今天一早吃早餐时吐了。”这是我知道的，他早上着急想去玩儿一口气喝了一大杯牛奶，最后几口呛着了。那医生是怎么知道的呢？儿子这才告诉我，早上他们如常分组活动，他告诉一位助教老师早上他在家吐了，结果老师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遣送回家。我一听就生气了，当下发信息给他的班主任老师，告诉他我认为因为小朋友说一句话就把他送回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对助教老师的做法表示不满。当然我明白现在处于非常时期，我还是尊重学校的决定，把孩子留在家。

到了周四，老大也终于上学去了，我刚要松一口气，就接到孩子学校校长的邮件：鉴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课内外所有活动，包括春游、球赛、聚餐、开放日、电影之夜等一律取消，下周二至周四提早放学，老师要做构建远程教育系统的准备。这是停课的前奏了。

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逼近的疫情，因为随时要放回家被我所接管的孩子，更因为一种隐隐约约的、说不上来的恐惧。

人类文明是付出了怎样漫长而惨烈的代价，才让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走到了至少在表面上宣扬“自由、平等”的这一步。而一个充满未知的病毒，从威胁你的自由，到切实地限制你的自由，也不过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而平等呢？一个普通生病发烧的人，都会自觉低人一等；如果是一个确诊患者呢？他的亲朋好友是疑似，他的所有行踪要公开，为了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他必须要把生了一个可怕的病的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谈何平等呢？而我更怕的是，随着疫情的严重和被美国大众所了解，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华人的态度，会不会像国内许多人对待湖北籍人的态度？

当然，目前我可能就是杞人忧天。至少在学校里，老师最近是格外地照顾华人孩子，尤其是因为国内疫情逃离而刚来学校报到的。老二这一天放学，他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向华人家长学习“再见”的中文，用中文和华人孩子逐一告别。

可是这也许只是表面上的一种政治正确？我不知道。我最近常常反复，常常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就如同我那篇发表的文章里所引用的正面例子，如今被攻击我的人取笑是“打脸”——我曾在文中引用校长对于新冠疫情所说的一段话（相信也是政府当时所持的意见）：“目前对公众没有直接威胁，不需要特别的预防措施。任何人只要没有出现呼吸道疾病的症状，就不能因为其种族、出生地或近期旅行地点而把其排除在任何活动之外。”

当时断言“没有直接威胁”是否太早？“不需要特别的预防措施”是否太草率？现在美国的官方举措，是公开地可以由于一个人的旅行地点而把他排除在任何活动之外了，那是不是也有许多人因为一个人的种族和出生地而隐秘地把他排除在任何活动之外？——噢，不，已经没有活动了，学校的课内外活动全部取消了。

我还在想，指责别人是多么容易的事。

疫情逼近了，我们指责疾控部门的反应缓慢，指责川普为保选票不负责任，指责学校的信息不透明——仿佛只有为病毒找出确定的“替罪羊”，才能缓解我们对死亡的恐惧。

而身边的人事，也是可以信手拈来职责一番的：没有出外采购的指责囤货的，原居民指责没有隔离的外来者，我指责那个认为自己善意提醒别人的家长是暴露隐私，我也指责因为儿子一句话就把他送回家的助教……毕竟我们是无法指责病毒君的，也就是指责彼此，会徒然生出人生的可控感和道德的优越感。

想想前段日子自己的写的那篇引起风波的文章，其实隔绝的何止是海外华人社区的人心呢？我已在朋友圈里发表了多少激烈言论，与多少朋友在同一篇文章下面吵嚷不休，又边说着“不值得”边删了多少人。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各国防疫措施的差异，又会造成不同种族的人之间产生怎样的隔阂呢？我不敢细想下去。

我的日历

我房间墙上有一幅春暖花开的日历图，孩子发烧的那些煎熬的分分秒秒里，我总是不自觉地看一看它，期盼孩子好了，春假到了，我们就游山玩水去。

而现在，我也许会有一个史上最长的、也并不敢出门的春假。我的生活已经完全被疫情打乱了。在一贯的多愁善感作俑之下，我在日历上写下了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

而我清楚这是一种何其浅薄而可笑的愿望。疫情是不会如“春梦”一般“了无痕”的，我只是祈祷它不会终究变成一场噩梦。

作者后记：写完此文的第二天，3月13日，川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孩子们的学校随即宣布关闭。接下来几天，除超市和医院，图书馆、电影院、剧场、餐厅等公共场所纷纷关闭。我们正式进入居家隔离的阶段。

全球视角下的疫情故事

三明治自2020年发起“海外中国人写作者”招募计划。在我们看来，即使身处海外的中国人，也同样处在中国和世界的震荡交错之中。他们在异国周遭的生活细节，有时让我们不免想起故土，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是如此的不同。“三明治”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中国人。而近来的事件，让这种震动更为明显。我们欢迎更多的来自中国同胞的外部视角，去共同呈现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目前，我们已经收到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的疫情故事。内容持续更新中。

查看近期文章：

投稿联系：

[e-mail]

此刻，一起记录你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