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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去职校读书意味着什么?|三明治

旁立 三明治 2022-12-01


文|旁立
编辑|万千


2008年的夏天非常热,整个中国连恩施下面的小县城都笼罩在热气之中。张君、刘婷和我没有考上一中。县城里只有两所高中,一中和职校。很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奥运会的开幕冲淡了一些沮丧。


一个下午我们去河里洗澡。河里很多人,我太讨厌那些人了,他们看起来非常快乐,脸上还带着狡黠,会趁人不注意时把身边的人摁在水下,我进入水中,没有人这样对我,所有人在打闹,我独自抱着救生圈在水里划着,跟在“朋友”身边让自己看起来不太孤单。


河面被阳光照得十分好看,有些人的身体看起来一闪一闪的。就是在那个下午之后的某个时间,我接受了要去职校的安排,在这个县城最好的初中念书的三年,我遭受了无尽的暴力、失落与笑话,那些遭遇使我明白了自己和他们的巨大区别。我来自更偏远的农村。


在这个贫穷的县城内部还会划分出更细的等级(行政上的身份上的),县、镇、村。我在这个体系中最底部。


即将入读职校同学和我一样,大部分都来自村落。


那些县城长大的人总会有各种办法去一中念书。分数不够用钱用关系。我对他们充满了愤怒、嫉妒。


先说说这个县城。我有点讨厌这个地方,以至于每次有人说你家乡山清水秀我都想在心里回一个呸。什么山清水秀,山清水秀就是穷。没有一刻这里的人不想变得富有,没有一刻这里的人不想往外走。



即使在十年后,这个县城也没有什么变化。理发店门口的过时灯管永不停止地转动着,曾是最豪华几栋居民楼褪了皮,像疥疮长在脸上。街道上永远都是年老的人,偶尔会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妇女们在街边蹲着卖菜,看向你的眼神充满了渴求。留着长须摆着摊的老头给人起名算卦,人们热衷于在两元店选购发绳、锅铲、洗碗帕、牙刷和肥皂(包括我)。






曾和同学聚集游荡的店铺依然存在,它的存在带来不是怀念,它像一块不朽的墓碑,永远都会告知你,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和这里脱不了干系,你必须而且永远是这里的一部分。


我致力于摆脱这个诅咒。





没有人想去职校。一个女孩去职校就意味着堕落的开始。人们传言那里的学生会偷偷怀孕再偷偷流产,最后去东莞打工,然后消失在某个地方。


我的中考分数无法让我去一个“优秀”的普高班级,即便这样我也绝不去职高班,听听这些专业的名字,农学,汽修,幼师,啊,那种既定的命运的魔障,离得越远越好。


一间宿舍可以塞十几人,暴力会在这些阴暗潮湿的宿舍里生长。很多同学都知道必须表现得凶狠而不是温和才能免遭伤害。怎么去展现你的凶狠?很简单,和老师吵架,不要有任何软弱的语气,要强硬,配合夸张的肢体,在短时间内让身体发出一种剧烈的力量,它会使你看起来充满暴力,作为权力的最高处的老师也会在那一瞬间对你产生惧怕。


而一旦老师对你产生了丁点惧怕(当然要慎重挑选能让你下手的老师,这不是一件难事)你就能在同学们前面产生一种权威,没有人敢欺负你,甚至会惧怕你。


我屡试不爽。我和学校里那些最“搞事”的人混在一起,所有人都不敢惹他们。我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和最软弱的老师争吵,在男厕所吸烟,给老师的书本中塞几根辣条,与班里最漂亮的女生调戏男孩。


在那种氛围下,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尽情放纵,要把初中时压抑都发泄出去,要让我痛恨的人都一个个爆炸。我们充满着暴力,认为世界是自己的,没有人没有任何事会带来挑战。


直到有一次,我们的头目把一个同学砸得满头血后,我开始感到了惊恐,我害怕这场事故和我扯上任何关系。说不定我会被退学,说不定会被报复。我怕被打死。


要远离这群人,他们很危险。


最漂亮的女同学还是继续和他们混。校内校外的男孩都想和她在一起,我羡慕她,从来没有男性对我表过白,我想尝试被拥抱的感觉,还想尝试接吻的滋味。我很嫉妒她。


她和我走了相反的路。很多个夜晚她翻墙外出,和一个长得很帅的男的幽会,有时候她会在楼顶悄悄告诉我那些性行为的细节,我对此着迷不已,想象她就是另外一个我,是我跟那个帅气的男孩约会。很快,她就不再来到学校。我去她家寻找,惊诧那么漂亮的人怎么可能有一对贫穷又十分土气的父母。她还有个弟弟,这是农村很典型的家庭结构,如果一胎是个女孩,第二胎一定会蹦出一个男孩。


我忘记在她家那些具体细节,我只知道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事实——她和我一样是来自小村子的穷人家庭,但她的父母不喜欢她。有那么一刻,我松了口气,她的美貌她的受欢迎不再让我产生嫉妒,我会隐隐约约地想到美貌对她来说有多么危险。


职高二年级后我就没有再见过她了。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是部分职校学生的惯习。


去职校念书,首先意味着你的家庭已经放弃了你,他们会不断在你的耳边说,你这个烂胚子,没有用的东西,还不如去打工,净花老子的钱。


其次你的同龄人踩踏了你,那些在一中念书的学生,每当你们乘坐同一辆回乡下的公交车时,他们那种神气、好学生的样子,戴着文静的眼镜的样子,拿着单词本记单词的做作样子,在车内讨论学校生活的样子,都会让你感知到,什么是好胚子,什么是考大学的料子。


学校呢,他们也会放弃你的,他们早就知道学生来职校的结果是什么。这些来自农村的留守学生,父母多外出务工,成绩又不好,这些都意味着考一个本科是不太可能的事。书本上的知识不再重要。学校要保证的就是治安(稳定),最后让学生有个文凭。





刘婷在高三的时候和大部分人一样选择了放弃。


职校的学生只有百分之十会选择”学习“。成绩优秀的会坐前三排。后面那些人,通常在课上会选择睡觉。书本高高垒起,他们趴在数学、英语、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等书本中,睡着无穷无尽地觉。最后一排留给成绩最烂的学生,二月份,老师不再讲课,教室里很安静,偶尔有呼噜声,最后一排的人会拿出火盆,架一个铁架子,从抽屉中取出一个糍粑,放在上面烤。


我复习累了就去看看他们斗地主。他们和我关系都不错,但我不会与其打太多交道,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别让他们拉我下水。


但我很喜欢这里的老师,他们无比聪明,如前面所说,这群留守少年,家里穷,双亲可能都不在身边,缺乏关怀,成绩好坏不是最重要的,要给学生讲述“社会知识”,告诉学生要走正路(正路是:哪怕是读专科也要读,将来自己做个生意买个房过普通日子!),老师们显示出一种平等的样子(这是我怀疑自己为何能嚣张的原因),会把你拉到办公室微笑着谈心,给你借他们的电脑,告诉你一些其个人的小秘密。


上个月末,老师带我回了一趟职校。本想着走进职校,一步一步,让那些脑海中的人和事物慢慢浮现,但老师却开着车载我进入了学校,哗地一下,太快了,让人忍不住失落。我和职校八年未见,这种毫无准备的见面让人觉得仓促而无意义。好像那些回忆都是一个人的自恋,不会有任何人精心准备和我参与其中。


它的变化让我感到不快,职校变得非常整齐,很整洁,橡胶跑道,老师指着一栋楼房,告诉我那是曾经的宿舍,另一栋白色的楼,她说,那是你们之前的食堂。


那些泥泞的路和低矮破败的房子都不见了。变化让我不悦,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和我的同学能拥有这一切,说不定有些人的命运会发生变化。但我又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屑,因为正在我眼前这个漂亮橡胶跑道和光洁操场上活动的大部分人(也许是所有人),和那时的我们一样,都会重复相似的命运轨迹。


“那是你们曾经的食堂。”


那不是我们的食堂。我想。我们是没有食堂的。我记得每个人在外面买了一个西瓜大小的碗,所谓的食堂就是盛饭的地方。我们端着碗站着吃饭,也蹲在树底下,当然乒乓球台是最好的选择,但通常会被男生占据。好多次,我和同学们蹲着,把碗放在地上,头对着碗口,一勺一勺舀来吃,刚开始会感到丢脸。所有人曾经都像牲口,环境迅速融化我们。


6年后,我的堂妹进入了我就读的职校,她的爸爸怒骂她是没有用的东西,她和我一样,去之前都在恐惧去职校了是否就意味着这辈子完蛋了。


在饭桌上,老师们告诉我,我堂妹这一代的新职校学生比我们那一代“有素质”多了。“校服穿得整齐。不像你们那个时候拉帮结派,有礼貌,非常听话。”


“还是社会重视职校教育了,农村地区的教育要分流,不可能个个都去普高读书。”


我想起堂妹对我说的,职高专业会在高二时被要求去企业带薪实习(不对口),堂妹的隔壁班去了昆山的一家工厂。


我舅舅在另一个县的职校当老师,他告诉我,蓝领劳动力紧缺,很多厂招不到工人,当地政府便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交换,来吸引企业进入本地投资。


堂妹没有选择去实习,她想考学,她说去的都是没有升学希望的学生。


职高专业的学生不能报考省外院校,今年堂妹从职校毕业了,她选择了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的编程相关类专业。农学、小教等专业都有可能让她回到农村,只有编程这个听上去非常高级的专业,才能给予她“走出去”的可能性,她不想待在村里,不想待在县城里,也不想待在这个省里。






一个周前,在张君的婚礼上,饶桦先认出了我。他又回到了县城,并在县交通局谋得一个职位,做公路测量相关的工作。他当年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专,毕业后在工地上工作,和很多壮年男人一起去偏远的地方修公路,他告诉我,工作不是很累,但是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就没有机会成家,所以要回县城,要娶媳妇,要生细娃。


他在我高三那年加入了我们班,作为一个复读生,职校的普高班能考上的几乎都是复读的同学,自然他们在这里念书便能受到优待,比如,不用交学费,老师开小灶补课,有时还能得到一间额外的宿舍。我们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和复读生形成一个团体,萦绕在我们上方的就是考本科,哪怕考上的是三本。


但我们的成绩太差了,我的数学成绩,150分的卷子,永远无法超过40分,我不喜欢任何算法和公式,它的逻辑、对世界的定义和我所持的差别太大。我也看不懂英语,初中开始学英语时,我们记不住那些单词和句子,老师教了我们一些方法,比如用相似的中文发音去记忆,于是有了这样的句子:


"what's your name?"

“我吃药了。”

"how are you?"

“好啊油!”

"thank you very much!"

“三颗药喂你妈吃!”


那时三本线大概在450分左右,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能考到这个分数,我的分数通常会比这个分数少个100-120分(这还算好的,大部分同学只能考200分)。老师建议成绩稍微好的人去学艺术,比如音乐、表演、传媒,还有体育和美术专业,如果能通过艺术考试,300多分就能考上本科。


这些富人的玩意——艺术,我们一窍不通,老师让我报速成班, 这意味着要花很多钱,谁的家庭负担得起呢?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她在温州打工,还要抚养我的弟弟。“只能找叔叔借钱了。”叔叔是个很有钱的人,初中的时候,我爸开着他的奥迪车来学校给我开家长会,那是我在那所学校里唯一感到神气的时刻。


张君,我的初中同学,我的高中同学。几经考虑后选择了学习美术,不久,她去了武汉的美术培训学校集训,为期半年。我去了杭州的传媒学校,开始学习播音主持。


在武汉,没有钱住旅馆,只好偷偷溜进同学的宿舍,两人睡一张铁架单人床。张君是最刻苦的那部分人。很早就起床去教室画,画完素描画彩绘,美术联考在即,如果考不过,别谈考本科。我和她一样,在武汉的风中穿来穿去,迎接各种考试。我讨厌那个地方,那是个残酷的战场,排队时,我看到那些人长得怎么那么高,为何看起来那么漂亮,我想我完了,希望在哪里。


有两位男同学没有生活费了,就去洗车挣钱,我去车行找他们。他们看起来不像高中学生,而是一个洗车工的样子,熟练地用管子在车身上喷水,戴着手套对车进行擦洗,他们的嘴里冒出一阵阵白气,弯腰,拿水管、喷头、水桶,那么冷,任何一件事在我看来都是一场巨大消耗,他们和我一样压抑着焦虑、身份和贫穷,不希望被任何人所察觉。他们的头发太长了,而且异常毛躁,后来我在火车硬座车厢里经常看到那种头发,那些在东莞在深圳在温州打工的人,背着蛇皮口袋的人,他们的头发长而僵硬,上面布满了灰尘,这是我的父辈的形象,是我家乡人的形象,是我同学的形象。那些总结让我感到沉重、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试图让自己涌起更多的同情和怜悯,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怜悯,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外来者的,是不属于这种生活的人会更多使用的情感。我只能同情,但在同情之后我迅速地产生了一种自我怜悯,我的头发是不是也像那样,灰白,粗糙,异常发达?


我的高考成绩都过了文化线和“艺术线”,但志愿填错了。张君的文化成绩没有达到报考院校要求。


2011年的夏天比2008年的给人感觉更热,或许都是因为没考上,这让我憎恶每一个夏天。


我跑去温州,我爸在那里管理叔叔的一个小眼镜厂。


我住在工人的宿舍里,看他们在车间刮片,那声音刺耳,嗡嗡嗡。晚上,我看他们打牌,一块钱一局,打到深夜,赢了五块钱。我就要来这里打工了吗?


有天晚上下大雨,雷声很大,厂里的宿舍有点漏雨,我和工人们拿着脸盆接雨水,盆很快就满了,端走,又换新的盆。


我感到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无聊,这种无聊要让我爆炸了,我真想跑进雨水里,砸碎所有的脸盆。


第二天,新闻告知所在城市发生了两辆动车相撞事故。


中午,我坐公交车去现场,那是一个城市之外的地方,很多橙色的泥土裸露着,草长在没有规则的沟渠边,虫和蝉在平静地鸣叫着。每个人都匆匆朝一个方向走去,然后放慢速度,在那个骇人的地方停住。我望到了那个很重要的领导人,他离我很远,看不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那个声音从一个高音喇叭中传出来,在那个燥热的中午让一切显得更疲惫。


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上不断有最新的帖子出现,我看到了网上的一些报道,写一个人如何搭乘那辆车,为何要搭乘。我什么不知道,除了自己的那些失败和不甘之外,我的世界只有自己,我十分无知。





那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决定回去复读。绝不读大专。只有我妈同意了我的想法,我的爸爸我的叔叔说我心比天高,一个女孩子读太多书干什么,早点来帮我管理这个眼镜厂吧。


这群鼠目寸光的人!叔叔想拉我下水,不想看见家族里有任何人超越他,而我爸那样说纯粹就是因为他无比愚蠢,他只会跟在叔叔后面,唯唯诺诺,对着其他人又装作天生的老板姿态。


很多年后我再次确认了我的想法,他就是一个愚蠢的人,他阻止我读研究生,要我去跟他做传销,发大财。我更确信要摆脱这些人。


那个夏天的末尾,我拿着妈妈给我的3000块钱,坐着长途卧铺车回到了县城。我感激妈妈。


张君也选择了复读。我的家人都在浙江,没有家回,就去县城的新华书店阅读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看史铁生看池莉。我对池莉写的那些中年人产生兴趣,他们看起来和我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烦恼都是淡淡的,不像我,随时处在命运的悬崖边,那种放松让我向往。


张君喜欢三毛和伍尔夫,问她理由,她说都长得漂亮,我对此不屑一顾,我时时刻刻都试图比班上的任何人表现得更为深刻,我不屑聪明,不屑美貌,那个漂亮的女同学的经历告诉我,这两者如果出现在职校学生身上,会致使她更快地走向深渊。


高四的语文老师李勇,是个看起来并不年轻的年轻人,看起来沉默又拧巴,他不喜欢给我们上课,常说你们自己去读吧。他总结自己两次考研失败的原因。“命运,就是命运。”第一次考复旦大学中文专业,准备了一整年,临考前考纲大改,没考上。第二次备考降低难度,选了一个理工科院校的中文系,分数够了,总分第一,但复试时老师没有选择他。


他有次上课时拿来一本余杰的书给我,在走廊上给我讲余的和尼采的故事,我并没有听懂,但对他对我私下里讲这些故事感到兴奋,我在他眼里一定是一个不同的人吧,里面那些同学不会被受到这种关照,他们不会知道余杰和尼采是谁。走的时候他说,在这样一所学校,我们说了余杰,谈论了尼采。从走廊看过去是一片山,秋天柿子黄了,它们掩盖了一些虚荣、欲望,让人只感受到淡淡地愁绪。我会加工这种愁绪,用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我和一群教过我的老师在一个湘菜馆里见了面。这些曾经鼓励我、给我送过旧衣服的老师看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


李勇老师坐在我的对面,我试图和他聊起一些作家,我说起了余杰,你还崇拜他吗?我问。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老师们试图给我敬酒,这让我不自在、尴尬、震惊。“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我敬你。”“怎么可以,感谢老师的教导,没有您的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荒谬!今天?我的今天是怎样的?一个成功者吗?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吗?或许我曾经迫切追寻的目标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值一提了。要致力于去做那些肥头大耳,吹嘘着自己的成就的成功者吗?我瞧不起那样的人和方式。


想想看另一种更为体面的人。一种不显露的骄傲,沉默不语,拿一本书端坐在角落里,对任何场面话不屑一顾,但我知道这个方式,本质上也是一种表演,想要和典型的成功者所区隔出来的表演。





距离我和张君复读后又高考已经好几年了。她考上了汉口学院,学设计,想要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工作两年后,她断定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太单纯了,你需要去拉客户,拉来了吧,你会发现一切都要以客户的意愿为主。”


年初我和她联系时,她被困在武汉,我游荡在一个小岛上。她被武汉的恐惧所笼罩。深夜中等待在殡仪馆工作的男友回家。我看着周围的阳光和海水,对自己充满了厌恶。已经无法不负罪地去过一种体面而轻松的的生活了,那种巨大的不平等深深地横亘在我生命中,我似乎没有办法忽视它、背叛它而去选择另一种不属于我的生活了。


很多个春天,清早天还没亮时,张君的爸爸都开着一辆电动麻木去县城,把自己种的菜卖给超市,或者在某个街口席地而坐,摆个摊子进行售卖。他在山坡上种了很多梨树,春天一到,梨树开花,粉白粉白,花期短,一两个星期就凋谢。


我准备去张君家找她,她和我是同类人,外面的朋友理解不了的个人困境,她能理解,我想我也能理解她。


山上的雪还没化完。张君的爸爸正在挖藕。荷叶枯萎,上面残留了一些雪块。田里很冷,他穿着一双黑色胶靴,蓝色粗布上衣,这些景象让我感到平静,我不再需要去思考如何出人头地,不再需要和我的家人斡旋不被他们拉进传销组织。


张君的妈妈负责洗藕,院子前面放着一个盆,山上的自来水无尽地流淌,没有水龙头,张君和我在灶房做饭。灶台上的腊肉很多,她站在椅子上,割了很大一块肉,洗净,削了一瓢土豆,切开再和几只干辣椒混炒,我烧火,火旺,她站在灶台那边,我在这边,火焰隔着我们。


她的结婚的男友赵方念,也曾在那个破烂的职校就读。他考去了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现代殡仪技术管理专业,班上50多人,到最后毕业了,班上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了本行工作。


读这个专业有什么奇怪的?太多人问他,你有没有碰到灵异事件啊,你怕不怕啊?老实说吧,赵方念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普通,和医生护士是一样的。张君刚开始还觉得男友从事这行有点荒谬。他是和死去的人打交道,给尸体防腐,给尸体化妆,还会不同的妆容。她逗赵方念,你厉害,什么时候也给我化个妆?但张君觉得和他在一起无比踏实,她想,可能是因为他离死亡很近,所以很成熟,我们农村的,经不起那些浪漫”的风吹雨打,老老实实过日子就好。


我有时会讶异于她的转变,我以为她会和我一样,会一直往外走,一直向上走,仔细挑选每一个出现的男人,要么就不谈恋爱不结婚。结婚,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人生序列中最重要的事。在他们的婚礼现场,我坐在酒席上,看着他们站在一起给人装烟分发瓜子,两个人忙前忙后,分别介绍各自的亲戚给对方。会有人跟我结婚吗?也像这样。


我很多时候都会忘记他们,张君,刘婷,漂亮的女同学,他们像微弱的火光,只在某一刻会突然在我脑海里闪现一下。我感到那些和我一起在职校奋斗的人无可奈何地委顿了下去,武汉就是顶点了吗?我为此生气,又为此又恐惧。他们都结婚了,可以拥有那种“正常”的生活了,那种被世人认为的幸福图景就要降临于他们了吗?那些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场景,生一个孩子,成为一名母亲,在一些时刻被煎熬着,在另一些时刻被幸福着。


我羡慕又嫉妒。但他们可悲,我也可悲。我没有机会和运气去拥有那种生活图景了。他们都逃脱了那个诅咒,可以不参与这场抗争的游戏了,而我还在被那个模式的惯性,被那些无法抑制的愤怒推着走。而命运赦免了他们。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作者


旁立


三明治短故事学院项目负责人,三明治作者及编辑。来自湖北恩施。


主要作品:《张定浩:现在对所谓的年青一代写作者越来越宽容》《Don’t cry,girl》《县城里出去的记者和嘻哈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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