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有一种急不得的哲学 ｜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文｜渡水崖

作家舒国治今年72岁了。他以美食散文、公路旅行随笔闻名，其中大部分写于上世纪末的台北、日本京都和美国纽约，又因一直没去上班，终日游荡、写写文章养活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相熟的李安、梁文道也表达艳羡的“闲云野鹤”般的人物。

最近，他带着《理想的下午》和《遥远的公路》来到大陆活动，与前几次来参加出版活动乃至多年前现身《锵锵三人行》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素净的衬衫外套，淡淡的舒缓的腔调。来到现场和找他签名的读者多是年轻人，状态却显然不同，提问的关键词是“虚无”、“焦虑”和如何获得“松弛”。这时他会从自己青年时得以闲散的条件和成长所受益的自然环境说起，然后用平抚的态度回应：自己不知道现在这些词，也不知道大家该怎么办，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应是“人生一定要淘汰一些名目”，不要一直揪住新发明的字眼套在自己身上。

舒国治在新书活动现场

接受我的采访时，舒国治说到“不怪大家”。他对当下的社会风气和新的时代课题早有体会，十多年前就发现《台北小吃札记》有很多超乎他预料的八零后读者了，2017年《流浪集》等再版时，他提到年轻的一代，说“他们这一代想走我这条路更难”，“自由的门槛变得更高了”。

这一次，在编辑眼里对出版书有自己一套想法的他显得不排斥新媒介，还直播聊了一个多小时。当我顺着直播间里他说的“你要得到自在，一定要放弃一点东西”问，为自由该如何做取舍和准备？他的回答又比想象中更朴素、更耐已经离朴素一词较远的这一代人琢磨：绝对不要做准备，越放松越熬得住，“还是想办法让你自己这个小动物活下来最重要，每天吃饭、睡觉一定要把握好。活下来，活得很简单就很了不起。”

舒国治的写作就是在记录“简单”如何使他生活过来。他学电影，毕业后工作了不到三个月就彻底“退休”，“因为爬不起来”。散文里他写，醒来会望一会儿天花板，又困再去睡，通常每天下午起。他没有手机，在外闲逛一天，有人急事找也找不见人。一直租房住，“我要的东西不是买房子”。结婚前，他的家里没有冰箱和空调，自己从不开灶，吃排挡和小摊。有时和各方朋友聊文艺、创作，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有时逛书店到凌晨，突然想吃一顿绿豆稀饭，就读书到那家早餐店开门为止。

这样的“晃荡”之余，他每天抽出两小时、最多一下午的工作时间给《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写专栏，一周两篇，一篇两三千字。他也不用电脑。文中多是他旅行中见到的陌生人肖像和触景想起的文学、电影和音乐，也有很多闲谈，如在火车过道里坐小板凳吃苹果，在乡下的民宿和城市咖啡厅里观察房屋和家具建材、布局设计，还有不小心踩到路上的狗大便……自在的成本不高，他兜里常常没多少钱，但总在快接近零了就有一笔稿费或版税打进来，自己也震惊从未如年轻时所设想的大不了饿着肚子睡公园、火车站，而是一直都好好地住在房子里。

青年时的舒国治

这种自在生活，有特殊的时代、社会和家庭背景。他出生在战后不久的上世纪中段，“我们的年代，钱的思想不太有，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讲亿，还是用碗来计算吧，家财万贯，吃饭还是用碗”。在台北郊区的农家院里长大，他的父母不太懂现代社会结构，才对孩子的活法不设限，舒国治归结为一种运气。那时，高考成绩不理想的青年才学电影，台湾也刚刚开始流行嬉皮士文化，他的同学留长发、穿花衬衫和扛录音机很容易被抓走，回来头发就被剪秃。舒国治不是张扬的个性，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只是按自己的品味慢慢挑选和吸收文艺，同时变得不喜有着“ bad taste（俗劣品味）”的世相，用创作在内心中美化。

写《村人遇难记》时，舒国治不到二十岁，主人公也有点像他，喜欢在土墩上看路过的农人和地上的爬虫，直到天色加深。这篇小说让他出了名。后父母离世，他在三十出头去姐姐所在的美国。说是依亲，实际是随着性子开一辆二手雪弗莱流浪，七年走过44个大洲，边写随笔，边洗盘子。他睡在车里时被附近住户叫过警察驱逐，给车加油会顺便问加油站的人哪里东西好吃，开车也小心不压到路过的乌龟。这些都写在《遥远的公路》里。他没想过这本书会受到欢迎，“你不怎么当作一回事的东西，市场往往很喜欢也说不一定。当然，不用迎合市场。但也不宜和市场争辩。”

舒国治在美国拍

这一种文艺闲散的生活，舒国治也说，靠的不是“才气”，是“任性”和“糊涂”。他天性好热闹，却因走上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路径而常年独居、一人食，“命并不甚好”，写文章也是消解沉闷和孤独。与群体的疏离，却为他带来观察和书写的外部视角。他看待问题更平和，对城乡差异敏锐，却并没有太多底层、上流的划分，对曼哈顿“桥隧族”一类歧视小地方来的人的字眼也觉“都很常见”。他关注身体的感觉，行文里有更多的自然景致，精神世界因而也显得“松弛自然”，但也对认为影响自然平衡的新生事物持有一定保守态度，会觉得社会“不能太先进”。

时代变了很多，但就旅行和出发而言，舒国治认为，今天和过去不会有什么不同。不一定要看旅行攻略，也不一定要看小众或厉害的旅行作家的书，他最推荐的是张恨水，因为他的散文中有“对老人生活的边边角角的描写”。舒国治的观点是，把旅行地当成生活的周遭来看待，就会变得更有意思，比如看当地人怎么烧菜，怎么打牌，“身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他也推荐了国内的云南、贵州和浙江南部的小村落。至于热门的旅行景点，“最好是不要多跑，还能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睡觉睡饱了，打开窗子看到的风景就很好。没有睡饱，还在忧虑昨天的事情，那起床了还是很辛苦，这样日复一日不太好，弄好眼前的事情最重要。”

三明治：之前在洪爱珠《老派少女购物指南》里读到您写的序，提到台湾有一种珍贵的“急不得”哲学，什么是急不得哲学？

舒国治：台湾，很多人去后都觉得它太慢了，那是因为和大陆前面二三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会觉得“慢”。现在的台湾，我自己的观察感受是更慢了。有些人选择“躺平”，因为很难奋斗，他的周遭已经是“半躺平”模式，坐直了也没用，还不如躺平。

另外，我坐台湾的出租车时感觉他们都开得太慢了，因为他们没有积极地想要干嘛，不管开得慢或快，计价器跳出来的价格都差不多。我不是管钱的多少，只是希望赶快离开这个车子，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这个时代已经使很多群众没有积极心，甚至得了某些病。时代应该让大家意识到有很多属于这个时代的课题，可是这些课题却被前面好多别的、我们以为根本没有价值的课题所笼罩。这是我们要出去旅行，或者出去寻找人生意义的同时需要思索的。

三明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最好的聊天的年代”（《遥远的公路》），那时的聊天对象是谁，都会聊些什么？

舒国治：我们在70年代的聊天是最愉快的，因为能够聊天的朋友最多，聊天的材料最丰富。我们从很多空无中找到我们审美的那些题目，然后互相辩论、聊天，到了半夜大家还不舍得停下来。怎么聊的都有，我们在东亚的一个小地方去聊全世界的电影、音乐、艺术，也是很能聊的。但没有聊什么家国大事，因为那时候不太懂这些东西，也没有在哪些东西上有什么过人的分析，主要是谈论文艺。现在也是很好，只是大家用不同的方法聊而已。

三明治：您的写作里提到的书、电影、音乐非常多，而且都很小众，早年的文艺摄入渠道是哪里，以怎样的频率输入，又如何作筛选？

舒国治：这个问题很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眼光，这些眼光和你的家境、时代、同学都有关系。有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同学挑的东西又高又冷，你很钦佩，所以会觉得自己挑的东西很庸俗而不敢在这些同学面前讲。

我们挑选音乐的品位，大概在十六七岁到二十岁趋于成型，就像现在年轻人挑什么样的导演、看哪种类型的影片、挑哪个品牌的衣服、不挑哪些品牌的鞋子一样，全部都有他的一套（逻辑），可是前面要有一点资讯、一些观察。

我那个年代什么都要靠自己摸索。当你找到一个好的导演，你会想看他以前的片子是什么，后来发现他之前更冷门的片子更好看，或者他拍的一个最便宜的电影反而更好，会有很多这种探索的过程。你有你的挑法，只要你常常去找，最后就会出现你想要的风格，我们是60年前慢慢找到这种方法的人而已。

三明治：半城半乡的成长经验，对您自驾旅行、在外游历起到过什么帮助作用吗？

舒国治：“半城半乡”对我的人生和自然观比较有帮助。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假如你成长经历全部在城市里，你会完全不了解乡下；纯粹在乡下，也可能不知道城市，和同学比起来会太土，或者学的某些东西是有隔阂的，那就比较可惜。

台北郊外到处都是稻田、泥鳅、小鱼、萤火虫、河流，夏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在外面乘凉，半夜还不愿意回家，这是“半乡”的体验；西方音乐进入了城市，我用一个乡下的耳朵去接触它，这是“半城”体验。

半城半乡影响了我对于身体的感觉。美国有一本书《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讲GDP的增长必然使得河流里的虫、鱼死亡。昨天我们到余杭黄湖镇看一个水库，这个水库因为喷洒农药已经好些年见不到萤火虫了，后来不准他们附近喷农药后才恢复过来。我是绝对不会用消毒水来漱口的，因为我不相信我们口腔里的细菌要消毒，我都是用口水保持自然的平衡。消不了完全的毒，大致的毒也可以消，我都是用这种老方法，我觉得最保险，不能太先进。

三明治：梁文道形容您的写作有一种“古老”，讲究行文的韵律节奏、用字，这是刻意为之吗，为什么这样写？

舒国治：古老我们很向往，但我们自己能做多少？有些古老是腐朽的，也要避开。我们现在看到南宋没有上漆的小庙觉得很好，西方也有一种质朴的日本茶室，比南宋晚了很多，能够做到这种也很好。这是我们自己大概弄成的样子，所以写东西就用你自己觉得刚刚好的方式进行，会很符合你的特点和你的身份。你是北方人、南方人？沿海的，还是山坡的？你受多少西方的影响？其实合起来是你就可以了。

三明治：距离这段自驾行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您如何看待期间世界的变化、 旅行方式的变化？如果这场自驾游在这个时代进行，对您来说会更方便吗，还是趣事儿反而会变少了？

舒国治：应该没有什么差别，以美国来讲，现在和40年前变化并不大。中国也很适合自驾游，但很多城镇除了开车还要爬山，并不像美国，车子能经过的小镇，所有事物就都看下来了。一条街不够的话，在别的街道来回反复走，差不多也都看见了。

中国自驾游可以去云南的小村落，或者徽州和浙江南部的小村落，每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需要在村子里走一走。坐火车、坐大巴、小巴也可以。我现在很少开车，出去玩只要交通方便，都很容易的。

三明治：《理想的下午》写过两篇旅行指南，提到一些大众鲜知的作家如松本清张， 能否再推荐您认为好的旅行作家、作品适合指南您认为有意思的地区的？

舒国治：很多作家在写文学书，就看出来他在旅行中有过人的观察力。中国的张恨水虽然有一点像言情小说家，但他的旅行文章写得好，而且观察很深入，游得也很深入。西方也有很多，比如马克·吐温，虽然是写的是他家乡100多年前的河流，附近小孩的成长，黑人白人，还有各行各业，可是一看就很懂旅行。日本这类的作家特别多，日本人很注意他生活的周遭，也很注意离他几百里以外别的地方的风土。我们浙江谁写桐庐，谁写富阳，谁写杭州，这些也很多。我觉得并不一定要看这些攻略，反而看看这些老人生活的边边角角的描写更好。

三明治：《理想的下午》有一篇讲赖床的好处，赖床对现在的“打工人”来说已经变成一件挺奢侈的事情了。

舒国治：这不能怪大家，我们是东亚人，原来有一点“第三世界”的味道，可是突然有了很多的建设，很多的钱，很多新的知识，最快的上网速度，所以我们以为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在西方国家，很多人生活在山谷里，他可能100多岁了，这100年来很多该有的东西他也不需要有。我们凭什么那么快？如果放弃掉一点，你也可以回到那种生活形态，吃得很简单，但也是最健康的。

让你们不焦虑不可能，因为你生下来就自带这个，你是新的物种。这个物种的维修和我这种“老物种”维修不一样，我们拿几个螺丝、起子就可以修好，但你们需要用很多电子设备去测，没修好就会出现问题。但还是不要焦虑。其实以前没有“焦虑”这个字眼，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想这些字眼，也不要把字眼用到自己身上。

三明治：您在直播间里还说，“要得到自在，一定要放弃一点东西”，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要做哪方面的衡量、取舍，或者提前准备？

舒国治：绝对不能提前准备。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年轻妈妈早就听过一句话，“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40年前台湾的广告语，但近20多年来在大陆很流行，他们觉得一定要在最好的学校上学，将来才能有更好的出路。但可以做到这些的人一定很少，多半的人得到这些东西一定会有很多的不自在，将来他会知道他赚的第一桶金是有意义的，但后面几十年的这个意义会害惨了他。

但他也需要来世界上受一下煎熬，看看可不可以过得了关。一般来讲过不了关的占比比较高。你越放松，越有机会熬得下来，所以不要提早做准备，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想办法让你自己这个小动物活下来最重要，每天吃饭、睡觉一定要把握好。活下来，活得很简单就很了不起。绝对不要天天在想那些钱，有的不该是你赚的，每个人都有那么多钱还得了。

我在30多年前看到那么多小区慢慢被盖起来，又怎么样呢。也有人前面住过那么多小区，现在还是住在隐居的小山村里，甚至都没有空调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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