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小镇上那些可爱的人们 | 童言专栏
作者 | 童言
进入二月，小镇终于从深沉的冬眠中睁开惺忪眼睛。
空气还是冷的，有时候甚至刮大风，把几米高的白桦连根拔起。呼呼吹来的凛冽里，我嗅出了藏在里面的春天的信号，很弱，也许还不到一格，却闪烁着清新，就像滴落在水中的一点绿色颜料，到底化开了。
日照时间长了，有时候下午四点多看到太阳还坚守在天边，竟然觉出了劫后余生的欣慰。身边朋友纷纷晒出雪花莲的照片，一小簇一小簇地散落在枯萎的草地上，雪白花朵低调绽放。邻居说，这是昭示春天到来的小碎花。她让我不要高兴太早，三月气温还是个未知数，一夜重回冰雪交加也有可能。
我谢过她的好意，心里觉得无所谓，毕竟在小镇的第一个冬天，总算熬过去了。去年压在心头的沉重完全散去，取而代之是决心与活力，迫不及待要在新的一年大展身手。
为了确保自己不再沉没，我在冬日练就了一些让自己快乐起来的本领，例如每次出门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口红要涂的，裙子也得挑好看的，还不忘喷点香水。目的地也许只是五百米以外的超市，我把货架当T台，采购蔬菜同时也要保持酷酷的态度。管他呢，look good，feel good。
我也养成了出门一定要往耳朵塞音乐的习惯，歌单里循环播放熟悉的孙燕姿五月天。漆黑的路上从来只有我一人，允许肆意对着空气唱卡拉OK。大吼一通后，心情顿时爽朗。但时不时地，我总要回头留意后面是否有人跟着，要是被谁听到这跑上天的调子，该成为全镇人民的笑料吧。
今年，我不想再抱怨。我想走近小镇，哪怕只是五厘米，也决心去尝试。从哪一方面开始着手呢？当时是我最喜欢的人和故事！瑞典人或许冷漠，然而射手座天生热情，不会也不能被冷漠牵着鼻子走。
以下就是我在小镇上认识的新朋友，我用相机和文字，记录他们的故事。或许对于远方身处大城市的朋友来说，这些故事平凡得不足挂齿。生活于小镇，所有人与物都那么疏离时，这些小人物小故事就成了攀岩墙壁上的岩点，托住我继续前行。
未来我还会陆续介绍更多小镇人物，就当是旅行沿途收获的纪念品，我想一件一件和你们分享。过程也许存在艰辛，却一定有惊喜等待。
祝我好运吧！
Peco和他的朋友们
最近，我把宜家餐厅当成写作办公室。
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实在，因为在家工作我很容易分心，时不时以上网搜索资料为名，继而一发不可收开始乱逛。时间过去大半个小时，一个字都还没打出来。
干脆出门。我尝试去过咖啡馆，可小镇的咖啡馆规模都很小，老板盯着你聊天，总觉得非得点杯喝的才对得住别人的盛情。每天一杯巧克力，一个月算下来还是一笔不菲支出。那去宜家餐厅吧，找个安静角落坐上一天也不必担心别人来打扰，就是鼻子里总徘徊着厨房飘出来的肉丸子味道。遇上节假日客流量大，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大城市的某个繁忙十字路口，看着陌生人来来往往。
宜家餐厅的早上特别安静，来享用早饭的客人很少，整个餐厅空空荡荡。正是这个缘故，我才注意到Peco和他的朋友们。
他们总是四位老先生，围在同一张桌子，早上十点准时到达，十一点半准时离开。他们从来不点餐，顶多偶尔其中一位买杯最简单的黑咖啡，白色马克杯放在两张桌子间，远处看显得孤独，就像诺大而空落餐厅里的这几位老先生。
他们都聊什么呢？而且每天都和同样的人聊，不腻吗？我和他们的桌子相隔好几十米，好奇止不住冒出来。我还注意到其中一位老先生，从我所在角落前经过时，会不经意地转头看向我，再继续走向他的朋友们。出于礼貌，和他四目相对时我立即抿出浅浅笑意，以示友好。老先生从来不回应，但我知道，他接收了。
终于有一天，我向好奇心投降，离开手中键盘，大步跨过前方几十米，到达他们的桌子前。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姓名，身份，他们明显被我的举动吓到了，迅速在周围拉起看不见的黄色警戒线，将我挡在外围。
他们的反应我多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不打算后退，倔强地站在那儿，想着只要我不觉得尴尬，他们迟早都会给我回应。
果然，有人发问了，正是那位和我对视过的老先生。
“哦，你是写东西的？”
我才发现，老先生原来很会笑，嘴巴咧得像一张可爱的大饼。意识到这个突破口，我赶紧趁势追问：
“下周来找你们聊聊，可以吗？”
他们没拒绝也没同意。
到了“下周”，那位老先生主动走到我桌子跟前，还是带着他大饼一样的微笑。我和他就这样聊起来了。老先生叫Peco，来自马其顿——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十多岁来到瑞典投靠姐姐。起先，他在宜家小镇附近的小城市打工，后来来到小镇，开始在宜家的分销中心（Distribution Centre）工作，一做就是三十多年，直到前年退休。
“你的那些朋友呢？”
“另外两位也是马其顿人，除了一位是瑞典人，在教堂工作。”Peco说，他们几个既是马其顿老乡，又同在宜家工作。退休后不知谁提起，每天早上来宜家碰头。至于那位瑞典朋友，本来天天一个人来喝咖啡，看到他们聊得欢，便也过来凑热闹。
“你们都聊什么呢？“
“嘿嘿......"他笑了，眼睛带着点调皮小男孩般的狡黠。“什么都聊，政治，新闻，宜家。”他们大多用瑞典语聊。瑞典朋友走了后，就改用马其顿语说话。Peco小时候在学校学马其顿语，也会说萨尔维亚语和俄语。
“小镇上还有其他马其顿人吗？”
“有，六七家呢。”
后来好几次周末下午，我在宜家餐厅码字时碰到Peco。问他来干嘛？
“就随便逛逛。”他说，“逛完就回家，老婆做好饭等着呢。”
我和他挥手道别，心里笑着想，在小镇，就这么多了一个新朋友。
双臂纹身的Anton
起初，我并不晓得小镇有修手机的地方。听住了五年多的朋友说，每次手机出毛病都得到车程一小时以外的另一座城市维修。我不喜欢折腾，平时使用手机时额外小心。
可偏偏某天遇上手机故障，屏幕冻结，不能开又不能关。正打算双手投降，咨询朋友维修地址，我突然心底又觉得不服气：电子产品当道的21世纪，难道小镇连个修手机的地方都没有？！
马上启动大城市居住的生活经验，跑去镇上唯一的卖手机商店，那里工作的金发小姑娘说：我们只卖手机，不负责维修。
哪里提供维修服务？
小姑娘眨眨眼，不知道。
情急之下，我记起去超市路上经过一家店铺，上面好像写着维修电脑的字样。手机和电脑，大概同一原理，去那儿碰碰运气，怎么也比长途跋涉一小时来得值。
我气冲冲闯进店，店员得知情况后，不用几分钟就让手机起死回生，我高兴得一连串说了几十次“谢谢”。对方是一标准瑞典中年男子，时刻恪守北欧人基因里的淡漠，我投射出去的热情就像呼出的热气冬日里迅速结成雾，只好尴尬收回。
几天后，我再次来到这家店铺。我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义这个地方的属性，说是电脑维修门市部，里面也卖文具，颜料，卡片纸，胶条，每个品种一两件，上面铺着薄薄的灰尘。要说这是文具店，又有点强差人意，入门处明明摆着一台64寸大电视，上面用红字写着“已售”。
我走到售货台前，咨询打印文件程序。之前的标准瑞典中年男子可能休假了，换了一名年轻小哥，却一点也不标准。我看到暴露在短袖T恤外，他的两只手臂，被大片纹身覆盖。他脖子上挂着半指粗的银项链，环状链扣起伏时，闪烁着点点野性。
我把USB盘交给纹身小哥，说明大小格式要求。对话一来一回很简洁，我注意到他的脸，表情光谱般一直在变化，或认真聆听，或微笑点头，比他的同事鲜活多了。文件出来后，我示意很快过来付款，然后趴在角落箱子上专心修改文本。
这时新的顾客进来了，选购了商品准备付钱。我听到他和顾客说，稍等一下。起先我没在意，直到修改完毕抬起头才意识到，原来小哥和顾客都在等我！我赶紧抽出钱包奔过去，小哥表情变得更柔软了，让我慢慢来。
我在小镇居住大半年了，打过交道的瑞典人大都和善。但他们的和善始终在小范围内活动，左右宽度不超过3.5厘米。倘若遇到必须和陌生人周旋的场合，他们就会像一只只惊弓之鸟，夹起翅膀紧紧贴在中轴线上。那一刻的小哥完全可以把我撇在一旁，按部就班喊“下一个！”。可他固执地用布满纹身的手臂，为我这位陌生顾客撑出一片只属于我的时间，旁人一律不得入内。
知道我想给他拍照，小哥摇摇右手给我行了一个绅士礼。他来自延雪平，瑞典南方一座大城市，十多年前因为“爱”搬到小镇。他原先在宜家客服工作，三年前跳槽来到这家电子“杂货铺”。和小哥聊天时，先后两三位奶奶过来办事。她们全都故意留下来，专门和他聊天。小哥非常配合，等老奶奶们聊畅快了才送她们出门。
我问他为什么待人那么热情？他说，“因为我们都应该这样被对待呀！”
对了，小哥名叫Anton。当初那个让他连根拔起的“爱人”，如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共同抚养两个孩子。他已再婚，第二任太太来自美国。
“今年夏天”，Anton说，“我们会去佛罗里达度假呢！”
Nedal
借用城市术语来描述，Nedal的理发店位置，可真谓地处黄金地段。距离小镇中心仅十米之遥，铺面正对主干道，居民只要到商业街采购，肯定经过他的透明落地橱窗。每次路过，我总能看到Nedal，满头满脸蓄着中东男子特有的浓密发质，中间露出鼻子，坚挺而骄傲。他身上挂着牛仔布围裙，大概从其他大城市专门淘来的，设计和款色，我从未在小镇看到过。
过去大半年，我起码在他的理发店前晃过上百次，真正走进去就一次，带孩子理发。至于我自己，理发几乎不会出现在我的日程安排计划里。不过话说回来，小镇没有购物，没有娱乐，理发店数量却多得走几步路就能遇到一间。据统计，小镇共有十六间理发店，其中四间为男士专用，Nedal的理发店就在其中。
决定理发之前，我不知道原来小镇理发还有男女之分。只是因为除夕，好歹我也要理个头发意思意思。鉴于Nedal的理发店离我最近，收费也算合理，280克朗，要知道其他装修花哨的地方，仅洗剪吹就四百多块起步。
我在预定的下午四点准时到达发廊。Nedal还在忙着给其他，他吩咐唯一的徒弟给我先洗头。上一次享受洗头待遇，还是三年前回国时。以前在新加坡，我一般只去那种韩式10分钟理发店，理发师像流水线员工一样两三刀剪完就接待下一位顾客，哪还提供如此奢侈服务？
我把头靠到水池上，正准备享受久违的头部按摩，徒弟生疏的手法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的万千烦恼丝在他面前仿佛是一盘打翻了的八爪鱼，他有点不知从何下手。草草打了洗发露冲掉，就把我放到理发椅上。
轮到Nedal上场。他的手法明显比徒弟娴熟多了，根据我的要求，马上设计了我颇为满意的发型。接着吹干，分层，打薄，修剪，和我在广州遇到的心水发型师不相上下。就是他处理头发的力度太大，有时候扯得疼。我周围观察一下，平常发廊里常见女士用烫头染头发的工具，这里一件都找不着。
“这里很少女士光顾吗？”我问Nedal。
他摇摇头，说这里的女士都到镇上其他十二间发廊理发。而且从老板的角度考虑，给女生理发性价比太低。“男生推个头挂个胡子，半小时搞定，”说到这，Nedal两手拍了拍，以表示干脆利落。“女生呢？起码要弄一个多小时！”
不过Nedal算给足我这个愿意”吃螃蟹“女子的面子，他大展身手，仿佛要把所有技术都放在我身上，洗剪吹完还从抽屉里拿出很久没使用的拉直器，前后左右来回烫好几遍，可比以前新加坡的10分钟服务周到。
趁着这一个多小时，我和Nedal各自操着零零碎碎的瑞典语聊起来。他来自叙利亚，之前一直是理发师，曾在科威特沙特工作过。叙利亚发生战争后，他飞回去带上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土耳其，再坐船到达希腊，经过保加利亚，最后以难民身份来到瑞典。因为认识老乡，Nedal一家又从斯德哥尔摩搬到小镇。他第一眼就喜欢这里，特别安全，孩子们每天自己骑车上学。
我问Nedal，理发店每月收入多少。
“大概五万克朗上下吧，”他说。
“那不错啊！”
Nedal连忙摇头，拿出笔和纸，一笔一笔给我算：租金，缴税，水电费，徒弟，最后到手只剩一万多。
“养三个孩子确实不容易。”我点点头附和，Nedal笑起来了，
“我现在可是五个孩子的爸爸呢！”
我依然每天经过理发店。我在外头挥挥手，一定知道Nedal就在那头，微笑回应。
Grasha和她的Muff
在小镇，我只去一间叫Muff的咖啡店。
那里是全镇最具艺术范儿的地方，眼睛所到之处全是油画和手工装饰。也因为那儿能找到全镇唯一的全素食套餐，午市供应饭菜，每天变出花样。除此以外，我之所以最钟情Muff，因为那儿有Grasha和Daria。
Grasha来自波兰，已经在小镇居住快20年。每次我抱怨小镇啥都没有，她肯定会反驳说，“才不是呢！”前阵子她就带我参加过一次舞蹈冥想课，在她朋友家，invitation only。和她去电影院，总不停有人过来和她打招呼。Grasha在小镇人脉广阔，除了居住多年累积外，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她是Muff咖啡店的主人。
20年前，Grasha随着她当时的丈夫和孩子，来到小镇宜家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生活看上去风平浪静，只有她心里知道，自己正在为某些改变养精蓄锐。然后蜕变说来就来，她一下实现了人生三连跳，离婚，辞职，脱离教会。她说自己其实一直很冒险，大学时不知道何为社会学就将此作为专业，也尝试过高空跳伞，小镇生活仿佛给了Grasha勇气，和过去熟悉的生活一刀两断。
就在她和现任丈夫搬进新公寓时，Grasha发现房子一层空着，原来卖毛线的商铺搬走了。Grasha一直想创业，可以是瑜伽馆，也可以是艺术工作室，但一定要和有机食物有关，她自己是全素者。
那就把一层租下来试试吧，Grasha想。空出来的商铺什么都没有，她从零开始动手打造，硬是建出了厨房和吧台，店里的桌椅都是一把一把从二手店淘回来的。至于食材，Grasha与小镇周边的农场取得联系，尽量使用本地有机农产品。因为Grasha自己也很喜欢设计和画画，经常开办艺术交流活动，还请来画家开班授课。其中一名画师，最后竟成了咖啡厅里的厨师之一。
我就是在Muff用餐时认识Grasha的。看着墙上花花绿绿的画，我蠢蠢欲动，冒昧问Grasha，是否也可以把我的照片放在咖啡厅里展览。她想都没想就答复，当然可以！那一刻我知道，她和我的身上都留着说干就干的基因。
后来我和她提议，要不组织一场闪电约会（speed dating）？那天我们站在图书馆门口，刚停好自行车，两个人的鼻子冻得通红，但这不妨碍我们一拍即合。闪电约会活动最后只有一名男士出席，其他均为女士。据说小镇历史记载以来，从未出现类似活动，以至于本地电台和报纸争相来采访，我和Grasha情人节当天出现在地区电台广播里，收获了五分钟名气。
踏进第六个年头，Muff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几乎所有关于小镇的宣传照片上，都能看到Grasha和她的咖啡厅。但Grasha私底下透露，许多土生土长的小镇居民对这样爱搞花样的咖啡厅始终保持距离。店里客人之间的交流，英文瑞典语各占一半。
冬天最难熬的时候，我经常跑到Muff码字。那儿的门口挂着铃铛，轻轻一推叮叮当当乱响。抬头一看，Grasha和她的大花图案头巾，就像一抹随意的红黄颜料，在吧台处绽放。我走上前和她打招呼，顺便点上最喜欢的热巧克力。等待的光景，我从包里拿出裙子，走到角落递给Daria。
小裁缝Daria
来自克罗地亚的Daria，从小在德国长大。六年前因为先生工作关系，一家人搬到小镇居住。平时除了照顾两个孩子外，她还身兼数职。白天，她在Muff咖啡厅里当收款员和服务生，偶尔晚上，她在镇上活动中心当志愿检票员。同时，她又是一名裁缝，裁缝店就设在Muff咖啡厅角落，营业时间为早上九点至十一点半。
认识Daria之前，我一直苦于遇见合适裁缝。其实小镇是有裁缝店的，市中心其中一间服饰店里就摆着一台缝纫机。身边也有不少手巧的朋友，平时爱修修剪剪。只是我对裁缝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并非我多么在乎裁缝高超技术，以前送去修改的衣物，顶多只需长改短，宽改窄。
裁缝这个职业对于我而言，是浪漫的，有故事的，一定从天而降，在街角偶遇觅得，正如我在上海时经常帮衬的裁缝，他的店就藏在新华路古老的弄堂里，某天送娃上学正好发现。而在新加坡时认识的裁缝，一位70岁Auntie，平时在我家楼下超市兼职，和我用粤语闲聊时才得知她做了一辈子裁缝。
我就带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直等待着。直到某天在Muff喝巧克力，忽然抬头发现墙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缝纫角落”。我赶紧问Grasha，咖啡店里难道有裁缝？
“对啊！”Grasha说，手指了指正在收银的Daria，“她就是。”
Daria的裁缝装备很简陋，一台缝纫机和一盒线。或许因为她就是掉在我手心的裁缝，第一次我把二手市场买来的布料交给她时，心里就像找到对的人那样踏实。那是一条紫色碎花围巾，我想改成腰带。不出一天功夫，Daria就出色交货。反而她有点担心，给我打电话叮嘱，说要是我不喜欢，可以把腰带拆线，马上还原成围巾。
为了体验Daria的工作，我花了一个上午坐在她身旁。尽管要负责咖啡厅的食物，但早上客人不多，她可以趁着两个半小时专心做裁缝工作。她一般午饭后就得回家做家务和接孩子，无法时刻待在店里，所以她的裁缝角落除了收集客人带来的衣物，还放着一个小本子，客人留下具体裁剪要求和联系方法，Daria一看就明了。完工后衣服同样留在咖啡厅角落，客人自行来取。满意的话，通过类似微信转账的app把费用转给Daria。
我在咖啡厅坐着，正好一对意大利夫妇过来，想让Daria修补一条牛仔裤。Daria马上开工，那对夫妇则坐下来点上一杯饮品。享用完毕，牛仔裤也修好了，他们满意离开。Daria说，她喜欢这样的和客人互动方式，能面对面和客人交流，就算他们需要等待，也是悠然自得的等待。
Daria说，她从小喜欢缝缝补补。有了孩子后，她开始缝制布娃娃，孩子班同学的妈妈看了都喜欢，就这样开始了她的裁缝事业。她笑着给我描述她喜欢的设计和布料，南斯拉夫的高颧骨上，烘托着善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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