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做方方正正的房子，我和建筑设计“相爱相杀”的十年 | 三明治
作者 | Elplaneta
编辑 | LIN
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曾布置过一篇作文叫《我的未来》， 我在作文里畅想了自己作为设计师的事业。后来，真正脱离童年幻想，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职业，是在我高二暑假翻开填志愿手册时。当我一行行浏览那些填报专业，“中文”、“金融”、“哲学”……我第一次开始思考那些漫无止境的补课和模拟考卷的意义。我意识到，我在所有毕业同学录里“我的梦想”那一栏挥笔写下的“成为设计师”的未来，并不在这些有限的文科生志愿目录中。
对有些人来说，专业和职业或许只是用以生活的一技之长，一张用以介绍自己和立足社会的名片，一份稳步发展的事业保障。对我来说，职业却是一个长达十年且将持续终生的执念，是一个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终极问题，关于为何存在、如何存在的永恒求索。
高三休学，选择艺考
高三时，我开始了解到在正常的高考之外，还有一个群体叫做“艺术生”。当我向班主任提出我想参加艺考，需要每天下午去西安美院学习画画时，班主任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已经精神失常。
第二天，教导主任把我叫去办公室，见到我时他翘着的二郎腿重重落地，倾身向前脱口而出，“你有病吧你？” 在一个西北城市的省重点高中的重点班，人们普遍认为“做艺术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是考不上好大学的退而求次，而一个年级第二的学生去选择艺考，是在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也是在浪费学校的高考指标。
在我的家庭里，妈妈是唯一支持我的选择的人。一方面，她一厢情愿地相信艺考会比较轻松，另一方面，她认为一考定终生的制度过于残酷，她希望艺考能成为一条通往我所热爱的事业的捷径。
那个暑假，我每天白天在学校补课，下午再穿越大半个城市去美院学习画画。画班的孩子多是从小学起，或者从高一开始准备，而我虽然画了多年黑板报，却连基本的削铅笔都不会。我完全是从头开始学习素描、色彩、速写，观察石膏体的光影关系、学习如何画一只苹果。晚上再挑灯夜战，完成学校的作业。
作为一个从未翘过课的学生，这种双重生活的挑战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压力。有一天，我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画室嚎啕大哭。接我回去的路上，妈妈和我一起哭，她说“我也害怕我支持你这个决定之后，以后你后悔了，你会怨我。”
那天之后，我终于坚定决心，要踏上艺考这条艰难却充满希望的路。我决定孤注一掷，在最紧张的高三休学四个月来准备艺术考试，来年三月校考结束后再回归学校准备文化课。
联考结束后，我一个人提着行李箱去了北京，开始在一家声称针对“清美”“央美”校考的画班继续学习。我每日每夜泡在画室里，研究光线如何爬过面部的骨骼起伏，尝试线条的宽窄轻重如何勾勒出一个人的紧张与松弛，甚至看到通宵后清晨的天空时，脑子里只有如何用天青和一抹桃红调出天空的颜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在为梦想全情投入，而我正离憧憬的未来越来越近。三个月后，我从因为零基础素描头像被全班嘲笑的学生，成为老师最寄予厚望的学生。
整个一月到二月，我拖着满是颜料与油污的羽绒服，提着沉重的水桶、颜料箱，背着画板四处赴考。三月初，我在郑州参加完最后一场校考。我领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早春的街道上，路边的残叶仍未扫去，在料峭的风中打着旋。那个萧索的场景一直留在记忆中，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战斗的开始，烟火至今未燃尽。
大学，
我不想做方方正正的房子
为了学设计半路出家做了艺考生，却阴差阳错地进入央美建筑系。美院的建筑系除了建筑学课程之外，还要学习艺术史、文学史，也有机会选修版画、雕塑、摄影、传统工艺等课程。与这种开放的校园氛围不同，在我入学时美院的建筑课程却是偏向传统。本科时我就意识到我没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时常游离在本质建筑学之外。在其他同学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时，我却沉迷于社会研究、哲学理论和当代艺术，用许多时间参加社团、 办杂志、听讲座。
刚进入大学时，我非常失望。或许是选择和过程的艰辛让我怀揣着过高的期待，也许是因为我发现大多数同学并不是抱着艺术梦想而来，或许是艺术的评判标准不同于高中的标准答案而让我无所适从。我的内心充满了失落、挫败、格格不入的孤独。每天晚上，我绕着操场一圈一圈奔跑，反复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吗？是我梦想的大学生活吗？
因不满足学校里老师传统的教学方式，我在每个假期去参加校外的工作坊、暑校，学习算法编程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游戏建模。大四时我去挪威奥斯陆交换学习，我选的工作室只有我一个学生，长达半年的独处让我不断自我怀疑，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建筑，却又不知道应当选择什么方向，最后发展到抑郁症。毕业设计时，我在城市规划的题目下做了一个反城市规划的批判设计，用影像和艺术装置讲述了一组幻想建筑。
大二时，我们做了建筑系学生的第一个房子：小别墅设计课题。当时我做了一个倾斜的房子，以沿对角线穿越的路径展开两侧不同的空间，通过开窗角度纳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以呼应假想房子主人内心的分裂。我熬夜了两周来制作模型，把头探入模型里拍照，想象在里面行走的场景。
然而，评图时，白发苍苍的客座英国教授问我：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子？这种倾斜对功能使用有什么作用？那时的我修为尚浅，并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空间不仅仅为了功能而存在，有追求功能的设计，也有追求感受的设计、追求形式的设计，所以建筑这门学科才能令人感动”。我只是站在台前忍住眼泪。那个课题我得了很低的分。于是在下一个课题中，我并未花费太多精力，做了一个简单、满足功能、方方正正、毫无特色的房子。看到这个课题居然得了高分的瞬间，我暗自决定，从此我将不再在意他人的评价，我需要创造自己的标准。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校外参与各种软件培训、暑期学校、工作坊。有一个夏天，我参与了同济数字未来工作坊，用算法生成和3D打印设计制作了一件可穿戴装置，它的灵活螺旋结构可以随着人体的运动改变形态。另一个夏天，我在北京白塔寺旁住了两周，调研一座社会主义大楼，研究基于空间句法的旧城改造策略。我学习编程、渲染、游戏建模和数字装配，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新的工具和方法会将我带向何方，我只是充满好奇地想要了解更多，看到更多可能性。
读了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后，我开始以另一种视角看待建筑与城市设计。库哈斯是一个记者出身的建筑师，他以记者的敏锐捕捉了资本主义发展下的都市变革，为曼哈顿写下一份宣言。建筑本身其实是对人的行为、人与空间关系的思考，是一种观察方式。
出于对空间研究的兴趣，我和杂志社的同学一起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一项社区调研。我们用图纸、摄影、模型和访谈记录了北京花家地社区居民的自发占据与改造自己扩建的门厅、阳台和车库，用几十个废弃的门围合起来的球场，居民自己营造的楼道客厅等。然而，在社区管理者和小区居民的空间斗争中，这些自生长的空间最终被悉数拆除。我们把拆除中抢救出的一些材料搬到学校做了一场展览，并将三年的调研整理出版成册。这段经历让我开始反思：设计的使命和边界在哪里？这些自发违建是否也是一种设计呢？设计如何成为一种使用者共同参与的过程？
《花家地》内页，央美ARCHVOE编辑部
这些想法一直延续到大五的毕业设计。我们的毕设课题是重庆老城区的城市更新。按照常规思路，我们应当为这些拆迁中的老城区设计一番新貌，规划新的城市功能，如旅游、休闲、新住宅区等。但当时带着一股学生气的理想主义，我对这种符合经济增长的自上而下的城市改造充满抵触。我决定采用60年代情境主义者的方式，以“心理漫游”的方式展开城市调研。
漫游地图，赵潇潇&曹岳&石泽元
在与当地居民的聊天中，了解他们的日常路线经过的场所，从防空洞里的麻将馆到废弃的铁轨，从山坡上的居民楼到江边随着河水迁徙的小酒馆，串联出一张不在城市规划内的心理地图。我每天翻过围栏进入拆迁区内，与留在自己居住多年的房子里不肯迁走的居民聊天。一个从十六岁到六十岁都住在这里的老奶奶，一棵榕树穿破了她的屋顶，我们在树枝伸展的厨房里谈论如何制作凉粉。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做工人的兼职诗人，住在外墙上用粉笔写满诗句的房子里，我们在停水停电、漆黑一片的客厅，对着窗框和玻璃已被拆除的洞口，讨论余秀华的诗。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将要被夷为平地，改造成旅游步行街。
建筑师只是这个巨大城市机器中的一环，而我对此既无力又愤怒。为了表达对选题要求的反抗，我做了一组“纸上建筑” ——不可建造、没有实际功能的建筑。我设计了一些大型装置：由潮汐驱动奏乐的沉思空间、收集家家户户声音与气味的共享空间、从公共设施中偷水偷电的病毒空间……以这些装置作为反抗日常和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的隐喻。那时起，我便知道我无法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我需要去寻找自己想要设计的那种建筑。
毕业设计《重庆漂移》，赵潇潇&曹岳
北欧交换，
逆水行舟，孤光自照
从大一刚入学得知大四可以申请出国交换之后，我便下决心要趁这个机会出去看一看。
在去挪威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之前，我的学长向我推荐那里的一位教授，他曾是10年前参数化建筑理论的领军人物。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他的工作室。但等我入校才发现，我是唯一一个选这门课的学生，其他课都有十几个学生。我意识到北欧有一种浓厚的工匠氛围，学生们宁愿一天到晚泡在木工房里，也不愿意亲近电脑。而我选的这门课关注的是如何用数据和算法来设计响应环境的建筑形态，在重视手工制作和内心感受的北欧，属于不受欢迎的方向。
这位10年前享誉欧洲的教授如今也成了郁郁不得志、只能把酒言欢的白发老头。他所受到的冷遇从他工作室的位置可见一斑 - 他被安排在底层的背光角落，在日光稀少的北欧，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太阳。出于对这位失意英雄的敬重，和“自己选的课，跪着也要上完”的信念，我没有换课，决意要在寂寞的学习中度过这半年。
因为只有一个学生，教授和助教也提不起劲，很少来教室，原先的field trip也取消了。整整半年，我一个人坐在四壁水泥的教室，日光灯黯淡惨白，没有同学可以交流，老师也甚少光顾。而课程又很难，要求许多电脑编程基础，我只有整日对着youtube教程自学。
hiking中住过的小木屋里面
冬半年的挪威，每天十点日出，三点日落，天空永远阴沉，飘着冰滴。待在室内，常分不清白天黑夜。街上空寂寥落，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只在周末晚上的酒馆里有些人气。
当时住的学生公寓外面，路灯下的落雪
每天走去学校的路
学校里
我唯一的社交机会来自学生公寓的公共厨房。住在一人间里的学生们会在做饭时碰面交流，礼节性赞赏彼此的食物。
由于学业上的困难和孤独，我长时间陷入低迷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之中，逐渐开始自闭、暴食、抑郁、失眠。在昼夜不分的黑暗里，我盯着窗外被路灯照亮的落雪回顾自己二十年的人生，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读不进书、做不下去方案，拒绝与人沟通，只能用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填补内心。有一次，我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了一整大瓶花生酱。我的体重暴增二十斤，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时，我看到自己映在玻璃上的侧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肥胖而悲伤。
当时，我并不了解抑郁症，以为自己只是长期心情不好。我找到一条缓解的出路，独自旅行。得益于“独苗学生”的自由、北欧航空的学生折扣和发达的欧洲铁路，半年期间我独自走遍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我在巴塞罗那郊区的山上参与了加泰罗尼亚高等建筑研究院的工作坊，用无人机收集的航拍数据监测植被的生长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出智能灌溉系统。在巴塞罗那的最后一天，我由于感冒高烧差点错过回挪威的飞机，晕眩和焦急之下将所有重要物品遗落在了巴塞罗那机场的安检处。当我在飞机上烧得头昏脑胀时，突然想起我的手机、银行卡、学生证、房卡钥匙、钱包全部落在了一个安检盒中。
回到奥斯陆时，我虚弱无力，身无分文，无处可归。公共厨房的朋友们轮番提供自己的卧室让我休息，又帮我打电话给机场，帮我筹钱找开锁工人。巴塞罗那机场表示手机已找到，但无法寄送，只能由我本人去取。于是，我开始了两个月没有手机的奇妙冒险。
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我又独自游历了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直到两个月后重回巴塞罗那取回了手机。我摸索出一套旅行方法：每天晚上在青旅的电脑上查好路线，手画一份地图，记住一天中经过的街区。如果实在迷路，就随机跳上一辆公交车，让司机告诉我最近的站点。
我曾一天内去了三次哥本哈根郊区的巴格斯韦德教堂，只为观察早晨和下午的光线是如何以不同的角度漫入云朵般起伏的屋顶。我结识过一个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塔做志愿者的爷爷，他每晚在塔顶天文台里欧洲最古老的木质望远镜给游客观看木星和钟楼的指针。我曾在赫尔辛基的岩石教堂坐了一个下午，听唱诗班的歌声如何在石壁中回响。我曾假扮成酒商，为了参观西班牙小镇上的大师作品-用生锈沉船板打造的Bell-lloc地下酒窖。也曾在罗马斗兽场前的跑马场废墟上，和几个非洲小哥一起演奏金贝鼓。在这些旅程中，我看见了建筑和城市可以如此生动包容，和人产生如此深刻的联结。
有一次，我一个人前往芬兰的无人区，躺在雪地上看极光如北极狐的尾巴不断扫掠过四周的天际线。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最广阔的穹顶之下，仅凭双眼不足以领略其全部的壮丽。那个时刻，我想，我的生命也是如此的广阔和自由。
芬兰的极光
纽约读研，相信无用之用
本科毕业后，我选择了一所位于纽约的小众建筑院校去读研。这所学校位于曼哈顿中心地带，是一栋三角广场上的褐石建筑，就像一个小小的避难所。在20世纪60到70年代，这里汇聚了当时最先锋的建筑理论家、纸上建筑师和教育者，作为一个高度个人化的集中研究的自由之地，革命性地冲击了当时的建筑教育。怀着对那个激进年代的朝圣，我希望能在这里一睹当时的荣光。
然而在这里的第一个学期，由于抑郁症复发加重，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对抗自己的焦虑和怀疑。我心中那道在挪威交换时初显的阴影，在相似的环境下又卷土重来，阴霾浓重而让我无法喘息。
研究生的第一个课题就让我无所适从。这个课题没有场地、没有功能要求、没有尺寸，甚至不要求连贯的设计逻辑。老师几乎是让我们用社交媒体瀑布流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通过碎片化且彼此不相关的图像、模型和平面制作来拼凑出一个建筑，就像先精细地制造蛛丝马迹的证物，之后自己寻找一条线索来解谜。
当时，我正处于对自我的深刻怀疑中：我真的适合学建筑吗？什么才是我最热爱的事情？什么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我想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何种事业中？
到第二个学期，我的心理状态逐渐稳定。我也遇见了一位非常合拍的教授。她是一个留着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鲍勃头的老太太，娇小的身材包裹在一袭简约黑色套装里，目光抖擞，步履带风。她给我们出的研究课题是“身体”。是将“身体”作为研究对象，放在建筑史、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进行剖析，每个人要选择一种“身体”切入，最后将研究转化为一个设计。
出于对天文学的兴趣，我选择了“太空中的身体”，即宇航员的身体进行研究。我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研究NASA的宇航服档案，还去华盛顿航空博物馆看了实物。这些广泛的调研也曾让我心生怀疑：这些研究真的能导向一个设计吗？在大学的经验里，研究往往是结果导向的，甚至先有对设计成果的预期，再倒推出一个所谓的“研究”。而教授的回答让我铭记至今：“你要相信无用之用的力量（Believe in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things)。”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最纯粹的探索时光，完全被不带功利的好奇心所驱使，让材料本身引领我去向未知的前方。在调研中我发现了NASA宇航服与女性内衣的隐秘联系：两者出自同一制造商，该公司在橡胶内衣的制作经验中研发出了气压服的加工方式。宇航服曾经属于太空竞赛和宇宙殖民的男性世界。而女工们经年累月熟练缝制精细的女士胸衣的手，开始用同样的材料和工艺缝制宇航服。柔软的、订制化的、手工的身体掌控补全了太空神话的另一支故事线：机械的、坚固的、控制论的、盔甲般的身体。
在宇航服中，刚性的身体构建与柔性的身体构建合二为一。刚性如盔甲，保护男性征服世界的身体；而柔性如胸衣，将女性身体塑造为男性审美范式。在这个项目的设计部分，我则带入了身为女性对于生育的思考。我参照护航服的系统设计了一个穿戴式人造子宫，将生育变成一种跨性别的自由选择。这个课题让我对“建筑作为一种研究和思考方式”有了初步认知。
但更重要的是，我终于有勇气将自己的个人兴趣、自己的女性身份带入研究，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力量，而不是无止境的自我怀疑。在不抱预设、纯然被求知欲驱使的研究中，我也意识到一种相信的力量，去相信现在看起来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的事物，全心全意投入其中，你终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奇点。在那一刻来临之前，毫无理由地去相信，不遗余力地去做。
而“无用之用的力量”也极大地缓解了我对于人生的终极焦虑。我并没有找到关于自我实现和职业方向的答案，但我不再着急了。我逐渐意识到，很多当下看起来意义不明的经历，最终都会像星系一样连成交相辉映的整体。我决定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索、尝试和体验。
《从宇航服到人造子宫》，赵潇潇
第一份工作
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投简历、找工作。当时我接到了一家综合型建筑公司和一家做舞台闻名的公司的offer。因为后者是我心中的第一选项，尽管项目看起来比较临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另一家医疗建筑项目组的机会，满心雀跃地进入了这家做百老汇舞台设计的公司。
这家公司有许多分组，负责室内设计、俱乐部设计、酒店与餐厅设计等。我所在的组是一个特别的部门 - the LAB at Rockwell Group，实验室组。我们在一个单独的空间，组内只有两个建筑师，其余都是艺术总监、策略分析员和码农，还有一个平面设计师。这是公司里最年轻有活力的团队，大家都满怀对艺术、交互领域的真挚热忱和创造力。我们的领导是一个很酷的银白短发女性，抱着打造新型建筑公司的野心。实验室的项目比较多样，主要关注空间交互，包括声光装置、展览设计、品牌包装、数字艺术、策略设计等。对我来说，就是我心中理想建筑事务所的样本。有一次开会时，领导梳理了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对标了欧美的同类交互设计团队，希望带领实验室成为与公司相对独立的新型建筑工作室。
刚入职时，我抱着社会新人的满腔热血，当天交待的任务一定要做完才回家。第一周上报工时时，我的工作时间比正常时长多了10个小时。我本以为是以勤奋敬业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没想到小组长、领导、人事轮番对我进行了约谈。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你要用额外的时间工作？工作完成不了，那是组长布置任务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此后一周，每到下午5点，小组长就开始在我旁边催促：“xiaoxiao, go home! It's a command!(潇潇，快回家！这是命令！)"
圣诞节前夕，公司所有人都无心工作，开始筹划回家休年假。公司也举办了许多团建活动。我们小组一起去一个私人空间学习制作Mozzarella(一种淡奶酪）和Tortellini（意式馄饨），之后分享大家制作的食物。公司的活动则是姜饼屋大赛，一种建筑师乐于内卷的活动。一些同事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糖玻璃和灯光道具，每个组都经过了热烈的方案讨论，拿出了盖房子的专业态度来搭姜饼屋。有人用饼干复刻了密斯的德国馆，有人用糖玻璃砖砌出能亮灯的冰屋，有人做出了挂着铃铛的日本神社，lab组则是做了一个闪着蓝光的冰山建筑。
亮着灯的童话小屋
伏見稲荷大社
密斯的巴塞罗那德国馆
蓝焰魔山
回国，设计梦十年后初见雏形
可惜好景不长，新冠疫情紧接着到来，人心惶惶，不久后迪拜甲方宣布项目取消，我们的项目组被解散，我也被裁员了。在我离职后不久，几个年轻的中国同事也相继被裁员。被裁员的那个周末，我又遭遇了一场滑雪意外，脑震荡失忆，被救护车送进急救室。
此后的4个月，我开始一边处理医疗保险、复查头部，一边作为助教和教授合作威尼斯双年展的项目，同时还有一份房产经纪人的工作维持生计。纽约疫情一直不见好转，每日新增上万，公司纷纷开始裁员，失业潮、大游行、暴乱枪击接踵而至。做完展览项目后，我投了几周简历，都石沉大海。之前面试过的公司都因为无法确定疫情走向而停止招人。
虽然当时的房产中介工作已经做的不错，在我为公司追回三年欠款、并且用3D建模技能发展出虚拟看房业务之后，老板对我大为赞赏，提拔我为人事主任加财务负责人，加上提成甚至超过了在建筑公司的收入。但是我依然无法排解职业道路停滞的焦虑，于是开始申请国内的建筑设计工作。远程面试了几家之后，我感到相比较于一片停滞的美国市场，国内有许多正在进行的有趣项目，有许多怀着野心和情怀的独立事务所，于是下定决心回国，希望能尽快开始在实践中成长。
回国后，我在上海一家事务所工作了半年。半年内做了六个项目，其中五个都是竞标，同时还负责制作和分发公司的周边产品，以及联系媒体宣发。每个提交竞赛的前夜都是通宵之夜。在负责一个落地项目时，每周都有一天是凌晨五点才离开办公室。快节奏、高压的环境让我在项目管理、工作方法上快速提升。但是对于一个缺乏实际施工经验的职场新人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难以为成长学习留出空间的。有一天，我被老板当场训哭，但在我鼓起勇气询问如何改进图中的问题时，老板却说“你让我怎么对一个幼儿园小朋友解释微积分？”于是我买来厚厚的施工手册自学，去工地上和师傅学习。过年前夕，我一个人负责一个20万平的学校竞标，只有两周时间，我焦虑到夜夜失眠。那些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漆黑街道的凌晨，那些通宵交图后在高烧中度过的休息日，那些熬夜后脑震荡后遗症发作昏痛的日子，都让我开始质疑：这样熬过三五年之后，我就能成为理想中独当一面的设计师吗？我对这份职业、这个学科的热情和思考，要如何才能被保护住，而不至于在这些令人质疑自己的日常中流失殆尽？
当时，恰好一个策展的朋友联系我，希望我能与她合作，为展览做展陈设计，同时重新创作自己的研究生毕设作品，在展览上展出。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全心投入到展览创作中。在深圳酷热难耐的出租房里，我和两个保洁阿姨一起汗流浃背地给装置穿上700多根鱼线。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在那个满地废料垃圾的房子里，蓬头垢面、每天伙食费必须在20元以下的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和梦想如此接近。
《可感的云层》，赵潇潇
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摄影：卓泓铎）
在深圳的展览完成之后，我开始作为独立设计师自己接项目，同时继续艺术创作。现在我刚刚注册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一边作为独立艺术家为美术馆进行委托创作，一边继续着建筑相关的设计。从中学时代以来的艺术设计梦想，十年后初见雏形。
*以上内容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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