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身体是剥削的中心地带，也是抵抗的中心” ｜三明治阅读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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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三明治阅读俱乐部邀请大家共读的书是由后浪｜上海三联书店出品的《凯列班与女巫》。这本书的副书名是“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在15-18世纪的猎巫运动中，有数以万计的女性被指控为“女巫”而惨遭杀害，这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身体侵害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猎巫运动同时发生的历史正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间段，而被指控为女巫的罪行多与杀婴、避孕有关。作者费代里奇认为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事件，《凯列班与女巫》一书将猎巫运动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结合起来，通过回顾被迫害者的性别及后世影响，向我们表明，长达300年的猎巫绝对不是一次愚昧的宗教运动，而是一次有组织的针对女性的政治活动。
费代里奇在书中犀利地指出：“女性的身体是剥削的中心地带”。
在书本最后，作者将性别、种族和殖民地对照起来，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必然是忠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 提示我们猎巫运动远没有结束，在其中涉及的污名化、剥削和掠夺总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加入本次阅读俱乐部的读者们在书写中从不同面向讨论了今天的读者如何理解历史中的“猎巫运动”，以及我们怎样看待自身所处的现实。
猎巫运动是否会有结束的一天？作者用文字留下一丝希望：“女性的身体也是抵抗的中心。”
加入本次三明治阅读俱乐部的作者
在阅读中有怎样的发现？
海伦鹅
坐标：上海
职业：风投
我们是你们未能烧死的女巫的后代
不仅仅只有女性会遇到，所有的弱势群体、被剥削的群体，都会遇到猎巫。
读过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读者一定也会喜欢《凯列班与女巫》这本书，两者都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家务、生育、育儿、养老等），《凯列班与女巫》是从欧洲的猎巫历史分析了欧洲的“厌女”文化起源和父权制的确立，以及猎巫的本质是一种恐怖统治手段，通过妖魔化被掠夺的群体来合理化资本阶级的剥削行为。
16-17世纪的猎巫运动中，几十万女性被冠以“女巫”，在模糊定义的罪名下被烧死，而这段历史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在《凯列班与女巫》中，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系统地梳理了猎巫的历史演变、资本主义是如何利用猎巫的手段来剥削女性的劳动进行原始资料积累，以及猎巫的手段如何同样被作用于被殖民者和无产阶级群体，以合理化剥削掠夺的行为并分裂无产阶级原本团结力量的作用。
先从猎巫的起源开始，政府对人口危机的恐惧推动了对女巫的审判(生育掌握在女性手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对雇佣劳动的反抗威胁到了了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的应对方式是“建立真正恐怖的统治制度”：猎巫。一方面可以将“妇女身体、劳动、性权力和生殖权力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被转化为经济资源”，另一方面通过“模糊的指控(例如巫术)”打压“不服从”的个体乃至群体，这能引发最大限度的恐怖—意味着它可以被用来惩罚任何形式的抗议，甚至令人们怀疑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方面。所以作者认为，猎巫行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女性除了随时面临着的女巫指控外，也同时被排除在雇佣职业之外。1300年至1500年，在法兰克福大约200种职业有妇女从事。但随着资本主义推行的新的货币制度中对“劳动”的重新定义，妇女不仅被排除在雇佣职业之外，她们的生育还被神秘化为”自然使命“，但实际上生育是”再生产劳动“，因为这是在产生新的工人、新的劳动力。妇女在家中成为了无酬劳动者，妇女付出的再生产劳动应该获得的回报被完全剥夺。
17世纪兴起的“重商主义”（人口是一个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关键的思想）让欧洲掌权者决心愈加严格控制妇女的生育功能促进人口增长，开始妖魔化任何形式的避孕和非生育性行为。
猎巫的受害者并不仅限于女性，因为妖魔化一个群体是合理化掠夺其资源的有效手段，同样，非洲殖民地及美洲的原住民也经历了与欧洲女性一样的猎巫历史。“妖魔化美洲原住民是为了证明奴役他们和掠夺其资源是合理的。在欧洲，攻击妇女为男人占有她们的劳动力和将她们对生育的控制权定罪提供了理由。抵抗的代价始终是灭亡。如果没有恐怖运动的支持，这些针对欧洲妇女和殖民者的战术都不会成功。”
在16世纪除了瓜分非洲而得到的黑人奴隶外，还有成千上万来自欧洲的白人仆役被运往同样的地方。黑人与白人奴隶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主人，为了分裂他们之间的合作，种族等级制度建立了起来，黑奴的奴隶身份成了世袭，而白人的契约仆役遭到废除。于是“非洲人和白人之间团结在一起的可能性被严重破坏。”
到17世纪末，猎巫行动结束，因为此时的统治阶级对其权利愈发感到安全，而不是因为出现了更开明的世界观。并且对女巫的想象和妖魔化女性的手段从未结束。到了19世纪，巴黎资产阶级将女公社社员妖魔化，创造出女纵火犯的形象。
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许多地方依旧在上演着猎巫戏码，特别是那些曾经卷“人奴隶贸易”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南非），猎巫作为一种重要的分裂手段至今仍在继续。猎巫是一种通过恐惧瓦解集体抵抗，让成员之间互相猜忌和自保性的沉默的一种策略，合理化对任何一个群体的奴役和掠夺。不仅仅只能作用在女性身上，这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除此之外“妇女：新的公地和失地的替代品”的章节，值得反复阅读，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性别劳动分工的本质：通过无偿化妇女的劳动并且利用男性的工资来积累妇女的劳动来推动资本的积累。受到尊崇的被动顺从贞洁等“女性特质”是在猎巫后期才出现的女性模式。还有直到今天还被推上神坛的“母性”，更是一种确保妇女在生育和养育孩子上面临着不利因素，也能够继续繁衍的规训。
作为“未能烧死的女巫的后代”，我们更要思考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被规训成现在的模样，以及如何可以避免猎巫再次发生。就像作者说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征服者是如何努力征服那些被他们殖民的人的，以及是什么让后者能够颠覆这一计划，并在他们的社会和物质世界被破坏的情况下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现实。”尤其在现在这个不断分裂和极端化的社会中，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作品来不断警醒自己。不要自我异化，警惕妖魔化群体的叙事，不要成为猎巫的推动者。
Shang
坐标：北京
职业：女巫
惭愧地说，小时候
我是“看不起”家务的人
其实在阅读前，翻开介绍时我更多是被劝退的状态，毕竟是一本可以当作“教科”的书籍，阅读起来担心会有些吃力，我不了解资本主义的专有名词，也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当我真正开始阅读时，不可思议的却在作者的笔下产生共鸣，泛起情绪的涟漪；所以请你千万不要被它的厚度吓到，不然会很可惜，错过一本好书。
原来不喜欢工作可以是正义的
当我把书中的文字与挚友分享时，她正在受困于论文的DDL，而我也在追赶系统给的DDL，于是我和她说：“讨厌效率讨厌截止日期，人就是应该懒散休闲无所事事。” 而她知道大学的我完全不是这样的，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产生这样的变化？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希望像工作机器一样不停的旋转，我的意义不来自于“生产”；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匮乏感”总在迷惑人们以为缺乏所有需要通过生产出来的物质进行填满，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真的缺少什么吗？不。放下手机，我们的双手可以感受所有：与爱的人拥抱，触摸风和雨，折纸飞机、用泥土搭建玩具，弹奏乐器....我们共享天空和土地，不需要受困于战争与饥饿。但是现代社会将每个人进行区隔，每个人都被放到了格子间里，放到了不同的APP里，生活中充斥着竞争和比赛，让人们“卷”的痛苦，遗忘共享与合作的快乐；而“异端教派”却在当时就在努力践行着我所羡慕的乌托邦啊。
人们向往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他们赞美贫困和物品共有制。然而，人们对工作的崭新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对平等主义观点的肯定，这在异端教派中最为明显。一方面，人们有一种“拒绝工作”的策略，如法国瓦勒度派(里昂穷人派)和一些住院小兄弟会(方济各会、属灵派)的成员所采取的策略，他们希望从对世俗的关注中解脱出来,依靠乞讨和社区支持生存。另一方面，人们有一种对工作的新的价值评定，特别是对体力劳动。它在英格兰罗拉德派的宣传中成了最有意识的阐述，罗拉德派提醒追随者说:“贵族有漂亮的房子，我们只有劳作和苦难，但是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劳动创造的。”( 同上;Christie-Murray 1976:114-115)
原来对家务的偏见由来已久
甚至有人认为，妇女在家里做的任何工作都是“非工作”，即使是为市场做的工作也是亳无价值的( Wiesner 1993:83ff.)。因此，如果一个女人缝制一些衣服，那就是“家务劳动”或“料理家事”，即使这些衣服不是为家庭准备的。而当一个男人做同样的工作时，则被视为 “生产”。对妇女劳动的贬低就是这样，城市政府告诉行会忽略妇女(尤其是寡妇）在家中所做的生产，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妇女只是为了摆脱公共救济才需要这些工作。威斯纳补充说，妇女接受了这种杜撰，甚至为要求工作而道歉，以她们需要养活自己为由恳求工作(同上：84-85）。很快，所有女性的工作，如果是在家里做的，都被定义为“家务”，即使是在外面做的，报酬也比男性工作的低，而且这些工作的报酬从来都不够女性维持生计。现在，婚姻被视为妇女的真正职业。妇女无法养活自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当一个单身妇女试图在一个村庄定居时，即便她赚到了工资，也会被赶走。
即使是生活在2023年，我在读这段话时也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如果没有书里提供的时代背景，即使放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不就是我们依旧面临的困境吗？
惭愧地说，小时候我是“看不起”家务的人，因为这样的劳动日复一日，看似没有“创造”惊喜，不知道带来的额外价值和好处，家人把这些劳动默默的挪到自己肩上，以至于对我所生活的环境——干净整洁卫生——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不值一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有些惊讶，究竟是谁“告诉”过我是这样的思考方式呢?
其实没有任何人！我依然记得家人工作后回来做家务的疲惫，他们从未直接告诉过我“家务不是工作”，但是我从小就具备了这样的思考方式，想来真是有些讽刺，即使现在家务可以外包，也计入了工作的报酬，但是借用上野千鹤子对于家务的思考，我们依旧处于某种困境里：“在这期间，研究移民、家务劳动者等课题的研究者发现，有这样一个名词 — global care chain (全球护理链)，移民人群变成发达国家的家政妇女或保姆。而移民过来的女性在自己的国家并不是过不下去了，她们接受过教育，也有想去国外的愿望，多在中层以上，这些人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奶奶或农村来的家政妇女。而这些从农村来帮忙看孩子的家政妇女的孩子就没人管了，这些在链条末端的孩子和老人都处于无人照顾状态。这就是‘全球护理链’，这个在中国国内也在发生着。”
蒲2墨
坐标：北京
职业：游戏剧情策划
延迟几百年的“反抗”
来自“女巫”的颠覆
以我浅薄的欧洲历史经验来说，书中的很多历史资料以及作者的观点给我带来了知识的“革新”。比如猎巫并不单单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宗教行为，它实际上也是新生的统治阶级为了其统治地位的稳固而发起的针对妇女身体的“圈地运动”。
再比如猎巫的终止并不是因为新思想（启蒙运动）的萌发，人们/社会认知的进步而终止的，相反，与上文一样，它是在统治阶级的统治逐渐变得稳固，而此时统治阶级不再需要通过血腥、恐惧和镇压来维护其自身，因而又自上而下地终止了。
实际上，无论是封建时期（针对欧洲历史）还是看起来“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统治手段并无太多变化——驱除、消灭、矮化“异教徒”，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对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异化更加严重时，女性的处境反而是倒退了。
无产阶级男性与统治阶级“合谋”或者说被其洗脑，争取到了一定程度上自身的“自由”与“进步”——至于女性的声音，早已不知道去往哪里。
那么，我们呢？
感谢我学习的专业，本科时上过现代汉语课，能够更加具象地体会到在西方语境/理论下研究中国的情况会有多别扭，以至于后来在摄入其他知识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去思考，那么我们呢？
首先是信仰问题。
由于中国没有长期一神教的存在，所以在奴隶制-封建制的时期情况与欧洲大有不同，这其中的女性历史也缺乏研究（以我浅薄的阅读量来说），社会变革对女性的地位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值得再去审视。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急速变革，既没有西方那样的“思想准备”，也不具备长期的文化背景，那么我们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又付出了什么？获得了什么？
第二是关于公地的描述。我们也有类似于公田/祖产这样的田地，但是由于社会发展脉络与欧洲大不相同，实际上在封建时期我们似乎更早也更彻底地将女性排除在了生产资料之外。而社会主义的建立似乎将女性的身体还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感到了痛苦与压迫，那么这一份压迫又来自何处。
第三，食谱的变化。看到书中作者提到工人的食谱从16世纪每人每年100千克肉类下降到19世纪的20千克，突然想到前阵子看到的关于石器时代食谱的研究——在原始时期，男女的食谱并无差别，女性能参与狩猎、战斗等等一系列被后世认为是男性工作的活动，后来女性食谱中的肉类逐渐减少，而女性的地位也随之从独立地位变成了附庸地位。
以及中国的东周后，女性的食谱发生了极大变化，失去了肉类和栗，食谱和猪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失去了广泛存在的女首领和女战士。那么可以武断地进行推测，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有一部分以女性的身体作为代价的，以上千年的时间，削弱了女性的力量与身体，去滋养了这个“伟大的父权制”。
从原始时期向奴隶社会/父权社会演进的过程中，食谱的变化，再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以及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甚至于产房——男医生进入产房成为了控制女性生育的方式，赶走将妇女从狩猎、土地和产房中赶走。
女人终于成为了滋养父权社会不断向前的地母，成为神圣的母亲、妻子和圣女。然后再通过不断污名化，一个又一个贬义的词语称呼，一再分化本该连成一体的女性，剥离她们的肉身，剥离她们的土地，剥离她们的孩子，剥离她们的思想。
滞后的知识
还需补充的是，作者的导读写到这本书将以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理论作为框架写这本书时，我去查了这本书原版的出版时间——2004年。国内出版时间与之相差了近20年。
我再一次感到了中文知识的滞后性。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还在研究生时，老师跟我们讲了福柯（在老师的观点中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了），以及在福柯环形监狱理论后发展出的control society，而这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国外的关于社会学相关的研究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而中文环境下，这本《凯列班与女巫》在国内却是刚出版的新书，是“新”的知识。
再往前想，福柯与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而女权却在千禧年前后才有成体系的去讨论去补充这些理论中缺失的女性视角。这么一换算，国内的女权主义比之国外不知道晚了多久？任重而道远呀！
看完《我，厌男》的心潮澎湃，在沉重的历史面前迅速冷却，至少欧洲女性的痛苦已经被如此系统地研究，而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呢？
我迫切地想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伏下身，倾听被抹去的声音，去找到那些被擦去的痕迹，这好像又说回到我看这本书最开始的“知识的滞后性”的感受，我们这片土地，有太多无声的历史需要被听到了。
我不知道这种社科人文领域的知识滞后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我只是偶尔会感到难过，明明是信息化的时代，在中文语境中想要获得一些完整的、更新一些的知识有时候竟然困难重重。
燕大王！
坐标：北京
职业：视频创作
“名誉变成了社会留给她们的唯一财产。”
这本书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对于对历史年代，欧洲国家等等都不敏感的人来说，啃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了语言进入脑子但是同步滑出脑子的无力感……我只能边看边截图，反复读其中很多话，才能保证小手尽量抓住书中的论点。
我非常喜欢看国内外的刑事案件，我发现很多男罪犯伤害女性的方式，必定会有强暴。
我其实有时候很疑惑这种行为，想搞清楚为什么男性总是想用强暴来作为伤害女性的前奏固定步骤？而女性罪犯通常只是非常直接了当的干掉男性？看了这本《凯利班与女巫》，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些根源。
“教会对性行为的管控在欧洲历史悠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基督教于4世纪成为国教后），神职人员就意识到性欲赋予了女性对男性的权利，并坚持试图通过将规避女性与性爱视为圣洁来消除这种权力。”
从这里开始，统治者们发现了女性的“隐患”，“性爱”和女性的生育能力似乎让统治者们不安，他们开始宣传性爱是不道德，不圣洁的，开始将生育上升到政治层面。男人的欲望是不净的，让男人产生欲望的女性更是“污秽”的，通过这种“不洁宣传”来消减女性对繁衍的崇高地位，来巩固政治权利。
封建社会中男女的身体都是归主人所有的，这时候对女性的剥削还没有那么明显。女性还能在公地上聚集，发声，社交，并且一定程度上有权利约束男人。但随着圈地的开始，土地公有制被破坏，女性作为相对生产力弱势群体的劣势就突出出来了：她们生产力相对不够，还要生育和带孩子，在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中没法跟男人一样“稳定工作”，更不可能得到工资，她们慢慢开始需要依附家庭中的男性生产力生活，失去了群体生活的“保护”之后又更容易遭到男性的暴力，家务活也开始慢慢变成一种神秘的自然使命，不再被认为是“工作”。
“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在19世纪随着全职家庭主妇的产生而达到顶峰。重新定义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与男性的关系”
之后的黑死病与战争导致了人口下降，资本主义为了更多的劳动力，又开始控制女性的子宫。17世纪开始严格禁止堕胎、杀婴、避孕，本来失去土地的女性更加举步维艰，她们已经比男性要得更少，干得更多，只是为了活下去，但依然会因为“资本主义会以更低廉的价格雇佣女性工作而夺走了很多男性工作的机会，众多男性罢工来抵制这一行为“而失去社会工作，只能回归家庭，这时候男性完全开始当家做主，甚至女性在外工作得到了酬劳，也要交给男性保管。
这让我想起最近的一个新闻。44岁的农妇贩售自家农产品，被购买商强暴，回来斗争了很久去报案，警察说没有证据，不予立案。她回来越想越气，最终决定自杀明志，日记中告诉丈夫和女儿，一定要咬死对方强暴自己，导致她自杀身亡。最讽刺的是，期间强奸犯有提出和解，但精神损失费不是给农妇，而是给她的丈夫。“是赔偿丈夫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同时丈夫知道这件事之后第一反应也是，“我的老婆不能和别人分享”。以及农妇死去后，村里人都在说农妇自杀不是被侵害，是偷情被丈夫发现了。“太不光彩了”。
久远的男女不平等通过集体无意识一代代被遗留下来，从15世纪开始的“厌女”一直荼毒到现在，因为恐惧女性对男性地位的威胁，恐惧女性拥有的生育能力对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隐患而形成的大型政治性洗脑，让女性在每一个时代都备受煎熬。最终——
“名誉变成了社会留给她们的唯一财产。”
吴老师
坐标：上海
职业：退休教师
女性的子宫属于谁？
《凯列班与女巫》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女性被屠杀和迫害的血泪史。作者首先分析了欧洲大猎巫的历史背景：“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口危机而非18世纪欧洲饥荒的结束，使生育和人口增长成为国家事务和知识话语的主要内容。我进一步认为，迫害‘女巫’的加剧和国家针对妇女的刑罚也应追溯到这场危机。在这一时期，为管理生育和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国家采取了许多新的规训方法。”这些规训妇女的新政策包括杀婴被定为死罪以及产婆被边缘化，“这些政策持续了两个世纪，其结果是妇女被生育奴役。虽然在中世纪妇女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避孕药具，并无可争议地掌握生育过程，但从现在开始，她们的子宫变成了由男人和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地，生育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了解中国社会对于妇女的规训以及生育政策。资料显示，对生育的干预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推行鼓励早婚早育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而1980-2013年的以“一胎化”为基调的计划生育是国家对家庭生育行为最严厉的干预和控制。
我忆起三十年前的一件旧事：当时我在一所小学工作，一位怀孕的女同事被要求人工流产，因为她的怀孕违反了当年单位的计划生育指标。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愤怒又震惊，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女性的子宫不属于她们自己，它是国家的工具，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正如西尔维亚·费代里奇所言“即使在后来——直到现在——国家也不遗余力地试图从妇女手中夺取对生育的控制权，并决定哪些孩子应该出生，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出生，或者出生多少。因此，妇女常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生育。她们与自己的身体、'劳动'甚至孩子疏离。她们对这种疏离的体会比任何其他工人的都要深。”
我不能不反思中国女性遭受迫害的历史。相对于在火刑柱上被烧死的欧洲“女巫”，早于她们两千年，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就被杀死了。从西周“男女有别”的不平等到东汉“三从四德”将女性从生到死都禁锢在男权的掌控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规训远比欧洲的更久远而深刻。无怪乎在21世纪的今天，厌女症仍然在这片土地上阴魂不散。
维舟在《生还是不生，是你能决定的吗？》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育观？它认定，生育(reproduction)就是社会组织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任何个体与其说是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倒不如说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单位。......基于此，你是从祖先到子孙后代这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有责任把那个神圣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家族才得以永生。研究中国史的岸本美绪指出，在这样的血脉传承中，每一代的人格都被祖先所涵涉，‘想要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
我突然意识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生育观竟然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曲同工。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是劳动力的生产者，那么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家族基因的传承者，两者的主体性都被抹杀，她们的子宫都沦为生产劳动力或延续血脉的工具。
今天，与放宽生育限制形成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也许，一个漠视女性权力的社会就是最好的避孕药。我们在关心生育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存续的影响时，难道不应该关心女性自身对于生育的权利吗? 在一个生育权被操控的社会，女性会有多大的意愿来孕育后代呢？无论是封建主义的传统或是资本主义的口号，都不能再撼动女性保卫自己权力的决心。是时候把女性的子宫还给女性了。
言寺
坐标：成都
职业：闲逛
妈妈告诉我，不要害怕
我没有读过女权主义研究著作，也没读过资本论。这本书对于我来说难度很大，没能在限定时间内读完。
透过作者的阐述，我第一次了解了猎巫这段血腥历史以及它玄学外衣下的本质。猎巫其实跟巫没有太大的真正关联，而是资本与父权对女性的围猎。也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将各种方面变成工作的，包括生育，性，还有更为隐蔽的人的情欲。我还看到了作者对自身所处文化的一种自省。
读前面一两章的时候几乎想要放弃。后来有天晚上，我梦见母亲和我乘着一条玩具充气小船，在真实的湍急河流里玩“激流勇进”。我吓得尖叫，母亲在水流声里大声喊：“啊？有什么好怕的！”过了几天，我点开导读文档，从最感兴趣的第四章开始重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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