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读书人还得谈钱的时代，错在谁？
大周末的，正在出差的我被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冻得肉体瑟瑟发抖，看着新东方的连环闹剧一层又一层地抢占公众视野。看得我连心都寒了。
各种不同的群都在聊这个话题，也有一些朋友想听听我的意见，所以在路上用手机写了这篇小短文。
前情纪要
1、董宇辉一人撑起了东方甄选的门面，成为新东方这个受教培改革影响而处境艰难的“中国教培第一股”重获新生；
2、过了河有人想拆桥，毕竟“平台”过于依赖超级个体很危险。公司和个人利益出现矛盾，CEO 东方小孙指挥，“小编团队”操刀，不但直揭董宇辉的小作文不全是他个人所作，还曝光他的薪资，小孙更是在直播间向粉丝表演摔手机。这些都让董宇辉的粉丝“丈母娘”们大为光火，纷纷取消关注、转投竞争对手直播间；
3、掉了几百万粉，股价大跌，而且还硬生生助力竞争对手成了直播榜榜首，董事长俞敏洪救火来迟，不得不“挥泪斩小孙”，但粉丝依然在掉……
一个让读书人还得谈钱的时代，错在谁？
错在读书人么？不是，没有纯粹的读书人的文明注定是个倒退的文明。
错在时代么？永远不会有错误的时代，只会有时代中错误的人。
那错在谁？
错在那些借用读书人的能力和精神来赚钱的人。在商业文明、资本社会中，相互协作、交换价值，是很合理的。但这种相互的协作必须是平等交换、皆大欢喜的。
当商人利用一个读书人的真诚，利用人们对真诚读书人的偏爱，得到商业利益之后，不应该吃干抹净，不要想着把“衣食父母”踢走了依然可以继续赚钱。
如果想要达成双赢的效果，就应该默默做好服务，让“读书人”达到“表演”的最佳状态，然后自己坐在后面数钱、偷着乐。你已经都得了“利”，难道连“名”和“权”也要全拿走么？可惜，新东方如此，之前和网红“李子柒”抢夺股权的MCN某念也是如此。
现在不是中心化媒体的时代，平台渠道并没有真的有那么强的生杀大权。一个网红 IP 既然已经形成，他本身就是能量，粉丝是跟着他走的。
反过来，网络直播也不是教培行业那样的卖方逻辑——反正钱已经付了，教室你爱来不爱——现在的网友甚至是能直接去你的竞争对手那里下单来表达情绪，虽然听起来依然感觉荒唐，但从这也能看见大家真没太把“平台”当一回事儿了。如果一个 MCN 公司或者直播店长还有着做教培时的“老师”、“校长”心态，把粉丝当成学生来教，那就错得离谱了。
把用户、买家当成没温度的“流量”的企业，最终也将被流量所绑架。新东方如此，某度如此，某宝之所以被某多多袭击后方也是如此。
（关于网红心态的探讨，我在 2016 年就有几篇相关文章：《追网红，跟养条狗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网红，你最感激谁？》、《做不了网红一定死？谈网红时代下如何做企业和产品》，现在看来依然不过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等会儿看看）
读书人与“心有戚戚”
看到董宇辉的遭遇，我心有戚戚，我相信许多朋友也有类似的感觉。
许多因为我的文字认识我的朋友，都会觉得我是“读书人”。
我只是比较幸运，能在少年时比很多同龄人多读了些“课外书”，比同龄人早学了些电脑技术，所以有了一点儿小成绩。这些幸运和成绩，构成了我后来的自信和自洽的基石。
也正是有这些小成绩，让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吃过很多别人没吃过的亏，吃过很多别人没体验过的苦。让我对社会中的很多分配制度、权钱交易非常不满意。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吃了这么多亏还能保持热情和斗志？
我告诉他，我能吃这些亏，也是因为这个时代带给我的幸运，我感恩这个时代。同时，这个文明的底蕴传承，士人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我，还有不时遇到的许多妙人，善良和多才的同路人，更让我有持续参与社会改造的决心。
读书人，不过如此。
多年来，我只想做一个纯粹地随性写作、随心创造、“永远年轻和热血”的人世间普通游客。所以我写作，从我的文字没几人看，到后来有几万、几十万的读者，所以我创造，从我的产品没几人用，到后来有几万、几十万的用户，甚至后来借助平台，参与了十几亿人的产品。
随着精神上的“正反馈”越大，“能量”越大，我越发感觉到，纯粹精神享受的创作与现实利益是矛盾的。
比如以前中国用户还没有养成付费的习惯，我写了一个软件，很多用户喜欢，但是没人付钱。我花了很多时间，只得到了个开心。亲戚朋友就不解，你搞这些不能赚钱，搞它干什么？
事实上，中国个人软件行业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大多数人都是赚不到钱的，大部分中国的软件开发者都是凭着热情和兴趣，“用爱发电”，支撑了一两代中国用户的计算机软件需求。
如果要问为什么，我和他们都会说：因为喜欢，因为有意义。
又比如当在一次 A 和 B 争锋的社会事件中，我个人认同 A，但 B 是我的老乡，且老乡们都一致支持 B。在写作关于此事的商业评论文章时，我的个人社会身份和认知判断就产生了矛盾。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在遵从老师和事实真相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真理。也就是说，在这场“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阵营的选择中，亚里士多德选择了后者。
反观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帮派（无论中外），人们因利而集结，因利而散去，也许在当时享受了富贵，但不过了了。就像电影《教父》中开头的一幕，原本看不起“教父”的守法公民包纳萨拉，为了给女儿报仇，硬着头皮接受了教父的“友谊”。
而那像商鞅、司马迁、岳飞、文天祥、陆秀夫、于谦、李贽等等，每个时代都有愿意把公义真知放于师承派别或者个人身死之前的“读书人”，也许在当世无法历史给予他们同一时空的公道，但历史给予了他们足够长的时间长河的怀念。
也不用把这说得太高尚，“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是一种交换，时间利益和空间利益的交换。
读书人，不过如此。
这种于当下利益的计较，而重于精神的享受的纯粹，就是读书人身上的光。 许多人说董宇辉眼里有光，在他的直播中看到他讲书讲得神采奕奕，让“丈母娘”们再贵也要下单的那种“光”，恐怕也就是这了。
大家之前为什么买单？大家买的也许是自己失去的纯粹，买的是心有戚戚。
而大家现在又为什么广泛讨论、纷纷声援董宇辉，也是这种“心有戚戚”。
读书人就是不擅长谈钱。他如果擅长谈钱，他就会单纯为了利益说违心的话，他就会斤斤计较，他就会精于计算，那么大家就不会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自己精于计算，却不喜欢他人精于计算。
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大哥哥看了我的诗，跟我说：如果到了 30 几岁，你还能写得了诗，那就很好了。
如今到了 30 几岁的我，依然是写得动诗的，只是理想主义中要多带些务实。我多希望当初的少年，还能保持着那种理想和激情活到今天，依然满怀希望，依然纵情高歌，依然自由想象。
只是我当初成长的环境还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不希望别人再吃自己那样的苦、受那样的不公了，也希望现在成长出来的新一代能够在“创意初成”时就能通过社会的利益网络得到更公正的正反馈。
我们需要一个更健康的交换机制。
社会资本与交换机制
读书人精神、士人精神，其实也就是“君子”精神，是一种贵气。
“君子”本是西周贵族的称呼，贵族需要习“六艺”、遵“礼仪”。孔子认为普通人通过学习也可以成为“君子”，所以其实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重新定义了君子。
孔子说：“君子不器”。
这句话有几层意思：1、君子不应该徒有其表；2、君子不应该不知变通；3、君子不应该局限于“有用”，要超越有用，重于“道”。也就是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应该是一个“工具人”，而应该是一个“用工具的人”。
可寒门出身的读书人，没有天生的贵气，没有天生的家产，真的不做一个“工具人”，又有何处施展才华呢？这个问题在旧时代没法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才造成了广大“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读书人，甚至是跪下去、没了脊梁骨的读书人。
现世，有了商业文明的交换体系、有了数字化的衡量手段，其实是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除金钱和物质资源外，个人或团体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个人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是很重要的资源。它把资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经济资本（比如钱和财产）
2、文化资本（比如专业知识、技能等）
3、社会资本（比如人脉、社会关系和信誉）
理想的商业和社会，都应该是三种资本互相转化，互相交换，各人各擅所长，各展其才，而不由权力或者渠道主宰一端。
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朋友 A在一个小城市开办“读书会”，但参会者寥寥无几。后来有一位当地比较有名望的人物B知道了他们的活动，很感兴趣，就在朋友圈中转发了他们的海报，结果就帮他们带来了很多参与者。从此他们的活动就越办越好了。
在这个例子中，A 有“文化资本”：读书毕竟是高雅的活动，特别是在小城市，这种活动更稀缺，但光 A 自己，他没有“社会资本”，也没法把“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而 B 有“社会资本”，但他虽有地位，但缺乏“文化资本”，所以他转发此类活动也能彰显自己的品位。最后 A 借助 B的“社会资本”，用“文化资本”与参会者交换，得到“经济资本”。皆大欢喜。
随着社会资讯和交通的发展，这种交换越来越成立，越来越高效。
专业人才出卖自己的“智识”，商业人才出卖自己的“经济头脑”，而社交达人或者权威人士出卖自己的“社交网络”，三者合一，就能促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
资本社会早期的发展，让某些人依靠其在特殊领域的先发优势，积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然后成为学阀、医阀、艺阀，或者有能力让员工、让读书人“感恩戴德”、“称爹认父”的老板。
但这种“爹味十足”的生产关系注定在新时代土崩瓦解，这是众多老师、众多领导、众多老板的挑战。
其实，在很多科技公司之内，形成花名文化、英文名文化，核心目标就是希望去除“等级”文化，见人不用叫“某总”，而只须放心大胆地直呼其名。比如我当年在微信团队的时候，大家称呼微信之父张小龙，都是“龙哥”、“小龙”、“allen”，从来不会有人叫“张总”的。
许多传统企业家对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淡的等级观念很不适应。相信董小姐也没有想到她这几天在公司内点名批评一下离职的员工，也能成为社会新闻。
但时代潮流不可逆的。像早年阿里 B2B、新东方、学而思之类的公司，能招到大量“苦大愁深”——穷苦出身、缺钱、肯干的员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年轻人腰板挺直了，是因为他们的见识广博了、思想开放了，有创意有主见的年轻人也更多了。
越是创意型的公司，越需要给予员工充分的自由和权益，让他们发挥创造力。这样的公司在现在和未来就更有希望。（关于企业文化和企业基因这个话题，我过去在《腾讯和阿里的区别，就是书生和土匪的区别》、《你们都只要野狼，我们兔子怎么办?》两篇文章都有比较多讨论。）
在 AI 、XR 、区块链三种新技术大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新的跨网络协作、纯线上协作得以达成，也会有更多以“纯智识”为主的项目得以成立，这些都促进着一个健全的价值交换网络的形成。
区块链技术中“智能合约”的本质就是希望完成价值网络的程序化，将这些交换机制变成不可篡改、实时可见的代码和数据链，以此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
不过很多 Web3.0项目现在也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许多蛋糕在做大的过程中，各方的付出和收益是会变化的。是否真可能在一个前景不明的项目初期，就能将一切利益分配机制考虑清楚，并代码化？
这还需要“读书人”们继续努力，继续探索，争取得到一个更可行的机制。
全文完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行者慎思”。作者陆树燊，行者慎思科技咨询、慎思学社创始人，微信创始团队成员（微信：shensinside）。
题图基于ChatGPT+Dall·E 3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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